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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当天晚上，其余满人为了出气，就将这几个关押的官员打死打伤？”秦时竹有些惊讶，“满人骠悍我素有耳闻，但不至于这么愚蠢？”
“你说对了现象，但没有说全。满人扣押这些官员，仅仅是为了要让县里来人，交换被扣押的旗人。谁知道就出了事。等清晨县里地大队人马赶到，意图解救那些被羁押官员时，现这些人心窝上都插了一把匕，五人已经有两人断了气。为奇怪的是，看押这些官员的旗人好像睡着了，居然没有听到哪怕仅仅一声的喊叫。”葛洪义接着说，“问题地复杂性还于，这些刀子上都有两条绞一起地龙。显示为宗社党作祟。县里的官员无法，只能将所有参与扣押官员地旗人羁押，同时立即上报……”
“一个简单地事情现却越来越复杂了。”秦时竹叹了一口气，“这案子恐怕要费些脑筋了。说实话，我不相信这些普通旗人会这么傻。纵然对改革官有意见，也断然不会下此毒手，这太明显了。”
“我也觉得奇怪，此案疑点甚多。第一，五个人是集体羁押，分别被害，若是有人加害，时间上必然有先有后，断不至于个个浑然不知而不呼救；第二，若是凶手手法高强，能一刀致命同时又不让受害人出大的响动的话。凭他的手法，应该是把5个人全部被干掉，不至于还有幸存者；第三，所谓宗社党的证据，仅仅是刀上的花纹而已，不足为证，换句话说，即使真是宗社党所为。必然千方计要加以掩盖。哪有如此张扬？第四，若不是宗社党作为。我实难以想像一般满人有这么厉害的功夫和杀人手段……”
“你的意思是说，此案很可能不是宗社党所为？”秦时竹挠了挠头皮，“若是宗社党所为，动机就相当好解释，为了阻挠我们改革八旗制，同时震慑一般满人，故而做出这一事件；若不是宗社党所为，又是哪派势力所为呢？”
“可惜地是，三个幸存者捱了两天后，也相继身亡，我们失去了案件直接的目击人。”
“这无疑增加了破案的难。”
“为棘手的是，五人身亡后，县城里的有三根主要电线杆上了几张小字报，说五人咎由自取，与其余满人无干云云，若是还有汉人对满人下手，这就是前车之鉴云云……落款居然是‘血滴子’”
“问题是越来越复杂了。对了，你说旗主收买了四人，你怎么知道地？旗主呢？”
“所谓收买，是从小字报上传出来的消息，当地官员一查，果然从这几个人的家里出相同数额的银元。看，这是当地誊下来地小字报内容。”葛洪义将一张略微黄的纸递给秦时竹，继续说，“那个旗主也失踪了，别人后一次看见他时，他关押那些官员的地方前远远望了一眼就走了。等到第二天，此人就失去了踪影。盘问他的家人，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这个老狐狸跑得倒挺快，有没有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有，一些据称是宗社党的物事，据其下人交待，事前几天，曾有一个陌生人前来探访旗主。旗主本来并不认识，那人出示一个物件后，他立刻就换了脸色，忙不迭地将此人引到小房间里说话，那个下人前去送茶水还被训斥了一顿，说没有吩咐，任何人不能进来。就是这么短暂地一停留，这个下人看见那个陌生人拿出一张写了字的纸给旗主看，隐隐约约还听到‘名单’的话……”
“什么名单？宗社党地名单？”秦时竹关切地问。
“这就不得而知，如果将前后事情串联一起来看，也不能排除有这个可能。”葛洪义冷静分析，“关键是现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宗社党，你不这么怀疑好像也有点说不过去。但我从直觉判断，事情远远没想得那么简单。”
“先不要着急，我看这样，你辛苦一下，去赫图阿拉走一趟，那里是满清第一代都城，政治色彩和象征意义都比较浓厚。现出了事，对别处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处理不好会引起连锁反应，一定要谨慎从事。事情没有完全水落石出之前，对外可以刑事案件搪塞。”
正秦时竹等人为满人叛乱案烦恼时，北京，围绕着所谓“民选”与“官派”议员，临时参议院也闹起了风波。临时参议院北迁后，以汤化龙为代表的立宪派议员大肆鼓噪反对原议员即旧议员出席，理由是这些议员全系“官派”，不能代表真正民意，要求全部换为“民选”议员。吴景濂作为议长，实际上又担任着人民党议会的总代表，提出了折衷方案――“、旧议员陆续交替”。这个决策得到同盟会议员的理解，一方面，所谓的“官派”议员，北疆系和同盟会占了大多数，各小党名为反对“官派”议员，实际上是对人民党和同盟会两大政党不满，两党有共同的话语基础；另一方面，由于修补彼此关系，维护临时参议院地正常运转，两大党也有合作地必要。
