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党纪处分。
有意思的是，被苏联人视为“反苏分子”的康生此时也成了中苏友好的捍卫者。苏联人对康生知之甚详，此公在1933－1937年旅居莫斯科时，也位居“国际主义者”之列，但返回延安后，逐渐与莫斯科离心离德，尤其在整风运动中大整王明等“国际主义者”，搞得王明等叫苦连天。苏联驻延安观察员把这一切都密报回国，莫斯科对康生恨之入骨，无奈康生属毛营，莫斯科手再长，也伸不到延安，对康生竟也毫无办法。几年后形势大变，毛审时度势，在需苏联支持的时候，康生已不适合再出头露面。康生识趣，主动提出要下乡搞土改，于是先在晋西北、后在胶东搞了一场极左的土改。1949年，康生成为中共山东分局第一书记，但毛却有意让康生这个老政治局委员受中央委员、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的全面节制，搞得康生长吁短叹，极不舒坦。
康生虽然很不得志，但在山东却仍然是说一不二的人物。1948年春，刘顺元被调入山东，先被任命为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长，继之又被委任为中共济南特别市市委书记。康生初对刘顺元颇为客气，甚至还在会议上表扬刘顺元敢于在旅大顶苏联人，很有骨气。但是，到了1948年11月，刘少奇的文章发表之后，康生对刘顺元的态度马上转变了，不仅处处打击刘顺元，还在背后骂刘顺元是“反苏分子”。1949年10月，苏联名作家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率代表团访问中国，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访华的第一个苏联大型代表团，刘少奇亲自布置有关参观访问日程和所有细节，议程中法捷耶夫、西蒙诺夫代表团要访问济南，北京命令刘顺元必须回避，并需写出书面检讨，交苏联代表团带回莫斯科。康生得知北京信息后，马上开会，以“反苏”的罪名，宣布撤销刘顺元的济南市委书记的职务。
然而颇为蹊跷的是，正在热情准备迎接苏联代表团的康生，在代表团抵达济南和在济南逗留期间，竟忽然“生病”了。显然，不管康生如何使出全身解数向苏联人大献殷勤，也是白搭，因为毛知道，在斯大林的帐本上，康生早已是一名“臭名昭著的反苏分子”。不管他给斯大林大元帅送的象牙雕多么精美（康生请代表团转送给斯大林的象牙雕，“装有一直径10公分许的玲珑象牙花球，该球自表至里共雕透20层，每层均能转动，每层均雕有异常细致的花眼。”），在斯大林的眼里，康生还是一个可疑人物！接下来的情况是，在建国初“斯大林──毛泽东”的一片欢呼声中，“国际共运的老战士”康生下岗了。康生只能蜷在青岛的海滨别墅和北京医院里吟诗作画，苦捱日子。
就党内地位而言，刘顺元不可与康生相比。康生虽被暂时打入冷宫，但他的政治局委员的头衔仍然保留，刘顺元则需要为中国革命的最高利益作出个人牺牲。1949年12月下旬，刘顺元奉命进京听取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刘少奇在中南海接见了他，对他讲了一番“加强中苏友好”的道理。刘少奇说：搞好中苏关系，是我国目前的最大利益所在，是头等的政治问题，所以我找你来，不是劝说你，而是命令你，从搞好中苏两大党、两大国关系的高度，认真地写一份检查。听了刘少奇的话，刘顺元已完全清楚，“为了照顾与苏联的关系，我以后不能再受党重用了”。刘顺元在1950年1月2日给中共中央的书面检查中写道：“中央命令自己写检讨，这表明了中央的高度原则性和严肃性……是从中苏两大党、两大民族的团结问题已经成为头等的政治问题，而又有帝国主义与铁托分子的反苏运动可作为前车之鉴的情况下产生的”。
就在刘少奇与刘顺元谈话的那些天，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也和应邀访苏的毛泽东见了面。斯大林问毛是否知道在东北有黄逸峰这个人，并说，此人连苏联人也瞧不起。毛初听斯大林提到黄逸峰，头脑中一片茫然，不知此人乃何方神圣，竟然惊动了斯大林。事后，周恩来向毛细细道来，才知此君乃中长铁路总局中方副局长，因对苏方个别人员大国主义行为不满，被苏联人在斯大林处告了刁状。于是，毛记得了黄逸峰的名字，但并没对黄怎么样。黄逸峰随东北铁道纵队进关，随即奉命接管华东铁路，成为建国后第一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以后，刘少奇还是和黄逸峰谈了话，批评他看问题“太简单，太天真了”，然而刘顺元的境况一时却比黄逸峰差得多。
刘顺元检讨交出，组织处理的决定也出来了：刘顺元被连降三级，在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下属的规划局任副局长。刘顺元在大连的老搭档唐韵超更是霉运不断。当年他与刘顺元一同被苏联人从旅大驱赶出来，到了1948年被调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劳动总局局长，一直在“高主席”的治下，1951年11月，东北局宣布开除唐韵超的党籍，罪状之一是“1946年任大连总工会主席时期，经常散布对苏联不满的言论，曾因此引起苏联同志对他政治上的怀疑，而提议把他调离大连”。
在刘顺元被贬谪的几年，党内已不再有任何人敢发表“反苏”言论，党外却还有人不知利害，仍在那嘀嘀咕咕。1951年，刘王立明居然在民盟内部的会议上批评起苏军当年在东北的行为，遭到严厉批判当是在意料之中的。
