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玩。如果你们好好窃听，就会得到好东西。“‘据阿诺德说：”当时的人员只具备信号情报侦察能力，不具备线缆窃听水平，而且他们对宽带记录工作也不熟悉，此外，他们的设备也没有配备齐全。
“因此，阿诺德的任务是尽最大努力找到最好的线缆窃听人员。”他们的意思基本是你可以到任何地方找到高手组建你的小组，因为他们不想再次丢脸。“阿诺德随后飞抵海军部所属的在波多黎各的沙巴那。塞卡的情报通讯站，找到了第一位经验极为丰富的干将。他先后找到的4 个人与6 个其他海军信号情报专家，4 个潜水员及”大比目鱼“潜水艇上的其他成员一起在国家安全局或其他地方接收了将近一年的秘密培训。
1975年6 月在旧金山附近的牡马岛，“大比目鱼”潜水艇起航出发了。大约一个月后，平静驶抵熊嘴——鄂霍次克海。经过几天的探察工作，找到了线缆。如登陆月球一般，潜艇缓缓沉降在脏兮兮的海底，在黑暗中溅起了团团的淤泥。由于潜艇一次要在海底停留几个星期，所以为防止其圆形底部滑动，还特别为其配备了独特的雪橇状的滑橇。
当进行窃听的准备工作就绪时，潜艇上的人们都兴奋起来。此时此刻，尽管此次活动属高级机密，艇上每个人从厨师到高级军官都对即将执行的任务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如果你知道了内情，你就会郑重其事地处理它，”阿诺德说，“但如果把其他人都当成傻瓜，不让他们知道任何事情，就会惹恼他们。事实也多次证明让他们猜疑比告诉他们真相更糟糕。”
阿诺德和他的小组在潜艇中部、电抗器舱前面的一间经过改建的狭小的储藏室里工作。另一间的无线电工作室里，挤满了信号情报专家，他们大部分是俄语专家。
4 名潜水员待在潜水钟形的机械装置里。此装置看上去像深海救援器，但是它哪也去不了——它被焊接在高层甲板上。潜水员们已经在这个狭窄的、令人难受的减压室里住了大约一个星期。这个密封的管状小屋里，几种特殊的气体混合到一起，以使屋内的气压与潜水员在400 英尺深的水下环境中所受的压力相等。小屋里有4 张帆布床、一个便桶。
当室内压力与外部海水的压力相等时，两个潜水员打开出水舱口，游向冰冷漆黑的海水。为了不致使他们冻僵，脐带式管缆不断地把温水输进他们穿的湿式潜水服中。其他管线提供可供呼吸的混合气体及供交流信息的电缆。第3 名潜水员站在舱口放送管线。第4 名已经穿戴整齐作为后备力量严阵以待。
两名潜水员一出舱口便游向潜水艇一侧的密封舱，拉出一条又长又粗像一套巨型跨接线似的电线。实际上，这是一部插在船边的窃听装置。找了一会儿，他们找到了要找的东西：一个叫做中继器的圆型金属桶。实际上，配置了雪橇状滑橇的潜艇正好压在了线缆上。拳头粗细的电话线缆上每隔20或30英里有一个中继器，它像扬声器一样放大信号的音量。“在此我们收到最清楚的信号，”阿诺德说，“因为你从中继器一边得到发向一个方向的清晰信号，而在另一边收到发往相反方向的清晰信号，所以你得天独厚——两个方向传播的信号都清晰响亮。”
正当他们把窃听装置绑在中继器的线缆上时，一名潜水员遭到了突然袭击。
“一条大鱼缠住了一名潜水员的手臂，”阿诺德说，“他无法摆脱，就拿出刀子把鱼杀死了。这可是条大个的鱼。”游回潜艇时，他们抓了几只蟹，准备晚饭时吃。
这时，在特别操作室里，人们开始感到恐慌。无论阿诺德和他的小组成员怎么转动调节控制器，上下搬动按钮，还是一点声音都听不到。有人担心苏联人可能已经发现这次行动，关闭了线缆。潜水员重新游回到中继器处，发现他们把窃听器装在了一根软辫线上——这是一根螺旋短线，外面来回缠了两层外皮，以防止信号泄露。这回他们把窃听器绑在了传输信息的线缆上，然后回到了潜艇。“窃听是由电磁感应来完成的，”阿诺德说，“而不是通过物理方式对线缆有所破坏。是通过电缆的电磁泄露接收信息。”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窃听器是许多家庭或单位电话上安装的吸碗式录音器的复杂变体。
