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层新智囊- 第56部分

　　　　


第四辑张文木　（4）

　　　　中印的边境线较长，即使在尼赫鲁时代，中国也是印度实现其“大印度联邦”不可回避的邻近大国。张文木从历史上看到，尼赫鲁对华外交存在着他既想与中国联合又不想放弃控制西藏地区的企图这一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尼赫鲁认为：“不论从长远角度还是从短期角度来看，中国和印度应该做朋友，应该合作，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但是当1950年解放军进军西藏，年底印度3次向中国政府提出备忘录和照会，反对解放军进军西藏。1959年，尼赫鲁在人民院发表讲话，公然支持发生在中国西藏的武装叛乱并鼓吹“西藏独立”。印度蚕食中国领土的行为到1962年达到高峰，中国政府被迫进行反击。　　　　
　　　　但是，尼赫鲁外交政策的内在矛盾及其失败教训不仅未引起印度后来政府的足够重视，相反，尼赫鲁的“大印度联邦”的思想却为印度历届政府所继承，并在其实践中以不同方式使之进一步转化为地区霸权主义外交政策和实践。　　　　
　　　　中印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曾在1996年江泽民主席访问印度时得到缓解。然而两年后风云突变。　　　　
　　　　1998年5月，印度军方突然违反联合国关于限制核武器发展的决议进行了核试验，消息传出后巴基斯坦也试爆一枚核弹作为对抗，世界谴责之声不绝于耳，为了摆脱“战争贩子”的罪名，费尔南德斯多次大放厥词，表示“印度发展核武器是迫不得已”，是由于受到了“那个强大的北方国家的威胁”，把中国当作“比巴基斯坦还要危险”的“潜在敌人”。　　　　
　　　　印度《论坛报》1998年7月27日刊出文章《如何对付中国》称：“随着5月核试验，我们已决定对付中国，正如印度人民党领导的政府所说的那样：我们的主要威胁不是巴基斯坦，而是中国……在与北京的对抗中，新德里若想下大赌注，就应拣北京最脆弱的地方。我们应捡起西藏问题。尼赫鲁时期我们在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英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小心地使用‘宗主权’）问题上作出让步，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中国人侵略西藏时，成千上万的西藏人，包括达赖本人，被迫到我们这里避难。中印间的缓冲区移动了，这使得中国在1962年非常容易地采取侵略行动。如果我们真要让中国为难……我们就应当支持西藏的独立事业。北京可以声称克什米尔是‘有争议的地区’，我们就应提出当前的西藏地位和在那里发生的西藏人权问题。问题在于现政府是否有胆量这样做。”其反华气焰非常嚣张。　　　　
　　　　任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多年的印度作家汉弗莱·霍克斯，曾出版一部战争幻想小说《龙之火》，小说开卷提到，印度所支持的一队西藏分裂分子欲攻占拉萨，因而掀开了中印两大国的战幔。故事中，两国开战了约1个星期后，2007年5月8日，中国以核武器分别袭击新德里和孟买，杀死了最少20万人，从而结束了战争，印度则未作报复。费尔南德斯对该小说推崇备至。他认为，在书中看到了真实，每个印度人都应该看。费尔南德斯曾形容北京为印度“潜在的最大敌人”，在中印外交界掀起轩然大波。　　　　
　　　　多年来，以费尔南德斯为首的主战派之所以在印度政坛如此猖狂，就是因为背后有总理瓦杰帕伊在撑腰。瓦杰帕伊与费尔南德斯并不属于一个政党，但政治观点却惊人地一致。瓦杰帕伊一直希望印度拥有核武器，从而跻身于世界军事强国之列，这和一向立场强硬的费尔南德斯不谋而合，因此瓦杰帕伊当上总理以来，不顾人民党内部要员的反对，大力保举费尔南德斯。不仅如此，瓦杰帕伊还让费尔南德斯担任联合政府各党领导人联席会议的召集人。　　　　
　　　　张文木不明白的是，自1996年江泽民访问印度后开始恢复的中印关系为什么又突然陷入低谷呢？印度究竟想干什么？　　　　
　　　　张文木看到，印度的所谓“国家安全”概念分南北两面。在北面印度要求要有对巴基斯坦—中国西藏—孟加拉一线的实际控制能力，在南面则要求对印度洋的实际控制能力。要实现此目标，就不能回避北方中国纯粹由地缘因素产生的所谓“威胁”，而解除这一所谓“威胁”的最根本的途径，就是促成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西藏“独立”可使中印之间出现一个缓冲地带，可使印度在避免腹背夹击的条件下，在南亚大陆继而在印度洋地区采取更为大胆的行动。人们不难看到，印度这种大胆的冒险行动与美国的南亚政策是分不开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国从混乱中开始稳定下来。美国意识到不仅俄国没有被打垮，中国也在改革开放中随亚太经济的迅速发展而崛起。面对这样一个日益走向多极化的世界，美国也开始着手制定新的全球战略，其特点是以俄国与中国为遏制目标，以大西洋和太平洋为两翼，在遏制俄中两国的同时，主导和控制世界多极化潮流的发展，以确保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美国在完成了从东西两翼遏制俄国和中国的部署之后，1997年底又开始把外交目标重新投向已被冷落的南亚。　　　　
