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副研”之间构成一道无形但却影响深远的界限。所有的副研都会在心里时时飘着一片阴云：两年之后，何去何从？
483刘挺这时候已经发现，原来副研们像他一样，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不禁勇气大增。有几分钟，他似乎成了大家的代言人。看着李开复循循善诱地向大家解释，他认为这是没有抓住副研的心理。他说：“开复，你讲了很多，我也理解。如果我是微软的正式员工，两年之后肯定会留在微软的话，我也这样想。我也会融进微软的事业中。为什么研究员认同你的方针？因为他们是微软的正式员工。但是，我们这些人想的是两年之后将做什么？微软如果不要我们，我们是出国，还是到哪里去？
副研是‘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不论到什么地方，我们需要一些成果，只有论文可以带着走。“他这样一说，有些经理着急起来，纷纷起来解释。李开复赶忙打断经理们的话，说：”你们停一停，让副研讲话。“于是刘挺又说：”你要在两年以后再筛选我们一次，就意味着我们现在还不是一家人。有人说是‘忠诚不忠诚’。我说，这不是一个忠诚的问题，是具体的目标不一样。“很显然，消除刘挺的心理障碍，将他导入最好的竞技状态，乃是李开复必须面对的第一个难题。事实上他的确与刘挺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484刘挺开始理解美国人的处事方式，所以他也直截了当地对李开复说，那天李开复说的什么”自由开放“一类的话，在他看来是”以大欺小“。李开复很惊讶刘这样来理解他的话，更惊讶刘后来并没有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李开复解释道，他当时是表明自己的真实想法－－真的不同意刘的主张，但也是真的同意让他自行其是。
还说，“如果你是美国人，就一定会按照自己的方法去做。”如果刘挺知道李开复在学生时期和导师罗杰．瑞迪之间的那个故事，就一定会相信他的“不同意你但支持你”，乃是出于一种真诚，而非矫情。可惜他那时并不知道，就算知道了也不能完全熟悉那种美国式的处事方式。
即便如此，这次谈话也已部分地驱散笼罩在刘挺心头的那片乌云。小组里的情形开始好转。王海峰调到张宏江小组去搞“搜索引擎”的研究。朱江专管语料库。
刘挺和荀恩东联手开辟了“机器自动翻译”的项目，由荀恩东搞“英文辅助阅读”，刘挺搞“英文辅助写作”。
这是他和周明在一起选定的项目，王坚评价说，“写”比“读”容易，因为写错了容易发现，读错了不容易识别，这使刘挺受到鼓舞。这是他的兴趣所在，又有过去在学485校时的研究做基础。他满意现在的情况，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大有前途。话不免又多起来，还成为研究院排球队的队长。但李开复心里想的还是“用户要的是什么”。他赞赏他们的选择，说“读”和“写”这两个方面对于用户来说都很重要，他认为，英文阅读虽然更加困难，但对用户更有用。不过，对于刘挺来说，这已无关紧要。“自从那次谈话，我就理解了开复，”他如释重负地对朋友说，“当初我非常想受到开复器重。但现在我不在意谁的器重了。重要的是，以后如果再有什么问题，知道怎样去沟通。”压力之下，几多兴奋几多愁李开复的诚意感动了刘挺，但却没能感动另外一个东北人。12月7日，也即他说出“对副研究员的期望”
两周以后、与刘挺谈话一周以后，他接到另外一个副研究员蔡东风的辞职申请。蔡在送给李开复的电子邮件中，彬彬有礼但却态度坚决地写道：开复：像您已经知道的那样，由于个人（或家庭）
486的一些特殊情况，我不得不向您提出了辞去工作的申请。
尽管这也许有些突然，但还是得到了您的理解，我感到非常高兴。
对我来说，过去的一年是令人难忘的，也是很有收获的一年。能够有机会与这么多聪明的大脑在一起思考和工作，我感到非常幸运和满足。由衷地感谢在过去的一年里您曾给予我的指导和帮助，特别是在我即将开始新的工作之际，能够得到您和宏刚如此真诚的关心与支持，这使我对未来更充满信心。
李开复很大度地表示支持蔡东风的决定，他甚至给研究院所有成员发出一个电子邮件来通告这件事：蔡东风告诉我，将于2000年1月到渖阳航空航天大学任教授及研究生部主任。在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一年中，东风从数据语言模型开始，他的勤奋工作带来了有价值的结果，为我们的语言和拼音识别系统打下了基础。此外，他的工作毫无疑问对微软未来的产品有帮助。我感谢他的努力。
在渖阳，东风将继续语言技术研究工作。我同意向他提供资金以帮助我们收集数据。我还将试图帮助他找487到开展工作的数据和软件。虽然我们不能保证每一位离职的副研究员继续得到支持，但我们会认真考虑每一位去大学或中国研究所的建议。
我发这封电子邮件，是为了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向东风说再见。祝他好运。
