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孙兄，输血一词，妙啊！”
“总统莫开玩笑。”梁士诒仍然一脸郑重，“虽说我搞了半辈子的财政金融，但总统的手笔一时竟是看不懂。诚然，搞垮日本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好处，可是……这反过来并不构成我们帮日本地原因。”
“燕孙兄过虑了，帮日本也是帮我们自己。”
“奈何？”
“原因有三：其一，战争打到现，日本支撑不下去。我们也是勉为其难，没有金融上的妥善安排，难道不死不休，拼个两败俱伤？这场战事本来就是日本强加给我们的，只要我们体面的结束了战争，收回了胶州，成效已经显著，再打下去又没有必胜地把握。何苦再死缠烂打？其二，倘若我们不帮日本，一旦日本金融崩溃，我们难免遭受池鱼之殃，到那个时候，日本的军阀、财阀为了摆脱困境、转移国内矛盾，是会不惜一切代价对外动战争的，目标当然是我们。岂不是无妄之灾？其三，现欧战正酣，列强对于远东商品与服务需求极大，如果我们把精力集到经济建设、工商展上去，收益远较战争来的可观。燕孙兄是明白人。你看看现铁、煤、棉纱、粮食是什么价格，战前又是什么价格，日两国难道有钱不赚，白白便宜他人？日本虽然工业基础强于我国。加工、生产、制造地水平也高于我国，但却严重缺乏资源，有道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要我们控制了原材料地价格，就可以从日本的利润当割下一大块来。”
联想到近日政府提出地出口税递增改革案地情形，梁士诒恍然大悟，这不是现成的杰作么？“只是……”他喃喃地说，“日本方面肯就范么？”
“这就是我找你来的原因。”秦时竹趁热打铁。“这件事情，对我们而言，基本是纯收益，只是大小问题，对日本而言，是利弊相间，得失各有的情况。我们努力的目标就是推动日本的有识之士来服务于这样一种大局。我想来想去，目前两国政府处于军事对抗和外交僵局的当口。直接面对面的谈判恐怕很难快速妥协。唯有民间地力量，让一批我国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与日本财阀相接触。通过他们进而影响政界的举措。燕孙兄你算一个，辑之兄也是一个，如果有可能，好能把季老也请上。”
“张总理他？”
“不碍事，不碍事……”秦时竹摆摆手，“我们和季老政治理念上有不小的差异，而且短时间内难以弥补。但展经济，振兴工商、奖掖实业方面的态却是一致地，我相信他不会拆台。国几大财团的总老板都出马，这事情就郑重了几分。到时候就请沈先生挂名做个团长，你挑几个得力人手配合就行。”
“如果沈老肯挂帅，那好不过了。”梁士诒心想：“南张北周、关外辽阳”若是一起出手，倒还真是那么回事，话同时说回来，如果这三大巨头出面还搞不定，那东京的政治谈判代表基本也搞不定。
“日本方面，沈先生已先期联系了满铁。满铁和我们有过多年的合作，彼此了解程较深，虽然满铁是属于陆军系地企业，但对陆军的刺刀政策尤其是目前的窘境并不是完全支持的，有不少的怨言，埋汰他们是不懂经济、不懂政治、只懂厮杀的野蛮人，这便是我们彼此接近和谈话的基础。另外，还可以通过其他渠道和山本相做做工作，只要事情办成，我们就日本再定几艘运输舰，请山本相和斋藤实海相多多关照。”说到这里，秦时竹笑笑，“外事工作不能小气，该到位的就一定要妥善到位。”
有了这么明确地指示，梁士诒踏实了很多，虽然现东京谈得热火朝天，但这不等于取代大政治家、大资本家的地位嘛！不管怎么说，北京谈判却是把舵的。当然了，说是说沈麒昌挂帅，张謇、周学熙等人为主要代表，但这并不等于让他们亲自出面谈，他们只需要笼统地商定一下大政方针即可，具体的技术细节和操作流程完全可以由东京人员代劳，外交部的干将，都是响当当的好学生啊……陆征祥的外交部里，可是有一大批毕业于欧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而陆总长本人，则是袁世凯时代就相熟地旧人了，相信配合起来肯定没什么问题。
