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的暴力导向
失去监督和约束的权力往往恶性膨胀，这几乎是颠扑不破的
真理。斯大林政治模式最大的败笔，就在于以“党的领导
”名义进
行的专政，后来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命令制加恐怖的实施体系。党
和人民实现目标的工具异化了，反过来成为压迫人民的力量。而
苏共被逐出历史舞台，极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原
谅它的这一恶行，不愿再回到这种体制中去。
国家机器的异化，突出体现在斯大林培植的国家安全机构逐
渐成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甚至党的机关也不能除外。赫鲁
晓夫在回忆录中提到，他所在的莫斯科党代会就有这种情况。
“提名为莫斯科市委和省委委员的所有候选人都必须由内务人民
委员部审查和‘批准’。中央委员会也好，就整个党来说也好，都
不能再提拔自己的成员。在评价任何党员的工作，决定其是否能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年版，第
页。
②《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年版，第
页。
第 108 页
选任党的高级职务等方面，都只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话说了算。
我们已习惯于这样一种信念，以为上述做法有助于地方党组织揭
露钻入党内的敌人。年夏，苏共中央委员会通过一项特别
决定，授予内务人民委员部以逮捕中央委员的临时权力。而在以
前，逮捕一个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必须经中央委员会的批
准。
至于国家机器的异化所达到的程度，反对苏联制度的西方敌
对势力显然经常大加渲染和夸大事实，不可轻信。但是，对有些特
殊人物的看法我们不能不加以重视。例如，美国人约瑟夫
戴
维斯这样描写道：“这里的恐怖统治令人胆颤心惊。全国上下都
笼罩在这种氛围之中。秘密警察（往往于凌晨
点至
点）的夜
袭，使每个家庭都生活在惶恐不安之中。一个人被带走以后，几个
月没有消息，再后来便销声匿迹了。
“”在餐馆服务中心，每天都能
看到，人们面带惧色，交头接耳，谈论着新的被捕者，新的判刑者，
朋友间彼此牵挂。由此可见目前人们的心理以及恐怖统治的程
，
度。
戴维斯何许人也？此人
年代出任美国驻苏大使，回国后
写了《出使莫斯科》一书。书中对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表示了极
大的好感，不但认为苏联对反对派的审判公正、可信，而且相信布
哈林确实卷入了谋杀斯大林的阴谋活动，相信图哈切夫斯基元帅
是德国的间谍。苏联外长李特维诺夫称他的书“向读者呈现的是
准确无误、实事求是的历史纪实
”。这个评语，用到他对恐怖气氛
的描写上，肯定是非常准确的。
在斯大林执政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反对“人民的敌人”的运动
实际上接连不断：继工程师一破坏者“案件（
”“工业党”审判案）
①《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年版，第页。
②［美］约瑟夫
戴维斯：《出使莫斯科》，红旗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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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曼、康德拉季耶夫、恰
亚诺夫等人（“农民党案件”），此后
之后就是迫害农艺师一科学家
斯米尔诺夫一
艾斯蒙特案件
“、克里姆林宫案件”和“莫斯科案件”、反对“民
米留亭和
年的“乌克兰解
族倾向分子”的运动一个接一个地进行。在
放联盟事件”中，一批历史学家、科学院院长被打成“民族主义
者”，罪名是“在发展乌克兰语言学、术语学、正字法和字母表方面
从事破坏活动”。这听起来已经是非常离奇了。随后的对托洛茨
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军队工作者、党和政府其他
领导人的公开的和秘密的审判，年对共产党员和非党
人士的大规模清洗，最后还有镇压政治犯（拉科夫斯基、斯皮里多
诺娃等人）和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前夕和初期镇压军事领导人的运
动，其罪名更是匪夷所思
战后又有对战争中苏军战俘的镇压。
年
月苏联官方公布的数字说，从
年到
年，在苏联
约有 万人受到镇压，其中有
多万人是在年间
被镇压的。如果仅凭这些数字还难以形成完整的概念，那么我们
可以拿一个历史数字来作比较
“：俄国
世纪，在
年中由于政
治原因被处死的有几十名，死在监狱里和流放地的‘政治犯’有几
百名（最多几千名）。”①
被公认能比较客观严谨地运用史料的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提
供的数据被人们广泛引证。他认为，整个斯大林执政期间被囚禁
人数为万人。仅年间进行的政治清洗
就涉及万人，其中
的人被枪决。下面是这场肃反
运动的一些具体数字：列宁建立的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共有
名委
员，在斯大林时期有
人被处决；名师长中有人被处决，名旅
人被处决或病死狱中，人被逐出苏联。
名元帅中，有
①［苏］罗
亚
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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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幸存。航空国防
委员会和化学国防委员会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遭到清洗。
