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政党的失败。苏共的失败，首先是它作为一个政党的失败。
政党作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政治现象，有它特定的地位、任务、功
能。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也有自己的地位、任务和功能。但是，如果
马克思主义政党连一般政党的位置都没有摆正确，连一般政党的
任务都担负得不好，连一般政党应有的功能都不具备，要做一个合
格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很难的。苏共首先不是违背了共产党活动
的规律，而是违背了一般政党活动的规律。作为一个政党，它有自
己的目标，而且就其目标本身来说是崇高的。但是，它的运作却缺
乏科学性。它没有在政党该在的那个位置上，没有起到政党应起
的作用。需要它的地方，它不愿驻足，结果使政府与人民之间缺乏
联系，出现桥梁真空；不应当由它待的地方，它却凯觎，贪婪地抓住
不放，结果为国家机器所同化，变成了国家机器的奴婢和附庸。
关于政党的几个基本论点
把握了认识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我们就不难得出结论：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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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悲剧之所以发生，关键在内因，在党本身。苏共是苏联社会的政
治核心，是整个苏联政治体制的核心。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败就
败在它没有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应有的体现，败在老百
姓不再认可这个制度。之所以造成这样一个谁也不愿意看到的结
果，归根结底在于领导这个社会的党由一个充满活力的、得到广大
人民群众衷心拥护的党，渐变成了一个失去活力、群众对之离心离
德的党，逐步丧失了领导国家和社会前进的能力，难以担负起领导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历史使命。苏共没有满足国民对一个执政党
的基本要求，在国民眼里领导国家和社会不得力、不够格。这是苏
共丧失执政地位的根本原因。
因此，本书对苏共失败原因的探讨有两个支点或逻辑起点：其
一，分析的中心对象是苏共本身，是这个党在路线方针、领导方式
和执政方式、自身的社会基础、组织运作等方面，即党的建设中的
问题和失误。苏共最终执政失败，主要滥觞于此。其二，把苏共作
为一个通常意义的政党来研究，而不只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
党来研究。除去光环和神话，才能冲破乌托邦标准对我们思考的
束缚，得到实事求是的认识。
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弄清关于政党的一些最基本的理念。
政党不是自古有之。政党产生的前提，是人们对国家及其权
力认识上的转变。在奴隶社会和封建专制社会，为了使普通人远
离权力，以永远保有统治地位，掌权者给国家权力罩上了一层非常
神秘的面纱，似乎权力来源于上帝，非凡人所能左右。这就是“君
权神授”说。在这种条件下，政党是难以生存的。随着人们政治
意识的觉醒，特别是随着资产阶级作为独立阶级的发展壮大，人们
渐渐不满足于对国家的神权政治的解释，而把国家权力与人的天
生权利联系起来，认为“天赋人权”
“，主权在民”，用民主政治的观
念取代了神权政治的观念。这之中，最为典型的当属卢梭的《社
会契约论》对国家权力来源的解释。他认为，国家权力并不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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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是人们为了组成社会，让渡出自己的部分与生俱来的权力，构
成了公共权力。人们可以把这些权力授权公共机关来行使，也可
以在认为必要的时候收回它们。
很显然，这种解释并非个别智者的遐想，而是资产阶级这个在
经济上强大起来的新兴阶级在政治上提出掌握国家权力的要求的
理论体现。所以，这些解释虽然今天看来显得有些粗糙，却始终是
主张民主政治的现代国家赖以立足的基石。当代最有影响的国家
理论，如政治多元主义、政治精英主义、新保守主义、新马克思主义
等，无不与此有深厚的渊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也深受
“天赋人权”、“主权在民”这些民主政治基本理念的影响。
争取政治权力的斗争不能不采取组织化的形式。掌握权力的
阶级为保住自己的权力和既得利益，同样以政治组织的形式相对
抗。这种组织，就是政党。政党是各阶级利益、愿望和要求的组织
化。可以说，对民主政治的诉求，产生了近现代政党。
因此，我们的第一个论点是：政党是人类政治文明史发展到一
定阶段的产物。
民主政治是参与政治。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政
党的产生，是和政治参与密切联系的。这里面有两种情况：
一是，专制统治者凭借手中掌握的权力，拒绝民众（或一部分
民众）的参与要求。这时政党就不得不首先领导民众进行争取民
主权利的斗争。斗争的方式依统治者的状况而定。如果统治者慑
于民众的力量，被迫作出让步，逐步施行民主，民主政治就能通过
和平过渡的方式逐步确立。如果统治者顽固地对抗民众，甚至以
暴力对付民众的要求，代表这些民众的政党就往往诉诸暴力，带领
民众用革命手段来推翻专制统治，为民主政治扫清道路。马克思
主义关于政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论断，揭示的就是这一本质。
在上述情况下，往往是政党的建立在先，民主政治的确立在后。
二是，在民主政治已经或正在形成的条件下，政党积极参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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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民主政治，成为民众政治参与的有效手段。民主政治的原理
其实很简单：民众作为国家事务的最终决定者，决定权力的使用，
决定直接执行权力的人选，对施权者进行监督，对施权结果进行评
价。这就是所谓的直接民主。但在实践中，直接民主的实施有很
