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实氖ハ褪椋故鞘芯餍械某拘∷担啪涂矗铱吹媒蚪蛴形丁�
很显然，不管李宗吾多么地用功，他要是继续这样放任自流读下去，就算读到老死，也只是富顺自流井一个以耕读传家的农夫。关键时候，有一个决定他命运的人站出来说话了——这个人，就是李宗吾的大哥。
大哥对父亲说：“六弟在家，活路也不做，他既然爱看书，不如拿些学钱，把他送到学馆里去，就向老师说明白，他是去养病的，读不读随便他。”
就这样，李宗吾去了茂源井刘家的私塾，继续他的“正统”学习，也走上了他考中秀才、入炳文书院、进高等学堂……最终成为四川有名气的教育家之路。
当年，李家父子俩讨论《论语》时，父亲曾问：“颜回一天到晚就知道读书不做家务，开始还有箪食瓢饮，长此以往，连箪食瓢饮都没有了，岂不是要饿死？”儿子回答：“颜回有父亲颜路在，颜路很会理财，有这样的好父亲，自然可以安心读书。”
长兄当父，李宗吾有这样的好大哥做坚强后盾，自然也可以安心读书。
建侯老师：明知有鬼，口说无鬼
茂源井刘家私塾的老师有三位，是祖孙三辈人：刘二公、七老师和建侯老师。三个老师中，刘二公忠厚、七老师持重、建侯老师诙谐。李宗吾原本生性木讷，后来能口吐莲花、笔下生花，建侯老师便是渊薮。
有一次，刘家祖孙三位老师外出吃饭回来，学生们问起席间的情况，建侯老师开玩笑说：“每上一样菜，二公都是一筷子要夹两三块。后来上了肉圆子，二公才用筷子把一个圆子夹成两半。我看见了，就想，二公怎么突然变得这样斯文了？哪晓得他把那半个圆子搭在一个整圆子上，夹起来一口吃了。”他说得哈哈大笑，学生们听了也觉得有趣，正合他们眼里刘二公的形象。
建侯老师的诙谐由此可见一斑。
私塾规定每五天写一次作文，叫做“课日”。每到这一天，李宗吾知道题目后，便坐着想、走着想、睡在床上想，一定要等胸有成竹才下笔，写出了稿子还要三番五次地修改……这样一来，他的功课自然是全私塾同学中最好的，很得老师赏识。有一天，李宗吾又在看《凤洲纲鉴》，他的一位同学见了，也买了一本来读。建侯老师知道了，便责怪那位同学：“你怎么也看这样的书？李世铨这个娃娃是来养病的，而且学力也高，才允许他看。这样的书，要进了秀才才能看。我要是不告诉你，人家晓得了，还说我是外行。”
李世铨是李宗吾那时候的名字，他改名李宗吾，是二十五岁以后的事情。
学堂稍远处的凤凰坝有一位老太太去世，建侯老师带学生们去行“三献礼”——这种儒家的祭奠仪式现在早就绝迹了，读者诸公看到这里，千万莫要眼晕。老师和同学们白天刚到时，都在茶馆里喝茶，只有李宗吾一个人在桥上走来走去。他那时候的心思随时都在书上，边想边学，边学边想，成天都处于“思想者”状态。猛一抬头，看到同学们全在冲他乐，他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回到茶馆悄悄问边上的同学：“你们刚才为啥笑我？”同学回答：“老师说你很儒雅，将来一定可以进学。”李宗吾连忙口称“惭愧”，心里却一阵窃喜。晚上正式行“三献礼”时，四川的风俗，要讲有关孝道的故事，建侯老师登台讲的是《孝哉闵子骞》。讲完闵子骞的孝行，建侯老师用太史公《屈贾列传》的手法，随即说“后数百年有李密者”等等，讲到这里，微笑着把目光停在李宗吾脸上。李宗吾理解老师的意图是说“此等文法，这些学生里，也只有你能听懂啊！”顿时倍感自豪。
有一阵，学馆里闹鬼，学生们杯弓蛇影，吓得惊慌失措，建侯老师知道了，洒脱地说：“你们这些娃娃，真是乱说，哪里会有鬼？”学生们不闹了，鬼也不见了。到了年底，回家过年之前照例要师生欢聚、开总结大会，建侯老师这才说：“这个地方很不清静，硬是有鬼。有一天晚上响起来，我还喊七爷听。我虽然口里说没有鬼，心里也怕得很。”李宗吾听了，联想到苻坚带兵八十七万伐晋，东晋举朝震恐，只有谢安神情自若的典故，深刻领悟到“矫情镇物”的道理，后来到社会上办起事情来，常常学建侯老师“明知有鬼、口说无鬼”那一套。
