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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我一个人坐在二楼的办公室里，办公室的墙上还贴着红旗竞赛的 报表，二版的格内扎着好几个用大头针做的小红旗。这是对我的工作成绩的肯定。我独自一 人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是因为所有的人都到四楼会议室开批判斗争会去了，斗争对象就是 景超。
景超和我都无法改变这个冷酷的现实。
景超每天经受一二百人的批判斗争已经有些日子了，奇怪的谬论，无与伦比的谎言，被当做 批判他的重型炮弹不断地猛轰。我坐在报社定做的考究的皮靠椅上，沮丧，难过，六神无主 ，耳边时不时地传来四楼会议室里发出的众多的喝骂声，叫喊声，虽说听不真切，集中猛烈 的火力都是对准他一个人的。如此强大的政治攻势对准了无辜的他猛轰不止，他就是有一百 张嘴也难以为自己辩护说清问题。天哪，这些天来他的精神一直在经受着怎样粗暴的蹂躏？
他曾顽强地据理力争，想竭尽全力为自己辩护，但这样的斗争会岂能允许他为自己说话？全 国在册的55万多右派分子又有哪个未曾试图为自己辩护过？但他们连张口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啊！终于，一次次的狠批猛斗，使他脸色苍白无以答对，心神困顿到了极点，一二百人的吼 叫詈骂，逼迫他不得不按照“组织上”和“群众”为他限定的思路编造低头认罪的谎话，说 自己思想反动，干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径。不是因为软弱，更不是由于虚伪，他才违心 地编造谎话，臭骂自己。他对于强加给自己的罪名万分委屈，根本无法接受。而当时无论他 或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运动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怀疑，我们仍崇拜中国共产党，对于 反右斗争在内心深处虽有不解之处，特别是对把自己打成右派根本想不通。作为新闻工作者 的我们，对于通过新闻渠道传播的整个运动的进展情况都深信不疑，绝没有想到其中会有什 么虚假。诸如《人民日报》报道，中国人民大学讲师葛佩琦，原国民党少将，在鸣放中说， “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云云，我们绝对地相信都是真的。我们想，北京出 现了“章罗联盟”，像葛佩琦这样“反动透顶”的人物都跳了出来，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 不反击能行吗？哪里知晓，葛佩琦曾致函《人民日报》要求更正上述不实之词；哪里知晓， 葛佩琦是1938年的老党员，解放战争期间，他受中国共产党的派遣，以国民党“少将督察” 、“东北通讯处处长”的身份，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出入虎穴，不断取得国民党军队的绝密 情报，通过电波发往延安，功绩昭著。我们更无法预料，葛佩琦在反右后被判处无期徒刑， 经历了18年的铁窗生涯，滑稽的是他在70年代初以国民党少将的身份被特赦。到了80年代经 胡耀邦亲自批示，几经波折，到1983年沉冤也得以大白。（见《胡耀邦与平 反冤假错案》。）历史向葛佩琦开了一个残酷的政治玩笑，全国人民被愚弄，我们 也成为被愚弄者。
一直有着党内“英才”之称的邓拓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按照中宣部的决定为 复办《 文汇报》奔波的原《文汇报》负责人徐铸成，曾几次向邓拓讨教，同邓拓一起对《文汇报》 的办报方针进行磋商。徐铸成1989年在《国情研究》创刊号发表的《“阳谋”1957》一 文写到邓拓时还说：“他目光远大，着眼在我国新闻事业的革新与不断前进，他真不愧一位 学识丰富，有胆有识的中国现代新闻界先进人物。”而我们已知，反右斗争的发端，始于《 人民日报》6月8日《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毛泽东亲自撰写的两篇文章：《文汇报在一个 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 义先后发表，指导了运动的猛烈发展。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把邓拓和人民日报的几个副 总编辑和编委找去，对于《人民日报》响应双百方针不力，曾予痛斥：“党的报纸对党的政 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 “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毛泽东还对邓拓说：“你不能占 着茅坑不拉屎。”（引自《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47 ～
48页。）彼时，邓拓只能接受毛泽东的批评，立即跟上。此时，多次受到毛泽东表 扬的非党报纸，又经毛泽东认定其大方向是资产阶级的而被全盘否定，毛泽东对反右斗争的 坚决态度，使邓拓又不得不再来个180度的高速大转弯，他仍只有服从的份儿。以1957年的 大气候，邓拓所能做的也只能是服从。
强大的政治压力，委屈自己的感情违心地承认已被认定的右派身份，又使我们痛苦莫名。
