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府来了
我曾经说过，当县委书记要走遍全县各村，当地市委书记要走遍各乡镇，当省委书记要走遍各县市区。我履行了这一条。我在正定当县委书记时走遍了所有村，有时候骑着自行车下乡。我当市委书记、地委书记期间走遍了福州、宁德的乡镇。当时，宁德有四个镇没有通路，我去了三个，后来因调离了，有一个没去成。有个下党乡，我去时真是披荆斩棘、跋山涉水，乡党委书记拿着柴刀在前面砍杂草，他说这条路还稍微近点，顺着河边穿过去。一路上，老百姓说“地府”来了。他们管地委书记叫“地府”，就是知府的意思。老百姓箪食壶浆，自发摆着各种担桶，一桶一桶都是清凉饮料，用当地土草药做的，还有绿豆汤，说你们喝吧，路上辛苦了。那个地方叫寿宁县，明代写了《警世通言》等“三言”的冯梦龙在那儿当过知县。冯梦龙去上任走了半年。当时我就一个感慨，一个才高八斗的封建时代知县，怎么千辛万苦都去，难道我们共产党人还不如封建时代一个官员吗？到了那以后，看到乡党委办公室设在一个改造过的牛圈里，地方很小。南方的桥是廊桥，我们就在一座桥上办公，摆几把竹椅，中间用简易屏风一隔，开会、吃饭、休息、洗澡都在上面。现在，下党乡面貌已经完全变了。当时，我在那儿看到好几座教堂，是什么人建的呢？18世纪西方传教士。不管他们出于什么目的，但那种传教的使命感，跟我们共产党就有一比啊！我到浙江当省委书记以后，全部县市区走遍了，之后对浙江发展提出了“八八战略”，就是发挥八个方面优势、采取八个方面举措。这是什么？这就是要亲自摸清吃透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不要吃别人嚼过的馍，我们又不是小孩子，还让人家喂？现在，了解情况的手段更多了，电话、微博、微信都很快，我们做群众工作的手段更好了。
——《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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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梦龙是明代杰出的文学家、戏曲家，收集创作了合称“三言”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成为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经典代表。鲜为人知的是，冯梦龙还是勤政爱民的一代廉吏。1634年，年届60岁的冯梦龙远赴福建寿宁担任知县，在他的四年任期中，留下了“政简刑清，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有礼”的美名。
冯梦龙上任伊始，就对寿宁做了全方位的深入调查，了解实际情况。他关心农业生产，发现寿宁很多田地是凿石而成，只要稍有沙土，就可以栽种禾苗。他深知“大抵田滋于水”的道理，水脉畅通，田地就肥沃；水脉淤塞，田地就贫瘠。他通过调查还发现，施肥对农业生产很重要，但冬日烧山取灰，随处有灰厂，又因为害怕烧到了树木，所以把落叶和衰草集中在空地上烧，每每造成火灾，应该禁止。这些都是他经过实地调查之后得到的一手资料。
习近平曾在寿宁所属的宁德地区工作两年，与冯梦龙有了地理上的交集。与冯梦龙一样，习近平在宁德到任3个月就走遍了9个县，后来又跑遍了全地区绝大部分乡镇。这其中就有寿宁县的下党乡。1989年7月19日，习近平第一次来到下党乡时，这里是无公路、无自来水、无电灯照明、无财政收入、无政府办公场所的“五无乡镇”，所在地通往四处毗邻乡镇，都得翻山越岭步行10多公里，买卖东西只能靠肩挑背驮。习近平在崎岖山路上，步行了几个小时才走到下党乡。1989年7月26日，他再次冒雨步行3公里到下党乡下屏峰村察看洪水灾情，慰问受灾群众。这样的调查，生动体现了习近平所推崇的“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
习近平讲述冯梦龙“上任走了半年”的故事，联系自己“披荆斩棘、跋山涉水”下基层的经历，正是为了重申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勉励领导干部俯身向下、联系群众。
习近平强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他以“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勉励广大干部到基层“墩墩苗”，以“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夷险，履之者知”告诫广大干部以实践作为判断准绳，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号召广大干部不受虚言、不兴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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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成熟需要时间
英国从1640年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到1688年“光荣革命”形成君主立宪制度，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而这套制度成熟起来时间就更长了。美国从1775年开始独立战争到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新的体制才大体稳定下来，用了将近90年的时间。法国从1789年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到1870年第二帝国倒台、第三共和国成立，其间经历了多次复辟和反复辟的较量，用了80多年时间。就是日本，1868年就开始了明治维新，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形成了现在这样的体制。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4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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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制度的成熟，究竟是一蹴而就的突变结果，还是循序渐进的内生演化？当西方世界在“历史终结”的欢呼中向全世界推销其制度模式与价值观念时，他们恰恰忘了，他们的制度并非天然就是今天这样，而是曾经历过长达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博弈、动荡与变革。
