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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流中，两个满头大汗的中年人用门板抬来一位老人，急着要上飞机。问及诊断书，小伙子说：“没有诊断书，行行好救救我爸爸吧，他快不行了！”医生上前撩开被子一看，是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脸色苍白，瘦骨嶙峋，喘息细微，已处于昏迷状态，瞳孔已开始散大。医生说，老人已不行了，如果上了飞机，到不了目的地，人就会死的，还是抢运那些能够活下来的人吧。两个中年人无可奈何地把老人抬到一旁，趴在老人身上大哭起来。
刚脱险的人们急切地问：“北京怎么样？”
指挥部安排了大批直升机到交通不便的边远郊区，专门运送受伤的农民兄弟。我曾随机去开平、古冶等地采访。一次，我随乘中国民航806号直升机飞往东北方向。飞机在村庄上空盘旋一圈后，在一个高高的土岗上徐徐降落。土岗下不远处一个不大的村落，房屋已变成一堆堆黄土。村子旁用新土堆起来的几十个坟头。
飞机停稳后，社员们一齐拥向土岗，将重伤员用门板抬入机舱。大多数伤者是骨盆、脊椎砸伤，不能坐立。舱内机务人员把伤员排列好，最大限度载入8人。关好舱门，马达隆隆旋翼飞速旋转，机身垂直拔起。借助舷窗向下看，土岗上又一次卷起黄尘，社员们迎着风沙，仰望着飞机，泪流满面，手握着毛主席语录本不断高呼口号。我听不见喊什么，不外乎“毛主席万岁！”“感谢亲人解放军！”等口号。
唐禹民：唐山大地震空军摄影师见闻（4）
我挤在机舱的尾部的一个角落里，扫视着所有的伤员，发现在邻近的门板上躺着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泪水洗面，抽泣不止，我赶忙俯身问他：“哪儿不舒服？”
“……”他摇了摇头。
“那你哭什么？”
“解放军同志，您能去北京吗？”
“能。”
“您到北京时给毛主席他老人家捎个话，就说我们唐山农民感谢他老人家，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他激动得说不下去了。
“你的心愿我一定带到北京去。”
“我爱人被砸死了，我的腰椎砸伤了，下肢不能动弹。那是我五岁的儿子，脑袋也受伤了。”他抬手指着一个军人怀里抱着的孩子，孩子头上缠着绷带，眼泪汪汪，紧锁着眉头。
“我们一家人在地底下埋了大半天，多亏了解放军来到村里，才救出我们，要不然全没命了。听说毛主席派飞机来接我们去治伤，很多人都哭了。真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啊！”这是一个普通农民掏心窝子的话。
强烈地震后的唐山，不论是在机场、矿山，还是街头、路边，我不止一次地听到刚刚脱险的人们急切地询问：“北京怎么样？”唐山人民始终牵挂着毛主席、党中央和首都人民。
扒运尸体的战士们身上长了毒疮
当我8月6日再次返回唐山时，抗震救灾工作已开始步入轨道。
各路救灾大军陆续进入市区，由于道路得到了迅速清理和疏通，大批运送救灾物资的汽车开进街市。来自各省、市的医疗队，乘着大卡车，车上插着红十字旗，不时驶过街面，帐篷里、马路旁边成了救死扶伤的场所。食品车、水罐车停在路旁，市民们提着各种容器有序地排着队，解放军战士们用木料和油毡为灾民搭建临时防震棚，以避日晒和风雨；军队大型吊装车辆分布在各主要街道，在废墟上不停地吊起残裂的水泥柱和楼板。
唐山震区附近的230公里铁路线遭到严重破坏。经过广大铁路工人和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短短10天的奋力抢修，北京至山海关路段于8月7日下午7时40分修复通车。
人们这时似乎可以松口气了。
不。
又一吞没生灵的猛兽——瘟疫，在不知不觉之中向唐山袭来，将唐山再次推入不亚于大地震的苦痛之中。
常言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唐山出现的疫情也许比历史上任何一次灾难都要可怕。
酷暑。
24万具尸体。
城市生命管线中断。
粪便、污染物堆积，蚊蝇肆虐。
……
人们都清楚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活下来的幸存者和10万救灾大军，很可能被这第二冲击波——瘟疫击垮，使唐山再次陷入绝境。
我再次到市区时，如火的骄阳悬在头顶，空气中散发着浓烈的尸臭和焦土味，战士们都戴上了防毒口罩，几乎所有人都用口罩、毛巾堵在鼻子和嘴上。马路旁、废墟上，特别是在那些有人居住的防震棚的四周，遍布着粪便和垃圾，走到哪儿都能听到成群的绿头苍蝇轰起的“嗡嗡”声。
远离市区的机场也受到了瘟疫的严重威胁。机场生活区用席子临时搭起的厕所里，爬满了一层苍蝇，便坑里多是带脓带血的稀屎……黄连素、痢特灵成了紧缺药物。一些传染病的发病率直线上升。
又一场战斗打响了。
中央从全国调集了21个防疫工作队，共1300人开赴灾区，他们身背喷雾器，走街串巷进行消毒，为病员送医送药。军队调来了防化车，缓缓驶在主要街道上，向道路两旁喷洒着雾状消毒药液。机场南头停着四架土黄色的运五飞机，飞行员和机务人员忙碌着，一架架轮番起飞，低空掠过市区，消毒药液化作迷雾洒向废墟。
