即使从传统理论出发，那些坚持社会主义理念的人也应该知道，农村集体经济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社区产权也根本不是公有制产权。
因为，如果是真正的公有制，人人就都可以分享收益。但没有哪个农村社区允许社区成员以外的人分享收益。华西没有，南街也没有，天下所有以集体经济为名的工业化社区，都只是在社区成员内部分配收益。因此，这不是公有制，充其量只是成员共有制。
根据另一个对立的主流理论，按照西方产权经济学的观点，社区产权是私权。所谓“集体所有制”，是以地缘为边界聚落而居的社区成员的权利集合，由于产权边界清晰，对外能够实现市场交易，因此，那些力主私有化市场化的人也应该知道，社区成员内部共有的产权本来就是一种私权。搞农村问题研究的人早就超脱了意识形态化的讨论，把它定义为成员权。如果与欧美有不同，那不过是没有绝对地“个人化”。
成员权是一种有限制的私权，不是完全个人化的私有产权，这是中国特色的农村制度，可惜经济学界惟洋书为上，对此解释不清。那么法学呢？最近有位著名法学家说：法学界更是惟洋法为上，开口闭口谈美国，连欧洲都不谈了。
拿美国的法律和制度在中国更是套不上的，因为两国的宏观环境不一样。
四、实际做法：社区成员股权有待于“虚股折实”
在我们搞的农村改革试验区做乡镇企业股份制改造时，我们给这些企业家们分析企业资产来源，第一应该有30％界定给土地资产的增殖收益。很多地方乡镇企业负债超过100％，企业还可以有收益，真实原因就在于企业能够在社区内部把土地资产收益大量转移成企业收益。把30％作为土地积累资产，归社区共同所有，然后把20％…30％作为职工应支未支的社保资金用于企业职工配股，再扣除10％国家政策优惠形成的资产作为不可分割的公股；剩余的这部分才分配给企业经营者。
对于界定企业产权的这些依据，那时的企业家们心服口服。现在之所以不同，是整个舆论环境变了，一种庸俗化的“私有制就是好”的舆论一面倒。没有多少官员和学者认真调研农村企业，企业家也乐得不承认资产的真实来源。一些人不仅简单化地强调乡镇企业私有化改制，而且要求把来源于社区的企业财产界定给企业家。企业家是有贡献，但农村那些以集体经济为名的工业化社区的主要资产，既不是企业家投资，也不是企业家创造的。
但是，试验区的改革并没有搞完就因故中断了。
80年代中后期我们在推进乡镇企业与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时，设置股权主要是根据成员权来界定的。亦即，每个成员从18岁算起，以在这个社区的劳动年龄计算基本成员股；其次是贡献股，是厂长、会计，还是普通劳动者，根据职务计分。然后还要订立章程，是否得到全部股权收益要看表现，为了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对那些偷偷摸摸，欺男霸女的成员，就扣一部分基本股收益；如果犯罪被判刑，就完全取消股权分配。对那些考上大学、当兵离开社区的，则可以保留股权。
根据家庭承包制的农村基本制度，股权证书每个家庭一本，不是每个人一本。
过去社区企业分配是大锅饭，改制以后则要根据股权来决定收益分配。因此，当时完成的只是一个分配制度的改革，形成的是“虚股”。此后，我们计划进一步推进农村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开始考虑“虚股折实”，允许这部分初始股权转让或者内部抵押，比如说谁家有急事，需要钱，可以在村会计或者在村工业总公司那里建立一个转让制度，对交易双方予以登记。在内部流通一段时间以后，再逐步搞社区之外的柜台交易。
既然这种改制形成的股权主要还是一个内部分配依据，对于社区外部既不可以交易变现，也不能抵押。所以，这还不叫私人产权或个人财产权。华西村离开的成员不能带走这种产权，就无可厚非。
根本制度的不同，决定财产关系不同。农村土地是社区成员共有，如果成员离开社区，可以把土地带走，社区私权的边界就突破了。同理，企业资产归社区成员共有的部分也可以界定给农户家庭，但根据迄今为止的农村股份合作制的实践，分给个人的股权仍然有待于“虚股折实”。
我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工作以后，尝试着搞了一个内部职工普遍持股的股份公司，因为国有部门的改革最合理的做法，就是把单位所形成的资产做股量化给职工，主要是按照工龄、职务和贡献来量化。所以我们也是根据职工的职务、工龄来确定股份。虽然我初来的时候就是总编，但来得晚，股权就比老职工少得多。后来有职工要买房子想把股权兑现，这就要经过全体股东大会讨论，修改章程，因为当初搞的时候没有可以兑现这一条。
同理，华西如果搞了股份制，当初定章程的时候，是否有个别成员可以任意兑现股权这一条？如果没有，有关批评就未必合适。
我最后的建议是，我们的主流理论家和主流媒体，最好去做一点社会调查，了解一点刚刚过去的历史，不要人云亦云。希望大家能从20世纪90年代造成重大损失的照抄照搬、惟书惟上那种环境中解脱出来。
第三辑海 闻 （1）
以才通世，从北大到全国的影响力
海闻，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经济学博士。曾任美国加州大学经济系讲师、美国福特路易斯学院商学院经济系助教、副教授（终身职）。在美国期间，曾担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曾主持编写《经济学译丛》《国际经济学译丛》《现代工商管理丛书》等教科书系列。