　　　　美国要加强南亚外交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石油。要控制中东中亚，首先必须控制巴尔干和南亚地区。南亚是中东的侧翼和中亚的重要门户。控制了南亚的印度就掐住了亚太各国石油进口的咽喉，控制了巴基斯坦就控制了中亚石油进入波斯湾的出口。美国外交开始向南亚倾斜，在政治上，还有进一步遏制俄国南下印度洋、堵截中国经济西进，从而让能源需求西进的战略意图。　　　　
　　　　美印在中国西藏问题上，也有着心照不宣的合作。2001年5月9日美国参议员范斯坦和众议员兰托斯等分别在参众两院提出《2001年西藏政策议案》，议案要求美国政府尽一切努力，“促使北京政府坐下来与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进行对话”，要求“设立西藏问题协调员，拨款275万美元用于对西藏难民的人道援助，给流亡藏民提供奖学金和西藏人权活动团体的资助”。而印度一直反对克什米尔问题国际化，但希望西藏问题国际化。使西藏问题迅速国际化而不是与中国发生正面和全面冲突，在主权概念上用迂回（比如达赖所谓“高度自治”）的方式而不是向中国主权概念直接挑战。　　　　
　　　　由于中印边界问题本身就与所谓的“西藏问题”扯在一起，因此，张文木推断，未来使西藏问题进一步向“国际化”方向升级的政治导火线之一，可能就是由印方挑起的中印边界冲突。而对中国而言，西藏如果分裂，将会使位于中国腹地的高科技重工业暴露于前沿地带，并使中国失去政治经济纵深发展的空间；更为危险的是，在东部地区水资源日益枯竭的情况下，失去中国两江之源的西藏（及青海）地区，无疑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美国兰德公司受军方委托于1996年所作的报告，其中关于南亚部分作了这样的判断：“南亚地区正在摆脱长期以来与世隔绝的状态，开始融入亚洲舞台。各国越来越多地着眼于战略全局，而不仅仅是本地区。它们还正在逐步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背景下调整实力对比，其结果将是印度稳居霸主地位。按印度经济年增长5。5％的保守估计，2025年前它将成为世界第四经济大国，也将成为中国南翼的潜在军事威胁，还可能参加以美国为首的遏制中国战略。印巴之间的竞争目前是最活跃的，也是最危险的；但从长远看，中印之间竞争的重要性将越来越大。”　　　　
　　　　1998年4月，在美国总统特使理查德逊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傅全有先后访印后没几天，印度就下决心向中国摊牌——印度要公开成为核国家。张文木看清印度人民党的谋略在于，印度在国际事务中要取得大国地位，就必须公开进行核试验并宣布自己为核国家，为此印度必然会遭到美国的反对；为了减轻美国的压力，印度必须向中国发难。　　　　
　　　　张文木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画幕已在南亚撕开了裂口，世界大国是否能通力合作尽快弥合这道裂口，还取决于包括印度在内的大国，特别是中国和美国的政治家们是否有足够的远见。他奉劝西方大国，如果不愿意在未来的印度洋面上再经历一场类似40年代太平洋战争那样的悲剧，就应放弃分裂或变相分裂中国西藏的目标，以赢得中国的信任与合作；他同时奉劝印度，如果不愿意重复20世纪40年代的日本和90年代的伊拉克因追求霸权而带来的惨痛教训，那么，它就应放弃地区霸权主义的追求，与中国改善关系，与国际社会共同把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推向21世纪。　　　　
　　　　其实印度政府也明白，中国对印度洋地缘政治利益并不像美国那样具有急迫的现实需求，中印在印度洋上并不会发生现实冲突。而且随着中印关系的逐渐改善，由中国挑起的两国直接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印度政府开始了务实外交。　　　　
　　　　2003年6月22日，印度总理瓦杰帕伊率领庞大的访问团访问了中国。这是10年来印度总理的首次访华，因而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在离开新德里之前，瓦杰帕伊对记者说，他是为友谊而去的，代表印度向中国传递和平、友好、信任、理解和合作的信息。在瓦杰帕伊6天的访问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两国发表了《中印关系准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印方在《宣言》中第一次明确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重申不允许西藏人在印度进行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这标志着中印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张文木对近年中印关系的改善是持肯定态度的，但他同时感到中印之间还有难以回避的矛盾，尤其是“9·11”事件后，中印交往中又加入了美国的因素，变数尚存，不可掉以轻心，“东急西重”仍是中国国家安全环境的特点。　　　　
　　　　