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莫不如是。比如法国，1789年法国大革命喊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但革命成功之后并未一步到位实现这些目标。在雅各宾专政时期，从1794年6月10日牧月法令通过到7月27日热月政变发生，短短48天内，仅在巴黎一地，就处死了1376人。历史学家如此形容：“血泊之中，群众的激情消逝了……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孩子。”在大革命以后的150年内，法国的历史一直在革命与复辟、共和与帝制、民主与专制之间徘徊。有学者研究表明，在1800—1949年期间，法国发生过8次革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算真正稳定下来。法国制度稳定过程之长，正说明制度成熟需要时间。再比如美国，美国赢得独立战争之后，更像是各个州之间松散的“邦联”，而不是具有内在凝聚力的“联邦”。直到林肯政府赢得南北战争，用武力的方式捍卫了美国的统一，才为美国作为完整的政治实体打下基础。这前后，用了将近90年时间。
习近平从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制度发展的历史中得出结论，制度体系的成熟不是朝夕之功，而需要一个渐进改进的过程。由此也就自然形成对中国未来的启示：中国制度体系的发展，也会像西方国家那样，需要一个渐进改进、渐趋成熟的过程。
习近平还反复强调，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他通过讲述一些发达国家的制度变迁历史，向人们揭示出制度成熟的内在逻辑，更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历史思维、历史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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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律不能是一纸空文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凭什么治？就要靠严明纪律。1964年10月，周恩来同志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人员大会上作报告时说，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党是“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毛泽东同志特别把有纪律放在最前面，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是决定党能否坚持革命、战胜敌人、争取胜利的首要条件”。干部出问题，都是因为纪律的突破。必须严明党的纪律，党的各项纪律都要严。遵守党的纪律是无条件的，要说到做到，有纪必执，有违必查，而不能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不能把纪律作为一个软约束或是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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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国庆献礼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由周恩来担任总导演。制作《东方红》仅用了两个月时间，但是参演人员达3500多人。这一作品1964年10月2日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次上演，之后连续上演14场，场场爆满，盛况空前。《东方红》通过歌舞形式再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最终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部作品把我们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奋斗历程浓缩为可歌可泣的歌舞史诗。
周恩来不仅关心创作本身，还关心全体演职人员的思想工作。为了让大家熟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建新中国的艰苦历程，他在人民大会堂作了连续几个小时的党史报告，生动的报告让大家明白了革命胜利的艰辛，对今天的生活倍加珍惜，统一了大家的思想，更激发了大家的演出热情。
“把有纪律放在最前面”，周恩来报告中的这句话，可以看作是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密码”。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不重视纪律，不仅留下了丰富的论述，而且身体力行维护纪律权威。1927年秋天，在上井冈山途中，有些战士拔了百姓地里的红薯，引起了毛泽东的思考。不久，他向部队宣布了三项纪律，其中一项就是“不拿农民一个红薯”，“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就是由这个红薯引发而来的。周恩来同样也以纪律严格要求自己和身边人。延安整风期间，南方局机关每周安排一天作为党日，某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开会听报告时总爱搬把藤椅，跷起二郎腿。周恩来看见了，就把他叫起来语重心长地说：“你这是遵守学习纪律吗？”“党龄越长越要自觉遵守纪律啊！”
习近平讲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故事，引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经典话语，都是为了强调“纪律”的极端重要性。从战火纷飞的革命岁月，到热火朝天的建设年代，再到生机蓬勃的改革时期，严明纪律，是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
习近平对从严治党有着清醒认识，对严守纪律有着明确要求。在第一次以总书记的身份会见中外记者时，他就掷地有声地宣示“打铁还需自身硬”，并要求“全党必须警醒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与改作风双管齐下，既剜除毒瘤更净化生态，既治病救人更强身健体，这两条相辅相成的红线，共同汇聚成全面从严治党的强劲脉动，展示出抓铁有痕的决心、壮士断腕的勇气、刮骨疗伤的力度，使得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一振。这其中的关键，正如习近平所言，就是“不能把纪律作为一个软约束或是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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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中国