人民币升值并不一定能够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直接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比逼迫人民币升值的选择更为明智。
——海 闻
他的就职标志“学术北大”到“经济北大”的转变
2002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海闻和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双双被擢升为校长助理，分别主管学校的财务和校办产业。他们成为了北大历史上除马寅初外职位最高的经济学人。
从中青年经济学教授中直接提拔优秀人才到学校领导岗位，这在我国的高校中还是不多见的。按照我国先前的惯例，中青年经济学学者大多埋头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很少被提拔到学校高层，直接参与行政管理。
海闻和张维迎在上任之前，学校的财务由党委书记闵维方教授主抓，校办产业由副校长陈章良主抓，而闵书记主动让贤，陈章良调至中国农业大学任校长，于是，学校经过层层审核，决定让精通经济和管理的学人海闻和张维迎接替他们的工作。海闻本身就是北大中国研究中心的副主任，而张维迎则身为光华管理学院的副院长。尽管校长助理的官职并非顶尖，但却有相当的发言权，甚至可操控北大经济命脉；而且根据经验推断，校长助理几乎就是副校长的热门候选人，经过一定时间的磨炼，将会顺利提拔为副校长，跃入学校最高层。有消息称，北大的这种异乎寻常的大动作凸显学校领导着意将传统的“学术北大”打造成“经济北大”。
人们一定不会忘记，北京大学和它毗邻的清华大学在1999年就提出了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蓝图。北大还拟定了实现这一蓝图的时间表，即用17年的时间使北大与哈佛、牛津和哥伦比亚大学平起平坐，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一般来说，一流大学的标准最终是以学术来衡量的，但有识者认为，如果片面抓学术并不能带动大学的全面发展，也并不一定能有效地提高学术水平。从管理制度入手经营大学已成为各大学校长的共识，因而北大擢升年富力强的经济学家参与学校的管理，正是要利用经济学家的专长，打造全新的一流的高等学府。
有不少人担心，“以人为本”一直是北大精神之所在，但自学校有意打造“经济北大”后，校园的商业气息逐渐淹没了以往浓厚的学术氛围，这将无限伤害北大积淀百年的人文精神。
有记者直接将这个问题摆到海闻面前，海闻出人意料地肯定了这一现象的积极意义。他认为，大学培养人才不仅仅是学术方面的人才，优秀的企业家群体也是现阶段高校的培养目标之一，这是对社会变革需求的适应。向校园内延请优秀的企业家和各行业的成功人士对于大学生教育来说具有积极意义，可以给他们提供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成功楷模。现在一个大学生成为优秀的企业家一点也不奇怪，这正是观念和现实变化所在，对于社会发展至为重要。
他同时认为，这一情况的出现在校园里尚属于“特殊现象”，或者称之为“过渡阶段”，之所以出现对于上述现象的抵触和非议，是因为我们以前没有在高校里培养企业家的传统和氛围，专心做学问或者入仕是过去普遍被认同的选择，现在有了新的观点，自然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随着将来高校中走出越来越多的成功企业家，这一现象会趋于正常和合理。
海闻是1982年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的，毕业后他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自费留学的大学生，前往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滩）经济系攻读研究生。1983年他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后进入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经济系学习，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美国他曾担任加州州立大学（旧金山）经济系讲师、加州大学（戴维斯）经济系讲师和福特路易斯学院商学院经济系讲师和终身职的副教授。
1993年，留美10年的海闻回到国内，中国市场经济的洪流感动了他，他与“海归派”经济学家林毅夫、易纲、张维迎共同发起并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心成立一年后，海闻也正式回到了祖国，受聘于母校北京大学，出任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心主任是曾供职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是一个集研究、教学和培训于一体的非盈利性实体机构，当时主要是帮助一些留学有成的人回国发展。多年来这个机构聚集了一批杰出的“海归派”经济精英人才，规模也不断扩大，研究成果丰硕，在中国经济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被称为国内经济学领域的科学殿堂，也令中央高层刮目相看。而取得这一切成就，海闻是功不可没的。
