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会儿，奶奶胳膊伸直，像僵尸似的一跳一跳地回到屋里，她并不上床，而是掀开棺材，直挺挺地躺在了里面。
这些怪异的行为都是梦游时产生的，这个梦游的老太太逝世之后，孩子开始变得神情恍惚，一整天也不说一句话。孩子每次发病时都手足僵硬，龇牙咧嘴，嚷着要血喝，一旦看到血之后，他都贪婪地舔。孩子在儿童医院检查时，病情更加恶化。他从床上跳下来，双脚并立，双手向前水平伸直，然后如真正的僵尸般跳跃，还见人就咬。
几年来，父亲带着儿子开始了求医之路，最终家财散尽，流落街头。
吸血鬼实际上是一种怪病——卟啉症的患者。这种怪病并不多，全世界也不过100例左右。在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一个村落抓到过一个年轻人，他用刀砍伤一个妇女后便吸她的血，英国有个名叫哈德门的17岁的犯罪分子杀死女邻居，吸干了她的血。英国医生李·伊利斯在一篇题为《论卟啉症和吸血鬼的病源》的论文中详细地论述了卟啉症的特点，这是一种遗传病症，由于患者体内亚铁血红素生成机制紊乱，从而导致皮肤变白，或变黑，牙齿变成黑褐色，卟啉症患者都伴有严重的贫血，经过输血后，病情会得到缓解。
1993年，华城火车站出现过一个人妖乞丐，一个穿衬衣的胖女人，说话是男人的腔调，有胡子，赏钱的人多了之后，她会脱掉裤子给观众看。
1996年，寒少爷成为火车站的宠儿，人们争相观看他和他脖子上的那个大瘤子，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那瘤子是一个头，也就是说，他有两个头。
这不是简单的乞讨，而是一种演出，周围拥挤骚动的观众并不吝啬，这也是老百姓所能享受到的娱乐之一。人们给那个吸血的孩子起了个绰号，叫作僵尸娃娃。僵尸娃娃的父亲在铁栅栏处用塑料布、几根细竹竿搭建了一个简易的住所，一个遮挡风雨的巢。当时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还未成立，也就是说市容整洁还未建立在谋生权利之上。如果在1996年有人去过华城火车站，就会在附近违章建筑的窝棚中看到一个佝偻的孩子，一个母亲可能会说这孩子6岁左右，事实上他已经10岁了。
大街上永远都不缺少看热闹的人。这个孩子发病没什么规律，只要他变成僵尸，跳几下，咬住鸡脖子喝血，那么就会吸引一大批人观看，有的人甚至是从别处专门跑来看他的，这也使他父亲每日的收入颇丰。
自从僵尸娃娃来到华城火车站之后，寒少爷乞讨到的钱越来越少。寒少爷没少挨打，打他的是一个老头，那老头把他从垃圾箱里捡到，养大，原本指望着能利用这个畸形的孩子发笔小财，这一切都被僵尸娃娃打乱了，观众全跑了，来自地狱的小孩战胜了双头妖蛇。
我们应该记住这老头的名字：三文钱。
他看上去像个杀人犯，一双小眼睛差不多被蓬乱的眉毛掩盖住，总是露着凶巴巴的眼神，宽背，罗圈腿，肌肉结实，老茧百结的大手说明他吃过不少苦。这个老头早年跟随着一个马戏团闯荡过江湖，他懂得各种各样的捆绑人和东西的方法，鸳鸯结、穷人结、跳虱结、水手结、龟甲缚、后手缚。他给别人讲起过很多奇闻逸事，长白山的石头漂在水面，木头沉在水底，乌鸦喜欢抽烟，黄鳝会变性。
大概是从1990年开始，三文钱就在华城火车站乞讨为生。
1996年11月19日，下雨了，三文钱来到僵尸娃娃的窝棚前。僵尸娃娃的父亲正煮着一锅沸腾的粥，三文钱上去一脚踢翻，怒气冲冲地说：“这里是我的地盘。”
“我不知道。”父亲回答。
“你滚吧，随便你去哪儿。”三文钱说。