这一次特别工作室的人们松了一口气：听到的声音响亮清晰。“我们就是为这个来的，弟兄们。”阿诺德说。苏联线缆包含大量使用“分频多路转换器”的信道。
“如果要分析，我们就能把他们区分开，但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录在了有许多声道的宽带录音机上。”录音使用的是10英寸宽的磁带卷盘及2 英寸厚的磁带。“我们能调到任何一个声道收听。所有东西都在这儿——你点什么，有什么。”阿诺德说。
国家安全局磁带录音机从线缆上录下的信息有苏联军队指挥官之间对陆上、海上行动的讨论以及在指挥部之间传输的数据信息。有些是用原文进行传输的，有些是加密的。
潜艇在水里待了大约14天，录了一卷又一卷的苏联绝密通信情报。转天，突然响起了警笛。原来一条连接一个内燃机（用来在紧急情况下发动潜艇）和船体的管子漏水了。更糟糕的是当时潜水员不在潜艇上，他们正在艇外工作，几乎没有足够的时间返回潜艇。“这可真是让船长感到棘手，”阿诺德说，“他必须做出抉择，要么离开海底保船舍人，要么待在海底。那就极有可能因控制不住海水而毁掉舰艇。
海水的温度只有华氏28“。那些处理泄水的小伙子们很快就给冻僵了。”幸运的是，最后舱里不再进水了，也就无须对这个进退两难的选择做出决定。
这个几乎酿成灾难的事件发生后，船长稍微缩短了执行任务的时间。潜艇驶往关岛进行修理。但是休整时间不长。大约三个星期后，修理工作完毕，“大比目鱼”
又要返回海底执行任务。阿诺德让人把所有磁带捆到几个架子上，装进一架C141飞机运回华盛顿。“我们送交了大约700 盘录音带，宽带录音带。”阿诺德说，“国家安全局的人高兴极了。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效果这么好的录音——而且是这么有价值的材料。对他们而言，这是一座金矿……”
一个月后，阿诺德随潜艇返回到鄂霍次克海海底，执行为期三个星期的任务。
这次又为国家安全局提供了几百盘的磁带。随后的几年中还建造了一些庞大的20英尺长的潜艇分离舱，并把它们分别安放在白令海底和鄂霍次克海海底的线缆上，潜水艇便可以在一年以内的任何时间返回海底找到放在线缆上的窃听器。然而，在1980年左右，一位利欲熏心的前国家安全局雇员把这项工作的详细情况出卖给了苏联情报机构，进行这项工程的意义便大打折扣。不管怎么说，只要窃听器在，国家安全局的成功就会令人瞠目。
正当线缆窃听工作进行得一帆风顺之时，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9A197 房间走进来一位新的局长——这位局长在来到米德堡之前早就对窃听工程了如指掌。1977年独立日后的第二天，鲍比。雷。英曼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局历史上最年轻的局长。
英曼来自位于达拉斯与路易斯安那边境中部的东得克萨斯城的罗纳斯堡。这是一个长满了风滚草的偏僻荒凉的地区，远离大道，地图上经常找不到它的标记。英曼身材瘦长，牙齿稀疏，似乎与这个仅有200 个居民的贫困小镇有些格格不人。他父亲经营着当地的辛克莱加油站。进入米尼奥拉高中不久，他就明白了要想不在厕所挨打，就得让他的敌人成为保护他的人。他开始讨好欺负他的同学，帮他们做作业，逃过老师这一关。同时，他还巴结学生中的社会、政治团体的骨干，帮他们竞选班干部。对这些往事他至今刻骨铭心。
到70年代中期，这位平步青云的海军将领已经成了海军情报局局长。在与国家安全局紧密配合进行线缆窃听工作的同时，他还负责侦察南非以南苏联海军活动的高级机密任务。这使他与一位经营一家小公司的行为可疑的美国商人保持了长时间的联系。这个商人是从宾夕法尼亚老家后院的鸡笼起家的。
