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我的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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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我的1957年- 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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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在眼里,他们一直把求生放在第一位,为生存而进行积极的斗争。 
在明水河,劳教人员的生存条件又面临着新的挑战。路在何方?这有限的健壮的人,在愁绪 百结之时,一旦被小个子铁路员工挑中,便很快结合成为一个小小的偷粮团伙,略作操练, 便成为活跃在兰新线上高台县明水河路段的‘铁道游击队‘。这支小小的铁道游击队,原 本也都是循规蹈矩的公民,有工作,有饭吃,是顺民。然而,反右派斗争硬是把他们扩大到 阶级敌人的行列里,将他们发落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受苦受难,尔后又搬迁到更为艰苦难以生 存的高台县明水河。但,由于他们是属于觉悟最早的少数人,根本不相信所谓的劳动改造 ,而是非常正确地把自己的生存摆在了第一位,全力以赴地进行奋争。由他们三几个人组 合而成的偷粮团伙,在一开始便以绝对的把握取得成功。 
他们谨小慎微,每次行动,都以保证三几人的口粮来源为目的,绝不扩大队伍,对于身边那 些濒临死亡的难友不动声色,不予任何救助,只是冷眼旁观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一个个继续走 向死亡。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万无一失地把从火车上偷粮的活动继续下去,使有限的三 几人的生命线不致被毁坏。在特定的艰难条件下,他们只能作出如此的抉择。在此团伙内, 有一人名叫邹春生,他是河北人,‘三八‘式的原部队军官,我后来有幸与他结识,对他的 情况在本书后面将作出介绍。 
在明水河奋起抗争的劳教分子中,还有一名胜利的逃跑者。他的名字叫程时雨,来农场前是 省委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教师,河南人。我与他相识在甘肃日报社,当时我们都是编辑 ,他同景超自然也是老相识了。1955年他工作调离去了省委党校,我们之间就再没见过面。 从酒泉夹边沟农场到高台县明水河,虽然同在一个农场,他和景超一直未遇过面。30年后, 我和他再见面,才得知他也是从酒泉夹边沟农场搬迁到高台县明水河后,经历了一番惊心动 魄的逃亡活动,死里逃生,才成为幸存者而活了下来。 
程时雨于1958年9月被省委党校发落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后,一开始就面临着生存维 艰的局面。他已有5个儿女,被开除公职后,妻子一人担当起抚养5个儿女的重任,仅仅生活 担子就够她受的。她怨尤非常,不考虑当时的政治形势,而认为是丈夫自找苦吃,罪有应得 ,才将全家人推入了困境。所以,在程时雨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后,她很少去信,对丈夫重创 的心灵不去抚慰,更无经济和食物的接济。有时,程时雨在万般无奈中几次苦苦哀求,她才 会寄去聊胜于无的三五元钱,以表示她这当妻子的存在。到了明水河后,死人大量增多。每 天早晨,程时雨醒来一看,同一个地窝子里,总有难友已在夜里死去。到了12月下旬,他惊 觉地想到,再不想办法,明天早晨,自己或许也只能含恨死去,不明不白地死去。对妻子不 能有任何指望。他只能靠自己救自己,唯一的出路就是逃跑。每天下午6时左右,有一列自 西向东的客运列车在明水站停车一分钟,他如能在这一分钟内挤上火车,便能直达兰州。无 论如何,他的亲人都在兰州,在他已生活了几十年的省城。