“右派右派，妖魔鬼怪！”这流行一时的歌曲，常常在街头巷尾、斗争会上由群众高歌，在 广播和扩音器里响亮地播放，时不时地撞击撕扯着我们流血的心。曾几何时，我们都成了“ 妖魔鬼怪”。在公众场所，在斗争会上，右派分子们还得做屏息凝神静听默思状，以表示自 己真是“妖魔鬼怪”，这个玩笑真是开得太大了。在1957年的中国，我们对自己被歌为“妖 魔鬼怪”，只能表示衷心悦服，个中的辛酸痛苦，真是一言难尽。
是毛泽东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此，他于1956年冬到1957年春，巡视游说于大 江上下各大城市及京津等地。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 ，全国知识分子中的精华均被召集济济一堂参加此会议，毛泽东亲自莅临作长篇报告，动员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3月6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又开幕了，其目的还是为了贯彻“ 双百”方针的实行。1957年“五一”前夕，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大厅里，毛泽东召集了首都各 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及知识界的头面人物开座谈会，他兴致甚好，谈笑风生地再一次动员在座 的代表们参加党的整风运动，帮助党整风。毛泽东选择了这个时刻在天安门城楼上开导动员 大家，也是对知识分子们优礼有加的又一次表示。这些知识分子们当然是积极响应的，把伟 大领袖的心意带回去，影响于他们所能施加影响的阶层、范围，尽力扩散于亲朋好友之中 （这种响应，后来在反右派斗争中，被认定为点火、放火）。
毛泽东运筹帷幄，很快在全国打开了局面，后来被他称之为“阳谋”的奏鸣曲，就这样在 全国响起。
500万知识分子解除了各种思想顾虑，凭着一腔热血，满怀忠诚，参加到鸣放的行列里，帮 助党整风了。但是，到5月15日，毛泽东已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文件，迅速 指出了右派的“猖狂进攻”，“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景超 的第一篇杂文《略论“行政手段”》，发表于《甘肃日报》已是5月26日，毛泽东关于《 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文件已下达，但只在极小范围内传阅，连担任《甘肃日报》副总编 辑的樊大畏亦不知晓！不然，他就不会兴奋地将此杂文放在醒目的三版头题当作针砭时弊的 好文章予以披露。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吹响了反右斗争的号角。此社论尚未 充分表达出毛泽东此刻运筹于心中的全部谋略与内心情感，他情不可遏地连续亲自为《人民 日报》撰写社论，进一步将这场斗争迅速推向前进，在全国猛烈开展起来。社论声称：“牛 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这就是所说的“引蛇出洞”。在人民群众的队伍 里采取如是手段，硬是多方动员人发言，然后以言定罪，找出一大帮（55万多）“牛鬼蛇神” 坚决打倒。现在已成定论，这种做法当然是不对的。在反右斗争中强迫右派分子“从思想上 ”承认自己就是“妖魔鬼怪”，就是“牛鬼蛇神”，才可以说是有了好的认罪态度，才有可 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这种对右派分子人格上虐杀，精神上残酷折磨所采取的手段，显然是 违背中国共产党历来的宗旨的。据薄一波后来回忆，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毛泽东不只一次 地指出：“反右 派就是肃反”，“新式肃反”，是“清党清团的好机会，也包括各民主党派”。（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所以，他虽也说过对右派分 子“不予办罪”的话，到了反右斗争后期，不少地方不少单位还是逮捕法办了一批右派分子 。
在甘肃张掖地区，一个在1943年就参加了甘南农民武装起义、担任起义军政治部副主任的刘 学琨，当时身背《矛盾论》、《实践论》手抄本，供起义军领导人刘鸣（他的六叔）阅读。 起义失败后，他在1947年被吸收为中共地下党员，接着担任地下党支部书记，为了迎接解放 ，冒着生命危险，几次死里逃生，为党作了大量的工作。在反右斗争中，他被定为极右分子 ，判了刑。1961年4月27日死于安西十工农场。 话再说回来，在1957年的中国，毛泽东称右派分子为“牛鬼蛇神”，右派分子就得承认自己 是“妖魔鬼怪”。10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日报》刊出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的社论，作为“清理阶级队伍”的信号，此时中国人民对“牛鬼蛇神”的用语已觉习惯。对 于1957年的普通中国人民司空见惯的事，我们由于自己成了“妖魔鬼怪”、“牛鬼蛇神”， 内心的痛苦难以用语言表述。