第四辑张文木　（5）

　　　　附录　　　　　
　　　　　　　　国家的命运不能靠空话支撑　　　　　
　　　　　　　　张文木　　　　　
　　　　　　　　现在社会有一种玩世界新潮，什么都是“真好玩”，但仔细一想觉得生活其实不是玩出来的。现代体育比赛要是在原始人的眼里，肯定觉得可笑。任何一个原始人绝对比现代体育明星穿着跑鞋跑得快。原始人每天后面被野兽追，或饿着肚子追野兽，能跑不快吗？现在的青年人已经没有20世纪中国人的尚勇之气了，肌肉都是在健身房里而不是在大自然中，更不是在沙场上练出来的。整个社会充满表演气息，没有一点自然性。预计未来人的体型将退化回鱼型：小头小胳膊、短腿大肚子。为什么呢，现代人以车代步，一天坐在办公室打电脑，腿臂都不用力了，不用就会退化。　　　　　
　　　　　　　　越作越秀的学问　　　　　
　　　　　　　　现在演技行当发展快，这表明我们的演员越来越优秀。但要命的是演戏本事却在快速向学界渗透：不来真的，只玩“秀”（show）。真做学问，要每天爬格子，写文章；写好文章要看大量的书。现在一些学人下不得这等沉下来的功夫，于是只有靠不停地在面上“运动”来显示其存在。平时没有像样的文章，只有不停地上镜、开会，在杂志上登照片。说是名教授，但没业绩其实就是空的。钱钟书《围城》中描写的一些文人的作秀态，现在仍有人痴心不变。人在四十之前，为了生存，弄个职称，这样想也可以理解。但人奔五十了，该知天命。天命是什么呢，就是好好做事，本分做人。你的名字是和你的事业联系在一起的，不是与你的名片联系在一起的。文章是你的名片，但名片却不能印成文章。做人做事必须踏踏实实。　　　　　
　　　　　　　　现在的社会留给知识青年的路很窄，孩子只有通过考试体现自身价值。考试毕竟是手段，但现在却成了目的。考了大学，上了清华北大，乡亲们都说，你家孩子不错；考上研究生，乡亲们又说不错；再考上博士，该你出来点真成绩了。没有，怎么办呢？人总得有个价值体现吧。二十八九了，又去考托福。考完托福还不见“水平”，再考GRE，要考几千分，整死人。出国前挺自豪，也找到了“有学问”的感觉。到了美国，总要做点真学问，写点好文章，来点真格的。但还是真的没有。怎么办？就在美国研究中国文化，凭什么，凭他来自中国。理由也简单，“不懂中文也没在中国呆过怎么能研究中国”。但时间长了，还不出好东西，人家看出了破绽；怎么办？不行再回中国。四十好几了，回来干嘛，在中国研究美国文化，凭什么，凭他从美国回来，理由也简单，“不懂英文，也没去过美国怎么能研究美国”。就这样又成了所谓“美国问题专家”。见了故友，肩膀一耸，两手一摊，“我刚从America回来”。时间长了不见有真研究，一急就跑美国，回来说我见了某某大人物，大人物说了什么什么，就是没有自己的真观点和真分析，好像不是在做而是在表演学问。难怪有网友为这些“秀”才们前途着想，建议在博士学位之上设“壮士”学位，免得他们找不着“做学问”的感觉。　　　　　
　　　　　　　　国家的命运不能靠空话支撑　　　　　
　　　　　　　　历史表明，凡是学问越做越虚的时候，也就离亡国不远了。唐玄宗的时候，唱歌，唱啊唱啊，安禄山一下子把他赶到成都去了，他不唱了。宋时，空讲理学，讲得玄而又玄，结果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一下将大宋皇帝赶到杭州去了。就是出现几个有志气的，像岳飞、文天祥、辛弃疾等，也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宋王朝衰败给中华民族一个大刺激。此后中国文人中再次兴起实事求是学风。宋末有“器”和“理”关系的争论，“器”就是“实事”，理是“是”，争论的焦点是“理于器中”还是相反。亡国对知识分子刺激大，这么富裕的一个王朝，硬是被一个马上民族打败了。这是宋朝秀才们怎么都想不通的一件事。后来，中国学人有了变化，开始讲究学以致用。王阳明是明代出现的重要人物，他的特点是学以致用。他是哲学家，他还带兵打仗，镇压宁王反叛。从此以后知识分子都有学以致用、不尚空论的特点。王阳明之后是王船山（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他们都是大学问家，同时又习兵尚武，这种学风在中国湖南扎下了根，影响到曾国藩、张之洞，乃至后来的毛泽东。这是一个群星灿烂、英雄迭出的时代，而造就这些时代英杰的就是实事求是和学以致用的学风。共产党刚成立时，陈独秀在政治问题上玩虚活，不讲武装。毛泽东告诫他，革命不是绘画绣花，不是做文章，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陈独秀们不信，一年后“真龙”就来造访这些革命的“叶公”们。1927年蒋介石向共产党大开杀戒，血流成河。事后毛泽东上井冈山，并说共产党要学蒋先生，要抓武装。　　　　　
　　　　　　　　很多人都爱说漂亮但“不打粮食”的空话。什么“和平理性”，什么“世界治理”，什么跳出军备竞赛的“两难困境”，什么“政治全球化”，多好听，多宏伟，多高瞻远瞩。那是导弹没有打到我们家，而是打到邵云环那里了。邵云环父亲回来说的“中国要强大”，这跟我们书房里说的大不一样，两个概念。如果什么时候一个导弹打到我们单位、我们家，那人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就不会空谈了，甚至也要骂两句人了，因为看到的是真导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