“我哪儿也不去。”父亲将一根棍子拿在手里，棍子足有手臂那么粗，他“咔嚓”一声在膝盖上将棍子掰成两截，“我可以揍烂你的脸，”他扔了棍子继续说，“空手也行。”
三文钱歪了歪头说：“好，你等着。”
第二天晚上，三文钱带来了两个叫花子，寒少爷带来了一把锈迹斑斑的大砍刀。他们站在窝棚前，不说话，僵尸娃娃的父亲很快看清楚了面前的形势，这个农民，在麦收时节，每块地里都会有这样一个农民——他扑通跪下了：“求你啊，别打我的娃，他有病。”
“打我吧。”他抱着头说。
三文钱冷漠地站在一边袖手旁观，寒少爷手里的大砍刀并没有派上什么用场，砍了几下就弯了。两个壮年乞丐雨点般的拳头落在那父亲的身上，其中一个抓着父亲的头发往地上撞，撞得砰砰响，不一会儿，父亲倒在地上不动弹了。
“停。”三文钱拉开那个壮年乞丐。
“他死了？”乞丐担心地问道。
“没死，”三文钱探了探那父亲的鼻息说，“他昏过去了。”
这时，从窝棚里冲出来一个孩子，这个10岁的孩子站在父亲面前，他的身体是佝偻着的，但从气势上看更像一个巨人。他龇牙咧嘴，露出黑色的牙龈，吓得一个乞丐后退两步。寒少爷拿着那把不中用的刀走上前，孩子对着寒少爷的大瘤子就是一拳，打得寒少爷嗷嗷直叫。另一个乞丐把这孩子推倒在地，孩子咆哮一声，像疯狗一样咬住了乞丐的小腿，三文钱上去使劲拽，用脚使劲蹬，才把那乞丐从孩子嘴里解救出来。
“我们走。”三文钱说。
那孩子站在那里，两手攥着拳头，发出一声声低吼。
一个月之后，父亲攒够了一笔钱送孩子住院就医，但医生对此病束手无策，在CT、核磁共振和生化检查中，没发现任何异常，只是脑电波的检查中发现了问题。他们采取了换血疗法，这种冒险的治疗方式使孩子病情恶化，最终死亡。
快过年的时候，华城火车站的进站口出现了一个中年乞丐，他穿件黑棉袄，腰部扎一根电话线，左手揣进右袖筒，右手塞进左袖筒。他蹲在地上，脸庞深埋在双臂里，面前有一个破碗。
两个人在他面前停下，其中一个人用手拨拉着破碗里的硬币：“就这点？”
他抬头看到了三文钱和寒少爷。
“你娃呢？”三文钱问道。
“他死了。”
“你叫啥名？”
“大怪。”
“唉，天够冷的，大怪，请你喝酒，去不去？”三文钱问他。
大怪看了看三文钱，默默地收拾起东西，三个人走进了一家大排档餐馆。当天晚上，他们都喝醉了，互相说了很多话，也就是从那天开始，这里出现了一个以乞丐为主要成员的黑恶势力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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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全书前传_第三卷 僵尸娃娃_第十二章 华城车站
第十二章华城车站
1998年8月12日，清晨，大雾。
华城鹤洞桥附近发生车祸，一个腿脚不好的乞丐过马路时被车撞死，交警从乞丐的贴身口袋里发现了几袋冰毒。
1999年10月22日，晚上9点，华城海珠广场人流穿梭，一个乞丐跪在霓虹灯下，他的面前有个鞋盒子，别人给他钱，他就磕个头，不说话，他可能是个哑巴。哑巴的两个孩子也都跪着，其中一个大点的孩子正撅着屁股向旁边一个卖花的女孩挤眉弄眼。
有个穿西装戴帽子的罗圈腿老人，也许是喝醉了，走过乞丐身边时，像扔一张废纸那样随手就扔到帽子里一百块钱。老人走出很远，听到一声尖叫，回头一看，那哑巴乞丐正拿着钱对着灯照呢。
乞丐的两个孩子蹦跳着说：“让我看看，让我看看上面的毛主席。”
他们听说过有这么一种新版的红色百元大钞，现在，他们亲眼看见了。