差点当了罗家女婿
从典籍的记载来看，一个男人但凡觉得“女色”要紧了，上足以国破家亡，比如桀纣之流，代表人物众多；下可能身名俱败，比如焦仲卿、钱谦益之流——焦仲卿要是不那么迷恋刘兰芝，他老娘就不会对儿媳妇那么刻薄，两人也就不至于殉情自杀；钱谦益更糟，从“我本欲殉国，奈小妾不与可”到“人生忠佞看到头，至竟延龄在何许”，搞得生前死后都凄惶不堪。
所以，聪明的古代侠客义士们，常常“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当然不仅仅是侠客义士，更多的人，只要他够聪明，就不会让自己沉溺于女色——不过，那些自以为自己怎么折腾都不会国破家亡、身名俱败的主儿除外，因为他们干那些事儿时，一手举着镶嵌利刃的大棒、一手拎着红红绿绿的带秧胡萝卜。
李宗吾手上只有书和笔，没有大棒和胡萝卜，所以，他是个非常规矩的聪明人，自打青春年少开始，就“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关于这一点，最早的证明便是曾经很后悔自己没当上罗家女婿。
在茂源井刘家私塾读书期间，老师们有什么耽误，就会请一位罗二老师来代课。罗家两兄弟都是李宗吾的父亲静安先生的好朋友，当地人按照排行称他们罗大先生、罗二先生。
白天，这位罗二先生吞云吐雾地抽鸦片烟，学生背书的时候也不起来，就那么侧躺着听学生背四书五经，谁背错了一个字他都知道；晚上，这位罗二先生把学生安排在灯下亮处看书，他坐在暗处讲解，讲一段便问学生：“是不是这样？”学生开始还看看书，对照一下，回答：“果然这样。”后来知道不需要看了，就直接回答“是这样”。教学生读八股的时候，罗二先生会把以往的范文默写出来，等学生读熟了，再默写一篇出来。罗二先生的这些才华，让少年李宗吾佩服至极，也为他后来想做罗家的女婿打下了思想基础。
因为两位罗先生是静安先生的朋友，李宗吾还常常去罗家请教学问。
“我正在读《江汉炳灵集》，究竟合适不合适？”有一天，李宗吾问罗大先生。这本书是建侯老师选给学生读的。建侯老师为人率性，给学生选书也多依着他自己的性情爱好。
罗大先生说：“这些文章好是好，但小试时代不可读，容易把心读乱了，做起文章来，就要打野战。”
《江汉炳灵集》是同治九年（1870年）张之洞组织编刻的。张之洞一辈子干的事情，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件：一是办新式教育，二是办实业，三是练新军，四是抵外辱。这些事情里，居功至伟的，就是兴办新式学堂，他创办的算学学堂（1891）、矿务学堂（1892）、自强学堂（1893）、湖北武备学堂（1897）、湖北农务学堂（1898）、湖北工艺学堂（1898）、湖北师范学堂（1902）、两湖总师范学堂（1904）、女子师范学堂（1906），涵盖了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等层面。后来，李宗吾能成为四川著名的教育家，张之洞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我现在买有一本《书经体注》，自己点看，唯有《禹贡》的《水道》，真是难懂，不知道看何书为宜？”李宗吾又问。《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虽仅有1193个字，但历来被奉为我国“古今地理志之祖”。
罗大先生说：“《禹贡》的《水道》你只看这种注，当然看不懂，须看《禹贡锥指》。”
《禹贡锥指》成书于康熙三十六年，取《庄子·秋水篇》“以管窥天，以锥指地”之意，在清代是一本很著名的书。李宗吾因此知道罗大先生博览群书，家藏丰富。