他相信那里的情况绝对同明水河 大不相同,在那里绝不会像这里饿殍遍野而被视为正常,而无人过问。他要求得生路,只有 直奔兰州而去,舍此,绝无他途。这天下午,喝完了杂粮做的稀糊糊,他便紧走慢赶地到了 明水车站,看到由西奔驰而来的客车进了站,便立即在一个车门前抓住扶手登上了车,但脚 只蹬上门前窄窄的一溜边,门就被列车员猛一下关闭了,车迅即开动。程时雨手抓车门旁的 扶手,一只脚蹬在车门前窄窄的一溜边上,整个身子悬挂在车门外,在奔驰的火车上随车前 进。求生的意志力,使他死死地紧抓扶手不放。在严冬夜风的呼啸声中,在火车轰隆隆的前 进声中,他心中只有一个毫不动摇的信念:‘抓住,抓住,抓紧扶手!抓住就是胜利,前进 就是胜利!‘两三个小时后,火车到了临泽车站,行驶减速,一个铁路工人打着手电走了过 来,看见悬挂在车门外的他,大声喝问:‘谁?谁?谁在车门外挂着呢,下来,快下来!‘车 一停稳,他松了一口气,立即下了车。铁路工人又骂骂咧咧地数说了几句,才转身走了。 
这一下车,就再未能上车。当时的临泽车站连候车室都没有,只有一间出售车票的平房,他 靠在屋外的墙角,在饥寒交迫中熬了一夜。第二天,从列车时刻表上看到上午八九点钟有一 趟去兰州的车,他没钱买票,就混在别的旅客中又上了车。
火车开动后,他心中忐忑不安。昨晚挂在车门外,不存在查票的问题,现在挤在车厢里,一 会儿查票怎么办?自己这辈子从未无票坐过火车,查票时该怎么说?后来,见戴着绿袖箍的列 车长进了车厢,忽然灵机一动,主动向列车长说:‘刚才我上厕所没注意把车票丢了。‘他 这时忘了自己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不干不净的样子,根本就不是个能买起票的人,列车长 自然不会相信他的谎话,回答说:‘没票下一站停车就下车。‘后来,查票的来了,他没票 ,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谎话,人家的回答依然是:‘没票下一站就下车!‘下一站是打柴沟 ,他被赶下了车。 
打柴沟是大站,停车几分钟。这次,他变得聪明了,被赶下车后,就向车尾走去,在后面的 车厢又上了车。车厢里人很多,过道里人挤人。他找了个地方,挤在人堆里蹲了下来。所幸 列车员此后再未查票,他才未遭到再次被赶下车的厄运。 
列车在寒风的呼啸声中前进。 
蹲在人堆里,他觉得最难熬的时刻,是火车上叫喊卖饭的时刻。列车员一叫喊卖饭,所有的 旅客,包括跟他挤在一堆或蹲或坐在地上的人,无一不掏出钱购买吃食,面包,饼干,各取 所需。这些吃食,他久违了已经两三年了,对他该有多大的诱惑力!而且,从前一天下午在 站上喝了些杂粮稀糊糊,又经过一夜的奔波,他早已腹中空空,饥饿难耐,但他身无分文, 无法买吃食。他只能吞咽着口水,体味着胃里因饥饿而翻腾的疼痛,竭力不向周围进餐的人 们张望。就是闭眼不看,人们愉快地咬嚼吞咽饼干面包的声音,仍不断传进耳中……他已习 惯于同饥饿的难友相处,当每个人都是腹中空空的时候,相互间有一种无言的理解和同情。 在火车上,别人都在愉快和欢乐中进餐,有的人还剥几个熟鸡蛋大口大口地吃,有的人会拿 出酒瓶,对着酒瓶抿几口。这一切,对他真是太刺激了,刺激得他脑门上隐隐作痛,只好把 头埋在支起的膝盖上,什么也不看。但他毕竟因为心中升起的希望之光而欣慰,到底,他已 逃离了明水河。 
火车到达兰州地区的时候,他犯了个错误。他早在火车上就盘算好了,到兰州后先投奔西 固区的一家亲戚。这家亲戚为人好,是农民,接纳他不成问题,他在这家亲戚家先歇口气, 吃几顿饭,再进城。到达兰州河口区一个小站坡底下时,列车员在广播里喊道:‘下一站西 固!‘他误以为已经到了西固,就急忙下了车。下车后一看站名:坡底下!这才慌了神,因为 是小站,停车仅一分钟,再要上车已不可能,到亲戚家这段路,只能徒步了。但,他哪里还 走得动?原来已羸弱不堪的身体经过两天的奔波,又一口饭也没吃,他已站立不稳了,抬起 脚走上一两步,就摔倒在地,再也站不起来了,只得挣扎着爬行前进。好在这时已是夜里十 点钟左右,冬天的夜里,路上已无行人,没有人会发现他。爬一阵,身上就冒出虚汗,冷得 不 行。他喘一会气,歇缓一会儿,挣扎着又站起来走,人毕竟不是爬行动物,爬行更吃力。可 走上一两步,就又摔倒,站不起来,就又爬行。这样,走走爬爬,爬爬走走,浑身摔得生疼 ,虚汗把内衣都浸得湿透了。可他心中毕竟觉得活命有望,曙光在前,他得尽一切努力作最 后的奋争! 