900多年前，苏东坡被贬海南儋州时，就写下不少描绘海南风景的诗句，如“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飞泉泻万仞，舞鹤双低昂”、“丹荔破玉肤，黄柑溢芳津”，等等。我到湖南去时，也对湖南的同志说，湖南自然风光秀丽。毛泽东同志在《答友人》中写的“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的诗句，宋代文学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的“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那都是美景啊！那次还去了湘西，我就想起了沈从文在《边城》、《萧萧》等作品中描写的湘西风光。
——《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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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文学作品遇到中国美景，就是一场适合心灵旅行的盛会。苏东坡贬谪南下，范仲淹登楼远望，毛泽东诗情飞涌，沈从文驻足倾听，景既铺陈，情遂生焉。
江山胜景，不仅能激发诗情，更能给人慰藉。苏东坡被贬到海南儋州时，已经60多岁，此前他曾被贬到岭南惠州。在儋州的生活之艰难，更超过惠州。苏东坡刚到时暂租公房蔽身，而公房年久失修，下雨时一夜三迁。后来，他在桄榔林中自己动手搭茅屋，命名为“桄榔庵”，在庵中“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在当时的南蛮荒岛，苏东坡不仅用“飞泉泻万仞，舞鹤双低昂”“丹荔破玉肤，黄柑溢芳津”等诗句记录下美丽的自然风光，而且涵养着物我两忘的豁达心胸，直到3年后离开儋州，他还写下“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诗句。
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时已经被贬到河南邓州，当时他的好友滕子京也被贬到湖南岳阳，滕子京不因贬谪而心灰意冷，励精图治，重建岳阳楼，并力邀千里之外的范仲淹为楼作记。范仲淹面对滕子京派人送来的《洞庭晚秋图》，展开想象的翅膀，一挥而就写下《岳阳楼记》，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其中所阐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念，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近代以来，毛泽东的《答友人》同样寓情于景，以“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表达对理想社会的向往，而沈从文的《边城》《萧萧》等作品则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留下了一片宁静的净土。
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谈及生态文明建设时，习近平引述千古流传的美丽篇章，正是为了从这些隽永的文字中钩沉一个记忆中的“美丽中国”，一个曾让我们心向往之、更需我们悉心呵护的“美丽中国”。习近平曾用“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为城镇化指明方向，这又何尝不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愿景？留住文学作品中的美丽中国，也是为中华民族留住美好的记忆与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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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失两百年
回顾近代以来的历史，我们更能深切感受到抓住机遇、赶上时代的极端重要性。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大概是100年时间，是工业革命发轫和蓬勃发展的时期，而当时清朝统治者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失去了工业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导致我国经济技术进步大大落后于世界发展步伐。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大概又是100年时间，在西方坚船利炮攻击下，我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列强侵略、政府腐败，长期战火连绵、动荡不宁、民不聊生，根本没有条件进行国家建设，也根本没有条件赶上时代前进步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上兴起一场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东亚一批国家和地区抓住这个机会发展上去了，我国在闹“文革”，错失了良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抓住了机遇，才有了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我们国家和民族大踏步赶了上来。
——《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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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两百年，是西方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世界历史发生巨变的时间段，也是中国逐步从封建时代汇入现代文明的转折时期。
机遇曾主动来敲门，只可惜这个古老的民族在闭目塞听中与之擦肩而过。在习近平划分的第一个百年里，几个细节可以反映清朝统治者的闭关锁国与夜郎自大。当时，英国是中国第一大外贸出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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