俗话说教学相长，李宗吾在向罗大先生请教、学到诸多知识的同时，罗大先生也喜欢这个少年的才华和勤奋，于是，便有心把女儿嫁给他。
少年李宗吾一听这事儿，心里暗自高兴：不管他家的女儿怎么样，就只为借此多看些书，也是可以娶的。人家是“少年心事当拿云”，他却是“少年亲事只为书”。
相对于钱绣芸关于天一阁的那场悲剧，李宗吾的这段经历绝对是喜剧：因为静安先生不同意这桩婚事，罗家的女儿最终没能嫁进李家。
但当时，年少的李宗吾满心都是罗家的藏书，做不了罗家的女婿，自然也就没机会饱览罗家的书，于是很是沮丧——多年后，李宗吾回忆起这段往事，依然很是沮丧。
七老师：私塾先生的标本
闲话少说，还是回到刘家私塾，毕竟李宗吾和罗家两位老师的交往，基本上只算是在刘家私塾求学期间的“课外活动”。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从国家、学堂，到家庭、私塾，都脱不了这个怪圈，同理，李宗吾在刘家私塾读了两年书之后，私塾里的三位老师分开了，各在一个地方教学。根据课程需要，李宗吾告别忠厚的刘二公和诙谐的建侯老师，随了持重的七老师。
李宗吾从十七岁到二十岁一直跟着七老师，这四年对他的一生来说，影响巨大。
七老师和会夹肉丸子的刘二公、会说俏皮话的建侯老师完全不同，他是个不轻易在学生面前表露感情的人，他几乎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挑剔学生的作业上，常常半夜三更还捻着胡须、咬着牙齿在案头挥笔疾书、念念有词，像是要把每一篇学生习作都修改成传世佳作。多数时候，一篇文章经过他这样呕心沥血地处理之后，原文已经被删得不剩几句了。如果只是这样，学生最多望着满篇朱批、找一找该从哪里看起，万一找到了，惊喜一番；万一没找到，惊叫一番。偏偏七老师不给学生这样惊喜或者惊叫的机会，他还要在旁边批注：“将改处细玩。”意思是教育学生像欣赏珍稀古董一样，“细细把玩”老师的批语。按常理说，这样的要求，学生已经要握紧拳头来承受了，七老师却仍旧不甘心，还要在批注的旁边又批注：“须多读多看。”
呜呼哀哉！
李宗吾是有思想的人，面对如此鞠躬尽瘁、恪尽职守的老师，他还是有身为进步学生的小算盘：细玩？多读多看？读什么、看什么？不过就是些考秀才用的八股文章嘛，那些玩意儿，哪里能拿得住我？对于七老师呕心沥血的批注，他看都懒得看一眼，心里想：“您老改得再好，总不如古人的好。与其看您的，不如读古人的。”
他这样想，当然不是后进生逃避学习去玩游戏的借口，而是真的有资本和老师叫板：他那时候读书，按罗大先生的说法，已经属于“读乱了”“打野战”，哪里会再回头去读那些烂熟于胸的旧文章？
尽管如此，李宗吾对七老师的人品却崇拜得很，因为在他随七老师学习了四年后的某一天，七老师突然对他说：“你在我名下读久了，我也再没有什么特殊的心得可以启发你，你最好转到书院去读，以便增广见闻。”那时候，李宗吾交的学费比平常学生要高得多，七老师不计较个人得失，为学生前途着想，建议他转学到书院去，自然很让李宗吾感动。
雷铁崖：名字不是随便改的
托七老师的福，李宗吾在他二十岁的下半年，结束了私塾生涯，转到了自流井的三台书院，这一年，与四川相隔千山万水的皇城北京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
第二年李宗吾又转到了自流井的炳文书院。