平常人四五十分钟就能走到的路,他花费了三四个小时,才走到西固岸门村的亲戚家门口。 此时,已是凌晨一两点了。一敲门,先听到门内的狗叫声。 
亲戚家老两口听到‘嘭嘭‘的敲门声,起先很疑惑,谁会在半夜敲门?程时雨靠在大门上持 续不断的敲门声,终于使老两口断定,是有人在敲自家的门,连忙穿衣开门。但他们再也想 不到,站在门外的会是衣裳破破烂烂,瘦骨嶙峋,同要饭的没啥两样的程时雨。程时雨事业 有成的时候,曾在这家亲戚家走动过,几年不见,人就变成了这般模样,真使老两口吃惊不 已。他们先把程时雨让上了热炕,问长问短。程时雨简单说及这次从明水河逃来兰州的经过 ,说自己已经一天多未进饮食,饿得前心贴住了后心。老两口以农民的善良和同情心,立即 做饭给他吃,饭也很粗糙,是用包谷面做的像元宵似的圆团,煮熟后带汤盛在大碗里端来, 让程时雨一人吃。饿极了的他,两三年也没吃过这么香的饭,狼吞虎咽,恨不得连碗也吞吃 下去。老两口根据以往灾荒年的经验,知道饿极了的人不能一次吃得过饱,谆谆叮咛,并限 制他进食。 
这一夜,程时雨在热炕上美美地睡了个好觉。 
第二天,他告诉亲戚决定先去找父亲。亲戚给了他进城坐公共汽车买票的钱,他便告别了对 他有救命之恩的亲戚,坐车进了城,直奔父亲在华林山的家。 
见到父亲时,两人悲喜交加。曾是原兰州造币厂职员的父亲,早已赋闲在家。程时雨生母早故,父亲同继母及后养的弟弟妹妹们住在一起,家境十分困难。父亲对共产党非常敬畏,认为共产党不会有错,错的只能是自己的儿子,所以,忧心忡忡,一再说:‘你不好好在那里 守法,回来又咋办呢?回来又咋办呢?‘当儿子向他介绍了明水河死人的情况,自己逃跑回 来才拣了条命时,老人才默默地不言语了,并收留儿子住了下来。几个弟弟妹妹看见大哥像个要饭的,饿得皮包骨头,自然什么话也不说,都乖乖地听大人的话,从自己有限的口粮里 匀出饭给大哥吃。 
程时雨在父亲家安顿下来,第二天就直奔省委组织部,反映农场大批饿死人的事实。他心里牵挂着未能逃出的难友,知道能救他们性命的只有省委的领导,他确信农场执行的一套绝不能代表党的政策。接待他的组织部的干部耐心地听完了他的讲述,亲切地回答说:‘你们在农场受苦了,现在省委已经了解到下面死人的情况,西北局兰州会议已经开过了,会议决定对‘抢救人命‘采取重大措施。你来省委反映这些重要情况,我们很欢迎。‘程时雨得到这样的回答,便满意放心地回了家。 
再说四工农场搬迁到碱泉子劳改农场的我的数十位难友,在11月口粮减为15斤后,处境也极为悲惨。据关维智说,当时饿极了的几个难友也曾把死人的屁股割下来煮熟分食在大饥荒的年代里,饿殍遍野,死人肉是最容易得到的。此外,凡是可以充饥的树皮、草根之类,早在地冻天寒之前就已被饥民们搜寻吃光了。虽然饥饿难耐,关维智坚决拒绝分食人肉。原省法院的难友李定国,感到活下来毫无希望,看到身边的人连死人肉都吃,在绝望之中,把被子撕破,把眼镜也砸碎,在砸碎手表之后的第二天,撒手人寰。关维智记得,他当时就埋葬 过七八个难友。
第二十一章地 狱 之 行
    到12月下旬,形势略有松动,碱菜子不见了,粮食定量增加到24斤,饭菜里有了 洋芋、胡萝卜,而且常有牛羊肉。这是怎么回事?后来才得知,四工农场领导早在10月就接 到搬迁至新疆的通知决定,迁场的大前提已定,牛羊不能在迁场中赶往新疆,只能就地屠宰 供全农场人员吃掉。同时中共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已下达。此时,场部的食堂同‘职工 ‘灶合并已久,我们便和场部的干部、工人吃上了同一个标准的伙食,而且价格也便宜。一 月增加了9斤粮,副食大有提高,死亡在有些站立即停止。杜博智后来说:‘定量一增加, 灵得很,一站再没死人。‘事实确实如此。 
