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所以，你的案子是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
“哦，原来是他们干的。”江青冷笑了一下，“我对此嗤之以鼻！”
“特别法庭的起诉书，你看到了吧？”
“看到了。”江青说：“那真是一件绝妙的反面教材。他们把我和林彪拉在一起，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谁人不知，林彪是反我的元凶，他和我之间一直存在着激烈的斗争。他是杀我的罪魁。你们把杀人的和被杀的、害人的和被害的混淆在一起，请问这是什么样的法律？完全是颠倒是非嘛！”
“江青，你讲得太多了。这不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朱华荣说，“按照刑事诉讼法，对特别重大的案件，全国人大有权组织特别法庭进行审理。现在时间很紧，我们来征求你的意见是否同意我俩当你的辩护律师。如你同意，我们还要赶回去写辩护词，你看如何？”
江青打了个怔，随之微笑了一下，“我之所以想请律师，是因为我有很多的话要在法庭上讲，本来我打算自己讲的，但是我怕时间长可我的身体吃不消。而且我这个人过去被坏人迫害过，受过刺激，容易激动。我一激动起来，许多话会忘记掉，因此我要请你们作我的律师帮我讲话。至于同不同意你们当我的律师嘛，我得先建议你们先读读党的九大文件和党的十大报告。党的九大报告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写的，林彪只是在会上念了一下，连字都念错了。”
“我们是律师，哪些文件应该先看，哪些文件不应该看，我们自己知道，请你不要对我们发号施令。”张思之说。
“你不要这样和我说话，我是请你们替我和他们辩论的，不是让你们来和我辩论的，这大概是基本的常识吧？”
朱华荣平静地说：“律师的职责是……”
江青说：“请你说话的声音大一些，我是上了年纪的人，声音小了我听不见。”
张恩之大声说：“你讲的那些东西，涉及到案子方面的问题，是要在你是否同意我们作你的律师之后，才能开展研究……”
“我请律师的目的就是帮助我说话，你怎么先冲着我来了？”这时，两个律师几乎同时说：“你到底请不请我们给你当律师，请你能早点回答我们！”“让我考虑一下吧，行不行？”
江青回到监房后，开始了她的紧张活动。
她向监管人员要了一本《刑事诉讼法》，对照着发给她的“起诉书”，仔细地看了起来。
她一边看，一边在上面批写道：“这完全是对我和毛泽东同志的诬蔑，华国锋和邓小平们完全是想通过对我的丑化来否定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对此我感到非常自豪，非常骄傲，我没有背叛我的诺言。对此，我是有思想准备的。”看守干部进来问道：“你还要他们给你当律师吗？”
江青说：“我一眼就看出他们是邓小平派来的，那个姓张的不是一个好东西，我不要，他说话态度不好。先要姓朱的，如果一个还不行，就再请一个。”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朱华荣和特别法庭重新给江青指派的代替张恩之的傅志人一起去秦城监狱。
江青第二次见到他们，显得比较热情些了。她一进门，主动拿起桌上的暖水瓶，给他们倒水，说：“特别法庭请你们来，我表示欢迎。我请律师不是为了包打赢这场官司，而是需要你们帮助我辩护。”她叹了口气，接着说：“你们不好辩护是吗？那出庭时你们替我念一下辩护词好吗？”朱华荣说：“我们律师工作，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你的辩护词只能由你去念，去辩护。这也是维护你的合法利益。”
“他们还给我合法权益吗？我要告诉你们，起诉书完全否定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我完全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是执行党中央的指示的。这一点是有证可查的。你们认为真理在你们手里，我认为真理在我手里。我没有罪。我不妥协。起诉书把我同林彪列在一起，真是有点不伦不类。林彪和叶群叫我给主席一份关于刘少奇的材料，是因为我当时兼任主席的秘书，不得不转嘛。这有什么罪？真是岂有此理！”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无权回答。”
“我可以理解。所以，我让我的女儿李讷来当我的辩护人，法庭为什么不回答呢？”“这类请求，你应向法庭提出，由法庭批准。”
“他们不回答我的问题，只好请你们了。”
“那么，我们可以先看一下你的辩护吗？”
“可以，”江青从怀里取出她写的那些东西。朱华荣和另一个律师看了后，摇摇头说：“这个材料我们不能替你读，还是你自己亲自念吧。”
“我请你们，那就是让你们来作我的代言人！当我在法庭上说不出话时，你们得代我说话。”
“你的要求是没有道理的，我国的辩护律师不是被告的代言人，而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我们不能接受。”
“既然如此，你们连辩护都不敢念，怎么还敢替我说话呢？这个伪装我也不要了。那就不麻烦你们了。”江青轻蔑地说。她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了目的。
华国锋听了汇报，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江青拒绝了律师们后，回到她的监房里。
她对着铁窗冷笑连声：“什么律师，纯粹是欺骗世人，我决不给你们这种机会。走资派审判我，是我最大的光荣，我可以不理睬他们。但是，为了向全世界揭露他们的罪行，我决定利用他们给我的一切机会。”
她明明知道窗口有人在监视着她，但她还是旁若无人地自言自语：“现在倒好了，刘少奇成了英雄。他是什么东西，一贯反对毛主席！西安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他就以李醒华的笔名代表北方局发言，表面上拥护张学良和杨虎城，形左实右地提出要打死蒋介石，造成了北平党内思想的混乱和意见分歧，使学运领导工作很不得力。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说：‘党中央还没有表态，与其匆匆忙忙做错了，不如等中央表了态再做更好。’致使学运工作受到很大的损失。”