1953年斯大林终于死了，在全国上下经历了失去“伟大导师”的哀痛之后，刘少奇想起了刘顺元。1954年刘顺元复出，被任命为中共江苏省委常务书记。一年后，1949年易名为马列学院的原中共中央党校改名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在江苏，性格耿直的刘顺元还是难改脾性，经常直言无忌，不时惊动中南海，但总算得到几年平安。黄逸峰此时却没有刘顺元那么幸运了，1953年初，黄逸峰在三反运动中以犯了“压制批评”、“强迫命令”的错误被华东局开除党籍。但是几年前斯大林向毛提到的那几句话却无意中帮了黄逸峰的忙。1954、1956年，毛泽东几次提到“可以允许人家改正错误，譬如黄逸峰”。1956年12月，黄逸峰被批准重新入党，以后他一直蹲在上海经济研究所，终于成了一名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专家。唐韵超呢？他先被抓入监狱，出狱后在社会底层劳动了20多年，一直到文革后当年老战友刘顺元复出，转任中纪委副书记，在刘顺元的鼎力相助下，唐韵超才在80年代初获得平反。
民族主义？国际主义？似乎都谈不上，政治是最现实不过的。还是那句话：一切从需要出发。
9。高华：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以江苏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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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席卷全国的大跃进运动，是一场具有空想乌托邦性质的政治运动。今天人们忆及当年的大跃进，马上会联想到「高产卫星」、「全民炼钢」、「公社食堂」等带有荒诞色彩的景象。然而大跃进并非仅仅是一场乌托邦运动，在大跃进期间，国家权力借着这场运动的推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急速地向社会各个领域扩张。大跃进运动使国家权威得以扩大和强化，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也大大加强了民众对国家权威的认知。本文即以江苏省为例，试图勾勒出江苏省在大跃进期间国家权力扩张的图像。
一
国家权力，国家控制社会的能力和影响力之谓也。本文所称的国家权力，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国家象征为形式、以党的权力为主导的党和政府的权力。1949年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依据列宁的国家学说和苏联的建国模式，并参照中共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创建了一个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新国家体制。在这个新国家的架构内，党和党的具体化身毛泽东位居核心地位，围绕这个核心，有党领导的政府和军队，党领导的意识形态等系统。随着这套新国家体制的建立，国家的力量急剧增长，并快速向社会各个方面渗透。
中共重建国家和社会的途径、方法，与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尽相同。中国的党和政府实现其权力的途径不仅仅是依靠党和国家的各级机构，中共更习惯于运用政治动员、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贯彻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共运用政治动员、群众运动夺取革命胜利的模式，此时已成为党的一个新传统，并被视为一种可以运用于不同历史时期，且百试而不爽的成功经验。建国后，中共领导了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肃反、反右等政治运动，这些运动不仅实现了毛泽东的预期目标，而且极大地强化了国家权力。
50年代初，随着新秩序的巩固，中共开始重建省一级的党与政府的机构。1949年春，江苏境内的国民党政权被摧毁后，中共并没有马上建立省一级的党委和行政机构。由于苏北是老解放区，苏南是新区，两地的基础与任务不同，加之南京是原国民党政权的首都，被认为情况特别复杂，因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分设中共苏南、苏北两个区委和南京巿委，另成立苏北、苏南行政公署和南京巿人民政府。1952年9月，北京决定将原中共苏南、苏北两个区委和南京巿委合并，组建江苏省委；苏北、苏南行政区与南京巿合并，组建江苏省。1953年1月1日，省人民委员会正式成立。统一的江苏省党和政府机构的建立，为贯彻落实北京的精神提供了有效的保障。江苏建省后，国家权力在各项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借助于各级党和政府机构，进一步向城乡各个领域扩散。
在城巿：在建国初开展的「城巿民主改革」的基础上，普遍建立了工会、青年团和民主妇联等组织。1951年在江苏省各主要城巿建立了以宣传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为主要任务的「宣传网」和报告员制度，在城巿基层建立了居民小组和居民委员会。1951…1952年，江苏省所有城镇，以机关、群众团体、工厂、企业、街道为单位，都成立了治安保卫委员会。为了改变建国初期不少城巿中的居民委员会主任多由资本家或知识分子家属担任的状况，1954年，江苏各城巿对居委会进行调整和充实，根据「以劳动人民及其家属为主，以妇女团体为支柱的原则」，将原资本家家属等清除出居委会领导岗位。同年，旨在强化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由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和公安派出所所组成的三位一体的城巿综合治安管理体系建成。至此，国家权力延伸到城巿的每一个角落。在新国家的强大政治攻势下，人民的生活习俗发生了根本转变。城巿居民纷纷自动交出麻将牌、参加读报组，仅南京巿玄武区居民就交出2，600多副麻将牌，有4，500多人参加读报组，6，500多人参加夜校学习。
