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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文说：“被告人江青在法庭上的辩解，不能说明任何事实。推到康生的身上，只能证明你们是一伙的。江青诬陷黄杰和张瑞华，矛头是指向徐向前和聂荣臻两位老帅的。这是她进行反革命篡权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江青马上要求说话：“检察官说我提黄杰等人是指向两位老帅，那么你们如此对待我，是不是把矛头指向毛泽东主席呢？你们这样的逻辑实际上是两重性的。对我就可以蛮不讲理，是事实也要说成是诬陷；别人的东西，明明是胡说八道，你们也要将它说成是事实。这样的法庭如何能叫人心服口服？我这样讲也是有根据的，只要不怀偏见，旁听席上的这么多人将来都是可以作证的。”
在公诉人的提议下，法庭播放了江青一九七〇年七月三日的讲话录音：
“同志们，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大啊，文化界的阶级斗争达到了什么程度，你们可能还不了解吧。旧文化部的副部长齐燕铭是现行反革命，代部长萧望东是历史反革命，还有王昆仑、钱俊瑞、曹亮、廖沫沙都是证据很利害的特务。这是一个坏人成堆的地方呀……”
法庭接着传来证人廖沫沙出庭作证。
廖沫沙是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就认识的文化界人士。据廖沫沙说，他和江青是在一九三二年认识的。当时，田汉在艺华电影公司写剧本，廖沫沙是田汉的秘书，即由田汉讲一个故事的意思，廖沫沙执笔把剧本写出来。他和田汉同时住在一个旅馆的过街楼上。一天，田汉在南国剧社的女学生俞珊领着一个眉清目秀的女青年到先施公司来找田汉，正好廖沫沙就在旁边。俞珊指着那个女青年对田汉说：“这是我的弟媳，叫李云鹤。我的弟弟被捕了，说他是共产党的案子。我的弟媳跑到上海来了，现在举目无亲，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我那里人太多，也乱，想看看你们这里能不能住。”田汉说：“那好吧，就和我母亲住在一起吧。”于是，李云鹤就住在了田汉的家里。田汉的母亲对这位李云鹤并看不起，以为她是一个乡下女子，出身低微，就让她和她家里的保姆住在了一块。
过了一段时间，廖沫沙的妻子回湖南老家去了，他和田汉在旅馆写文章，家里的房子空着。李云鹤知道后找到他说：“你不在家住，我暂时住住可以不可以？”廖沫沙说：“暂时住可以，我的内人回来后，你就得走。”李云鹤说：“好吧，她回来后，我再想办法。”于是，廖沫沙称她为“密斯李”的女人就住进去了。
读者已经知道了，这个李云鹤就是现在的江青。
过了几天，廖沫沙的夫人从湖南回到上海，廖沫沙回到家里后，看见他的夫人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说：“我们不在这里住了，今天就去找。”廖沫沙知道她是由于李云鹤在这里住的原因，就和她一块出去重新租了一个地方。那时的江青穿着一件普通的旗袍，看上去很朴素，人也勤快。她看见他们搬家，也过来帮忙。“哎，你们怎么搬家？搬到哪里呀？”廖沫沙告诉她后，过了几天，她果然又来了。她说：“真不好意思，你们一走，我就又没有地方住了。”廖沫沙指了指厨房说：“你要来，只能到那个地方去。”江青一看，那里哪能住人呢？明明是要撵她走嘛。她就知趣地说：“好吧，我先到我的一个朋友那里看一看，如果能住我就不来了，不能住我再来。”以后，江青就再也没有来。这就是廖沫沙和江青在二十年代的基本来往过程。
一九四九年廖沫沙从香港回来，住在中南海里。有一天在怀仁堂看话剧，他又碰到了江青。江青主动和他打招呼：“你也来北京了，好啊，我们又在一起了。闲下来的时候到我家里串门吧。”但是，廖沫沙从来也没有去。以后，廖沫沙在彭真的办公室里也看见过江青，他都没有主动和她打招呼。