詹姆斯。格林经营着一家名叫“国际信号与控制”的公司，正急于将他的电子设备销往南非。由于南非政府奉行种族隔离制度，美国禁止与其有任何贸易往来，这就对他的目标构成了一大障碍。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是格林同意作为一名身份隐蔽的间谍参加X 行动，这个代号俗气、令人置疑的行动是由国家安全局与海军情报局联合进行的，其目的是帮助实行种族主义的比勒陀利亚政府将好望角附近的西蒙斯顿海军基地的秘密情报通讯站升级换代。国家安全局将给南非情报服务中心提供高级窃听及光学设备，用来监视过往南非南端的苏联船只与潜艇。作为回报，美国方面将得到原始情报材料。格林为英曼秘密工作到1978年。
1977年7 月，英曼受命去领导国家安全局，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在那儿任职。1961年，他在国家安全局的海军作战情报处任作战情报分析员。“我做了33个月的分析员，专门研究苏联海军情报。当时我能从各种渠道得到情报，”英曼说，“我是说只要是有关苏联海军的情报，都会源源不断地送给我。当我观察苏联海军的动向时，他们很少派遣军舰到距其领海200 英里以外的海域，而当他们的舰队驶出来的时候，却总是因为抛锚而不得不被拖回去。三年后我离开情报处时，苏军已经在地中海和西非近海建立了永久性的军事基地，而且他们正在为在印度洋建立其军事基地搭建一个框架。”
如今，这位当初的情报分析员以局长身份重回旧地。“回来当局长的想法似乎是异想天开，”英曼回忆道，“我做海军情报局局长是在我得了第一颗将星以后，那时我突然有了一种向往：或许我干长了甚至可以熬到三星将军。因此，国家安全局的工作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我非常想去国家安全局工作……毫无疑问，在我看来，国家安全局是众多情报机构中最好的。”
为了让英曼尽快了解国家安全局要处理的事项，即将离任的局长卢。阿伦交给他一些高度机密的文字材料。阿伦是一名空军上将，不久就要担任空军参谋长，因为他是70年代中期带领国家安全局完成一个又一个情报突破的有功之臣。
英曼拿的材料中有破译苏联加密系统的情况介绍。当时A 组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对于这份文件，英曼说：“有重重的VRK 保密指令wRK 意为”严格控制，不得泄露“，属国家安全局超级机密等级）。但是它对AS问题（AS是A 组的一部分）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并会在破译任务最终取得胜利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走马上任伊始，英曼便开始迅速招集精兵强将组建忠实可靠的核心领导班子。
他在物色他所谓的“情报奇才”。这些人“有潜力成为局内主要领导者”。英曼同时也在寻找一位新的副局长。当时任此职的本森。克。巴夫汉任期将满，他以前曾担任过业务副主管。人们普遍看好时任业务副局长的罗伯特。艾。德雷克。如果英曼任命他担任此职时，人们不会感到意外。“一开始我就有这种想法，”他回忆道，“两年以后鲍勃任期届满，又要物色新的候选人。我没有听信其他人的建议，而是出人意料地选了安。卡拉克里斯蒂做副职。我了解她在A 组的工作。”
英曼补充说：“我决定再找一个在二战期间出生的人担任副职。安知道我希望在不同的岗位上任局长，而不是像卢。托德拉任副职那么长时间也不换岗位。她没有问题。”英曼也不希望他的副局长长期担任此职。“我开始建立一种模式：副局长任期两年到四年。”他说，“我认为（托德拉）待的时间太久了。”
英曼不希望自己只在情报界代表国家安全局，他还对日常的业务工作事必躬亲。
