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激灵，这问话的一副若有所思，正色道：“言之有理，圣人有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后面的都是废话，就没细说，大家都懂。
老张也是乐得清静，笑呵呵地看着一众“兄弟”表演，好一会儿，他喝着凉茶才敲了敲桌子。
“也不要全部发配，主抓外来户，留几个本地哥儿，只要不是奸淫掳掠欺男霸女，小偷小摸就在本地服个劳役即可。待将来又起事体，再拿他们做个文章，不拘是发配河中还是扶桑，总能让治下百姓拍手称快。”
执政的基本套路，这些擦屁股纸擦鞋垫，本来就是用完了就扔。有活力社会团体难不成还能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从重从严，苍头黔首只有连连叫好的。
扬子江两岸的帮会规模极大，因为“共烧一炷香”的江湖已经形成，围绕着“铁杖庙”“麦公祠”，“好兄弟，讲义气”已然成为一种江湖的“价值观”。又因为在“铁杖庙”附近生存的行业，大多都是物流运输或者民间黄、赌，这就使得全新的帮会组织，大多都是以这个行业为载体在繁衍。
比如张德现在要下手的“短衫帮”，他们除了裹挟中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之外，早先都是以“苦力帮”的形式存在。武汉本地的苦力，大多都是来自附近州县，比如黄州比如洪州豫宁县。
乡党为基础，行业为载体，为了争夺“市场”“业务”，冲突不断升级，从个人上升到团体，最终刺激着新式帮会的诞生。
而为了保持帮会的战斗力，就必须要有统一的“价值观”，于是围绕着“铁杖庙”，由麦铁杖这个神仙作证，大家一起“讲义气”，自然能够“同仇敌忾”。
只是对江汉观察使府来说，这些有活力社会团体不管多么活跃，面对国家暴力机关，其战斗力连五都没有。
之所以在帮会争斗的过程中有点放任的意思，也是为了行业在激烈斗争之后，能够趋于平静。
最重要的一点，因为激烈的争斗，哪怕是胜利者，也是一屁股债的屎，将来借这种货色人头一用，根本不需要胡乱找借口。
私斗从来是有罪的，至于其它教唆、聚赌等等，武汉都懒得列举。你私斗就是要打破武汉本地的经济环境，就是妨碍武汉本地权贵愉快地捞钱，这就是罪不可恕，这就是罪该万死。
哪怕养着一个两个有活力社会团体的权贵，在面对官方要搞这些青皮流氓的时候，也不会有半点香火情。
锦衣玉食之辈，跟一介青皮有什么香火可以谈的？
当年推动“铁杖庙”“麦公祠”的建设，十几二十年的运营，“品牌”的效果已经出来。给民间一个“价值观”，一个“信仰”，既能转移矛盾，关键时候还能杀猪过年，可以说“利润”惊人。
这些年朝廷偷偷摸摸给某些地方的“铁杖庙”“麦公祠”弄个官方牌楼，那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秋冬之前从武汉倒腾点人力前往西域、河中，本就是既定计划，只是这些个有活力社会团体正好撞上了枪口，算他们倒霉吧。
并非没有青少年的家庭托关系前来疏通，乃至也有当街叫骂甚至喊冤的，但观察使府执行这项事情的时候，并非只是官方在推动，那些因为治安事件影响生意的武汉新贵，以及想要在河中、西域分一杯羹的帝国贵公子们，也是要出来喊两声的。
至于舆论上更不必多说，哪怕是千里之外的《扬子晚报》，也配合着江汉观察使府的嗓门。
可以说上至朝廷下到江湖，形成的舆论声浪，就是要“从重从严”，这本就是地方百姓的个人心声以及需要。毕竟，朝廷大政太远，而青皮无赖，很有可能夜里来砸他们家的窗户……
一块玻璃好多钱的。
“忠义社”关起门来开会，还有比较狠辣极端的，想要直接把这些发配出去的青少年都去处武汉诸州县户籍，然后和敦煌宫交接，把他们全部尽数落籍昆仑川或者河中。
只是这样的操作实在是太毒，搞不好真会引发一波大规模刺杀，这才作罢。
究其原因，一旦把户籍改迁，按照西域、河中的现行体制，一旦有什么战事，抽丁抽的就是当地在籍壮丁。
那末问题来了，整个环昆仑川还有葱岭附近，哪个月不打仗？
每个月都有探险队死在野地，每个月都有跟野人部落发生冲突然后阵亡的，每个月都有被河中地区诸国遗族刺杀身亡的。
这是一个高危高风险地区，对武汉这些江湖上小打小闹吆五喝六的青少年来说，就是个吃人的黑洞。
饶是见多识广的老江湖，一个不小心，大概吃酒的时候，都会被十来岁的陪酒胡姬一刀割了脖子。
所以不难想象，一旦真的除籍之后重新落籍昆仑川或者河中，这些倒霉蛋的家长们会何等的激动。
过犹不及，孙伏伽除了研究刑名律令，还研究人情。这光景也是他出手阻扰了这种极端做法，不过孙师兄在河中某些行当，也是有些股份的，就他老婆那满屋子的包包大衣，靠那点死工资，混个屁啊。
