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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回兰州去。我要求队上派人送我到车站，帮我买张火车票。当时听说火车票很紧张， 已难以买到。他们答应了。几小时后，又通知，接到省上的指示，农场的劳教人员全部回原单位，各农场的下放人员不论情况如何全部回原单位，他们正在联系火车送他们农场的人回原单位，我也可以和他们一起乘火车回兰州，不必再买火车票了。
这太出人意料了。
3年来，我们每个人不都在盼着这一天吗？如今，这一天于不意间突然来临，却又是在如此凄 苦，如此悲惨的时刻来临，是在付出了许多生命的巨大代价以后才来临。如果景超还在人世 ，这个消息会使我们欣喜若狂，感谢上苍。3年的劳苦，3年的精神重负，3年积累的苦苦思 念，还有饥饿的磨难……这一切的一切，只要他人还在，都会变作相见时的欢情，倾诉不已 的绵绵话语，在我们之间絮絮而出，滔滔不绝……可如今，我在悲愤中只有深深的怨恨！
昨晚地窝子土台上堆积的死难者的被窝，说明这个地窝子里的人已死光，两个小右派只不过是临时结伴在这儿住住而已。为什么，为什么在这儿的难友差不多快要死完的时候，省上才作 出决定，让幸存者全部回原单位，这到底是为什么？那些因饥饿而被逼进另一个世界的 人，他们正当盛年，学有专长，是国家的有用之才，正如周总理所说：‘你们不要以为这些 同志五七年出了点事，是所谓‘右派‘，就可以不把他们当人看待了！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 人都是国家的有用之才，国家将来还是要用他们的‘。（引自《九死一生 我的右派经历》第267页。）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正需要他们作出贡献，献出他们的光和 热。再说，他们谁无妻子儿女，谁无高堂老母。他们一个个被活活饿死，造成多少个家庭残 破不全，哭声连天。这究竟是谁之罪，谁之罪？在和平年代，为什么要发生这样的大悲剧？我 作为死难者的妻子、年轻的母亲，又怎样向俩孩子说明我们的亲人的离去？右派分子的我， 还怎样活人？亲人饿死的事实，无疑又在全家人的头上投下了浓重的政治阴影。
下午，在队上吃过饭出来，有两三个年轻人拿着粮票要我替他们到伙房代买馍，显然他们都是劳教人员，在四工农场我们有了粮票也不能从食堂买吃的，他们受到的一定也是这种对待 。然而，此刻的我，竟冷酷地对他们不理不睬，竟扬长而去，对他们的苦苦要求不管不顾。 后来回到兰州后，我还见到其中的一人，他是部队文工团的，在向我作自我介绍时，尖刻地说：‘我就是在高台明水要你代买馍，你没给买的那个人。‘我无言回答。但这件事深深地 印在我的记忆里，我吃惊当时的我竟会那样对待饥饿的难友，我一贯的为人行事也不是这样 。它虽是小事一件，我的自私与冷酷确也达到了一生里的极点。在那个瞬间，旧日里的我又 在进一步地失落，地狱里出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无情，对自己同类大批死亡的无动于衷，竟于不知不觉间也影响了我，改变了我。其实，这种改变在四工农场时就已出现，四工农场 对我们的‘管教‘农场设有教育科，要求被改造的人只要管住自己就行，其他与‘我‘ 无关的事，不闻不问不管不顾，才是我们的行为准则。我在‘医院‘为那些奄奄一息的病号 们烧炕时，油光满面的‘职工‘炊事员阻拦我为病号们代发信件，我不是就顺从地拒绝了为 他们发信吗，现在让我感到羞愧万分内疚不已的事，在当时竟认为理所当然。当时称之为‘ 改造‘的东西，其造成的直接结果是人性的异化，人的精神的可耻堕落。改造愈甚，要求愈 严如四工、夹边沟农场所做的那样，异化愈甚，堕落愈甚。旧日的我的失落，对于我是 另一种更为深沉的悲哀。