发生在布哈林身上的事情可以说明当时人们的恐怖心态。
年十月革命节前夕，布哈林已经受到谋杀的指控，处境非常
艰难。十月革命节那一天，布哈林决定到红场去。但他不是作为
苏共的领导人走上列宁陵墓的，而是作为《消息报》的主编站在观
礼台的一侧。这时，站在观礼台上的斯大林远远看见了他。过了
一会儿，一个哨兵走过来。布哈林立即以为，这是斯大林派来逮捕
他的。好在哨兵向布哈林敬礼，并转达斯大林的口信
“：布哈林同
志，斯大林同志请转告您，您站的不是您应站的地方，并请您上列
宁陵墓！
”但是，月，对布哈林的指控更加肆无忌惮，以致布哈林
几次想开枪自杀。一天，一群内务部的人带着搜查证闯进布哈林
家中。正要动手搜查，电话铃响起。原来是斯大林向布哈林问候，
似乎他根本不知道布哈林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当得知情况后，斯
大林生气地呵斥
“：叫他们统统都滚出去！
”搜查也就没有再进行
下去。
有人说这是斯大林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有的人则为之辩
护，说斯大林显然并不知情。就事情本身作出判断的确是一件不
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一部失去约束、走向极
端专制的国家机器，通常是用人的鲜血作润滑剂，运作才会顺畅。
而恰恰是这一点，使苏共的领导失去了道义的基础。在这方面，戴
维斯的说法是正确的：“人类固有的尊严会产生对压迫的极大不
满。任何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无法补偿思想、言论的自由和个
人感情上所遭受的劫难。
”
应该承认，斯大林对实施恐怖、践踏法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
任。说这一点有充分的依据。
人被处决，海军舰队司令员只有
长中有
月
年
日，根据斯大林的
［美］约瑟夫
戴维斯：《出使莫斯科》，红旗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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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未征求政治局委员的意见，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就作出了
《关于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作若干修改》的决定，强
调有关恐怖行动的案件应当在
天内完成审讯。审理案件时不
准旁听。对判决不准上诉，不准请求赦免，判决一经作出立即执
行。
年，斯大林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指示内务人民委员部
机关对被捕者采用体罚手段。
年再次要求必须采取这样的
手段。他强调，体罚方式作为一种例外今后也应当采用，对于公开
的和拒不缴械投降的人民公敌来说这是完全正确而可行的方式。
到斯大林晚年，他个人性格中的某些不健康的方面被高度集
中的权力进一步放大了。斯大林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案件，
来证明他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例如列宁格勒案件、医生案
件等。这些案件的离奇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例如“医生案
件
”，首先源于斯大林的疑神疑鬼。他曾经过问，为什么同一个医
生给季米特洛夫和日丹诺夫两个人治病，这两个人都死了。在一
次例行检查身体中，给斯大林检查身体的著名医生维诺格拉多夫
发现斯大林的身体状况不好，于是在病历上写道，必须立即使病人
完全停止一切活动。知道这一建议后斯大林非常愤怒，认为医生
是想利用职务之便阻止他参加一切政治活动。为此，斯大林命令
逮捕了维诺格拉多夫。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件事发生后，克里
姆林宫医院马上就出现了“揭发者”和“告密者”，一大批医学家被
捕入狱。如果不是斯大林的死，那些被抓起来的专家和医生的命
运将是十分悲惨的。
斯大林还亲自参与了某些恐怖事件的处理工作。斯大林的女
儿斯维特兰娜回忆起这样一件事情：“在偶然一次和父亲在别墅
会面时我走到他房间里，正好听见他在和什么人打电话。我在旁
边等着。电话里是别人在向他汇报，他听着。后来，他像下结论似
的说了一句：‘好吧，汽车车祸。’我清清楚楚记得他当时的语气：
不是提问，而是肯定语气，是答复。他不是问，而是提建议：汽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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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根本没有发生任何车祸。‘汽车车祸’是我父亲在别人
向他汇报执行情况时建议的正式说法。”第二天，斯大林告诉女
儿，他们的一个熟人因车祸死了。这件事对她的影响是无法估量
的。斯维特兰娜在斯大林死后离开了祖国，同时也彻底放弃了对
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信仰。
使用暴力带来的国家性质的异化和党本身的异化，对党和国
家与人民的联系产生的消极后果，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早在
年，列宁就深刻地指出
“：以前的历次革命所以失败，就是因
为工人靠强硬的专政不能坚持下去，工人不懂得单靠专政、暴力、
强制是保持不住的；惟有掌握了文明的、技术先进的、进步的资本
主义的全部经验，使用一切有这种经验的人，才能保持得住。
”
热衷于恐怖不是斯大林个人的爱好。布尔什维克党掌权之
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与之合作。但当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