哑巴乞丐兴奋地开口说话了，他说：“哎呀，老天爷，都摸一下吧，别抢烂了。”
旁边那个卖花的女孩立刻追上去，对老人说：“等一下，您买花吧。”
老人打个饱嗝，眯着小眼说：“怎么卖啊？”
女孩说：“八块一束，不贵，花多好看。”
老人掏出一百块钱说：“我全要了。”
“一共十二朵，九十六块钱。”卖花女孩接过钱，厚着脸皮说，“别找了，我也没零钱。”
老人说：“那不行，你得找钱，那个人是乞丐；你，你是一个商人。”
卖花女孩愣了愣，很快反应过来说：“我就是个卖花的，你等着，我到那边换零钱。”
老人看着女孩拐过街角，不见了。
老人叹息一声，将花扔进了垃圾箱。
这个老人就是三文钱。
几天后，三文钱又出现在海珠广场，他对“哑巴”乞丐说：“给你一百块钱，你帮我把这包东西送到环江路的赛迪娱乐城，回来，再给你一百块。”
“有这好事？”乞丐问。
三文钱将一张百元钞票放到乞丐面前的鞋盒子里。
“你咋不送？”乞丐问。
“我有事。”三文钱回答。
“到了那里，把东西给谁？”乞丐问。
“找霍老板。”三文钱说。
“包里是啥子东西？”乞丐说着，打开了帆布包，里面有两块砖头，用报纸包着。
“就这个，”乞丐问，“两块红砖？”
“是的。”三文钱回答。
犯罪分子运毒的方式一般采取人货分离，找个傻瓜当替死鬼，即使被警方抓住也说不出上线是谁，在运送过程中，会有马仔暗中跟随，以防不测。毒贩藏毒的方式更是千奇百怪，香港张伟艺将毒品藏在西瓜里，海南解风平将毒品藏在椰子里，上海人周某将摇头丸藏在蜡烛里，云南人李某将海洛因伪装成糯米藏在几麻袋糯米里。
三文钱的那两块砖头就是巧妙伪装过的黄砒，黄砒只要进行再加工就成为4号海洛因。
在1999年春节严打期间，一个叫蒋卫东的实习民警在报告中写道：华城市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有3万多人，实际吸毒人数至少在5万以上，甚至更多。华城火车站附近肯定有毒贩子的秘密窝点，他们利用乞丐、流浪儿童进行贩毒，据线人举报说这个贩毒团伙的头目是一个外号叫三文钱的人……
当局领导向蒋卫东了解情况的时候，蒋卫东却失踪了，像空气一样从人间消失了。这份报告后来引起了大案指挥部的重视。
距华城火车站仅数步之遥有一条街，叫作登峰街，密布着大量出租屋，很多外来人口就聚居在这里。
登峰街有一家富贵菜馆，厅堂简陋，不事装修，然而却天天爆满，食客云集。
华城人好吃，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都能做成盘中美味。他们把赚钱叫作“揾食”，由此可见一斑。很多旧街陋巷都有美食所在，惠福东路有一家卖云吞面的小吃店是在地下室里，潮州巷有个卖卤水鹅的把店开在了居民楼的楼顶，环市路上南海渔村的一条铁壳船上有家海鲜餐馆，若不是有人指引，这样的店很容易就错过了。
在20世纪80年代，华城还可以看到一种黑脖子的丹顶鹤，它们从黑龙江流域迁徙到南方过冬，因为华城人的捕食，这种鸟已经很罕见了。
富贵餐馆最初经营一种蛇羹，这道名菜是用眼镜蛇、银环蛇、金环蛇、水蛇、锦蛇做成的“五蛇羹”，被野生动物保护部门勒令禁止之后，开始推出了新的招牌菜：叫花鸡。
将黄嘴、黄脚、黄皮的三黄土鸡剖洗干净，用酱油、绍酒、精盐腌制，多种香料碾末擦抹鸡身，鸡腹内雪藏炒好的辅料，两腋各放一颗丁香夹住，然后用荷叶包裹，再裹上酒坛黄泥。地下挖一坑，不可太深，覆土，上面点明火烤一个多钟头，炭火烤半小时，叫花鸡就做成了。
敲开泥巴，荷叶上油水汪汪，仍旧泛着淡淡的绿色，荷叶的清香扑鼻而来，鸡肉肥嫩酥烂，膏腴嫩滑。趁着热气袅袅，香气四溢，撕下一只色泽黄灿灿的鸡腿，大快朵颐。若有三杯两盏烈酒，定会豪气干云，无论富贵贫贱，淋漓尽致，嚼得出虎狼滋味。