一九五四年底，廖沫沙因腰脊结核病住在北京医院治疗，他的病房正好对着楼梯。一天，他正躺在床上时，也来看病的江青正好看见他，就进来了。廖沫沙赶紧起床欢迎，江青连忙摆手说：“别起来，别起来，你就躺着，我们随便聊聊。”她自己坐在沙发上和他谈起来。讲了过去演过的戏，也讲了她自己的光荣历史，又讲了她和毛泽东结婚的情况，直到护士叫她才走。走的时候，她还说：“我明天再来和你谈一谈。”但是，第二天，廖沫沙就出院了。临出院的时候，他也没有去和江青告别。那时，见江青还是相当容易的，并不像后来那样门庭森严，岗哨林立。
十年后，即一九六四年，廖沫沙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称赞吴晗《海瑞罢官》的，题目是《史与戏》；另一篇是应孟超之邀写的《有鬼无害论》。没有想到，这年的下半年就开始批判孟超的《李慧娘》，也批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廖沫沙感到奇怪：批孟超，怎么把我也给联系上了？他到了中宣部打听，才弄明白了：毛泽东对文艺界作了重要批示后，文化部写了一个报告，对前一段的作品情况做了个总结。江青看到这个报告后，问中宣部的负责人：“这有一个同情李慧娘的有鬼无害论你们知道吗？”“知道。”“知道你们为什么不加上他？这个化名为‘繁星’的就是廖沫沙，是北京市委的。”于是，报告上加上了他的名字，报刊上开始批判他了。廖沫沙只好写了检查。
一九六五年，廖沫沙下乡去搞“四清”，先在通县，后到李社小镇。没想到第二年春季就赶上了批判他和吴晗、邓拓的“三家村”。一场大难来临了……
江青此刻看见廖沫沙，用她的话来说：“就像见了一个苍蝇那样的思心，这是一个在上海就想出卖我的叛徒，一个无耻的文痞和瘪三。法庭把这个人拉来作证，可见他们堕落到只要是反我的人，就是什么人他们也要用。”于是，她厌恶地把头扭向一边。
廖沫沙讲话了：“江青这个迫害狂，在文化大革命中诬陷、迫害了一大批无辜的干部和群众。我就是她们诬陷迫害的一个，江青诬陷我是‘很厉害的特务’，完全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我是一九二七年徐特立创建的长沙师范毕业的学生。我从十几岁的学生年代就参加革命工作，几十年中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党的领导和指示，一天都没有停止过为党和人民工作，一九三二年我在上海的时候就认识了江青，当时我们俩一块儿共居一室，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完全了解……”
一听这话，江青勃然大怒，她立刻回过头来骂道：“放你的狗屁！我知道你是个叛徒，就是个特务！你是个什么东西！”
廖沫沙猛地一拍桌子：“江青，你和你的同伙犯下的罪行比人的头发还要多！人民对你恨之入骨，你的地位虽高，你的人品是极低的，我了解你！”
江青指着廖沫沙怒斥法庭：“你们为什么让这样的流氓和无赖跑到这里来作什么证？他就是叛徒，他的历史我最清楚，你们也是叛徒的同伙！”
“不允许你在这里辱骂证人！”审判长曾汉周摇起警铃，大声喝斥：“江青，你已经违反了法庭规则，我对你提出警告，不许你讲话！”
“我就是要讲话，廖沫沙是地地道道的阶级敌人，是在历史上投敌叛变的无耻特务！”
曾汉周下令：“将江青押出法庭，法庭将追究她的法律责任！”
话音刚落，两个女警扑上来，将江青双手一扭，飞快地押出法庭。一路上，江青高呼：“打倒叛徒！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打倒叛徒集团！”
这时，审判长让廖沫沙继续控诉。于是，他只得面对着无人的被告席声泪俱下：