大约在12月20日后,甘肃日报社派来何玺、梁子润两同志,特意来看望报社送来的几个右派分子。他们先到场部了解了一些基本情况后,到一站和杜博智见了见面,得知赵秉仁已饿死 ,然后到场部找的我,说是从安西过去后,还要去看景超。和我谈话的是何玺,他显得有些神秘,以个别谈话的方式和我交谈,我记得是在办公室外一墩芨芨草的旁边,说是表示关心 ,其实完全是官样文章。我自知不能说四工农场的什么,说了也啥事不顶,他屁股一拍走了 ,我还得继续在这里受苦受难。至今印象深刻的是,午饭时,他和我一起在食堂排队打饭, 就在打饭的食堂里吃的饭。这天的菜里有些羊杂碎,我吃得一干二净,他却说羊杂碎煮得不 烂,他胃不好不敢吃,把有些羊杂碎剩在了碗底。他是外地来的客人,食具都是用食堂的, 用完要归还食堂。我替他向打饭的窗口还碗时,看到他碗底里剩下的羊杂碎,真想放进自己 的嘴里,碍于面子,终于没好意思。他虽从兰州来,可能还是没太饿着,所以才顾虑胃不消化。在那饥饿的年月,许多有胃病的人都不治而愈,他的胃病不知怎的却没有好。 
他们走后没几天,我就接到父亲的来信,信上说:景超的处境很困难,很危险,兰州家中,老的老,小的小,都无法去高台看望,希望我向农场领导请假,就近去高台看望,帮助他从困境中得到解救。 
我一直没想过去高台看望景超,以我的处境,我认为没有这种可能,农场领导不会准假让我 去高台。在上个月,我自己也饿得几乎要倒下,我去看望他又能对他有什么帮助?现在,形 势略有好转,报社还派专人来看望我们,尽管也是官样文章式地看了看我们,总算是看过了 。父亲让我去高台看望景超,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兰州家中确实也无人能担当此重任。 父亲有此要求,我当然更应该借此契机,先向农场领导请假。我拿着父亲的信,在当天下午就找到刘生贵书记,要求准假让我去高台看望我的亲人。父亲的这封信写得很详细,把家中无人可以去高台的情形都介绍得很具体,一目了然。他写这封信大概就考虑到了要拿去给农场领导看。刘生贵看了信,当即表示可以准假让我去高台。我激动不已,回到宿舍就把已获准假,准备去高台看望景超的家信写好,并在第二天寄走。 
元旦前,场里又宣布:粮食定量提高到30斤。从此,我们的伙食又有了大改善,差不多每天都能吃上牛羊肉。 
此时,中共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于12月已开过,此次会议主题是纠正这几年左倾蛮干的歪风 ,抢救人命。西北五省(区)饿死人的省份,以甘肃最为突出。37年后的1998年1月7日《甘肃经济日报》一版发表由副省长(厶贝)小 苏署名写的题为《正确认识甘肃粮食发展问题》的长篇文章,公开披露了在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 甘肃因缺粮饿死上百万人‘的事实,‘时时警醒后人‘。当时,甘肃全省总人口一千二三百 万。中共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作出‘抢救人命‘的决策,因而甘肃日报社才派人来农场看望我们。农场的形势逐渐出现转机,刘生贵对我要求请假去看望景超立即批准,都是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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