我挨斗是在回兰州一周之后了。在原来十分熟悉、非常友好的同志们面前，自己忽然成为敌 人置于被审判的地位，垂手恭立，接受斗争批判，这种难堪、羞辱，这不许申辩的委屈，使 我立时就想死在这些人的面前，作为一个人为什么要这样活着啊？当我固执地想着去死时， 一闪念又想到，如果我死了，他一人孤零零地又如何承受这一切？俩孩子又怎么办？这是个规 模不算大的斗争会，只有20多人参加。会上，对《向×××同志进一言》的大字报，批判说 我是挑拨×××和流萤之间的关系，破坏团结。对《请公开宣判》的大字报，×××则愤怒 地指出：“陈雪鸥家庭出身反动透顶，她本人和家庭划不清界限，心理阴暗，领导上说她反 党反人民，你为什么要替她说话，你这是和她站到了同样的反动立场，借整风之机，向党射 出了进攻的毒箭。”以上两张大字报，是会上火力猛攻的重点。还有人发问：“王景超的三 篇杂文，表现出他多年来对党的刻骨仇恨，字字句句都喷溅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液！你在 整风中时时处处都和王景超表现一致，你交代，王景超是怎样和你一同商量写那三篇杂文的 ？”景超写三篇杂文及杂文的刊出，都是我在北京参观期间发生的事，我当然无从交代。众 人的吼叫，绝不讲理的说理斗争，经受这样的百般凌辱，活着真比死去还要难，难得没法比 。
景超知道我挨斗以后，显得比我还要难过，因为他最知道挨斗的滋味。他年轻娇弱的妻子遭 此横祸完全是受他株连，他怎能不心如刀割！他用双臂围住了我，悲伤地柔声说：“他们为 什么要斗我的小娇娇啊？为什么？”悲伤使他声音喑哑，我的心颤栗了。从我们相爱直到婚后 ，他对我有过几个爱称，但从来没有亲昵地唤我“小娇娇”，这个呼唤说出了他对挨斗的妻 子的无限怜惜、无限疼爱，他恨自己把亲爱的妻子拖入了痛苦的深渊，受尽凌辱，心中内疚 万分，却又无可奈何。他想说出自己内心的愤怒和抗议，而对于外面那个严酷的世界，他又 什么话都不能说，不能说！已被狂虐的政治风暴打倒在地的他，为自己无法保护妻子而痛苦 不已，这痛苦胜过了他自己挨斗。
在挨批斗的最初的日子里，我不能不想起自己满怀革命激情参加工作的情景。我出身于一个 知识分子家庭，1932年生于兰州。我从小爱读文学作品，读书多。到上高中三年级时，由于 地下党和进步同学的影响，我如饥似渴地读了不少革命书籍，如《大众哲学》、《社会发 展简史》等，还读到了从解放区传来的赵树理的作品《李家庄的变迁》、《李有才板话》 ；香港办的进步的文艺刊物，我们也传来传去地看。这些书籍使我大开眼界，我深信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将无往而不胜，是解放人民大众，为人民谋幸福的事业。
1949年6月高中毕业，7月高考，我报考了兰州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外语系主任水天同亲自 口试，我的5项成绩全是“优”，很轻易地就榜上有名了。
“8·26”兰州解放，我以兴奋无比的心情观看解放军的入城仪式。我和几位同学拥入兰州 大学，找到几张歌页，如《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你是灯塔》等等 。我们对着简谱，很快就学会了这些歌曲，引吭高歌，抒发着我们的革命情怀。
这时，我对上大学已兴味索然。我觉得应把闪光的青春奉献给革命，人生才更有意义。恰在 此时，我的已在甘肃日报社工作的堂叔和保鼎、堂兄和子午来到家中，说报社正在招收青年 学生当编辑、记者。我在中学的作文常受到老师的表扬，我认为新闻工作很适合我，当时还 听同学说报社记者对革命理论、党的政策方针说起来一套一套的，水平很高。我对报社这个 革命熔炉心向往之，就放弃了上兰州大学的机会，走进了甘肃日报社的大门，穿上了灰布 制 服，享受供给制待遇，成为一名党的新闻工作者。在业余，我还到印报厂给工人教歌，当时 教的歌有《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等，我激情满怀地教唱，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欢迎。
我以高涨的革命热情努力工作，刻苦钻研业务，很快就能独当一面完成任务。1957年我到北 京参观农业展览馆，还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在我，一切都可以说是一帆风顺。
可是，反右斗争使我坠入黑暗的深渊，一下子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我又怎么能 想得通啊！ 经过几个回合的批斗之后，我又一次想去死。我想用死来解脱自己，只有死才能解脱我已无 法承受的重负和痛苦，一个人活到了这等份儿上，为什么还要活着啊！我也觉得在这种时刻 去死太自私，我怎能把所有的苦难都留给他一个人呢？但是，我实在受不了了，自私就自私 吧，就让我做一个绝对自私的人。我在人世间既已无路可走，失掉了作为一个人应该拥有的 一切，我已无可留恋，就让我到死亡之谷去寻找快乐去吧，一旦跨进了死亡之谷，一切就都 解脱了，该有多好！
这是一个上午，我已被停止工作有些天了，我默默地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全办公室已没有 一个人理睬我，对我的要求是继续做检查交代罪行，我在沉默中却痛下了去死的决心。报社 附近的酒泉路有个小药店，我决定从小药店买些安眠药结束生命。我匆匆走出报社的大门， 走过中山林的公园时，托儿所的阿姨正带着孩子们在玩耍，3岁的小夏看到了我，大声喊： “妈妈，妈妈……”我头也不回，直奔药店而去。在这种时刻我不能有任何的犹豫。小药 店只有个年轻的店员，我问：“有没有安眠药？”他说：“只有一种，三溴片。”我从来没 有吃过安眠药，也不懂三溴片药性如何，问了问每次服用的剂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