“江青对我的历史是了解的。她是故意诬陷我，故意制造冤狱。我被无辜地关押了八年多，又流放劳改了三年，肉体上受尽了酷刑。”说到这里，他竟然流下热泪，悲泣地说：“遭受他们这样酷刑的不止是我一个人。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被他们扣上特务的帽子，逮捕关押，在监狱中戴了五年的手铐。寒冬腊月连棉衣也穿不了，只能披在身上。一个从十四、五岁就参加革命，一辈子为党的事业出生入死，忠心耿耿的老革命家，就这样被残酷迫害，惨死在狱中……”
旁听席上的人们，感到非常遗憾。这么生动的控诉，被告却不在跟前。有的人对审判台上的法官们不满意了。他们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让江青来听这些？江青在法庭上闹，让广大的群众不是更可以看到她的本来面孔吗？把她押下去，有什么意思呢？有的人说：“我们几千里赶来，就是为了看看江青受审时的情形，法庭把她押下去，我们只好看他们了……”
“副市长吴晗同志，是一位纯正学者。远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接受抗战救国的纲领，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抗日民主的斗争，团结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过很大贡献。像这样一位老学者、老同志，也被他们扣上特务和叛徒的帽子逮捕关押，惨死狱中。他的夫人袁振、女儿吴小燕也受到株连被迫害致死。搞得家破人亡。还有著名作家老舍先生，他热爱人民，热爱祖国，回到北京的老家，响应党的号召，为人民创作了大量歌颂新中国的作品，也惨遭迫害诬陷而死。江青，你们这伙人实在是罪恶多端，罄竹难书，我们强烈要求将江青交给人民严厉惩办，决不能让这样的人再卷土重来。”
那个曾经被江青说是“很厉害的特务”，关在监狱七年之久的王昆仑，在他女儿王金陵的陪同下来到法庭，由他的女儿代他向法庭宣读控诉：
“我被江青、康生及谢富治一伙诬陷为特务。江青还说我是‘证据确凿的、很厉害的特务’，使我受到严重的迫害。他们只说一句话，就把我逮捕起来，关进监狱达七年之久。在监狱里，江青、康生、谢富治一伙还指使专案人员对我大搞逼供信，强迫我招认是特务，是反革命。我从三十年代开始，就在党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下工作，曾经跟蒋介石进行过面对面的斗争，而你们竟然诬陷我是特务，是反革命！我坚决抵制。他们就对我横加摧残，带上手铐，拳打脚踢，我的牙被打断，头被打肿，双腿不能行走。同时，我的全家都受到迫害，他们一伙不仅把我爱人曹孟君看作特务，还要把我的兄弟姐妹、我的女儿金陵，统统打成特务及特务的嫌疑分子。甚至连我的第三代、当时只有十四、五的外孙女儿也受到株连之苦……”
被告席上的位置空无一人，只有审判台上的法官们听得津津有味，旁听席上的人们可是不满意了，但是也只好看这场没有被告主角的戏。
王昆仑的女儿口才很好，念起父亲的控诉来朗朗上口，感情丰富：
“江青、康生一伙这么做，并不是对我个人有什么特别的仇恨，他们是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所以点名一大批，逮捕一大批，害死一大批。仅就民主党派来说，从中央到地方，无论是长期跟我党合作的，还是为人民做过一些好事的同志；无论是长期坚守统战工作岗位的共产党员，还是国内外知名的民主人士，几乎无一幸免，逮捕的逮捕，批斗的批斗。这些同志，他们在解放以前跟国民党反动派斗，眼日本帝国主义斗，跟特务斗，随时随地都有牺牲的危险。但是，他们没有退缩，坚定不移地跟着中国共产党定，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也有他们的血汗功劳。当年，蒋介石反动派把他们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只是顾虑到人民和社会舆论才不敢公然加以谋害。然而，蒋介石所不敢干的，你江青干了。