这天晚上，我住宿在另一处地窝子里。同住的有从天水远途来看望父亲的姐弟俩，姐姐大约 十五六岁，弟弟十三四岁。他们的父亲是个教员，已悲惨地死去。还有一位省邮电局的年轻 女职工，她是来看望丈夫的，丈夫也已死去。我们这些孤儿寡妇们相互简单地询问了各自的 情况，都悲哭不已，谁也不劝谁。各自的悲苦都倾泻不尽，谁又能劝得了谁呢？地窝子里一 片哭声。
姐弟俩抱头痛哭，更撕扯着我的心。我们的俩孩子如今也成了孤儿，失去了爸爸，他们年龄 尚小，不懂得未来将会有着怎样巨大的不幸，更不懂得来安慰做妈妈的我。人生如此充满了难以尽述的悲苦与辛酸，身单影只，右派 分子的我，在重重的政治压力下，今后又如何艰难地跋涉，把俩孩子抚养大？
那位省邮电局的年轻女职工，似仍被1957年的政治大风暴所威慑。她不多话，不说抱怨不满 的话，只是低声饮泣，时不时地发出低低的长嚎，像是闭住了气挣扎不已……
我无法说出自己悲哭的情状。一个多月前，四工农场因饥饿开始死人的时候，我已恐惧地想 到了会出现如今的结局，在内心深处，我已多次痛悼了我的亲人，悲哭了多次。知道自己的 亲人面临死亡而无能为力，眼睁睁地望着远方的他一步步走向死亡而营救无方，这种从感情 到心灵深处的巨大磨难，使我六神无主，痴痴呆呆，呆钝得像个小老太婆。我的心灵多日来 被碾压、被挤碎所经历了的痛苦，他们3人都未尝经验过。当我获准来探望营救我的亲人时 ，新的希望又从心头升起。我总觉得亲人在等待着我，我们都在等着这一天，这一天终于来 临。而当一切的梦幻又全都迅即破灭了时，我仍无法承受我早已悲哭过的现实，我颤栗悲伤 的心经历着巨大的震荡，使我痛不欲生……‘我将怎样活下去？我怎么能孤单单地活下去？我 没法活下去啊！‘这个固定不变的思维在痛哭声中反复从心头出现。然而，迎面扑来，经过 反复咀嚼，反复思索的痛苦，严酷又冷峻，我得默默地全部吞下。为了孩子，我还得活着， 活着去迎接新的苦难，去迎接无法逆料的明天的各种风暴。我不仅是新寡的年轻母亲，失去 亲人的不幸，并未改变我的右派身份。含冤受屈受苦受难的苦日子将怎样继续下去？在反右 斗争期间，我曾自私软弱地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把一切的苦难留给他一人承受。而今，我只能 勇敢地肩起所有的苦难。我知道，在他身后留给我的无涯际的苦难，就是泪水流成河也冲刷 不掉一丝一毫！但，泪水在尽情地流，长哭当歌，在倾泻着心中无法言说的悲苦愤恨。这一 切都是谁造成的啊！为什么把一个个受难者都逼到了阴曹地府才算罢休呢？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地窝子里的哭声一定传得很远，附近地窝子里的幸存者们无疑都听到了，但没有一个人进来 问一声，他们都只关注着自己的生存。孤儿寡妇们的哭声，向来都不许他们过问，他们不必 关心出现在他们身边的此等情事。干部们当然更无一人进来，他们只办例行公事，习惯地办 完了例行公事，已经心安理得地休息去了。此时此刻，从地窝子里传出的哭声，又何止我们 这一处！啊，无人理睬的孤儿寡妇们的哭声，地狱里的哭声！
这个地窝子里睡觉的长土台上，依然堆放着不少死难者的被窝，依然没有一根麦草。我们都 哭得乏力了时，便胡乱地拉开那些被窝，胡乱地又铺又盖，在梦中去寻觅自己的亲人，继续 那没完没了的痛苦与悲伤去了……