她拍着桌子大声骂道：“到现在，又把刘少奇吹捧成‘白区工作的模范’，简直不知还有羞耻二字！什么‘白区工作模范’，难道竟有扑灭白区革命烈火的‘工作模范’？难道竟有美化人民公敌蒋介石的‘白区工作模范’？刘少奇早在一九二九年任满洲省委书记的时候，就追随李立三推行‘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在抗战爆发前夕，他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示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他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的立场上，把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打下去，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在革命队伍内部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他还抛弃广大工农群众而不顾，对抗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独立自主的方针，拜倒在卖国贼的脚下，乞求他们领导华北的抗日；这一切决不是什么模范们干的事，而是汉奸们干的事！”
那天晚上，她做了一场噩梦……感到窒息……想叫出声来……能听见自己的呼叫。
她猛然睁开眼睛，跳下床来，闻声赶来的监管人员也到了。虽然她曾经发出极度恐怖的惊叫，但当人们赶到后，她却若无其事了，只是眼泪在眼中打转。
有时，她猛地冲向铁窗，“放我出去，我要控诉邓小平和华国锋！”江青咆哮如雷。也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江青才更能够回忆过去的往事。
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夏天，曾经和她谈过几次话。
那天，他们谈了个通宵。
“江青啊，文化大革命要是失败了，你打算怎么办啊？”毛泽东说：“不是我悲观，这是很可能的事。以我看，成功的可能性有，失败的因素更多呀。”
江青说：“文化大革命要是失败，杀头、坐牢我一个人顶，我不会往主席脸上抹黑的。”
毛泽东摇摇头：“那是极而言之，其实我们都是跑不掉的。你们中央文革的人，一个也跑不掉，就是投降人家也不会要。古人有句话说得好：君子眼里有小人，小人眼里无君子。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这些人，恨死我了。只不过在这种条件下，他们暂时隐瞒他们的本相而已。我们向人们揭露这一点，只是提醒罢了。”
这些，江青已经对律师讲清楚了，她感到欣慰。
她在紧张地打主意，她决定给他们一个意想不到。不管怎样，她是毛泽东的妻子，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她相信在法庭上能够征服民心的，她有这种预感。想到这里，她显得年轻些了：满头富于光泽的黑发，目光清澈。
江青饶有兴趣地读着“起诉书”，越看越气愤：
“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共谋诬陷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一九六六年八月，林彪让叶群把他们捏造的诬陷刘少奇的材料口授给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指使雷英夫写了诬陷刘少奇的材料。同年十二月，张春桥单独召见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指使他组织游行示威，首先在社会上煽动‘打倒刘少奇’。一九六七年七月，江青伙同康生、陈伯达决定对刘少奇进行人身迫害，从此剥夺了他的自由。从一九六七年五月开始，江青直接控制‘刘少奇和王光美专案组’，伙同康生和谢富治指挥专案组对被逮捕关押的人员进行逼供，制造诬陷刘少奇是‘叛徒、特务、反革命’的伪证。一九六七年，江青为了制造诬陷刘少奇的伪证，决定逮捕关押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原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干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祚（原辅仁大学教授，王光美之师）、天津市居民王光恩（原奉天纱厂协理）和刘少奇的炊事员郝苗等十一人。在杨承祚病危期间，江青对专案人员说：‘要突击审讯，把我们所要的东西在杨死前搞出来’。江青的决定，使杨承祚被迫害致死。江青指挥的专案组也使得王光恩被迫害致死。江青伙同谢富治还指使对病势危重的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教授张重一（原辅仁大学教授，王光美之师）多次进行逼供，致使他在一次逼供后仅二小时即死去。江青伙同康生和谢富治等人，指使专案组对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同刘少奇一起进行工人运动的丁觉群和一九二九年在沈阳同时被捕的孟用潜进行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是‘叛徒’。由于林彪、江青等人诬陷，致使刘少奇遭受监禁，被迫致死……”
对刘少奇的每一步决定，都是通过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现在，他们不敢把矛头公开对准这两个人，却让江青代他们受过。为此，她实在觉得可笑。
