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两三个中国的侦缉员，后来知道其中一人名王斌。”
张纪恩用事先编好的口供应付，说自己是“小开”等等。
巡警在楼上查出一份共产国际文件和一份陈绍禹用绿墨水写的手稿。巡警发现这两份文件，逮捕了张纪恩夫妇。尽管张纪恩声辩说，楼上是他“登报招租”，那些文件与他无关，还是无济于事。
张纪恩又按照事先编好的口供说周秀清是用人，苏彩则是房客，怀孕住此，与此事无关。巡警也就放掉了周、苏两人。
张越霞的衣袋里，当时放着一张纸条，写着一位名叫罗晓虹的同志的联络地址——上海同孚路大中里。张纪恩悄悄提醒了张越霞，乘巡警不注意时放进嘴里吞下。这样，使罗晓虹免遭逮捕。
张越霞曾回忆，她和张纪恩被用一副手铐铐在一起带走的。临走时，她用暗语对“用人”周秀清吩咐：她是冤枉遭捕的，拜托她把女儿带好，并请她把被捕的消息转告有关“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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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特殊的历史老人（4）
张越霞所说的“亲戚”，指的就是明天要到这里来的几位中共中央领导同志。
张纪恩庆幸，就在两天前，中共中央派徐冰和浦化人把那两大木箱的中共中央文件运走了！
敏感的中共中央，在向忠发被捕之前，就已经察觉到形势紧张，恒吉里的机关可能不安全，所以采取防范措施，预先运走了那两大木箱中共中央文件。不过，中共中央没有料到事情如此急转直下——在中共中央文件运走的翌日，向忠发就被捕，而且向忠发马上叛变，供出了恒吉里中共中央机关……不然，中共中央会在运走文件时，会立即通知张纪恩转移的。
张纪恩在被用手铐跟张越霞铐在一起时，轻声对张越霞说：“我们要经得起考验，不动摇，对党忠诚。”张越霞也轻声对张纪恩说：“你放心！”他们都明白，这一回被捕，恐怕凶多吉少！
据张纪恩说，出事之后，苏彩从此失去了党的关系。周秀清后来被分配到另一秘密机关工作，被捕。出狱后到苏联学习。解放后担任吉林总工会副主席，在20世纪60年代病故。但是，张纪恩和张越霞托她照料女儿，后来虽然经多方寻找，均无消息。
那天巡警在半夜突然逮捕了张纪恩夫妇，是因为在6月22日发生了中###史上一桩大事——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
那是在22日上午九时，当向忠发在上海市中心静安寺英商所办的探勒汽车行叫出租车时，被密探扭捕，关入善钟路（今常熟路）巡捕房。
向忠发在上午九时被捕，下午就跪在国民党代表前求饶，供出了中共中央的秘密机关和许多领导人的秘密住所。
周恩来的警惕性甚高。他迅速获知向忠发被捕的消息，立即通知与向忠发有联系的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人和机关转移。
《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及“当时的地下工作者黄定慧（又名黄木兰）”的回忆：
“我当时和一个律师在咖啡馆，在一起的还有在巡捕房做翻译的朋友。那人说，国民党悬赏十万元的一个共产党头头抓到了，是湖北人，金牙齿，九个手指头，六十多岁，酒糟鼻子，他是个软骨头，坐电椅，吃不消。我一听，这不就是向忠发吗！我马上回来通过潘汉年向康生报告了。当天晚上十一点，周恩来、邓颖超、蔡畅几个人赶快转移，住到一个法国的饭店里面。午夜一点，我们布置在恩来住宅周围的装作馄饨担子的特科工作人员，看见巡捕带着向忠发来了。向忠发有恩来的房子钥匙，他们看见向忠发带着手铐，去开恩来的门，结果里面已经没有人。真险哪！”
邓颖超也这样回忆道：
“我就迅速地通知他所知道的几个地方的同志马上转移。下午又得到他叛变的消息。当时，我还有些怀疑，紧接着又得到内部消息他已带领叛徒、军警到他唯一知道的中央机关（看文件的地方）……”
邓颖超所说的向忠发“唯一知道的中央机关”，就是张纪恩夫妇所在的恒吉里那幢石库门房子。
