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在印度，泰戈尔影响巨大，与同时期的印度伟人甘地并称为印度文学和政治领域的两大圣贤，甘地“圣雄”的称号便由泰戈尔所起，而泰戈尔则被甘地称为“大智者”。
泰戈尔与中国的情谊由来已久。在中国新文化运动期间，泰戈尔的许多著作被介绍到中国，并持续影响了几代中国读者。1924年3月，应梁启超、蔡元培之邀，泰戈尔一行六人组成访华团来到中国。在杭州参观访问时，泰戈尔在浙江教育厅发表了名为《从友爱上寻光明的路》的演讲，听众超过3000人。泰戈尔感怀杭州之美丽，现场作诗一首：“山站在那儿，高入云中，水在他的脚下，随风波荡，好像请求他似的，但是他高傲的不动。”
泰戈尔访华期间，正值64岁寿辰，梁启超在为其祝寿之时，合中国对印度的古称——天竺，以及印度对中国的古称——震旦为一体，赠送给泰戈尔一个中国名字“竺震旦”，泰戈尔欣然接受。珠联璧合的名字，也表达了中国朋友对泰戈尔在中印文化交流中发挥巨大作用的期望。
之后，泰戈尔以其不懈的努力，回应了这个美丽的名字。1937年，他在印度国际大学设立中国学院，开印度研究中国之先河。中国作家许地山、画家徐悲鸿、教育学家陶行知等都曾赴该学院讲学。我们现在常见的那幅泰戈尔画像，便是徐悲鸿在印度讲学时所作。1941年，泰戈尔还在自己的最后一个生日上，口述了《我曾踏上中国的土地》一诗，深情地回顾了他在中国度过的那段美好时光。
文学经典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瑰宝，更是对外交流的有效载体。经典的篇章、哲思的语言，往往能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中，引起情感的共鸣。2014年9月18日，习近平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的演讲中，讲述自己读泰戈尔作品的故事，并引用泰戈尔的名句，拉近了心灵的距离。从告诉世人对印度文明“从小就有着浓厚兴趣”，到如数家珍般地讲述印度历史，再到朗声诵读泰戈尔的名句，习近平娓娓道来的叙述，就像是老朋友间的对话，情深意长。
1990年，习近平调任福州市委书记，在即将离开他工作了近两年的宁德之际，他引用了泰戈尔访华回国时的一则故事，作为给当地领导干部的临别赠言。友人问泰戈尔，你到中国丢失了什么？他回答：什么也没丢，就是留下了一颗心。习近平以此为喻说道：“人虽然即将离开闽东，但我留下了一颗热爱闽东的赤诚之心。”人都是一样的，都会因相知而相惜，因知心而暖心。以情暖人，以诚动人，感情的水温就会慢慢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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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门寺的琉璃器
1987年，在中国陕西的法门寺，地宫中出土了20件美轮美奂的琉璃器，这是唐代传入中国的东罗马和伊斯兰的琉璃器。我在欣赏这些域外文物时，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对待不同文明，不能只满足于欣赏它们产生的精美物件，更应该去领略其中包含的人文精神；不能只满足于领略它们对以往人们生活的艺术表现，更应该让其中蕴藏的精神鲜活起来。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2014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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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门寺位于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城北10公里处的法门镇，始建于东汉末年，被称为“关中塔庙之祖”。寺内的法门寺塔因葬有释迦牟尼的指骨舍利，故名“真身宝塔”。唐贞观年间，法门寺塔改建为4级木塔，但于明隆庆三年（1569年）因地震而倒塌。后又改建为13层八棱砖塔，高47米，极为壮观。
由于塔身重量过大，塔基下又有地宫，上重下轻，建成54年后，在一次地震中塔身开始向西南倾斜。1981年，在风雨交加中法门寺塔的西半侧突然垮塌，塔刹也随即跌落。1987年，重建新塔、清理塔基时，意外发现地宫。除了4枚舍利、121件金银器、14件秘色瓷，地宫还出土了20多件琉璃器。
琉璃器自公元3世纪传入我国后，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比金银器还珍贵的物品。这批出土的琉璃器，既有琉璃瓶，也有琉璃盘，还有茶杯和茶托，以伊斯兰样式居多，分别由东罗马、西亚和中国制造，是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的重要佐证，文物价值极高。
琉璃器皿虽由域外传入，却早已融入唐代人的日常生活，成为其物质文化的重要部分。唐代诗人韦应物就曾以“咏琉璃”为题，盛赞琉璃：“有色同寒冰，无物隔纤尘。象筵看不见，堪将对玉人。”而素有“诗鬼”之称的李贺也写道：“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
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既让中国文化远播世界，也促进了各国文化和物产传入华夏。习近平讲述他在法门寺欣赏琉璃器的故事，正是要阐释“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这个道理。
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在联合国讲坛上，全面阐述对世界文明传播与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第一次系统提出“文明的交流与互鉴”是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这次演讲中，习近平提出“文明交流互鉴”思想，包括三个层面内容：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习近平曾打过一个精妙的比喻：“正如中国人喜欢茶而比利时人喜爱啤酒一样，茶的含蓄内敛和酒的热烈奔放代表了品味生命、解读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但是，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容的，既可以酒逢知己千杯少，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正如他在这次演讲中强调的，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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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上的中西交流史