算起来，蔡东风来到微软中国研究院刚好一年。这样的“再见”，在研究院不是第一次，日后也会多次出现，每一次都是彬彬有礼，好聚好散，挺有绅士风度，完全不像我们周围的某些情形：老板视员工“跳槽”为背叛行为，“跳槽者”自己则是“不做贼也心虚”，分手就是真正的分道扬镳，甚至化友为敌。然则不论蔡东风还是几个月后另外几人的辞职，其理由，都有一些是不能明说的，只能彼此心照。
蔡东风公开申明的辞职理由完全是家庭性质的。他的妻子在渖阳一个研究所里有自己的事业，不能来北京和他团聚。“我不能让爱人为我牺牲太多。”他这样说。
又说：“只是家庭的原因，就足以让我回去。”蔡的确是一个热爱家庭的人，这一年中他每个月至少回家一次。
但是他的这个理由虽然充分，却很难说是惟一的。我们488回顾全部事实，则可看出他的所谓“家庭情况”，在他一年以前选择微软研究院的时候就已经存在。当初离开妻子来到北京，而今又要离开北京回到妻子身边，这中间显然有更加重要的理由。
实际上，蔡的考虑既实惠又周密。这一点，他在离开北京之前，曾与记者有过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问：为什么离开呢？
答：我还是希望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问：你认为在微软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吗？
答：大概可以，但你不能脱离它的方向。你要对它承担责任。在国内的学校里就可以不受限制。
问：你的意思是不是在学校里可以不对任何人承担责任？
答：对，我可以发挥自己的想像。
问：是不是研究院指派你的事情不完全是你的想法？
489答：是这样。
问：你是在自然语言组，这个组的研究方向看上去和你的兴趣没有不同，难道发生了刚才你说的那种情况吗？
答：我在这里是一个人的力量，我回去是带一个队伍来做，作用是不同的。
问：你的意思是，你在学校是一个管理者，在这里只是单枪匹马？
答：是的。
问：假如你真的信心很足，为什么不能设想在这里领导一个团队？
答：微软有自己的发展方向，可能我的想法和它的想法不完全一样。
问：你是不是想这样说，虽然微软很注意发挥每个人的作用，但是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并不是每个人的能力和想法都能充分发挥？
答：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在这里，要考虑公司的大方向，又要考虑把自己的研究和产品结合。
490问：但是，据我所知，研究员的一些研究项目是自选的。不是这样吗？
答：那又怎么样？不是人家需要的。在学校，你要是失败了，不用有压力。你做出来，就是自己的。在这里，你要是失败，就会有压力。你做出成果，是研究院的。你自己拥有专利，和公司拥有你的专利但给你奖励，这两种情况是不同的。
问：研究院不是既鼓励成功，也鼓励失败吗？
答：是的。但从副研究员的角度说，我们无法承担失败。只有两年时间，不能总是失败吧？失败了，你就要走了。
问：有人说这里很自由－－思想上的自由，是不是还有不自由的一面？比如失败的压力？
答：自由的体现是多方面的，压力很大也是不自由。
有些压力并不是直接的，不希望失败，这就是无形的但很大的压力。在国内的学校，很多人都在混，不来上班，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今天如果熬夜，明天不来了，这都是自由。在这里就不行。我在这里一年当中，每天晚491上下班就走的时候很少。一般是9点到10点才回去。这里工作的压力比国内其他单位的大得多，时间也长得多。
从开复到每个员工，工作的强度之大，压力之大，是国内的单位没有的。
问：员工之间有没有竞争的压力？
答：我想是有的。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是很强的。这个环境，总的看，不能允许一个人失败。
看来，蔡的离去，还由于他不能容忍一种长时间的巨大的压力，以及一种对于失败的深深的担忧。在几十个来自中国大学的博士和硕士中间，不能说蔡东风的这种情绪是一种完全孤立的情况，但也的确有不少人不为所动。与蔡东风不同，那些人完全进入一种创造的兴奋中。
另外一个人，徐迎庆，来到研究院的时候也是副研，和蔡东风同样，他也感到“压力”。但他又说：“我很喜欢这个环境，它很自由，真的是在激励你去做事情。”徐迎庆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取得博士学位后，又在计算所工作5年。用我们的话来说，这是中国人自己培492养的人才。此人有一个比常人更大的脑袋，但他的最重要的长处，是一种始终不息的激情和持之以恒的勤奋。
多年以来，他几乎没有在晚上9点以前下班回家，甚至连周末也不休息。他在同行中间一向以多产著称，但他承认，把他过去那些年里取得的科研成果加在一起，也不及在微软研究院里一年取得的成果多。
谈起过去那些年的工作，徐迎庆说：“整天尽说些不着边的话，做些没有用的事，或者完全不应该由你来做的事。”现在，他开始懂得把自己的智慧和时间用在最该用的地方。“老板珍惜你的时间，甚至超过了你自己。”