大约在第三天早上，就得到通知，吃过上午饭后去火车站搭车回兰州，那姐弟俩是途经兰州 后回天水。那男孩子愤愤地说：‘多少人的牺牲，才换来了少数活着的人回去；人不死这么 多，农场里别的人还不能回去，这也太惨了！‘我只觉悲戚不已，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我们已在这里吃了四五顿饭，今天吃最后一顿饭，要结算粮票饭钱了，姐弟俩不知从哪里听 说，来这里探望亲人的家属凡是没见上亲人面的都不付饭钱和粮票，并表示：‘我们也绝不付粮票饭钱，我们哪有粮票饭钱给他们！‘当时粮票极为珍贵，每个人都处于半饥饿状态， 谁也愿意省下自己的粮票。何况在这夺去了自己亲人宝贵生命的所在，尽管大家不怎么敢发 泄自己的愤怒和怨恨，对于管教过自己的亲人，又眼睁睁地把自己的亲人送往死亡的那些干 部，谁心里都愤恨万分，不交粮票饭钱又算什么！我们忍气吞声负垢受辱，在临离开这个害人性命的地狱之前，也得有所表示。所以，4人一致决定，拒付粮票饭钱。
这天上午的饭依然是胡萝卜、洋芋丁熬稠粥，几天来的饭顿顿如此，毫无变化。我们按掌勺人分配的数量吃完了自己的一份，有个干部果然结算这几日的粮票、饭钱，依次向每个人收要。姐弟俩先表示粮票钱都丢了，交不出来；那位年轻的女职工也说丢了；最后问到我， 我也说：‘丢了！‘那干部说：‘你们怎么都丢了？‘我说：‘人的命都能随随便便地丢了，丢了粮票饭钱算什么？‘那个干部没有料到我会这样回答，气急败坏地说：‘你，你！你和他 们还不一样，你怎么，怎么敢这样说话！‘我冷笑一声，并不理他。他想了想，好像也没了词。他当然清楚我的右派身份，在以往，依仗管教干部手中的权力，对付我这样一个女右派 ，他有的是招数。而现在，他知道不能把我怎样，所以便也不再说什么，闭住了他那惯于骂 人的嘴。我们几人一起回到地窝子里，准备行装。
我离开四工农场时带的小行李卷，里面包裹着五六斤饼子，来到这里的当夜便放在了队上。 第二天我转到现在的这个地窝子时，由队上派人送了过来，送来的人当然是劳教人员。我打 开行李卷取饼子吃时，发现一半已不翼而飞。丢了的饼子无法再要回来，我只好什么也不说 。我打点自己随手提的帆布提包，才发现那个装了大半瓶牛羊肉的玻璃瓶，因为走得匆忙， 竟忘记带上，留在了四工农场的宿舍里了。这使我心疼不已，那是我每天从饭盆里一块块拣 出，从自己的嘴里省下来的牛羊肉啊，景超已无法享用，带到兰州给孩子们吃也是很稀罕的 。我相信兰州的供应一定也很紧张，孩子们一定很馋，而我在匆忙中竟没带上，我真恨自己 的粗心。
我带的衣物不少，小行李卷有些分量，队上干部在上火车前还派了个难友帮我提行李卷到车站。我送了个花卷给提行李的难友，以表示感谢。他原来也是部队战斗文工团的。以后又几 经沧桑，到1989年，听说他担任甘肃省歌剧团副团长，同另一位改正了右派问题的同志高平 ，共同创作了歌剧《咫尺天涯》，在北京调演后得奖。此人个头很高，身材魁梧，我们只简 单交谈了几句，他的名字叫王志。王志后来对我的一位熟人说，他看到当时的我凄楚痛苦的 神情心酸非常。30多年后，我们再相遇时，他说，他一直记得，我曾给过他一个花卷。
大地仍一片白茫茫。我从白茫茫中来，又在白茫茫中离开了这个恐怖的地狱。
这次，我们向西边的高台县车站走去。
我一点也没想到，在去县火车站的大路上，竟然巧遇四工农场于前一年9月底派到高台的许 多难友。他们大约有三四十人，报社的杨骁、汪志英、风琴手周至德、省委组织部的关维智 ，还有武威步校的王洪勤许多熟人都在其中。他们都亲热地走来和我打招呼，惊讶地问我怎 么也在这里？我悲伤地说出了景超的噩耗及我来此的缘由，他们一个个便不再说什么了。他 们已见过了太多的死亡，心肠铁硬，麻木不仁。