吴景濂这么处理后，心里总觉得搪塞下去不是办法，顾不得参议院开会即，急匆匆地返回沈阳找秦时竹想办法。秦时竹正为叛乱案费脑筋，一时也没有找到好办法。反正民选是势必然，就让吴景濂布置各省选举。北疆各省人民党支部已建立，又基本掌控了省议会和省政权，即使“民选”，也不会与“官派”有多少出入。
参议院的各小党却丝毫没有满足，将斗争矛头指向了因吴景濂不而代行议长职权地副议长、同盟会会员林森。4月29日参议院开院典礼一结束，便借口林森代行议长职权时允许湖北、江西等原议员出席会议，群起责难，声称必须重选举议长，全部取消“官派”议员资格，始能正式开会。同盟会派系议员全力维护林森的地位，却无济于事。由于吴景濂本人不，所有火力全部集到了林森身上，终于迫使其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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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37章 内蒙问题
第037章 内蒙问题
5月1日，吴景濂率领所有由“民选”选举产生的各省代表返回参议院，人民党保住了议长一职，副议长由汤化龙接任。继议长改选后，审议长及各部审查员和其它常任职员也全部重改选。谷钟秀被选举为全院委员长，林长民被选举为秘书长，各部委员也大都改头换面。但总的说来，人民党基本保持了原先的势力，同盟会势力大受打击，失去了对好几个部门的控制权。
经历了种种，同盟会议员生了程不同的分化，涣散的趋向越来越明显。有的无视“党议”，自行其是；有的为了个人地位，不惜牺牲“党见”，大搞政治投机，成了唯利是图的政客；有的则不分青红皂白，不辨是非，一味以谩骂、攻击来谋求党势展，徒然为反对派提供指责的借口。
各小党的势力也不断分化组合，一个突出的实例就是以民社为核心，包括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国民党和统一党五个政党，合并改组成为共和党，成为参议院的第三股大势力。民社的本部虽然上海，但其源地和大本营均武昌，核心人物是孙武、政客孙绪和未公开挂名的黎元洪秘书饶汉祥，主要由旧军官、失意同盟会会员和清末立宪派。
国民协进会是民国成立后黄河以北地区建立较早的政团之一，大部分为清末立宪团体宪友会和辛亥俱乐部成员，与梁启超关系密切，曾表示愿意为梁所用；
民国公会由陈敬第、黄群等人起，多系光复会残余分子和地方政客；
国民党由潘昌熙等人于上海成立，未成立前，暂称“国民党同志会”。但直到5月初，也未能举行成立大会，所以应该一直称之为“国民党同志会”。
以上四党加上统一党，虽然各具特点，略有差异，但巩固维持自身势力，反对同盟会、人民党两大势力上却是一致的，同盟会、人民党和共和党构成了临时参议院的“左”、、右三派。三党以外。**人士尤其无党派人士就相当稀少了。
袁世凯也竭力增强自己的势力。几乎将总统府改成了北洋系的大本营，他刚刚就任临时大总统，就迫不及待地设立“临时筹备处”，作为办事机构，所安插的50人，全部是他地心腹亲信，唐绍仪内阁成立后，他又将许多人员充实到各部。一方面牢牢掌控局面，另一方面对唐绍仪也起到牵制和监视的作用。此外，他还以“谘询一切”的名义，于总统府设立外交、政治、军事、海军、法律、教育等名目繁多的各种顾问，顾问又分高等、二等、三等之分。目的于安插私人，网罗社会“名流”和牢笼革命党人。顾问愈设愈多，名目愈来愈奇。
安插亲信的过程，袁世凯几乎达到了肆无忌惮的程。终于引起了参议院的警觉。特别是袁世凯无视《各部官制通则》地规定，又不经参议院的同意，便下令任命张元奇、荣勋为内务部次长，遭到议员竭力反对。5月初，袁世凯的追认咨送到参议院，无论哪个派系的议员们都一致投了反对票，老袁没有办法，只好下令取消。
袁世凯控制权力的野心。针对南京留守的问题上暴露得加明显。孙山卸任后，黄兴被任命为南京留守。按照公布的《南京留守条例》，“南京留守直隶大总统，有维持整理南方各军及南京地面之责”，表面上似乎权利很大，但由于财政大权控制袁世凯的手里，实际难有作为。同时，条例又规定。“俟南方军队整理就绪。即行裁撤”，这就是说。留守府只是一个暂时地军事善后机关，袁世凯无非就是想借黄兴之手来裁遣南方军队罢了。
早南京临时政府结束期间，黄兴即已着手整变军队。他先后将驻苏、皖、浙、闽的军队编成二十个师，五个军，即柏蔚的第一军，徐宝山的第二军，王芝祥的第三军，姚雨平地第四军，朱瑞的第五军。4月19日南京兵变事件的生使黄兴懂得了有军无饷的严重危险，坚定了他裁遣军队地想法。兵变后的半个多月内，除将赣军缴械押回原籍外，又将桂军大队及粤军一部遣散回籍，浙军全部调回原籍，同时也抓紧了江苏军队的裁遣。准备于两月内缩编兵数三分之一，将第一军、第二军划归陆军部直辖，其余除三十旅划归山东以外，交江苏都督统辖整顿。