转手孙状元就给献了个计策，既然不能直接抽丁，可以弄个合同工嘛。不但可以弄成合同工，还能搞“减刑”政策，怎么减刑，就看合同执行的效率高低。
一翻手，不但名声好听，还不得罪武汉的“老乡”，可从结果上来说，实际并没有任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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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五章 有教无类
“总计有多少？”
“纺织厂和钢铁厂最少，咸宁市和码头最多。”
府内关于流放青皮流氓的报告很快就出来，所谓纺织厂的这个“厂”，和内厂东厂的“厂”是一个意思。府内专门设有纺织专员，各类织物又有大使、计吏等等专项专管的行政财政人员。
在纺织厂这个体系下面，官办民办的纺织工坊，纳税多少，在籍员工多少，产量多少，都是要报备的。
毕竟，这年头纺织品出口，武汉是最专业也是最赚钱的，最远的渠道绕过南海直抵天竺、狮子国、高达国，于是哪怕肉痛税金和手续费，大大小小的纺织工场、作坊，也心甘情愿受纺织厂的管。
“想来也是如此，这些个泼才，多是卖气力过活的。去年还做了个‘打行’，专门帮人干架，当真是狗胆包天。”
“说起来，使君倒也没不甚过问此事。”
“区区小事，使君难不成还要盯着泼皮们如何上路？”
“也是。”
除了官商集团为了市场稳定支持流放三千里之外，武汉教育界同样是这个态度。
什么“有教无类”都是放屁，快速发展的行情下，哪有那么多人文关怀，教不好就不教。放任自流要是上天，那就拽下掼在地上，再踩上一万只脚。
仅此而已。
曹老爷子在教育上是权威，经验丰富方法多变，但对于堕落下去的，他是半点挽救的意思都没有。
在曹宪看来，挽救一个青皮无赖要消耗的时间，比教育十个好好学生还要多得多。
时间成本上来说，就不在一条线上。
更何况，无赖的人性是人性，好好学生的人性就不是人性了？
此等理论一出，顿时把一干偷鸡摸狗的学生仔都吓住了。
要知道，当年洛阳有俩才女，专门弄了一篇“师者，传道受业解惑者也”，听着就很高大尚。
曹老爷子也不是不认账，反而很推崇这种观点。但是人瑞老前辈也说了，是老夫没有传授道理还是没有解答疑惑？老夫不是没有给你们机会啊，给了你们机会，你们不抓住，怪老夫？是你们自己不中用啊。
听着怪别扭的，老张心说一百多岁的人瑞这样说话，对社会道德会不会有很大的冲击？
结果让人去做了个调研，发现各中学小学的学习气氛为之刷新，原本划水度日的顽皮学生，居然也专心读书认真钻研起来。
这让老张都觉得奇怪，这特么是有病吧，老子搞辣么多福利辣么多人文关怀，你们不好好读书，结果曹老爷子反过来狂喷，你们倒是屁颠屁颠努力学习了？
那些被流放的青少年多冤呐。
老张其实不清楚细节，曹夫子放出去的这些话，竖起耳朵听的学生，可能未必太多，但是竖起耳朵听的家长，必然是百分之一百。
而且曹夫子讲话直白粗暴，家里哪怕全是苦力的，也听得懂曹夫子讲的是什么意思。
在家长们看来，曹夫子这是支持差生被流放……
于是江湖传言就变了味，爷娘教育子女的时候一般就一句话：你不好好读书，将来就要流放西域。
这年头，还不至于说流行仗剑闯天涯，没钱闯个鸡儿。
武汉各级政府从没有说这个路数是“流放”，也没人承认这是“流放”。话术么，这不是流放，这是前往河中为大唐帝国主义添砖加瓦，这是前往西域劳动改造。
多么上档次，多么有格调。
“夫子，不是说有教无类么？怎地遇上了之后，便不讲了？”
“这话作何解？”
曹宪捧着茶水，眼皮都没有抬一下，反问张德。
“不管什么人，都是可以教育的。”
“泼皮算人？”
“……”
噗！
旁边也在喝茶的一个学生当时就呛成了一条溺水的狗，半天没缓过气来。
“这话说的……”
老张看着曹宪，“总要给少年一个机会嘛。”
“倘使前朝，自是要给如此机会。可这贞观朝，跟前朝大相径庭。”
大约是有了说话的兴趣，曹夫子坐起身来看着远处的太湖石，“老夫就以钢厂子弟为例好了。”
“夫子但讲无妨。”
“倘若有两人，都是贞观十二年做学徒，一人勤学肯干，一人偷奸耍滑。前者三五年之后，一应技术，纵使不会，也不糊涂，对也不对？”
“是。”
“后者莫说三五年，止一年，钢厂添的物事，他能认出来么？”
“这……”
曹宪接着又道，“再三五年，便到了贞观二十年之后，往后一二三年，连炉子都不认识了。以你所见，似这等光景，那偷奸耍滑混迹市井的货色，还能从事此间行当？”
“不能。”
“纵使从头再来，也是来得及。只是人心使然，倘使遇见当年故人，便是心绪复杂无比不甘。于是不若一错到底，索性学个江湖英雄，靠一双铁拳搏个上位出身。”