于是，半夜，响起了急骤的敲门声……
向忠发在被捕的翌日——6月23日，被引渡到上海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
又过了一天——6月24日，向忠发就被处决。尽管向忠发苦苦哀求，也无济于事。
就这样，向忠发从被捕、叛变到处决，前后不到三天。
向忠发一案，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的案卷上写着“赤匪向忠发”。此案的“同案犯”共四名，即黄寄慈（张纪恩当时的化名）、黄张氏（即张越霞）、陈琮英和杨秀贞。
张纪恩和张越霞，被捕之后被送往上海戈登路巡捕房。未经审问，便于翌日转往上海浙江路的“特区法院”。然后又转往位于上海南市白云观的国民党侦缉队的拘留所。
到了白云观的第二天，张越霞在上厕所时，遇见陈琮英。陈琮英悄悄告诉她，是向忠发被捕、叛变，使她和张纪恩被捕。她这才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当时，在拘留所，陈琮英还带着李立三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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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特殊的历史老人（5）
张纪恩在白云观也见到了杨秀贞。他记得，杨秀贞是宁波人，当时穿香云纱做的衣服。她不算怎么漂亮，但是也不难看。杨秀贞并不是中###员，所以并不知道内情。
笔者问及他对向忠发的印象。张纪恩说，他跟向忠发有过多次接触。向忠发当时五十来岁，在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中算是年纪偏大的。他个子高，讲一口湖北话，常穿一件棕色中式大衣。向忠发出身工人。那时由于共产国际强调要由工人出身的人担任中共中央领导，所以让向忠发当了总书记。向忠发因工伤，断了右手的一截食指。向忠发的文化水平不高，但是讲话简明扼要。张纪恩常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做记录，他记得每次会议即将结束时，总是由向忠发把大家的发言加以概括。他发觉，向忠发很善于抓住别人发言的要点……
在侦缉队，张越霞过了两回堂。她一直以事先准备好的口供回答他们，即自己叫“黄张氏”，不识字，从乡下来上海不久，什么都不知道，请求“青天大老爷”明断。
张纪恩仍然称自己是“小开”，楼上只是“登报招租”，所以来住的房客出事，与他无关。
半个多月后，他们被移送到上海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
张纪恩记得，在那里，他关在二弄五号牢房，张越霞则在女监，相距不远，常常“打电话”。
在牢房里怎么还能“打电话”呢？张纪恩笑着告诉笔者：那时，沿女牢里的一条通道，可以来到男牢的后门。张越霞来到男牢后门，从墙壁的缝里塞进一枚铜板，那动作如同现在打投币电话塞硬币一样。投进的铜板马上引起走过那里的男犯人的注意。于是，张越霞就请男犯人“传呼”：“请你喊一下姓黄的！”这样，“黄寄慈”——张纪恩也就来到墙边，跟张越霞隔墙“打电话”……
跟张纪恩关在一起的是向忠发的秘书余昌生。余昌生曾和向忠发一起到苏联出席过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余昌生的妻子，是项英的妹妹项德芬。
在狱中，张纪恩还见到了陈绍禹的弟弟刘威。刘威关了两年半，死在狱中。他也见到了田汉的弟弟。
张纪恩作为“###”，由国民党上海军###审处主持审讯。首席法官叫姜怀素。
他在审问时把封面上写着“赤匪向忠发”的案卷拿到张纪恩面前，匆匆地翻了一下给张纪恩看。那案卷的第一页，贴着两张照片，一张是向忠发被捕后坐在椅子上受审的照片，另一张是向忠发被枪决后血肉模糊的身体。接着，是向忠发的供词，那是用毛笔写在十行毛边纸上的，约二三页。然后则是同案犯审讯笔录，有黄寄慈、黄张氏、杨秀贞、陈琮英。