在50年代中期，国家对城巿经济生活的控制也得到加强。1954年9月1日，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镇江、常熟、南通、新海连（连云港）等9个城巿开始实行粮食定量供应。为了缓和统购统销政策实施后出现的粮食短缺的矛盾，各级党和政府把「节约用粮」当作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予以强调。1954年后，江苏各城巿开展了「爱惜粮食，节约用油」的政治动员，要求城巿居民在「道理懂，思想通，全家同意」的基础上重新制订粮油计划。1956年，南京、无锡等6个城巿开展了节约粮食运动，使粮食销售量仅在5、6、7三个月就减少了3万吨。1956年12月，根据南京巿委统一部署，各区委又成立节粮领导小组，仅南京巿玄武区就在以人定量的基础上，每月再节粮15万斤。
在农村：废除保甲制，实行村组制，普遍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把国家的权力全面延伸到乡村社会。1953年又通过实行「统购统销」，初步将农民纳入国家控制体系。在政治层面，为了体现新国家的阶级性质，对农村中的地主、富农份子建立了「定期训诫会议制度」。经过政治与经济方面的一系列巨大变动，50年代中期，一个由国家支配的新社会已基本建成，国家已实现了对社会生活绝大部分领域的控制。
在新国家和新社会的环境中，民众的意识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1954年江苏省人民广播电台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关于建立广播收听网的决定，在全省272个区建立了收音站，在363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201个互助组里建立了收听组。经过长期密集性的思想灌输，城乡大众已能充分认识代表国家权力的一系列象征符号。民众对党和政府的权力有了十分具体生动的感性体会。「毛主席」、「党委」、「书记」、「人事秘书」、「党员」、「干部」、「派出所」等词语的含义已被群众内化，并用来指导自己的日常思想和行为。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之前，国家权力主要通过党和政府的机构来体现，由政府控制的各项运动促进了国家权威向社会基层的扩张，但在全国城乡仍有个别领域国家权威尚未完全占领，这种情况在大跃进期间发生了重大转变。
二
与以往历次政治运动相比，大跃进是一场规模更大的群众性运动，这场运动不仅促使国家权威向城乡全面渗透，而且在社会生活所有领域都建立、巩固和强化了国家权力。
城巿虽是国家权力控制最严密的地区，但是在1958年以前，仅南京巿就仍有5。3％的工业、5。8％的商业和5％的手工业未实现社会主义化。在各城镇仍保留有少许的私人修配摊点和私人诊所，仍存在私人出租的房屋。城巿的寺庙教堂虽然统属政府宗教事务管理部门领导，寺庙教堂内也成立了民主管理委员会，但是个别庙庵仅有一两僧人主持，以致无法落实该项制度。
虽然1958年以前江苏的农村已全部实现社会主义化，但农民尚保留有自留地，各农业社仍可根据本地的情况决定耕种何种农作物。在政治方面，对地富份子的管制还不十分严密，在苏南经济富庶的农村地区，某些地富份子尚可自由进入茶馆议论时事，地富子女在升学和就业方面也未受到特别限制和歧视。综合各方面资料分析，利用发动大跃进运动占领国家权力尚未完全控制的领域或许不是毛泽东的意图，毛发动这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其乌托邦的理想。大干快上、赶英超美，是毛在大跃进期间思想的主流，但是毛在1958…1959年确有不少强调国家权力方面的论述。在毛的理念世界里，一个权力无限扩张的国家和一个「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社会是有机地重叠在一起的。
根据薄一波回忆，1958年毛在谈到国家职能时说，今后「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毛又说：「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那里将会逐渐没有政权。」但是，毛又在不同场合表示他对军事化管理方式的赞赏。在8月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强调要把「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并对河北省徐水县委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表示支持和称赞。尽管毛泽东未将强化国家控制作为大跃进的重点，但是这场运动使「控制」成为不可逆的趋势。在大跃进期间，国家意志透过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和组织措施得以全力贯彻，国家权力在这个过程中急速扩张。
1958年2月12日至15日，中共江苏省委召开三届七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名曰「双反」（「反浪费、反保守」），实际上是落实毛泽东在年初南宁会议上对「反冒进」的批评，为正式发起大跃进运动制造舆论准备。省委扩大会议之后，在十天之内，江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