公元前100多年，中国就开始开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汉代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两次出使西域，向西域传播了中华文化，也引进了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芝麻等西域文化成果。西汉时期，中国的船队就到达了印度和斯里兰卡，用中国的丝绸换取了琉璃、珍珠等物品。中国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对外交流的活跃期。据史料记载，唐代中国通使交好的国家多达70多个，那时候的首都长安里来自各国的使臣、商人、留学生云集成群。这个大交流促进了中华文化远播世界，也促进了各国文化和物产传入中国。15世纪初，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远洋航海，到了东南亚很多国家，一直抵达非洲东海岸的肯尼亚，留下了中国同沿途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佳话。明末清初，中国人积极学习现代科技知识，欧洲的天文学、医学、数学、几何学、地理学知识纷纷传入中国，开阔中国人的知识视野。之后，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更是频繁展开，这其中有冲突、矛盾、疑惑、拒绝，但更多是学习、消化、融合、创新。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2014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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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铃古道丝绸路，胡马犹闻唐汉风。”自西汉起，就有一条连接中国、中亚、西亚和欧洲的贸易大通道，横穿欧亚大陆。丝绸、瓷器西去，良马、宝石东来，这一通道的开辟，书写下中西交流史的瑰丽篇章。19世纪末，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将这条通道称为“丝绸之路”，得到广泛认同。
“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还有一条海上的经贸和文化交往大通道，从中国东南沿海，经过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被法国汉学家沙畹命名为“海上丝绸之路”。宋代之后，瓷器替代丝绸成为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因此，海上丝绸之路也被称为“陶瓷之路”。
在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上，有两位中国人作出了卓著的贡献。一位是西汉的张骞。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两度派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一条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河西走廊到达西域各国的通道，形成了陆上丝绸之路的基本干道。张骞向西域传播了中华文化，也引进了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芝麻等西域文化成果。由于他所经过的地方都是汉人没有到过的地方，历史上称之为“张骞凿空”。
另一位是明代的郑和，他受命率领200多艘海船、2。7万余人，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曾达东非、红海。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最多、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比欧洲国家航海时间早半个多世纪，是明朝强盛的直接体现。
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最长的国际交通路线，它是沿线众多民族的共同创造，是名副其实的交流之路、友谊之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经济联通的纽带，也是文明交融的血管，对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文化传播、物种引进，各民族的思想、感情和政治交流以及创造人类新文明，有着重大贡献。
跨越千年的历史，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互通有无之路，也是一条民心相通之路，更是一条文明互鉴之路。习近平讲述丝绸之路上中国与古代西域各国交流的故事，不仅是要告诉大家，“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更是在强调，“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前行。演讲中，习近平引用了两句西方的名言，一句是雨果所说的，“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另一句是拿破仑所说的，“世上有两种力量：利剑和思想；从长而论，利剑总是败在思想手下”。他以此告诉世人，一方面，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另一方面，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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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西洛写歌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苏西洛总统创作的一首歌，名字叫《宁静》。那是2006年10月，苏西洛总统来到中国广西出席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会议间隙，他在漓江上产生了创作灵感，提笔写下了一首优美的歌词：“快乐的日子，在生命中不断循环，我与伙伴，共同度过那美好时光。”苏西洛总统在中国的山水之间触景生情，想起自己的童年、自己的家乡，说明我们两国人民是心相通、情相近的。