多不可逾越的障碍，如国家规模、公民素质、操作成本等。实践的
结果，就是出现了和直接民主相匹配的间接民主形式。民众通过
选出的代表来代替自己行使一部分（不是全部）权力，即代议制民
主。政党作为阶级、阶层或集团利益的代表，作为民众政治参与的
有效手段，理所当然地成了代议制民主的主角。
因此，我们的第二个论点是：政党是民众参与政治的工具。
政党作为民众政治参与的工具之所以不可少，是因为政党有
着许多独特的功能。在民主政治中，国家作为民众授权的公共权
力机关，分散的权力如何科学地变成集合在一起的有机的权力，是
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而且，公共权力大于个人力量，民众个人是
无法控制它可能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趋势的。这又是
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看到，政党作为自愿组成的政治组织，
逐渐具备了这些方面的作用和功能。这是政党虽然为许多人所讨
厌、却又能在讨厌情绪的包围中生存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学者对政党的研究不断深化，其中
包括对政党的功能和作用的研究。应当注意的是，这里面概括出
的一系列比较深层的内容，有许多方面是作为政党共性的东西来
勾画的。有的学者认为，政党的作用体现在两个功能上：一方面，
政党向社会作出反应；另一方面，政党对社会进行控制。几乎所有
政党都表现为两种功能的结合。有的学者一一列举了政党的各个
方面的功能：目标制定功能，利益表达功能，社会化和动员功能，精
英形成与录用功能等。无论列出多少种功能，政党都越来越具有
这样一种共性：它一端连着民众，因为只有得到相当一部分民众的
支持，政党才能生存和发展；另一端连着国家、政府、权力，因为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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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掌握权力，或对政府的运作施加影响，政党才有存在的价值。政
党不同于民众，因为它是民众的组织化；政党也不同于政府，因为
它代表民众对政府的要求和控制。
因此，我们的第三个论点是：政党是沟通民众与政府联系的桥
梁。
政党从许多意义上说是一个桥梁。但是，如果政党仅仅限于
“桥梁”作用，那它就又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这
种作用可以为其他社会组织工会、妇女组织、青年组织、压力
集团等所代替。政党不同于这些组织，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它除
了起政治桥梁作用之外，还以获取和掌握政权为基本目标。政党
不只是要维护自己那部分民众的利益不为国家权力所侵害，而且
要通过掌权，利用国家机器来为本集团的民众服务。这是政党掌
权的目的所在。无论是哪个阶级的政党，都必然以此为头等重要
的目标和任务。
掌握了国家权力之后的执政党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解决
一个重大的问题，即如何才能在掌权的情况下继续保持与其民众
的联系。权力在手，对推行这个党的主张十分有利，但同时党本身
也由于靠近权力而有被权力腐蚀、同化的危险。所以，政党在政治
体制中需要有明确的定位。在西方国家这不成问题，因为政党是
在民主体制形成过程中出现的。但在有些国家，政党先于民主体
制而出现，政党不仅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也参与了国体和政体
的创建。旧的政治体制向新的政治体制转变过程中出现的真空，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党来暂时填补的。这就产生了两种可能：一
是，政党代行国家行政权力，而当国家行政体制健全之后，政党把
权力逐渐归还政府；二是，虽然政权机关重新建立，政党却并不把
权力还给国家，而是继续占用，从而形成了政党与国家、政府关系
的一系列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政党可能会由民众政治参与的工
具变成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这是政党的错位。这种错位，几乎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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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了政党变质的全部危险。政党始终应当是人民控制政府的工
具，而不应当变成政府和国家权力本身。
因此，我们的第四个论点是：政党是人民控制政府之手的延
伸。
政党因着影响和控制权力的需求而产生，而权力又有凌驾于
社会之上的可能，有被滥用的可能，这就是掌握权力的政党有可能
腐败变质的根源所在。“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这个公理，说的不是权力本身会变质，而是掌握权力的人有变质的
可能性，不管这些人是由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由此而论，权力必
须受监督和制约。时时与权力有着摆脱不掉的干系的政党，尤其
是执政党，无疑也必须受到监督和制约。为了监督和制约权力，西
方国家设计出了一整套的机制和办法：三权分立，多党制，舆论监
督等。这些机制和办法都是建立在西方社会所特有的那套文化、
价值观念基础上的，任何别国都不应照搬照抄。但是，权力必须受
到监督和制约，以掌权为目标的政党必须受到监督和制约，却是政
治运作最一般最起码的游戏规则。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活动，不仅仅是为了取得政权，还要利用政
权实现更高更远的目标。由此也产生了一系列不同以往政党的特
点，例如成员有较高的思想觉悟、自我约束的能力强等。但是，马
克思主义政党不是一个超越时空的抽象概念。既然它要掌握权
力，就不能不同时会受权力的影响。所以，和夺取政权一样，对马
克思主义政党来说，执政既是实现目标的机遇，也是一个严峻的考
验。并非只要性质上属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就一定能经受住这个
考验。只注意权力利于贯彻执政党主张的一面，忽视其对政党性
质和功能可能扭曲的一面，从而不愿意接受监督，往往会使政党误
入歧途，失去正确的方向。
