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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源所说的“某籍某系”只是一个模糊概念，并不限于鲁迅所说的浙江籍 国文系，在更大程度上是指以河北籍的国民党元老李石曾为首领、以浙江籍 的北大教员为骨干的法日派。1927年2月，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兼士先生与 我相处三年，而处处疑忌我为胡适之派，我反对伏园、川岛全是为公，而彼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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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扬言，以为是党争。可见他之拉我，非能知我，乃徒思用我耳。―到了 1950 年，顾颉刚进一步回忆说：
蔡先生组织教授会，定出教授治校的办法，因此教授就有了权。权之所在成 了争夺的目标，于是马上分成英美派和法日派两大系，用团体的力量做斗争的 工作。……法日派的后台乃是李石曾。……他当时办有中法大学，又办有孔德学 校，适值北京政府积欠学校薪水，北大同人无法存活的时候，凡是接近他的人都 要插在他的学校里，所以他的势力就逐渐大起来。他不抢北大，因为知道英美派 人多，他抢到手也是麻烦；他专抢北京的各专科学校，抢的办法就是把原来的校 长骂倒，或利用学生要求“改大”，而后他介绍新校长给政府，这个学校就成他的 了。最明显的一个例，就是他利用鲁迅、周作人在报上攻击女师大校长杨荫榆， 而后他介绍易培基为该校校长。现在《鲁迅全集》具在，请大家看看，杨荫榆果有 何种不可恕的劣迹。李石曾这人很会拨弄人，使人在不知不觉间给他用了。如鲁 迅、周作人，我相信他们决不会帮李氏抢地盘的，只因他们会写文章，李氏就叫 人激动他们，使他们自己觉得发于正义感而攻击杨荫榆了。……当时北大有“三 沈”、“二马”之号，三沈是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兄弟；二马是马裕藻、马衡兄 弟。他们是法日派的中坚，鲁迅、周作人所以常写骂人文章就是由他们去刺激 的。其中沈尹默尤能策划，所以他的绰号是“鬼谷子”。陈独秀办《新青年》时，他 本来也是写文章的一个。他的新诗很有名，但他看着陈、胡的势力日张，安徽人 压例浙江人（三沈二马均浙江籍〉，总觉得受不了，所以他发动北大取消“分科 制”，校长直接管各系，这案通过，文科学长陈独秀就不得不去职了。因为他能策 划，所以李石曾特别器重他，托他主持孔德学校，后来又主持中法庚款。⑤
与顾颉刚的一面之词相印证，“某籍某系”的周作人，也在《知堂回想录》 中回忆说：“沈尹默与马幼渔很早就进了北大，还在蔡孑民长北大之前，所以 资格较老，势力也比较的大。实际上两个人有些不同，马君年纪要大几岁，人 却很是老实，容易发脾气，沈君则更沉着有思虑，因此虽凡事退后，实在却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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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带头作用。朋友们送他一个徽号叫‘鬼谷子’，他也便欣然承受，……但就是 不这样说，人家也总是觉得北大的中国文学系里是浙江人专权，因为沈是吴 兴人，马是宁波人，所以‘某籍某系’的谣言，虽是‘查无实据’，却也是‘事出有 因’；但是这经过闲话大家陈源的运用，移转过来说绍兴人，可以说是不虞之 誉了。我们绍兴人在‘正人君子’看来，虽然都是绍兴师爷一流人，性好舞文弄 墨，但是在国文系里我们是实在毫不足轻重的。”⑥
为了证明自己在“某籍某系”中确实是“不足轻重”，周作人接下来表白 说：“1922年3月4日，我应了适之的邀约，到了他的住处，和燕京大学校长司徒 雷登与刘廷芳相见，说定从下学年起担任该校新文学系主任事。……但是据 所谓‘某籍某系’的人看来，这似乎是一种策略，仿佛是调虎离山的意思，…… （我）在某系中只可算得是个帮闲罢了，又因为没有力量办事，有许多事情都 没有能够参加，如溥仪出宫以后，清查故宫的时候，我也没有与闻，其实以前 平民不能进去的宫禁情形我倒是愿得一见的。”
二、鲁迅笔下的“包围新论〃
与“某籍某系”一样，“包围”是在当年的政学两界中广泛流行的“口头 禅”。1927年9月15日，鲁迅就曾经把“包围”二字写进他的《扣丝杂感》：
无论是何等样人，一成为猛人，则不问其“猛”之大小，我觉得他的身边便 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那结果，在内，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 庸，有近乎槐儡的趋势。在外，是使别人所看见的并非该猛人的本相，而是经 过了包围者的曲折而显现的幻形。……我曾经想做过一篇《包围新论》，先论 包围之方法，次论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因为猛人虽有起仆 兴亡，而包围者永是这一伙。次更论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就有五成得救。 结末是包围脱离法。^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办法来，所以这新论也还没有 敢动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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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志士和革命青年幸勿以我为懒于筹画，只开目录而没有文聿。我思索 是也在思索的，曾经想到两样法子，但反复一想，都无用。一，是猛人自己出去 看看外面的情形，不要先“清道”。然而虽不“清道”，大家一遇猛人，大抵也会先 就改变了本然的情形，再也看不出真模样。二，是广接各样的人物，不为一定的 若干人所包围。然而久而久之，也终于有一群制胜，而这最后胜利者的包围力 则最强大，归根结蒂，也还是古已有之的运命：龙驭上宾于天。