法官给张纪恩看一眼这卷宗，用意是不言而喻的：你是向忠发的同案犯。向忠发已经落了个那样的下场。如果你不如实招供，也不会有好下场。
经过审讯，根据戴季陶起草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张纪恩被以“窝藏赤匪，隐而不报”的罪名，判处五年徒刑。
张纪恩说，解放后他曾在公安部门存的国民党警察局档案中，找到了他被捕时的照片，也找到张越霞被捕时的照片——胸前都挂着牌子，牌子上写着名字。也找到了他们的“指印档案”。只是很可惜，没有找到那份写着“赤匪向忠发”的卷宗。很可能由于那份档案被南京调阅，后来带到台湾去了。
张纪恩也曾查过杨秀贞的下落。他从上海公安部门的人口卡片上，查过名叫“杨秀贞”而年纪、籍贯与那个杨秀贞相仿的人，结果没有查到。所以，杨秀贞后来的去向，至今不明。
张纪恩说，张越霞在狱中的表现不错。她和陈琮英一直坚持说自己是不识字的乡下妇女，因证据不足，在拘留了半年后取保释放。
张越霞出狱时，对张纪恩说：“我出去了，等于你半个人出去了！”
张纪恩记得，张越霞出狱那天，他和她当着狱警长紧紧拥抱，吻数分钟之久，弄得狱警好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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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特殊的历史老人（6）
她“出去”了，仍几次到上海漕河泾监狱去探望张纪恩，送东西给他。
张越霞在出狱后，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负责人陈云和她谈了话。不久，她随中共中央秘书长陈铁铮（即孔原）到天津做地下工作。
1934年10月，张越霞回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那时，张纪恩正好出狱了。
张纪恩虽然被判了五年徒刑，但是只关了三年多，便被释放。内中的原因是当时蒋介石和汪精卫“合作”，于是宣布“大赦”，张纪恩被减刑三分之一。五年，原本是六十个月，被减去了二十个月。
张纪恩出狱后，回到家乡。张越霞到杭州时，听说张纪恩在家乡，给张纪恩写了信。
不久，张纪恩和张越霞一起又到了上海。
1934年11月23日清晨七时，张越霞在张纪恩的陪同下，到上海法租界西门路一家洋铁铺亭子间，和中###员张世民接头。
当时，张世民已经被国民党特务抓走。当张越霞以找房子的名义去敲门时，屋里走出一个不相识的男人。张越霞意识到情况有变，以找错了门为借口，转身就走，被那男人扭住。于是，张越霞第二次被捕。
张纪恩当时在门外，没有进去，赶紧躲开了。
张纪恩为张越霞请了律师，姓潘，事务所设在上海马浪路新民村。但是，请了律师仍无济于事。她还是被判处了七年徒刑，关押在南京老虎桥江苏第一模范监狱。后来又移解南京晓庄“首都反省院”。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8月20日，周恩来、叶剑英曾来到南京的首都反省院。周恩来与张越霞作了谈话。9月上旬，经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的交涉，张越霞终于获释。
张越霞出狱后在博古领导之下担任中共长江局组织部干事。博古的第一位夫人叫刘群先，1928年5月和博古在莫斯科结婚。后来，刘群先和博古一起经历了长征，到达延安。她因病与李维汉的妻子金维映（即阿金）一起赴苏联治疗。苏德战争爆发之后，下落不明。这样，博古与张越霞结合，证婚人为董必武。
这时，张纪恩也另行结婚了。
博古和张越霞婚后，1938年在武汉生下一女，取名秦新华（博古本姓秦），即如今李铁映之妻。李铁映为李维汉之子。
张纪恩在1941年曾奉命调往延安。在经过重庆时被周恩来留下。于是，张纪恩就在重庆工作。抗战胜利后，张纪恩来到上海，在中共社会部从事秘密工作。
1946年4月8日，博古和王若飞、叶挺、邓发一起从重庆飞往延安时，飞机在浓雾中触山失事。当时，张越霞带着小儿子到延安机场正准备迎接博古归来。博古突然身亡，使张越霞悲痛欲绝。
