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得奏，对《通鉴论》中的狂悖议论逐条加以批驳。批驳完，雍正提议将罪大恶极，情无可逭的陆生楠就地正法，命令九卿、翰詹、科道定拟陆生楠应治之罪。从官当然遵旨行事，这年的年底，陆生楠在阿尔泰军中处以死刑。
锡保在疏劾陆生楠的同时，对谢济世也参了一本，说谢济世所著《古本大学注》毁谤程朱，书随本缴上，即谢济世注大学案。雍正读过后颂谕内阁，认为谢济世不仅毁谤程朱，而且对时政恣意毁谤。
雍正咄咄逼问：“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你为国家陈述何事？为朕进谏何言？朕所拒何谏言？所掩饰何过失？除了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可否？”
然后命令朝臣议论谢济世应治之罪。众臣拟谢济世与陆生楠一同处死，雍正心血来潮，玩的就是心跳游戏，密谕锡保在杀陆生楠时把谢济世一同绑赴刑场，最后却当场宣布谢济世免死，不知当时两人是何感受。
雍正六年九月，陕西西安的一条大街上，川陕总督岳钟琪正乘轿回署，突然有人拦轿投书。这就是曾静、吕留良之狱。案结处置，吕留良、吕葆中父子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毅中斩立决；吕留良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悉数没收。
吕留良学生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他的子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学生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的嫡属照议治罪；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的车鼎丰等四人判斩监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还有十数人受杖责。
而曾静供词及忏悔录，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刊后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令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弄忽略的人治罪。又命令刑部侍郎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浙一带等地宣讲，命令兵部尚书史贻直带领张熙到陕西各地宣讲。
可笑的是老子定案、儿子翻案，雍正曾经声明：“朕的子孙将来不得以诋毁朕，而追究翻案诛戮。”
然而雍正十三年乾隆帝继位，尚未改元就公开翻案，命令将曾静、张熙解押到京师，在十二月把二人凌迟处死，并列《大义觉迷录》为禁书。而汉奸岳钟琪也没有好下场，他后来因为讨伐准噶尔失利，被大学士鄂尔泰所弹劾，下狱判斩监候，到乾隆初年才获释放。
《大义觉迷录》在广东巡讲时，广东巡抚傅泰从张熙供称钦仰广东屈温山先生，想起本省著名学者屈大均号翁山，猜想温山是翁山的讹传。于是追查屈大均所著的《翁山文外》、《翁山诗外》诸书，果然发现其中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这样又一宗思想悖逆案被揭发。
屈大均已经死了三十多年，他的儿子屈明洪自动到广州投案，缴出父亲的诗文著作和雕板。案情上报，刑部拟屈大均戮尸枭首；因为屈明洪自首，所以免死，仅将屈明洪及他的二子遣戍福建，屈大均诗文禁毁，这就是屈大均案。
然后又有裘琏戏笔之祸。裘琏是浙江慈溪人，年轻时曾戏作《拟张良招四皓书》，内有“欲定太子，莫若翼太子；欲翼太子，莫若贤太子”、“先生一出而太子可安，天下可定”等语句，当时颇为传诵。