鲁迅关于中国社会的宿命结论是：“世事也还是像螺旋。”作为实证；他专 门提到正在帮助蒋介石“清党”的“猛人”、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打倒……打倒 ……严办……严办……’，固然是他老先生亲笔的话，未免有些责任，但有许多 动作却并非他的手脚了。在中国，凡是猛人（这是广州常用的话，其中可以包括 名人，能人，阔人三种〉，都有这种的运命。”
接下来，鲁迅又举出第二个“猛人”袁世凯：“凡知道一点北京掌故的，该还 记得袁世凯做皇帝时候的事罢。要看日报，包围者连报纸都会特印了给他看， 民意全部拥戴，舆论一致赞成。直要待到蔡松坡云南起义，这才阿呀一声，连一 连吃了二十多个馒头都自己不知道。但这一出戏也就闭幕，袁公的龙驭上宾于 天了。包围者便离开了这一株已倒的大树，去寻求别一个新猛人。”
鲁迅认为，比起袁世凯、吴稚晖之类主宰中国社会的“猛人” ’更应该承担 历史罪责的是“永是这一伙”的“包围者”。这其中的逻辑，与他早年在《文化偏 至论》中所提倡的尼采式的“超人之说”一脉相承：“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 二天才之出世，递天才出而社会之活动亦以萌。……是非不可公于众，公之则 果不诚，政事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治不郅。惟超人出，世乃太平。”⑦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周作人在接受《大晚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说：鲁 迅的思想，“最起初可以说是受了尼采的影响很深，就是树立个人主义，希望超 人的实现。可是最近又有点转到虚无主义上去了，因此；他对一切事，仿佛都很 悲观，……”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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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包围”失败的周作人
与沈尹默相比，自视甚高的周作人其实是“某籍某系”中最为失败的“包 围者”。1932年1月19日，鲁迅在致许广平信中写道：“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 废名是他荐为大学讲师的，所以无怪攻击我，狗能不为其主人吠乎？刘复之笑 话不少，大家都和他不对，因为他捧住李石曾之后，早不理大家了。……现在 这里是‘现代’派拜帅了，刘博士已投人其麾下，闻彼一作校长，其夫人即不理 二太太，因二老爷不过为一教员而已云。”⑨
“周启明”即周作人，“刘复〃、“刘博士”即刘半农，“废名”即当年的北京大 学讲师冯文炳，“二太太”即“二老爷”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现代”派 拜帅，指的是被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张静江、吴稚晖等人排挤下台的前教育部 长蒋梦麟，在蔡元培等人的推荐下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上任后，在 蔡元培、胡适、傅斯年、丁文江等人支持下，采取一系列措施振兴北大，“现代 评论”派的前北大教授也纷纷表现出回归意向。时任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 学院院长的刘半农，于1931年8月19日主动辞职，与周作人、马叙伦、徐志摩等 人一道专任北大文学院的研究教授。一直主导北大文科的“某籍某系”核心人 物沈尹默、朱希祖等人，却不得不先后离开北大讲坛。
由于在日本留学期间没有接受过正规系统的高等教育，周作人进入北 大后一直找不到自己的立足点，只好处于被动打杂的劣势地位。但是，他并 不从自己身上寻找根源，偏偏把罪责全部推卸到前辈同乡蔡元培的身上。 1917年4月5日，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上午蔡先生来访，功课殊无著，下午 睡良久，……”4月10日的日记中，又有“午至益昌同大哥午饭，下午乘车至大 学谒蔡先生辞国文事，又告南行，见陈独秀、沈君默二君，又回教育部一谈 ……”的记录。⑩
蔡元培聘请绍兴同乡周作人到北大任教，难免有假公济私的嫌疑。清高 自傲的周作人却并不领情，反而因为没有得到重用而怀恨在心。蔡元培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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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他在《记蔡孑民先生的事》中回忆说：“当初他叫我担任希腊罗马及欧洲文 学史、古英文，但见面之后说只有美学需人，别的功课中途不能开设，此外教 点预科国文吧，这些都非我所能胜任，本想回家，却又不好意思，当时国史馆 刚由北京大学接收，改为国史编纂处，蔡先生就派我为编纂员之一，与沈兼士 先生二人分管英日文的资料，这样我算进了北京大学了。”？