24万在高温下极度腐败的尸体，变成了灾区最大的污染源。挖尸、运尸、埋尸的艰巨重任落到了人民军队的肩上。震后的头几天，部队是在没有任何防护设备、赤手空拳的情况下，进行挖尸工作的。后来尽管装备了一些防毒器械，许多战士仍未能避开疫病的侵袭，他们从楼板底下已抬不出完整的尸体，只能将死者一只胳膊、一条大腿地往外掏，支离破碎的尸体，淌着黑褐色的血水，发出令人窒息的恶臭味。很多战士身上长毒疮，顺着疮口流着黄水，拉痢疾，一天跑几十次厕所……为了人民的利益，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年轻战士，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战斗着。
由于防疫工作及时有力，全体军民抵住了瘟疫的袭击，灾区安然度过了灾后的传染病暴发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8月12日，在唐山的采访告一段落，我从唐山飞回北京，在空中透过飞机舷窗下的废墟，我仿佛看到了唐山的明天。旧的唐山毁灭了，但唐山人还在，有唐山人和全国的支援，新唐山一定会崛起……
唐禹民：唐山大地震空军摄影师见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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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地震：震前准确预测遭冷遇
全国强
“震撼世界的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震前曾被准确地预测出来了。”唐山作家张庆洲经过长时间调查，向世人披露了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
“地震前，地震监测网覆盖了整个唐山地区。”张庆洲援引1986年《地震报》统计数据说，1976年上半年，唐山地区群测点中的骨干点就达85个。
“各种异常都已经十分明显了，光监测地震用的微安表就不知道烧了多少块。”张庆洲说。据他调查，绝大多数监测点都发现了不同程度的临震异常，至少十几个点向上级单位发出了短期临震预报。
当年唐山地震监测网的工作人员中，张庆洲说他印象最深的，是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的马希融。这位担任过河北省第六、七、八届人大常委的七旬老者，曾两次发出了临震预报。
从1976年5月28日开始，马希融发现，一直平稳的地电阻率值出现了急速下降的现象。他一边加紧观测计算，一边注意观察地下水和动物变化。为慎重起见，马希融还与其他地震台站进行沟通，最后确认监测结果无误。7月6日，马希融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发出短期将发生强震的紧急预报。
7月14日，国家地震局派来两位分析预报室负责地电的专家。他们检查了设备、线路，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之后指出，地电阻率值下降是干扰引起的。
7月26日、27日，地电阻率再次急剧下降。思虑再三，27日18时，马希融拿起电话，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发出强震临震预报：“地电阻率的急剧变化，反映了地壳介质变异，由微破裂急转大破裂，比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此时距唐山大地震发生仅有9个小时。
地震前的最后一个傍晚，与马希融一样焦急的还有北京地震队的耿庆国。
那晚耿庆国正在三里屯的岳母家。家里人说屋外晾的衣服爬满了蚂蚁。耿庆国低头一看，地上一层潮。为预报此次地震已奔走多日的耿庆国立刻做出判断，这是地下水往上涨，要地震！他马上跑到三里屯派出所，借用那里的电话跟地震队进行了最后的沟通。
7月以来，北京市地震队监测的各种异常已经非常明显了。7月14日，北京市地震队紧急给国家地震局打电话，提出震情紧急，请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立即安排时间听取汇报。
“可到了21日，国家地震局没来人。不能再拖了，北京队业务组副组长张国民就直接给主管华北震情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打了电话，请求立即听取汇报，但梅世蓉把汇报时间推迟到了26日。”耿庆国说。
“26日那天，国家局来了15个人，梅世蓉没到。国家局的同志听取了整整一天的汇报后，传达了梅世蓉的意见。”耿庆国回忆说，当时梅世蓉的意见是：“四川北部为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京津唐地区再乱一下可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
“国家地震分析预报室是一个决策部门，大震迫在眉睫，但我们过不了那道关。”耿庆国说，“事实上唐山地震前6个小时就出现了地声、地光，如果给老百姓打个招呼，减轻人员伤亡是可能的。”
听取北京市地震队汇报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也高度关注着华北震情的发展。汪成民说，以他为代表的国家地震局一批年轻同志坚持认为唐山、滦县一带会有大震，但他们的意见始终得不到重视。