——《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2013年10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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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是印度尼西亚第六任总统。1949年，苏西洛生于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巴芝丹市的一个贫苦的军人家庭，2004年在印度尼西亚总统大选中获胜。担任总统期间，他以“亲民”和“廉洁”为口号，掀起一场席卷印度尼西亚的反腐运动，惩治了大量贪腐官员，被民众誉为“清廉先生”。
苏西洛不仅在政坛上有所作为，在音乐方面也多有建树。他曾在2007年到2010年期间出过3张音乐专辑，均由他本人创作。他表示，希望通过这些歌曲，抒发自己的爱国之情，并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热爱祖国，为印度尼西亚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2006年10月29日，苏西洛趁着出席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间隙，到桂林访问，并游览了漓江和芦笛岩。十月的桂林，桂树飘香；秋日的漓江，如同一条青绸罗带，盘绕在群峰山峦之间。泛舟畅游，仿佛置身画廊美景。苏西洛被漓江的美丽深深吸引，他用诗一般的话语赞美道：“上帝给漓江这样美丽的景色，世界绝无仅有，让我饱尝了她的美丽。在适当的时候，我将带着所有的亲人来这里，让家人也品尝这天下美景。”漓江的山水风光，也让苏西洛总统想起了自己的童年、自己的家乡。他触景生情，产生了创作灵感，写下了《宁静》这首歌：“宁静的夜晚，在那美丽的村落外，我独自思索，思索再思索。快乐的日子，在生命中不断循环，我与伙伴，共同度过那美好时光。村落安静又寂静，爱情花儿朵朵开，我不停地耕织，耕织再耕织。心中默默地祈祷，求主恩赐我民族，生活永远安宁，永远和睦。”
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中，以苏西洛写歌的故事说明，“正是有了这样一个个友好使者，架起了一座座友谊桥梁，打开了一扇扇心灵之窗，我们两国人民友谊才得以穿过历史长河、跨越浩瀚大海，历久弥坚，历久弥新”。
在这次演讲中，习近平引用了印度尼西亚的一句谚语：“金钱易得，朋友难求。”一部世界文明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民间交往史、交融史。那些打动人心的人文交流，是维系和发展国家关系最朴实、最坚固的情感纽带。国家间的友谊，需要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携手合作，更需要两国有识之士参与其中，脚踏实地去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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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星海大道
古丝绸之路上的古城阿拉木图有一条冼星海大道，人们传诵着这样一个故事。1941年伟大卫国战争爆发，中国著名音乐家冼星海辗转来到阿拉木图。在举目无亲、贫病交加之际，哈萨克音乐家拜卡达莫夫接纳了他，为他提供了一个温暖的家。
在阿拉木图，冼星海创作了《民族解放》、《神圣之战》、《满江红》等著名音乐作品，并根据哈萨克民族英雄阿曼盖尔德的事迹创作出交响诗《阿曼盖尔德》，激励人们为抗击法西斯而战，受到当地人民广泛欢迎。
——《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2013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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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各国人民共同谱写出千古传诵的友好篇章。中国音乐家冼星海的故事，正是其中的一页。
1940年，冼星海受命从延安前往苏联，为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进行后期制作与配乐。然而，1941年苏德战争的爆发，不仅使得影片制作陷入停顿，冼星海的回国之路也因之受阻。之后，他辗转到达阿拉木图。举目无亲、居无定所、贫病交加之际，哈萨克斯坦音乐家拜卡达莫夫接纳了他，为他提供了一个温暖的家。两位音乐家在艰苦岁月中，依然坚持音乐理想，不断相互激励，创作乐曲，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拜卡达莫夫非常欣赏冼星海的音乐才华，推荐他到北部城市科斯塔奈，为当地初创的音乐馆作音乐指导。在科斯塔奈，冼星海不辞辛苦，用音乐激励当地群众。在他的努力下，科斯塔奈音乐馆顺利开张，并举行了卫国战争爆发之后的第一场音乐会。冼星海不仅负责指挥，还亲自参加演奏。由此，他也得到了一个当地语言的名字——“黄什”，也就是欢乐的意思。他还经常与同行前往山村巡回演出，并逐渐开始了解哈萨克斯坦的民间音乐，不仅学会了弹奏冬不拉，还收集、改编、创作了许多当地风格的作品。在哈萨克斯坦，冼星海创作了《民族解放》《神圣之战》及管弦乐组曲《满江红》等著名音乐作品。其中，他根据哈萨克民族英雄阿曼盖尔德的事迹创作的交响诗《阿曼盖尔德》，激励着人们为抗击法西斯而战，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