只有王洪勤走上前来，送给我装有1斤多炒胡麻的小布袋，也算是对孤苦无告的我的抚慰罢 。我含泪接下了这珍贵的礼物。他们也是去火车站准备回兰州的。因为另有带队的人，走了 一段路便分开了。
到了车站，西来的火车刚一停下，人们像是逃难的一拥而上，呼喊着，互相推搡、抢挤着爬 上了火车。火车的停站时间被迫推迟了几分钟。在一个车厢门口，来自临洮的难友高仲英迈 着浮肿的双腿刚踏上火车的脚踏，就被蜂拥而上的人挤倒，摔在了车下，在这最后的一刻， 他没有能够再爬起来。
王志帮我挤上了车。
车厢里，人挤得满满当当的。坐定以后，我才发现全车厢都是农场里的难友，也有少数像是 家属模样的。火车启动前进了，这里已不再是死寂的活地狱，人们大声说话，像沸腾了的开 锅水，暂时自由了的人们自由地述说起各自经历过的苦难，感喟不已……
王志没有上车来，他还有些事没办完，要停留几天。我身边没有一个认识的人。难友们从我 的神情相貌上有所猜测，有人试探着问：‘听说王景超的家属也来了？‘我急忙回答：‘我 就是。‘这一应声，立即有三四个人凑过来和我搭话。这第一个试探着和我说话的人，穿一 身黑棉布制服，30多岁，名叫邹春生，河北口音。我问：‘你认识王景超？‘他热情地说： ‘认识，咋不认识呢，我们在一个小队，平常我们都叫他‘眼镜‘，他为人不卑不亢，我们 挺合得来。他没有能够回来，真是……‘他咽下了心中的遗憾。另一个原临洮供销社的干部 告诉我，我的亲人临终时因水泻送了命，他在景超病倒时曾问过要不要给我发个电报，回答 是：‘不要。‘这个回答使我的心又流血不止……他明知自己行将赴黄泉，却还在为他可怜 的妻子着想，他知道妻子无能为力，他怕同样在挨饿的妻子精神上承受不了这打击，他怕处 境危险的妻子会因此而出问题。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成全他可怜命苦的妻子……啊，我 的亲人，那个电报你原该发的，只要收到电报，就是拼命我也要为营救你想尽一切办法，何 况那时政策已有松动，抢救人命的呼声已开始受到上面的注意。但是，你已被禁锢得太久了 的生命想不到这些，你已被摧残得太久的躯体支撑不了多久，你终于悲壮地倒下了，你可怜 命苦的妻子未能见到你……现在，面对关心你、爱护你的难友，我只能垂泪相对，说什么也 已经晚了。这位临洮的难友又问我：‘他的坟上你去了没有？‘我说：‘没有。站上的干部 说埋得很远，叫我不要去了，我觉得话说得支支吾吾，心想坟已经找不到了，就没有去。‘ 这位难友生气地说：‘坟就在近处，很好找的，他们为什么不让你去呢？‘我万万没有想到 那些可恨的干部竟骗了我，他们一定是怕麻烦，就让传话的小右派也帮着骗我，而我竟相信 了他们骗人的鬼话。我知道，我已无法再回到明水去寻觅亲人的坟茔。为这，我饮恨终生。 由于那些干部的无人性，也由于我自己的过错我没有坚持一定要找到亲人的坟茔。这位 临洮难友的述说，又在我的心上插了一把尖刀。
邹春生是‘三八‘式的年轻老革命。他不是右派分子，他原来是西北军区工农速成中学的文 化科科长，因为狂热地爱上了他科里的一个女孩子，当军医的妻子坚决不同意和他离婚。他 不顾一切地和女孩子厮混在一起，还生了个孩子，毫无悔改之意。领导上对他的多次教育， 他视若耳旁风。在那个年代，像这样目无党纪国法的军人，自然要受到严厉的惩处。他被开 除党籍军籍，送到了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原配妻子这才果断地和他离了婚。他心爱的事实 上的妻子，在他受处分之前就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