在中国经济学界，人们时常不经意中将海闻和张维迎相提并论，称他们是北大的两个“少壮派”教授。他们不但年龄相差不多，所学专业也相同，而且都有海外留学的经历。海闻当年从美国回到母校出任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张维迎几乎是同时从英国牛津来到北大，担任光华管理学院的副院长。两人在北大两个最重要的经济研究机构唱主角。因此当北大领导将海闻和张维迎双双提拔到学校高层的位置时，使好奇的人更加感到北大的这两个经济学“巨人”命运连在了一起。
目光前瞻：踏上自费出国深造之路
海闻1952年生于浙江杭州，当读完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在全国上山下乡的热潮中，他主动提出到农村插队落户。1969年海闻从春江水暖的杭州来到了地处北大荒的黑龙江省虎林县红卫公社落户。
那时虎林的知青都是屯垦戍边，一边种地当农民，一边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保卫边疆。海闻来到虎林的时候，“珍宝岛事件”刚刚平息。珍宝岛处于虎林和密山、饶河中间，海闻还记得“珍宝岛事件”过去后边疆上空那难以挥散的硝烟。
海闻在虎林一呆就是9年。这期间不少人通过各种关系回城了，也有人重新回到中学读书，可海闻因为复杂的社会关系只得默默地待在北大荒。
那个时候海闻特别崇拜英雄，而他心目中的英雄是《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他有一张插队时的黑白照片，其造型与杨子荣无异。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了北大荒，海闻就像枯木逢春一样看到了希望。他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高考。可他还是在9年前只读到初中二年级，所学甚少且遗忘得也差不多了，他茫茫然有些不知所措。
或许海闻天生就有一种挑战命运的本领，他下定了决心，不管有多大困难都要迎难而上。在离高考还有三四个月的时间内，他拼命地补习初中所学知识，又自学完高中的全部课程，加入了黑龙江省200万人的高考大军，竟然鬼使神差般考进了北京大学，成为经济系的一名大学生。
当时北大经济系主任是陈岱孙教授，他早年留学哈佛，1927年回国后一直活跃在我国的经济战线；现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则是经济系的老师。在名师的熏陶下，海闻的英雄梦在经济学领域得到了延续和张扬。
有人说，海闻天生具有一种超前意识，看问题总是具有前瞻性。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人们的思想还很禁锢，“文革”的阴影尚没有散去，中国的经济远没有形成热潮，他却选择了经济专业；当他读到大三时，留学潮还没有开始，他已有去美国留学的打算。
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出国留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名额本来就少，又都是公费，个人自费留学几乎没开先例。
有一天，海闻和同学们在一起议论老一代革命家当年出国勤工俭学的事。海闻突发奇想，说，当年周恩来、邓小平能到法国勤工俭学，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写封信，让中央也同意让我们去？我们可以自费学习，学成回来报效祖国。
海闻是个说了就做的人，他真的向学校申请出国读硕士，学校没有先例不知如何办理出国手续，于是他又向北京市有关部门写信，最后获得批准。他拿到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后，便到美国驻华大使馆办理签证。当他准备辞行时，陈岱孙教授劝他等到毕业再走，因为如果大学没毕业就走，到了美国很多课还要从头读起。这样海闻又在学校读了半年多，直到1982年毕业才出国，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申请自费出国的大学生之一。
关于这段经历海闻有过这样的“内心独白”：
“我在出国的第一刻起就有强烈的归国效力的愿望。在大三的时候我就决定要出国深造，作为一个年轻的毕业生作出这样的决定，在统分时代毕竟还不多。80年代初的社会背景和个人理想与现在还是有很大差别的。1977年‘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来自祖国四面八方、各行各业的年轻人到北大求学，大家都有一种忧国忧民的‘使命感’。我的大学生涯和改革开放同步进行，国家的每次尝试都在当时大学生的视线之内，对改革开放的思索和感受是我们怀有使命感的动力之一。实际上，同学们都非常羡慕老一辈革命家的风范和救世哲学：为什么他们有和常人不一样的、超前的眼光和办法？”
美国的学习和生活并不容易。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