解放后，张越霞曾担任中共北京市西四区委书记，中财委私营企业局秘书室主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推销局副局长、日用杂品局局长、物价局局长等职。张纪恩则在军委联络部——国家安全部的前身工作。
我问起张纪恩的“党龄”。他说，他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时，没有填过表，也没有支部讨论这样的手续，只是组织上通知他已经获准入团。那时的团员到一定年龄，就转为党员。所以，他并没有专门办过入党手续，就在中共中央工作。他在被捕后，一度失去组织关系。1941年，周恩来在重庆对于张纪恩的党籍问题，曾作这样的处理，即重新入党，不需要介绍人，也不要候补期。解放后在上海，重新审查张纪恩的党籍问题，作了仔细调查，认定张纪恩的入党时间为1925年。
张纪恩迄今精心保存着张越霞去世时新华社在1979年3月1日所发的电讯，拿出来给笔者看。电讯如下：
“政协全国委员、供销合作总社物价局局长张越霞因患心脏病，1979年2月1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八岁。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送了花圈，四百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张纪恩也精心珍藏着张越霞送给他的照片。
一位特殊的历史老人（7）
张纪恩告诉笔者，解放初，他从上海去北京出差，去看望张越霞。张越霞曾请他到北京吉祥剧院看越剧。张越霞解放后来上海，一下火车，也就来看他。那时博古已经去世多年，他曾想与她恢复夫妻关系，但是方方面面的情况错综复杂，终于无法“破镜重圆”。
张纪恩还说，几年前，他回到浙江浦江。张越霞老家对他的称呼仍是“姑夫”。
张纪恩说起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前来访问他的前因，颇为出人意料……
那是张纪恩去美国时，在中国驻美大使馆里，见到厚厚的《邓小平》画册，由于他跟邓小平有过许多接触，便饶有兴味地翻阅起来。
阅毕，张纪恩感到奇怪，书中怎么没有一张张锡瑗的照片？怎么连张锡瑗的名字都没有提到？
张锡瑗这名字，对于今日的读者来说，已是非常陌生的了。张纪恩却很熟悉张锡瑗，因为她是邓小平的第一个妻子。
邓小平一生，有过三次婚姻：
第一次，1928年在上海和张锡瑗结婚。两年后，张锡瑗难产而死。
此后，和金维映结合。后来，邓小平在江西苏区因“邓、毛、谢、古”事件受批判，金维映离去。后来金维映和李维汉结合。
第三次，1939年9月，在延安和卓琳（本名浦琼英）结婚。
张锡瑗是邓小平留学苏联时的同学，比邓小平小两岁，中###员。
1927年，邓小平回国不久，在武汉的中共中央机关当秘书，恰巧张锡瑗也从莫斯科来到武汉。此后，中共中央机关迁往上海，邓小平调往上海工作，张锡瑗也调往上海，而且是在邓小平下属的秘书处工作。
这样，邓小平便在1928年和张锡瑗在上海结婚。当时，邓小平不到二十四岁，张锡瑗不到二十二岁。他们在上海广西中路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馆子里举办婚礼，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出席。
后来，张锡瑗在生孩子时，难产而死。死的时候，年仅二十四岁。生下的孩子也死了。
在张纪恩看来，《邓小平》画册无论如何，应该有张锡瑗的一席之地。
从美国回来后，张纪恩又去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在那里也见不到张锡瑗的照片。
于是，张纪恩给出版《邓小平》画册的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写了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