之前讲李宗吾的祖父时说过，李家是四川富顺自流井人氏。写到这里，突然想起现在那里已经是“自贡自流井”了，忍不住有些感慨：就算是北京，也时而燕京、时而大都、时而南京、时而北平，何况一个自流井？在这片美丽而富饶的土地上，不说上下五千年，就是近千年、近百年，没有被改头换面的地名也不多，真真难为那些认真做学问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考古学家……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被难为的人很多，包括那些日日背诵、准备考试的未来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社会学家等。
书归正传，且说李宗吾进了炳文书院，取得了大大的收获：不仅第二年便考上了秀才，还在这里扎扎实实地结识了几个志趣相投的朋友，比如雷铁崖、张易吾、谢伟虎、李小亭等。
在李宗吾的这批同学里，重点要提到的，是雷家兄弟，也就是后来成为孙中山秘书的雷铁崖及其五弟——早期同盟会会员雷民心。三人有标新立异的共性，即便是八股文也能玩出与众不同的花样来，但又各有特点：李宗吾最爱奇思怪想，没人知道他下一句话会一篙杆撑到哪里去；雷铁崖最爱认死理，就算是小楷日记，也每天必记，从不中断。于是，李宗吾笑话雷铁崖文笔笨拙，雷铁崖反说李宗吾文笔轻浅。而雷民心正好处于两人中间，两人有的长项，雷民心都有，只是不那么极端，但又绝对不是中庸的好好先生。
三人之间流传最广的趣事，发生在他们去应县试的路上。大清早，三人背包打伞地往富顺赶，见面便问：“我们倒是起身了，不知道长案起身没有？”
那时候，县试一般五场，考八股文、试帖诗、经论、律赋之类，考中后参加府试，再考四场，内容和县试差不多，县试和府试的第一名，都被称为案首，俗称长案。三人这样说，可见信心满满、志在必得。一千多人参加考试，能晋级继续院试的只有二十多个人，算起来也无异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结果，李宗吾得了县试案首，雷民心得了府试案首，雷铁崖得了府试终场第七，一起中了秀才。
李宗吾在炳文书院上了四年学，同学少年、意气风发，从此，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便由父母师长变成了同学朋友。若干年后，雷铁崖逐渐脱了“笨拙”，变得大气；李宗吾也逐渐脱了“轻浅”，变得幽默。虽然各走一路，但却殊途同归：一生坚守自己的理想信念，从没有动摇。
在漫长的一生中，他们间或也有不被人理解的痛苦。不过，他们心里明白自己为这个世界所做的事情有多大的意义，所以，“众人皆醉我独醒”，历尽沧桑，初衷不改。
在考取秀才后的第三年，李宗吾从炳文书院考进了四川高等学堂。不过，因为这所学堂的总理胡雨岚在日本考察，学校推迟了一年开学，直到1902年11月，才得以正式入学。李宗吾从自流井徒步赶往成都，和雷铁崖同路，一天要走一百多里地。两个志存高远的学子一路上没有其他事情做，正好可以“纵谈局势，寻些经史来讨论”，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
那个时候，雷铁崖还叫雷詟皆，这么一路慷慨激昂走下去，最终改名铁崖。
李宗吾原名李世全、李世铨，后来他读了书，看见《礼记》上说：“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就自己改名“世楷”，字“宗儒”。这一路走来，又觉得儒教也不能让他满意，心想：与其宗孔子，不如宗自己。于是改名“宗吾”，不知不觉间树立起了一杆特立独行的旗帜，走上了研究厚黑学之路。
寻常人顾名思义，以为李宗吾狂妄，居然改用这样“大逆不道”的名字，却不晓得他在乎的是自己用心思考的道理，而不是对人家的学问生吞活剥——在他眼里，这个人家包括所有人，圣人贤人也不例外。
在优级理科班读《庄子》
四川高等学堂上承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