“你们知道吗？对刘少奇的处理是经过党中央全会通过的，现在华国锋们把一切都归过于我，难道公平吗？”江青在和律师谈话时，公开这样说：“这里，我丝毫不是感到委屈，而是不敢贪天之功据为己有。”
她想起特别检察厅审讯她时的那段情节：
“你多大年纪了？”检察官问道。
江青抬着头正望着洁白的天花板，听见那粗暴的声音，冷笑着没有回答。
“江青，你应该如实回答特别检察厅的问题，这对你来说，是有好处的。”
每天都是老一套。她已经听了不知多少遍，她根本不相信他们的话。
“你在刘少奇的问题上，作了哪些工作？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是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尽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而已。”江青回答得很轻松。
“你觉得你在刘少奇问题上有罪吗？”
“有罪的是刘少奇，而不是我。你们已经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江青气得白了脸，“终有一天，这个问题会重新提到桌上来的，但不是现在。我保留这个问题上的发言权。”
这时，特别法庭和参加旁听的人都传遍了：江青根本不认罪！
他们预感到，审判江青将是这次公开审判中最热闹的一幕。
第五章
“华国锋欺世盗名，把谎言加在自己头上，要利用‘反诉’回击他们”，江青在审判之前已下了决心。
江青在文革的群众大会上
江青斥退了法庭给她指定的律师，她认为这是她的胜利。
她给自己制定了斗争策略：一定要在法庭上建立坚持真理的形象，树立自己毛泽东革命路线捍卫者的地位；要揭露华国锋和邓小平的真面目，决不低头。
她反复研究对她的起诉，除了捏造和诬蔑外，就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而这一切，恰恰是在她和毛泽东的预料之中的。他们这样干，不仅是反毛泽东，而且是反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党中央。他们不是口口声声是维护周恩来的吗？恰恰周恩来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是和毛泽东及自己保持一致的。她会拿出数不清的事实来说话：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上午的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是周恩来最后一次走向讲台。
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周恩来对前来汇报的张春桥和纪登奎、华国锋等人说：“报告要突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这一点，不然就是背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开会的时候，毛泽东有意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我们的毛主席在考验我们呢，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言行一致，让毛主席放心。”
江青回忆着那天的情形：
会议一开始，就是由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
周恩来忍着巨大的疼痛，但脸上还是保持着平静。
他在讲话前，特意对江青说：“我要用实际行动证明，我是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我不是儒家，我不是投降派。”
整个大会堂里庄严而寂静，只有周恩来那深沉且充满激情的声音：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我代表国务院，向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抬起头，环视了一遍整个会场，接着说：“从三届人大以来，我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它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目前正在全国普遍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是这场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巩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保证了我国站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一边。它提供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经验，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
言犹在耳，怎么能把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归咎于我一个人呢？真是岂有此理！
当时，她坐在主席台上的前沿位置上，默默地观察着代表们的情绪，想得很多，周恩来的报告丝毫引不起她的兴趣。对她和许多人来说，这些都是一些老掉牙的陈词滥调，没有半点现实意义。但这都是有所指的呀。毛泽东当时就说：“不要看现在人们都说文化大革命好，其实心里并不说好，人家是在应付你们的，到一定的时候，人家就会站出来亮相，那时也许就晚了。”周恩来说：“不管什么人反对文化大革命，反正我不会反对的。我不能自己否定自己啊！”
周恩来的嗓门还是很高涨的：
“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各族人民广泛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