为抵制列强利用借款监督国财政的图谋，黄兴一面积极提倡国民捐，一面以爱国相号召，动员退伍。他的逻辑是，借款是因为财政困难，而财政困难是因为军饷负担太重，因此解甲归田就成了避免借债亡国的爱国行动了。黄兴的感召下，许多士兵主动离开了军队，一些高级军官如第二师师长朱志先，第五师师长刘毅等相继要求撤销师部，解甲归田。
袁世凯对这一切看眼里，喜心里，他表面上极力挽留黄兴，实际上则考虑如何稳妥地接收留守府。
赫图阿拉的满人叛乱由于秦时竹严密封锁消息，半个月过去了，还没有传开，但很多消息却是封锁不住地。4月27日深夜，葛洪义刚刚到赫图阿拉准备直接办案时，郑家屯车站侥幸逃脱的阿拉坦敖其尔回到了贡王府。
近半个月野外飘忽不定、风餐露宿的生活让阿拉坦敖其尔形容憔悴，头、胡须老长且肮脏不堪，见到贡王后，他只喊了一声“王爷”，就昏了过去……
也许是快到家的兴奋让他降低了周围环境的感知力，也许是贡王沉浸自己的幻想里一直难以自拔，他们两个根本就没有主意到黑暗有几双警惕的眼睛盯着王府。
“这小子果然回来了。快，回去报告镇守使！我这里继续盯着。”
部队驻地得到确切消息的夏海强大喜过望，大叫道：“好小子，你终于回来了，看爷爷怎么送你们上路！”……
想解决蒙古问题地，不止秦时竹一家，袁世凯也很想有所作为。
从地缘政治上来说，控制了内外蒙古。等于将北疆势力一分为二，有利于央权威地扬；另一方面老袁作为临时大总统，也需要国内树立威望，解决蒙古问题，确实是一个良好的契机。
解决外蒙问题地方法不外两种，一是国内部通过谈判或武力的方法解决，二是通过外交途径，与外蒙的后台沙俄交涉解决。从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出。自应选择前者，这是国的希望；可从实际情况考虑，又很难避免后者，这是沙俄的图谋。北京临时政府也曾尝试与库伦当局谈判解决“**”问题。袁世凯上台不久，即两次致电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谓“外蒙同为华民族，数年来俨如一家”，“但使竭诚相待，无不可以商榷。何必劳人干涉，致失主权。……务望大扩慈心，熟观时局，刻日取消**，仍与内地联为一国，则危机可免，邦本可固。”北京政府颁布地《蒙古待遇条例》等优待法令，既为安抚内蒙王公。也是向外蒙示以姿态。
袁世凯出台这些令的时候，预先征求了秦时竹的意见，秦见到电报后微微一笑，认为无济于事，自然也就不会出面反对。除此以外，北京政府还准备派人去外蒙直接商谈，其先行出的兰逊牧师等已库伦多方活动，运动蒙人止俄蒙谈判。改与国政府协商。但库伦当局的上层人物多是长期受惠于沙俄的亲俄集团分子。自恃有沙俄撑腰，执迷不悟。一意孤行，对北京政府的呼吁和优待置之不理。哲布尊丹巴给袁世凯的回电竟称：“与其专员来库，徒事跋涉，莫若介绍邻使，商榷一切之为愈也。”北京政府几乎无法和库伦活佛建立直接地联系，自然谈不上和平协商解决问题了。
武力解决的路同样走不通。外蒙军事力量虽然不强，然地处偏远，气候恶劣，军事行动不易。为窘迫的是，要对蒙古用兵，必须通过北疆势力的范围。袁世凯心里掂量，先秦时竹不会同意，即便同意，也不会真的全力以赴；其次，袁世凯一向视军队为自己地命根子，用来控制国内局势都嫌不够，何况平定边疆呢？因此对调动自己的北洋军出征不甚积极；再次，要出兵外蒙，就意味着与沙俄刺刀见红，袁世凯对帝国主义有一股与生俱来的害怕，自然不会冒这个风险，事实上沙俄作为外蒙后院，极力威胁国不得进兵，也让袁世凯有所顾忌；后，通过指挥北疆国防军出动也不如意。秦时竹任命马占山为呼伦贝尔镇守使后，牢牢控制了黑龙江与外蒙边境地区，但绝对不越雷池一步，袁世凯不可能强令要求进兵。西路，袁世凯虽然可以指挥杨增由疆调兵援阿尔泰，但沙俄立即出面干涉，表示“决不承认”，沙俄外交部甚至公开威胁国公使：“国进兵外蒙，俄当干涉”，逼得北京临时政府只好下令“暂缓调动，免生交涉”。
两种方法都行不通，剩下的只有一条路――和沙俄交涉解决外蒙问题。这是沙俄自外蒙“**”后地基本立场，由俄间的交涉，迫使国承认外蒙“**”的现状，无论交涉结果如何，都能为以后的侵略留下伏笔。
秦时竹对历史的了解是袁世凯比拟不了的优势。他明白眼下和沙俄闹翻是不明智的，外蒙的状况只能继续维持，非得等到俄国革命爆才有机会，但内蒙问题和外蒙问题不一样，有充足地理由和依据，也完全有能力解决。这一点上，他比袁世凯的态要积极和现实的多。袁世凯想通过解决外蒙问题进而推动内蒙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