康熙末年，七十岁的裘琏中进士，后来当官归乡。雍正七年，八十五岁的裘琏突然被捕，原来有人告发他那篇代张良写的招贤信是替废太子胤礽出谋划策。次年六月，裘琏死在京师狱中。少年戏笔，老年得祸，真所谓的人生识字忧患始。
翰林院庶吉士徐骏，是康熙朝刑部尚书徐干学的儿子，也是顾炎武的甥孙。雍正八年，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了狴字，雍正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诗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于是雍正认为这是存心诽谤，照大不敬律斩立决。
在雍正的残酷文化压迫下，中华文化得到了摧残，雍正政绩斐然。雍正十一年，雍正下诏征举士人，想学康熙重开博学鸿词科，谁知道响应者廖廖无几，只得作罢。人才凋零，文治废弛，一到如此，文字狱的消极影响的可峥。
到了所谓的圣主、十全老人乾隆帝的时候，文字狱则达到顶峰，共发生一百三十多案。其中四十七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这意味着生者凌迟、死者戮尸、男性亲族十五岁以上者连坐立斩。而由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捕风捉影造出的文字狱，如脱缰野马不可控制。甚至一些疯子胡乱涂抹也被定为逆案，凌迟处死，荒唐到了极点。
乾隆帝刚即位时，还假惺惺地笼络人心，首先下令刑部将悬挂在菜市口枭示的汪景祺头骨取下来置竿掩埋，接着又降旨赦免了被发配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亲属。为了避免再发生以文字罪人的冤狱，乾隆帝暂时听从山东道御史曹一士请宽容妖言禁止诬告，批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查审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承审的法官以故意入人罪论。
虽然此时文人早被康熙、雍正两朝抽去脊梁，但仍然高兴万分，纷纷上表称颂乾隆上下无隐情、为政以宽缓，并大施感情编造民谣：“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以对比雍正时的歌谣：“雍正钱，穷半年”。
然而乐极生悲，乾隆十六年，文字狱又死灰复燃，江西金溪生员刘震宇着《佐理万世治平新策》一书，阐述更易衣服制度的观点，到乾隆十八年，被乾隆帝发现，认为他大逆不道：“刘震宇自他的祖父以来，受本朝教养恩泽已经有一百多年，并非是无知的愚民，胆敢逞其的狂诞，妄訾国家的制度，居心实在是悖逆。”
刚开始查办时，湖南巡抚范时绶将他革去生员，杖打一百，永远禁锢，已经是故意入罪，判得很重了，可是乾隆帝还觉得判得太轻，将刘震宇即行处斩，书版销毁。并斥责范时绶：“仅将该犯轻判杖打，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大义，着实交托部落严加议处。”
十年前，刘震宇曾经将《治平新策》献给江西巡抚塞楞额，塞楞额没有看出问题，还奖励了几句。此案发生时，塞楞额早已经死去，乾隆帝还大发雷霆，说什么：“塞楞额为封疆大吏，反而批示嘉奖，丧心已极。若此时尚在，必当治他党逆之罪，即正典刑。”真是丧心病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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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话：文字狱 3
胡中藻官拜内阁学士，是满州大学士鄂尔泰的得意门生，与以大学士张廷玉为首的一派官僚相仇。后来鄂尔泰去世，他失去了靠山，遭到张廷玉一派打压。于是胡中藻心中愤愤不平，写了诗集《坚磨生诗钞》。