你江青破坏了我党的统一战线，迫使我们许多的好同志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多少同志饮恨而死。江青一伙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我作为受害人，作为证人，要求将江青依法严惩，绝不能宽恕。对这种人的宽恕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此刻的江青，坐在候审室里仍然大骂不止：“被这种人反对是我的光荣，毛主席早就说过：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廖沫沙在三十年代和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的许多同志都是被他告密的，这是我们早就掌握了的材料。但是，我们正要取得证据的时候，我离开了上海，而他就在一些人的包庇下逃脱了审查。请同志们想一想，他在监狱里干坏事，和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把他在监狱里的所谓迫害和我挂起来呢？难道是我让看守长干的？真是岂有此理！”
这是江青最喜欢骂的一句话。
江青想起了当年看过的有关廖沫沙在押表现材料，当时是这样记载的：
一九六六年六月以后，廖沫沙被住在同院里的红卫兵进行了多次批斗；到了八月，李雪峰为首的新市委将这伙黑帮集中至南口的“反修堡”集中学习，自我批判；两三个月后，造反派打着“揪鬼队”的旗帜，对这些黑帮进行批斗，当场打了廖沫沙；这年十一月底，这些黑帮被带回城里，让他们住在城里等待处理。他们每天到市委机关打扫卫生，看大字报。从一九六七年起，廖沫沙等黑帮被揪到外边批斗，斗了一年后，即一九六八年三月，把他们关在北京卫戍区里，一人一间房，窗户上的玻璃用油漆刷黑，使人看不见他们。房间里一张床，一个方凳，一个痰盂，大小便要敲门出去。吃饭的时候，每人两个碗，早饭、晚饭吃窝头，中午吃一顿细粮，一般是面条、馒头。有一次，廖沫沙嫌打饭时，一个解放军小战士少给了他一些，就嚷着再给他加些。战士问道：“你有多少粮票？”廖沫沙说：“一天一斤。”“给够了，不给了。”廖沫沙火了：“不给，我就不吃了。”说完，他就把饭全部倒到桶里去了。
回到房间后，那个小战士开门进来，对他说：“你可以随便吃。”马上给他满满地盛了一碗。这时，来了个小军官，他问廖沫沙：“你刚才闹什么？”廖沫沙说：“给我打饭时少了些，我倒回去了。”那个军官说：“你不吃，你不吃就算了。”廖沫沙的脾气又上来了，马上把饭端出去了。这天，他没有吃午饭。吃晚饭时，小战士说：“你能吃多少拿多少。”廖沫沙一下拿了三、四个窝头。看守的士兵见了，马上过来打他。廖沫沙大骂：“你们不是毛主席的兵，你们是法西斯……”
还有一次，廖沫沙敲门上厕所时，一个战士催他：“快点！”他发火地说：“别人还在睡觉，你们吵啥？”两个战士冲上来，把他揪回房间，按在床上使劲地打。他拼命地叫喊，战士们就把毛巾往他嘴里塞，把他的牙齿都给弄松动了……
想到这里，江青愤怒地骂道：“这和我有什么关系？难道我让那些战士们打你来？这种牵强附会的审判出自一个所谓的最高人民法院的特别法庭，简直是丢人，说明了他们为了整垮反对过他们的人，不择手段使用了各种栽赃和构陷的勾当。将来的历史总会为我鸣冤的。”
江青似乎有点异想天开了。
回到监房后，她向监管人员要纸说：“我要写控诉，要向党中央告他们！”
监管员哈哈地笑了：“告？你往哪里告？这里就是处理你的最高级的判决。特别法庭就是代表人民的最高的法律机构，你告到哪里也是没有用处的。你不是天天学习马列著作吗？你难道不知道你现在所处的地位吗？当初，廖沫沙在这里关押的时候，他们也和你一样，想不通，慢慢就想通了。你现在是人民的敌人，就是让你规规矩矩，不能乱说乱动。你在法庭上的表现，我们都看到电视了。”
江青一听电视上也出现了这个镜头，脸上露山微笑：“怎么？电视上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