我们不得不说这叫花鸡是最正宗的，因为老板以前就是一个乞丐，他就是大怪。
尽管菜馆内店堂狭窄，又脏又差，但是每天都人头攒动，生意奇好。店堂之后是一个院子，院内有一株馒头柳，两间厢房就是大怪和店伙计的住处。树下摆放着几条长凳，数张矮桌，宾客爆满之后，就会坐在这里，甚至连菜馆门前也摆了几张桌子。
门前原先有一个铜做的招牌，后来被街上流浪的孩子偷走，吸引路人目光的是墙上贴着的四个歪歪斜斜的大字：乞丐免费。
这大概是唯一一家对乞丐免费的饭店，如果非要找出一个原因，那就是——老板就是个乞丐。大怪从来不掩饰自己做过叫花子的经历，他给很多顾客都讲过他那个吸血的儿子，他说：“我觉得自己是狗，现在我才是人。”人们对他的苦难经历表示同情，对他的慈悲心肠表示赞赏。曾经有报纸电视台来采访这个好人，他拒绝了。他替政府发扬人道主义，替有钱的人施舍，他把善良向外敞开，把恶关闭起来。很多时候，美德只是一个盒子，包装着罪恶。
这种慈悲只是一种表面现象，那些蓬头垢面的乞丐出入餐馆并不影响大怪的生意，因为他经营的不是饭店，而是贩毒。只有真正“要饭的”乞丐才会到这里来接受施舍，最初大怪、三文钱、寒少爷只是将这些缺胳膊少腿的叫花子组织起来，给他们划分好地盘，每月收取保护费。1997年，三文钱不满足做一个乞丐头子，开始利用这些乞丐进行贩卖毒品，给他们一些残羹剩饭，然后让他们运毒、出货。这个菜馆成为了一个隐蔽的毒品窝点。
1999年2月，那个叫蒋卫东的实习民警曾经来这里进行过两次调查，第一次他买了一只叫花鸡，什么话都没有说；第二次，他又买了一只鸡，走进厨房直接对大怪说：“老板，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
“谁？”大怪问。
“三文钱。”
“不认识。”
“直说吧，我是警察，我怀疑你贩毒，你最好识相点。虽然现在还没掌握证据，我这也不是正式讯问，就是私下里和你聊聊。下次再来，我会穿警服来，你要聪明的话，就给自己留条后路，以后也算是立功表现。再问你一遍，三文钱在哪儿？”
“在你背后。”
蒋卫东回头一看，却什么都没有看到。
艺术的眼光应该无处不在，并不是只有蚂蚁和蚯蚓才可以看见地下的事情。一年后，登峰街旧房拆迁，从院内的树下挖出了一具骸骨，从一个生锈的腰带卡可以判断出，死者是一个警察。
大怪站在院里那棵树下的时候，会有异样的感觉，他的脚下埋着一个死人。他用杀鸡的手杀了一个人，他将那警察打晕，勒个半死，像杀鸡那样在脖子上割一刀，将血放入木桶，那木桶里本来有半桶鸡血，慢慢地就注满了。事实上，他一边杀人一边呕吐，直到他把死者埋到树下，他感到一种虚脱，心里还有一种恨意，他觉得自己刚刚消灭了全世界。
从那天开始，大怪常常做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的胳膊上脸上有很多密密麻麻蜂窝状的小孔，从小孔里爬出肉嘟嘟的白虫子。他并没有感到恐惧，但也不是像以前那样泰然自若，恐惧和坦然，他既不选这个，也不选那个，这便是他杀人后的选择。
2000年8月21日，晚上11点，一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走进富贵菜馆，他找张桌子坐下，大怪说：“打烊了。”
年轻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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