乾隆帝厌恶胡中藻为鄂尔泰党羽，乾隆二十年，密令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中藻担任广西学政时所出的试题及与诗文一切恶迹，严行查出。乾隆帝召集群臣，举出胡中藻《坚磨生诗钞》的诗句，如“又降一世夏秋冬、一把心肠论浊清”、“无非开清泰、斯文欲被蛮、与一世争在丑夷”、“相见请看都盎背，谁知生色属裘人”、“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等。
乾隆帝亲自批驳：“一把心肠论浊清，加个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居心？”
他认为这些诗句都是讥贬仇视满清，于是他宣布要申扬国法，正尔嚣风，命令将胡中藻捉拿归案，将他的家属全部监禁，家产全部抄没。最后颁谕，胡中藻以凌迟酷刑处死，死去的鄂尔泰以私立朋党罪名撤出贤良祠。
又有王锡侯，本名王侯，因怕自己的名字犯忌讳于是改名锡侯。因为不满《康熙字典》为一家之言，花费十七年心血编成一部体例新颖的字典《字贯》，乾隆四十年刊行面世。书刊出之后，被王锡侯的同乡将此书以诬蔑康熙帝的名义告官。
经办此案的江西巡抚海成认为王锡侯是狂妄不法，便奏请先革去他的举人，再审拟定罪。乾隆帝尚未来得及处理，书辗转落到和种校凇蹲止帷返男蛭模吹娇滴酢⒂赫拿砘浼扒〉拿趾推渌淖郑唤笙玻⒓聪蚯〉鄄污勒獗臼椤�
乾隆帝大怒：“罪不容赦，应该按照大逆律问罪。”
下令把王锡侯处斩，子孙六人处死，全家二十一人连坐，妻媳及未成年之子为奴；并痛斥海成办事不力，革去职务交刑部治罪，海成的上司两江总督高晋，因为难辞失察之罪，一番痛骂后受到降级留任的处分。
江苏东台的举人徐述夔去世后，他的儿子为了纪念亡父而刊印《一柱楼诗集》。集中有诗句“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被指用壶儿比喻胡儿，被暗指满清。
还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后来乾隆帝称“用朝夕之朝为朝代之朝，不用上清都、到清都，而用去清都”，因此是显然有兴明灭清之意。乾隆四十三年，仇家蔡嘉树检举诗中辱骂清廷，于是酿成大案，牵连的人很多，只要是涉及到一柱楼诗者，均一个不漏地查过去。
乾隆帝指示：“徐述夔身为举人，却是丧心病狂，所作的《一柱楼诗》内系怀胜国，暗肆底讥，谬妄悖逆，实为罪大恶极！虽然此人已死，仍当剖棺戮尸，以伸国法。”
所以徐述夔与他的儿子已死也开棺枭首示众，两个孙子虽然携书自首，仍然以收藏逆诗罪处斩。他的两个族人徐首发和徐成濯，名字连起来是首发成濯，根据《孟子》“牛山之木，若波濯濯，草木凋零也”，因此认为这两人的名字连起来是首发成濯，是嘲笑清朝的剃发制度，以大逆罪处死。
连乾隆帝的宠臣沈德潜因为给徐述夔写过传记，又写过《咏黑牡丹》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尽管沈德潜已经死去多年，也被革其职，夺其名，扑其碑，毁其祠，碎其尸。徐家惨遭灭门不说，当地其他徐姓族人也被翻箱倒柜抄家，有些徐姓人逼迫无奈隐姓改名，把自己的祖宗牌位藏在马桶里以躲藏追究。
又有道学先生尹嘉铨官至大理寺卿，他的父亲尹会一是个道学家。乾隆四十六年，尹嘉铨已经退休回到老家河北博野，当年四月，乾隆帝西巡五台山回跸保定，尹嘉铨忽然发老来疯，一心要参加接驾盛典。然而竟然没有圣旨要传召他入觐，尹嘉铨灵机一动，想到老爹尹会一，便草拟两份奏折，一是请谥，二是从祀。要是皇帝恩准，不但博个孝子的名声，还能乘机出风头，于是派儿子将请谥奏折送去，自己呆在家中。
乾隆帝看到他儿子替他送上来的奏本，为父亲请谥，当即火恼了。于是提起朱笔批上：“请谥乃是国家定典，岂可以妄求？此奏本当交刑部治罪，念你为父亲的私情，姑且赦免你。如果再不安分居家，你的罪责绝不可宽待！”
而尹嘉铨接着又送上一本，请求皇上恩准他父亲从祀文庙。乾隆帝当即火冒三丈：“竟大胆放肆狂吠，不可饶恕！”