在《知堂回想录》中，周作人还专门辟出一节“东方文学系”，介绍自己在 北大的遭遇：“我到北京大学里来，到底也不知道是干什么来的？最初是讲欧 洲文学史，不过这件事并不是我所能担任的，所以不久随即放下了。一九二二 年至燕京大学担任现代文学组的主任，一九二五年答应沈尹默去教孔德学校 中学十年级的国文，即是初来北京时所坚决不肯担任的国文功课，想起来觉 得十分可笑的。随后还在北大染指于国文系的功课，讲明清散文称曰‘近代散 文’，至一九三六年则添一门曰‘六朝散文’，……但是在那个中间，有一个时 期却很致力于东方文学系的开设，这时间是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七年，大约 有十年的光景。……经过好些商议和等待之后，在顾孟余任教务长的时代，乃 叫我做筹备主任，于一九二五年成立东方文学系，从预科办起。那时我们预备 在这系里教书的共有三人，即是张凤举，徐耀辰和我，……”
1923年1月，蔡元培为抗议教育总长彭允葬徇私枉法而愤然离职，直到 1926年2月3日才应北京政府的要求从欧洲回到上海。在此期间，沈尹默等人 已经把“包围”对象转移到了另一位国民党元老李石曾的身上。
在此之前的1921年8月，孙中山致信俄国外交部长齐卓鳞（（；的！^丨乂。 （：⑷吐打化），表示对苏俄政府的组织机构、军队和教育很感兴趣。两年后的1923 年10月，大批俄国军政人员跟随鲍罗廷（施吐肚I ^沉…丨…来到广州，帮助孙中 山开展“党化”运动，其中包括“党化公务人员”、“党化司法〃、“党化军队”、“党 化教育”等等。1925年1月，北京教育部代理部务的国民党籍次长马叙伦，在 汪精卫、李石曾、吴稚晖、杨杏佛、易培基等人支持下’突然宣布免除东南大学 校长郭秉文的职务，从而开创了国民党借第一大党的强势地位在广东省之外 推行“党化教育”的先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一部分学生驱逐校长杨荫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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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原因，就是李石曾等人打算让易培基接替杨荫榆的校长职位，以便强制 推行“党化教育”。随着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在北京学界全面展开，以李石曾、 吴稚晖、顾孟余、易培基、马叙伦、沈尹默、沈兼士、马幼渔、马廉等人为代表的 法日派，与以胡适、蒋梦麟、王世杰、石瑛、陈源、周鲠生、徐志摩、张歆海、唐有 壬、丁西林、李四光等人为代表的英美派之间，一度形成势不两立的公开对 抗，其直接后果便是1926年3月18日“三一八”惨案的发生，以及段祺瑞执政府 的彻底垮台和张作霖安国军对于北方地区的武力统治。
由于段祺瑞执政府行将垮台和北大内部四分五裂，加上国民党广东政府 正在苏联人的支持下筹备北伐战争，蔡元培便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滞留南 方。随着李石曾、顾孟余等国民党要人纷纷南下，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以缺乏 经费为由撤销东方文学系，周作人因此陷人无法安身的尴尬境地，只好把前 途命运再一次寄托在前辈同乡蔡元培身上。于是便有了他4月25日致蔡元培 的公开信：“先生此次返校后，即使政治如何暗浊，北大当不至再滚人漩涡中， 于先生亦当别无危险。……‘教授治校’，此为北大之特长，使校长不妨暂离之 原因。但以个人观之，成绩未可乐观，如教务长与总务长不能兼任，载在章程， 最近改选教务长，乃即由现任总务长当选兼任，该项章程，在此次选举，似已 不发生效力，故北大法治之精神，实已有疑问。不得望先生之来而加以补救者 也。”
周作人的公开信于4月30日刊登在《北京大学日刊》上。5月15日，蔡元 培写来回信：“启明先生大鉴：奉四月二十五日惠函，语重心长，感荷无已。弟 对于北大，既不能脱离，而久旷职守，慊愧万分。惟现因胃病大发，医生禁为长 途之旅行，一时竟不克北上。稍愈决当首途，容晤馨一切。敬希鉴谅，并祝著 祺。弟蔡元培敬启。”
5月19日，周作人颇为知趣地向北大校方提交告假两年的声明函。在7月 19日出版的《语丝》第88期中，不久前刚刚表示“北大当不至再滚人漩涡中”的 周作人，自相矛盾地以《我们的闲话（二六〉》向蔡元培公开挑战：“北大内部的 党派，已是事实，也不是始于今日，因为有党派所以这才能说无所不包，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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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说能包呢？……我知道自己也有毛病，便是不能世故。我在北京混了十 年，至今还是《新青年》与《每周评论》时代的意见与态度，这在现今似乎是不 很通行的了。”
到了 1927年7月29日，一年前自称“至今还是《新青年》与《每周评论》时代 的意见与态度”的周作人，又在致江绍原信中把北京大学与新文化运动一笔 抹杀：
浙江的人（即“某籍”）压根儿就不很行，客气点说一句，他们都太陋，这个 毛病就是吃过多少年的黄油面包也是医不好的。……北大的光荣孟真还以为 是在过去，我则更怀疑，以为它就还未有，近十年来北大的作为实在只是“幼 稚运动”，那种“新文化运动”……实无功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