与本党的主张发生矛盾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不但退出政府，而且参
与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叛乱，由布尔什维克党的合作对象变成了苏
维埃政权的镇压对象。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上，俄共党内
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派别不同意列宁的签约主张。当同样反对
和约的左派社会革命党提出逮捕列宁为首的人民政府成员、建立
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联合政府时
“，左派共产
主义者”中居然有人参与讨论这个建议，只是由于布哈林等人的
坚决抵制才未付诸行动。看来，对暴力认识上的偏执和滥用暴力
手段，是俄罗斯政治中始终存在的一个特点。它和政治民主不发
达密切相关。
斯维特兰娜
阿利卢耶娃：《仅仅一年》，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印，第
页。
《列宁全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
月第
版，第
页。
第 113 页
肆无忌惮的官僚主义
权力失去制约，必然导致腐败。苏共党内的腐败现象，发端于
斯大林时期。
有一种说法认为，斯大林时期苏共党内没有腐败现象，或腐败
现象非常罕见。这是有待商榷的。我们知道，腐败现象不单单是
一种作风，而是附生在失去约束的权力之上的毒瘤。斯大林时期
腐败现象不如后来严重，这是事实。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腐败现
象才像瘟疫般泛滥开来。但是，很难把这一点作为说明腐败现象
和高度集权没有联系的理由。腐败本质上是权力的滥用。至于权
力滥用以什么样的形式体现，则要依具体情况而定。一方面，在计
划经济（即短缺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物质生产还
处于低水平的条件下，在货币甚至被看做是资本主义因素的条件
下，腐败现象不可能表现为后来我们看到的那种权钱交易。另一
方面，在斯大林个人独揽大权的情况下，这种权力滥用的形态在很
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他个人的好恶。一旦失去斯大林的信任，一个
人的政治生命乃至物理生命都可能会完结。斯大林个人对腐败现
象肯定是深恶痛绝的。这样，权力滥用就以更加隐蔽的形式出现，
更多地要表现为其他形态，例如官僚主义、欺压群众、特权现象等。
这是斯大林时期一个很大的特点。
利用国家权力为少数人服务，是斯大林时期最无可置疑的事
实。斯大林时期，对党的各级干部，一方面实行高压政策，强迫服
从、严厉镇压；另一方面，又许以种种特殊待遇。干部特殊化逐渐
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此基础上，逐渐产生了一个其利益和普通
大众有别的官僚特权阶层。在这一时期，列宁时形成的配给制发
展到了非常精细的程度。有各种各样的配给制：供家属用的，供职
工用的，供人们在工作单位用的，还有几类专门供首长使用的，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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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字母卡。作为补充，还有各种商品的购货证和票券。普通
老百姓是绝对没有可能得到这些东西的。因此，把配给的和用购
货证买到的酒类、衣料、鞋套、鞋类及其他各种杂物拿来进行投机
倒把，几乎成了高中级干部家庭正常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在这
方面，前美国驻苏大使戴维斯有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他认为党
和政府领导人的个人生活“无可挑剔
”
“。高级官员中没有贪污现
象，他们的习惯很简单。在克里姆林宫他们过着优越的生活，在乡
村有自己的别墅，配有汽车和各种舒适的生活用具。他们非常注
意避免炫耀。委员的工资据报道每月不超过
卢布，不过他们
做什么事都不要钱。
”如此“无可挑剔”！
这一时期，最低工资和最高工资之比大约为
。其实，工资
的差别不是最主要的东西。表面看，甚至可以说工人和行政人员
在工资水平上实际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如果从特权的角度看，情
况就大不相同。党和国家的官员有自己的特供商店、内部餐厅、豪
华住宅、郊外别墅等。行政命令体制的加强不仅使行政人员数量
增加，而且也使特权阶层扩大，出现了为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规
定的各种不同待遇的等级制度。工作人员根据不同职务到不同的
专门医院就诊。斯大林还在官员中实行“钱袋（
”即中国人所说的
“红包
”）制度，即领导人员的工资附加款。其数量按职位高低从
几百卢布到几千卢布不等。这笔钱装在信封里秘密发给，不上税，
甚至交党费也不包括在内。部长级人员从这里面可得到
万多卢
布，相当于
年改革后的
多卢布（这一时期机关工作人员
的月工资大致为卢布）。连戴维斯也认为，在苏联“，政
府本身成了打上各种阶级烙印的官僚机构。如特权、高水准的生
［俄］格
阿
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
年版，第
页。
［美
约瑟夫
戴维斯：《出使莫斯科》，红旗出版社
年版，第
页。
第 115 页
活等等。实际生活表明，政府高级官员可以享受特别的高级生活
服务，例如在克里姆林宫饭店为他们提供高级生活享受。这里从
上到下都能发现阶级的迹象”。“党员构成了一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