7月14日，全国地震群测群防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唐山召开。汪成民要求在大会上做震情发言。当时主持会议的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没同意，让他在晚间座谈时说，但强调不能代表地震局。就这样，汪成民利用17日、18日晚间座谈时间，通报了“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预测。
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听到通报后，火速赶回县里。县领导冉广岐拍板，7月25日，青龙县向县内三级干部800多人作了震情报告，要求必须在26日之前将震情通知到每一个人。当晚，近百名干部十万火急地奔向各自所在的公社。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53。8秒，唐山发生里氏7。8级大地震，超过24万人在地震中遇难。青龙县的县城距唐山市仅115公里，但无一人死亡。
韦君宜：想当青天大老爷，难！（1）
韦君宜
韦君宜，原名魏蓁一，1935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投身“一二·九”运动，并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从事新闻宣传及青年工作，解放初期曾在共青团中央、北京市委担任宣传部长和市文委主任。1954年调中国作家协会，曾任《文艺学习》、《人民文学》杂志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社长。著有长篇回忆录《思痛录》，长篇小说《母与子》、《露沙
的路》，中短篇小说集《老干部别传》，《旧梦难温》、《女人集》，散文集《似水流年》、《故国情》、《海上繁华梦》、《我对年轻人说》等近200万字的作品。本文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思痛录》。
“四人帮”垮台了，十年的黑暗结束了。
严冬过去，寒风不再吹了，最后终于吹来了温暖的风，吹开了夭桃秾李。群众为了这迟到的春天，在天安门前拍手欢歌，中国有救了。
多么好啊！青年说：把十年来的不公平、冤狱，把拿人不当人的思想和行为，一下子清除吧。中年知识分子说：把解放以来，1957年以后，把人不当人的规章都解除掉，让人们真的解放吧。还有人则想得更多更远：我们这个辛苦创建，身上还带着不少旧痕的国家，要彻底变革，行吗……
人们一面欢呼歌舞，一面没有从前那么天真、容易放心了。
“四人帮”垮台之后，我碰见的第一件别扭的事，是诗人郭小川之死。
小川之死这件事本身还查不清楚——他好好地睡在招待所被窝里，怎么会被自己抽剩的香烟头点着了自身而活活烧死？——只说我们这些刚刚得到“解放”消息，还没有“安排”的文艺界朋友，听到了无不惊讶，痛心。应该追悼他呀！可是这时候，既没有作家协会，也没有任何文艺团体（除了那些样板团）出面来召集追悼会，奔走来奔走去都不成。后来听说办成了，凭通知到八宝山入场。我收到这么一张油印的小条，问我们社其他与他熟悉的人，都说不知道。开会头一天，我接到冯牧一个电话，说：“人家通知的范围非常小，只好这样，咱们分别口头通知大家，你也通知一些人吧。”我说好。于是见人便讲，动员了一车。赶到八宝山一看，满满地站着一院子人。不管是作家还是名人，全都站在院子里，我忙挤进里边休息室去看，才知原来只开了一间第六休息室（按八宝山的规矩，一般要开六、七、八三间，给吊客休息，规格再高点的，增开一、二、三三间）。今天如此，吊客只好都站在院子里，在悲哀之上又加了气愤。
我听见站着的吊客们窃窃私议，今天的规格不知怎么样，据说特别高，由中央主持……什么中央人物，当非文艺界所能够得上。等了一会儿，叫我们排队进去，站好之后，奏哀乐，然后上去了主持并致悼词的人。我眯眼看了半天，既看不出是哪位作家，更认不出是哪位首长。是一位30多岁的妇女，手拿悼词，结结巴巴在那里念。
谁呀！
直到会散了，人们往外走了，我这才打听清楚，原来这位主持会的人，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原长辛店铁路工厂的一位女工。想必是造反成就极大，才能占据这样的高位。但是她和郭小川有什么关系？和诗又有什么关系呢？“四人帮”垮台了，她还在做她的官（不过，后来她下台了），她又着实与文艺及政治方面都联不上，所以至今我也说不清这位为逝去的小川做结论的女部长的名字。
如此对待文艺界对一位著名诗人的追悼，这就是1976年“四人帮”刚垮台时对待我们的姿态。这自然已经比开口就骂黑帮强了很多。但是，不能不使人感到，我们依然比别人矮一截。
许多还活着的人被放出来了，但是他们的问题还解决不了，有的去山东，有的去山西。中央专案组还掌握大权，说一声“不解放”就不解放。
我到清华去看望老校长蒋南翔，结果只找到一间单人宿舍。门锁着，隔钥匙孔看见两只满是泥的布鞋扔在地上。后来他算是解放了，却没有工作，住在万寿路招待所。我又去了一趟，这次是事先电话联系好的，我和老同学魏东明同去。进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