因此，我们的第五个论点是：政党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伟大，不能也不应体现在它可以违背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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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共同规律。恰恰相反，它的伟大在于它能够科学地认识规
律、遵循规律、掌握规律。离开了这一点，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历史这样告诉我们。
苏共以自己的失败这样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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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胜利、布尔什维克党成了执政党后，许多新的问题和
任务摆在这个党的面前：怎样发展经济，使走社会主义道路确实成
为全体人民的共识？怎样处理作为领导的党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
系，从根本上体现布尔什维克掌权的合法性？怎样处理党与其社
会基础之间的关系，充分体现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主人翁地位？
怎样使党切实成为人民当家做主的手段和工具？列宁针对上述问
题进行了思考和探索。有一些问题解决了，但有一些重大的问题
没有解决，或在认识上有失误。概括起来就是：对在执政的条件下
共产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这个党和搞革命暴动时期的党有
什么区别，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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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任务、方向和道路
布尔什维克党把自己执政后的根本任务定位在发展经济、进
行社会主义建设上。这是十分正确的，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但是，
在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党没有完全摆脱
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的观念。体现在实践中，就是把没有商品货
币的计划经济看做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惟一正确手段，甚至想通
过战时共产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后来在列宁的倡导
下推行新经济政策，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开始发生变化，但就全党而
言，多数人的观念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这为列宁之后党的路线
的改变埋下了种子。
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
掌握了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的根本任务是什么？对这个
问题，列宁有十分清晰的认识。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
中，列宁明确地指出
“：现在成为俄国执政党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发
展特别明显地表明，我们正在经历什么样的历史转折，这一转折构
成目前政治局势的特点，要求苏维埃政权确定新的方针，就是说，
以新的方式提出新的任务。
”这个任务，就是发展经济“。目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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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全部特点，全部困难，就是要了解从主要任务是说服人民和用
武力镇压剥削者转到主要任务是管理这一过渡的特征。”列宁把
管理国家的任务首先归结为纯粹经济的任务，归结为经济改造的
任务。从这里可以看出，列宁非常清楚，随着政权的巩固，社会主
义建设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
但是，建设社会主义毕竟是前所未有的事业。从事这样一个
事业，没有任何现成的榜样和模式可供参考。从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接受过来的、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基础上的社会
主义理想，如何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仍然保留着许多封建专制
色彩的后进资本主义国家里变成现实？这个问题，自始至终是俄
国的共产党人关注的焦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为回答这个重大
问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建立政权之初，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探索，没有摆脱“社会
主义
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的简单认识。诚然，在步
骤上，俄共领袖的认识是有区别的。在党内有很大市场的“左派
共产主义者
”派主张全盘“国有化
”
“、社会化
”，立即消灭商品货
币，继续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要手段来巩固政权。而列宁的基本看
法是，不能指望一夜之间建成社会主义。步子要稳妥，要从搞国家
资本主义开始。所以，列宁的大量注意力放在国家对产品的生产
和分配的计算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