于是承办官员绞尽脑汁罗织罪名，给尹嘉铨扣上大不敬、假道学、伪君子等罪名，影响最大的是所谓的古稀罪。尹嘉铨自称为古稀老人，但乾隆帝说：“我称古稀老人，早已经布告天下，他怎么也敢自称古稀老人？杀。”
乾隆四十七，年生员吴英拦舆献策，则被凌迟处死。乾隆四十八年，李一《胡涂词》有语“天胡涂，地胡涂，帝王帅相，无非胡涂。”被河南登封人乔廷英告发，经查发现举报人乔廷英的诗稿也有“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句，日月二字合为明，这不是谋反又是什么？检举人和被检举人皆凌迟处死，两家子孙均坐斩，妻媳为奴。
乾隆五十三年，发生了贺世盛笃国策案。湖南未阳的老秀才贺世盛，多次参加科举都没有及第。他平时常替别人代写词状，又把道听途说的传闻和故事之类，拉杂地拼凑出一部《笃国策》，准备写成以后上京城投书，以求得一官半职。因为这本书上写了批评捐官制度的意见，这就成了妄议胡政，贺世盛被判斩立决。
其他涉及华夷、明、清字句的文字狱俯拾皆是。江西德兴的祝庭诤，为了教儿孙读书，自编一本《续三字经》，被人告发。官府查抄发现书中对“对帝王的兴废，尤其大加诽谤”，像写元朝有“发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句，衣冠更是指改穿着，难华夏是华夏遭难，遍地僧是全部光头，虽然说是元朝，被认为是影射当朝。于是判祝庭诤开棺戮尸，十六岁以上子孙辈斩立决。
江苏兴化人李驎《虬蜂集》中有“杞人忧转切，翘首待重明”；“日有明兮，自东方兮，照八荒兮，我思孔长兮，夜未央兮”句，被认为故意影射，定为叛逆大罪。张缙严在给刘正宗诗稿作序中有一句将明之才等，被定为逆案。杭州卓长龄着《忆鸣诗集》，鸣与明谐音，被指为忆念明朝，图谋不轨。乾隆帝对卓氏一家深恶痛绝，称他们：“丧尽天良，灭绝天理，真是法理有所不容。”
方芬《涛浣亭诗集》内“问谁壮志足澄清”、“蒹葭欲白露华清，梦里哀鸿听转明”，也惨遭死刑。有个刘三元，本就疯癫，有一天失口对人说：“我乃是汉室的后裔，要众官扶持。”这个疯子因此得罪被杀。
有些字句是专制帝王的专用品，如果不慎误用了这些字句，就是僭越犯上。山西王尔扬为别人父亲作墓志铭，用了皇考两字，这是习惯用语，屈原《离骚》和欧阳修《泷冈阡表》内都称父亲为皇考，却被喝斥为于考字上擅用皇字，实在属于僭逆。
江苏韦玉振为父刊刻行述，其中有“对佃户的贫穷的人，赦不加利息”，不料赦字只能由皇帝使用，韦玉振被指责胆敢竟用赦字，殊属狂妄。湖南监生黎大本为母亲做寿，祝寿文内有女中尧舜等字句，被斥为拟不于伦，谬妄干分，黎大本充军乌鲁木齐。
湖北秀才程明諲为人作祝寿文，内有“绍芳声于湖北，创大业于河南”，创大业被曲解为想做皇帝，程明諲语言悖逆，斩立决。其他触犯庙讳、御名以及提到皇帝应该换行抬写而没有换行抬写，因此获罪的，不胜其数。有一个河南人刘峨，编印《圣讳实录》一书出售，本来是为了告诉人们应当怎样避讳，所以把应避讳的清代诸帝的名字各依本字正体写刻，却被控大不敬，惨遭斩首。
乾隆时候的文字狱，有不少的案件，甚至是因为向清朝统治者歌功颂德、献书献策，不过因为马屁拍得不得法，犯了忌讳，也会遭到杀身之祸。直隶容城一个走江湖的医生智天豹，编了一部《万年历》，祝颂清朝国运久长，其中说：“周朝只有八百年天下，如今大清国运，比周朝更久。”
可是这万年历中把乾隆的年数只编到五十七年为止，犯了大忌，被认为是诅咒乾隆帝短命，罪大恶极，人人发指，非碎磔不足以蔽辜，结果将智天豹处死。还有个冀州秀才安能敬，写了一首颂扬清朝的诗，其中有：“嗯荣已千日，驱驰只一时，知主多宿忧，能排难者谁。”
这四句诗被曲解为咒骂皇帝有忧有难，无人辅佐，其实就像安能敬自己在审讯时所说：“原本要竭力称颂，无奈说不上来。”顶多是颂诗写得不好，哪里是什么讥讪诽谤呢？
著名学者全祖望着有《皇雅篇》，叙述清世祖得天下之正。但全祖望的仇家却向乾隆帝控告说，全祖望文内有“为我讨贼清乾坤”之句，居然冠贼字于清字之上，大逆不道。全祖望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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