“这……所谓破罐子破摔么。”
“老夫并未小觑彼辈，只是教化这等事体，多此类货色一个不多，少此类货色一个不少。天下璞玉如此之多，老夫何必打磨一块黑黢黢的顽石？有恁多功夫，多少璞玉被雕琢出来了？”
“是我眼界狭隘了。”
听上去是曹老爷子挑三拣四，但实际上却是曹宪心胸宽广，囊括的是天下，看到的是江山。在他曹宪看来，少了一窝武汉流氓，他还不带人看书了？扔了武汉的流氓，他去找扬州的少年，杭州的小哥，不行吗？
老张寻思的那点人文关怀，得是吃饱了饭才能干的事情。
可整个大唐吃不饱饭的地方多得是，全局来看，与其搞噱头抢救失足少年，还不如引水灌溉。
正如曹宪说的那样，与其折腾眼皮子底下的顽石，还不如从别处倒腾点璞玉过来，用的都是同一种雕工，前者成工艺品的概率极低，而后者，稍作引导，就能卖个好价钱。
“似‘迷途知返’这等事体，嘴上喊喊即可，便是让人听了高兴快活。倘使真个去做，你堂堂一地大员，是要修仙还是参禅？”
“……”
曹老爷子一番话，让老张顿时无语，心说就你这样的教育工作者，放老子非法穿越之前，早几百年就被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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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六章 拘留所
汉阳城城西有个“拘留所”，可以容纳五千人，原本是个屠宰场，后来因为屠宰场搬迁，就改成了“拘留所”。
主要职能从汉阳县剥离，尽管县令还是能够管，但现在管的有限，主要是大理寺卿前来坐镇，刑名律令怎么也轮不到区区一个“芝麻官”来伸手。
前大理寺卿那也是大理寺卿啊。
武汉地区的州县主官，主要工作职能越来越专注行政效率，其余缉捕盗匪、立法判刑等等工作，逐步转移到了更加“专业”的人手中。
而全套流程的变化，地方上有反弹的声音也基本不大。主要是多方撑腰，除了州刺史、县令或者督府长史之流会不满，其余上至中央下至黎庶，都是支持的。
中央之所以支持，那是准备地方倒逼中央，琢磨着有朝一日等到李董嗝屁，好拿“武汉故事”当证据，分走某些权威的权力，底气也要大一些。
给武汉吹法螺的一系列人物，大多都是大理寺、刑部、御史大夫出身，大小清流都有，也不缺乏酷吏，总之，现实有需要，长期有愿景，更何况武汉还有张德这条江东土狗在那里恣意妄为。
“拘留所”原先的编制，是县衙的“班房”，一干白役、衙役、书办原先是“贱人”，主要收入全靠县令打赏还有压榨“嫌犯”家属。
但“拘留所”成立之后，它依然受汉阳县衙领导，但品级上不低，前大理寺卿专门在武汉诸州县搞了试点，地方版本的“大理寺”就诞生了。这些衙门一把手的品级，就是货真价实的“七品官”。
这个衙门，叫做“掌刑院”，设有院正，品级只比县令低半级，但也是七品。
又因为各县县尉现如今跟“警察卫”互相交叉，“掌刑院”之下增补“警察局”，由各县县令兼领局令，由“掌刑院”和县衙双重领导。
“拘留所”，就是从属于“警察局”，设有“拘留大使”。
相对复杂的编制，让旁地州县会觉得武汉“冗官”应该相当严重，实际上却不是这么一回事，武汉踩在两百万人口这条线上的时候，官僚团队是不得不扩充的。如果按照旧有体制，汉阳县县令在任上活不过三个月。
铁定过劳死猝死，业务量之大，比长安令洛阳令还要多得多。
实际上这也是武汉地区拆分编制时候，州县主官基本只有怨念却没有怨言的缘故。被分离一部分权力，自然是会有怨念。可要说让州县主官继续一把抓，他们大概是万万不愿意的。
就算养一票幕僚来分理事务，除非是几百年风流的世家子弟，否则根本养不起如此庞大的官僚团队。
而且是各个行业必须都能摆平问题的技术官僚团队。
最简单的，两百万人口，每天发生的治安事件，就足够他们喝一壶了。而地方法律法规的建设，不是靠看了两本《贞观律》就有用的，得有前大理寺卿这样专业的法律工作者，才能把律令法规建设的井井有条。
朝廷默许武汉这么干的原因，自然也有其本身的压力。
随着全国人口突破三千万，未来十年可能还要增加六百万，还有大量四夷人口的基数，光靠传统的体制，已经不能轻松料理诸多事务，必须要有改变。
而全国革新最快的地方，毫无疑问是武汉。
固然武汉会给人添堵，但既然某条土狗不愿意“问鼎之轻重”，那就闭着眼睛看它浪就是了。
于是乎，武汉多数新成立的衙门，大多数都有前来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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