这些具体工作以往都是留给密码破译出身的副局长去做。“上任几个月以来，我有一种感觉，工作人员对待局长，有点像把他当法老对待，去哪儿都前呼后拥，只让他去参加庆功和礼仪活动。局以外的事可以任由他处理，但局以内的事不太让他插手。我是一个什么都要亲自去管的人。”英曼开始在局内到处走动，进出于各个部门——局长一般都不太会这样做。一次，他偶然探访了负责非共产党国家情报的G组。“我大约是第四次走进G7组的房间，”他说，“我看到墙上挂着为我准备的标语，上写‘欢迎将军英曼。您是自卡耐因将军以来第一个探访G7组的局长’。”
英曼到任之时，国家安全局正处于恢复阶段。美国参众两院在调查了情报机构后，发现国家安全局的业绩不佳。为了在国会议员心中重新树立国家安全局的形象，英曼套用了他在高中时期的做法，变对手为同盟。以前在学校里给欺侮他的霸道学生补课，而今是在给有权有势的参政两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及成员“补课”。委员会成员们长期以来已习惯于国家安全局绝对保密的作风，以及“别担心，该让你们知道的会让你们知道”的搪塞态度。英曼一反国家安全局的惯常做法，他要以诚实坦白的态度与恭维奉承的言语赢得委员会成员的赞赏。“只有您能理解。”他会私下里孩子气地笑着对委员们说。前情报委员会工作人员安杰洛。科德韦洛说：“这些话足以让大多数跟英曼打交道的人觉得他们彼此都是天才，无论他们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像先前在米尼奥拉高中一样，英曼的计划大获成功。他成了国会的红人，一个不会无事生非的机灵鬼。于是，听证会每每开成了“情人聚会‘。”不用听你的陈述，我就投你一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巴里。默。戈德华特说。他又补充道：”在这一行我不知道有谁能比你声望还高。“特拉华州的参议员约瑟夫。
拜登把他称为“政府中最有才能的人”。
与此同时，英曼拉拢了华盛顿新闻界的众多精英，为了讨好他们，他几乎成了“泄密大王”。他准确的推断，新闻界没有人敢冒损失一个最好的——或惟一的——‘’高级情报来源“的危险去批评英曼或国家安全局。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与广播电视网的高级编辑与主管都成了他的同盟。作为英曼俱乐部的荣誉会员，他们会对任何企图攻克英曼把守的国家安全局堡垒的不守规矩的记者严加看管。
在这座城市里，只消插播几段商业广告的工夫，一个英雄便会变得如希特勒般声名狼藉，而英曼却被奉若神明。《奥姆尼》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最精明的间谍”
的文章，认为“无论在华盛顿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他都能算得上绝顶聪明的人”。
而《新闻周刊》称他为“情报界的超级巨星”。《华盛顿邮报》的一篇社论认为，“对英曼的评论超乎寻常，几近吹捧”。英曼对自己的处世哲学轻描淡写地总结为一句话：“多年来，我一直奉行化敌为友的基本原则。”
曾在《新闻周刊》、《华尔街日报》、《时代周刊》工作过的记者约翰。沃尔科特说：“他当然知道办事公道的原则。”当时他经常与英曼打交道。另一位记者后来称他“在过去10到15年间透露的情报信息最多”。几年以后，《纽约时报》也承认英曼“确实是该报华盛顿分社最有价值的消息来源”。
一些人认为英曼对国会与新闻界的态度，与其说是玩世不恭，不如说是别有用心。美国企业协会的苏珊娜。加门特说，作为一名国家安全局的领导，“英曼掌握着大量的信息——据一些评论家称，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