徐迎庆说。这在他刚刚来到希格玛大厦的时候，就有过一次强烈的感受。那一次，陈蕾请他为研究院的新会议室设计一些内饰。他有电脑制图的专长，也乐于做这些事，相信自己用一个周末就可以满足陈蕾的要求。但就在这时，李开复知道了此事。他对陈蕾说：“你们不要耽误他的时间。”随后又给徐迎庆发出电子邮件：“我相信你能把这件事做得很好，但我更愿意请设计公司的人来做。因为你的时间不是做这件事的。你是研究员！”493以上一种情形，在研究院以后长时间的运转中，造成了一种无形但却有效的秩序。徐迎庆对这种情形极为钦佩，甚至有些夸张地说，“这就是大师的管理水平。”
还坚持认为，我们国家科研上不去的原因在于，不是“把鸡毛当令箭”，就是“把肉包子当窝窝头”。
李开复有一次这样谈论徐迎庆：“如果他在这里的研究效率提高了100倍的话，我一点都不惊奇。”在李开复眼里，徐是一个特别有创意、特别有激情的人。他什么都想做。而研究院可以提供给他最好的设备，还有经费。
“但最重要的是，”李开复说，“假如他有50个想法，其中有48个可能是不行的。已经有人做过，失败了，或者已经成功了。他不了解这些－－不只是他，中国很多人不知道国外的研究情况。但我们一听就知道。我们就会说，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也不行！啊，这是一个好东西！他过去把能够想到的所有念头都拿来做。50个，每个做两个月，要做100个月。在这里，他只要集中精力做其中两个正确的。而且不用做杂事，不用申请经费。”徐迎庆的富于激情和想像力，在研究院中为大家公认。他那体积超过常人的大脑中，充满了无数稀奇古怪494的念头。他当然会有蔡东风所说的那种“失败的压力”。
“每个人都有可能做到一半就做不动了。”他说。对于李开复说过的“鼓励失败”，他也觉得挺受用：“是啊，只成功不失败的事情就不能叫科研！不过，最重要的还不是人家怎样看待你的失败和成功，而是你自己怎样看待。”在这同样一种情形当中，徐得出的结论与蔡正好相反，蔡是“激流勇退”，而徐则选择了“激流勇进”。当所有人在巨大压力之下拚命开掘自己的智慧、耗尽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的时候，蔡觉得那是一种痛苦的体验，至少也是得不偿失，而徐却觉得那正是他的快乐。
毫无疑问，徐正是微软需要的那种人。所以，他在1999年夏天就提前结束了副研究员的聘期，晋升为研究员。如前所述，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副研制度”，造成了副研心头最大的压力。蔡东风的离去，不能说与此没有一点关联。徐迎庆在不到半年之内单枪匹马挺进“正研”
圈子，表明其在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当然也成为其余副研议论的话题。以至于李开复觉得有必要把这件事情当众说个明白。
那一天，他在“指南厅”的大幅屏幕上显示了如下495一行字：提升研究员的例子－－徐迎庆。然后将徐迎庆半年来的表现予以公布：研究成果：5项。
论文专利：正在撰写5篇论文；申请6个专利。
产品转移：有5个革新算法将进入微软产品。
研究精神：有热情、干劲。
有创意。
自主，从不等待工作分配。
跨组的合作和影响。
能接受批评。
刻苦工作，从不抱怨。
其他贡献：面试。
帮助微软中国研究院进入中国图形学领域。
永远把公司放在第一位。
“徐迎庆真棒啊！”来自加拿大的访问学者杨强这样惊叹，“他那个脑子真是不得了。”然而这件事还包含了另外的意味：李开复敢于在所有副研面前列举这些理由，表明徐的提前晋升，确是出于其本人的努力和成就，而496没有人事方面的原因居中作祟。
一种真正具有压力的制度，能够将不同的人迅速分化。当蔡东风向李开复提出辞呈的时候，徐迎庆却被他自己的成功激励着，日愈沉醉在一种亢奋的状态中。沈向洋在3月份交给他的那篇“纹理合成”的论文复印件，8个月来始终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他已经阅读了无数遍，那几张纸上画满了红黄绿黑各种标记，还有密密麻麻的中文和英文的批注。
“看着吧，我能超过他。”他对沈向洋说。
他刚从“12月3日”中解脱出来，就开始惦记“1月13日”了。
如何捞到海洋里的一根针“龙苑会议”确定的第一批研究项目，全都具有严格的时间界定－－2000年1月。
1999年秋天将要结束的时候，“死亡线”遥遥在望。
但是网络多媒体技术领域中三个研究小组－－张亚勤小组、张宏江小组和沈向洋小组，全都面临着无穷无尽的技术难题。
497个人电脑的微处理芯片－－大小有如一张中等尺寸邮票的硅晶体片，每18个月就把它自己的能力奇迹般地增长一倍。50年前，一台楼房一样高大的电脑提供给我们的“比特”数量，不过数以千计；20年前，一台普通电视机大小的个人电脑，可以容纳数以千万计的比特；到了最近10年，一台笔记本大小的个人电脑所能容纳的比特，已经超过1000亿。现在，整个因特网上流动着的比特数量，以兆亿计。
在过去的几年里，因特网是全世界都在谈论不休的话题。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