从大总统办公室出来后，梁士诒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袁世凯，人还是这批人――周学熙、陆征祥、包括他梁士诒，为什么事情就能够办得不一样呢？他尝试袁世凯和秦时竹之间做对比，得出地结论是，单纯论政治阴谋和官场伎俩，秦时竹远远不是对手，但老头子为什么一次次地被玩弄于股掌之上，甚至连性命都会送掉？从御下的角而言，梁士诒也认为老头子地手法虽然不那么光明，但却分外有效――只有对手下分而治之、互相平衡，才能维护上位者的尊严和一言鼎的声音，只是秦大总统好像不太喜欢手下拆台――手下拆他的台固然不行，手下之间相互拆台也不行――谁要是和这条对着干，谁就没有好下场，这里卖弄小聪明只能是自取其辱。这样的好处是，手下干得得心应手，坏处自然也是一样――总统大权放手，甚至梁士诒眼到了有些过分的地步。可总统似乎并不意，似乎有意无意地营造这样一种结果。民主么？梁士诒不相信，不仅自己不相信，他坚持认为秦时竹也不相信。国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谁相信民主，谁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不要以为孙大炮口口声声将“民主”喊得震天响，他其实比谁都要来得独裁和**。一阵清风吹来，梁士诒微笑着摇摇头，心想这是怎么了，想这些没用的东西，赶紧把总统交办的事情办好才是正道。
有些事情其实是不能猜测的，往往猜测了也只能得到一个错误的预测，或者说猜了开头却没有猜结尾。要挽救日本的汇率和金融体系，情况确实如秦时竹所说的那样，不仅对日本有好处，对国也是必要，但有重要的一个原因他却没有告诉梁士诒――没有和盘托出的目的不是为了留一手，相反，却是为了好地办成事情。因为，以当时人类的智慧，即使聪明如梁士诒，也很难理解这间的奥秘。这个奥秘说穿了一不值，其实就是汇率与生产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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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4章 汇率战争
第134章 汇率战争
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来看，汇率都是和生产力紧密联系一起的。汇率是货币的国际价格，生产力要得到体现，必然需要交换，商品的交换价值是决定货币内价值的根本衡量――因此，某种程上说汇率是生产力货币领域的体现，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高，其汇率指数就高，生产力水平不高，汇率指数肯定不会高。个的逻辑非常简单：生产力水平高＝制造能力强＝等于商品种类丰富、技术含量高＝等于富有市场竞争力、市场需求大，为了换取生产力水平高国家的商品，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只能千方计地获取高水平国家的货币以便完成交换，而一旦对高水平国家货币的需求超过平衡点，就会推动该国货币的稀缺，反映金融市场就是汇率上扬。这个关系如果反过来推导，就可以得到另外一个结论――生产力水平一定期限内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汇率水平与商品竞争力成反比，高汇率容易窒息以该种货币作为本币计算的单位商品的核心竞争力。
当然，汇率和生产力水平决不是等价的。前者只是后者货币金融领域的客观反映，有可能真实，也有可能有所扭曲但决不是生产力水平本身，总体而言是一条上下波动频繁，长期平均时间内保持稳定的曲线，不能认为高汇率指数就等价于高生产水平，甚至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汇率能与生产力水平截然分开。比如战争这种极端条件下。汇率就没有用处，一旦实行价格管制，汇率水平和生产力水平之间的对应反射将很快失真。例如以秦时竹穿越前的世界为例子，和平时期，美国本土是不可能生产廉价服装的，从汇率的角来说那样远远不划算，本土2个美元可能连条裤腿都做不出来而如果进口2美元就可以买一条裤子了，但战争时期。货币只有纸面上地意义，美国如果需要这种物资，不要说2美元，让他用20美元自己造一条裤子都行――一切为了打赢！可如果没有国际交换，叫20美元还是2美元有什么区别呢？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美国和加坡都是所谓的高汇率指数国家，但战争条件下，前者可以大量用国内生产来替代因战争而绝迹的进口产品。而后者却没足够的原材料、能源与人员来实现这一点，只能傻！这样得出的结论就是，战争条件下，美国是生产力达国家，加坡是生产力落后国家。甚至要比大多数国家都要落后。决定战争成败的，是工业化基础，是制造能力但不是汇率水平和金融达程。
极端的条件毕竟是少数，因为即便战争条件下交战国仍然可能存进出口业务。要想完全封堵、断绝是不可能的，这个时候汇率就挥出对于生产能力地调控作用――高汇率指数国家制造能力、生产能力竞争性开始下降，低汇率指数国家相应的工业制造能力和商品竞争力开始上升。秦时竹的脑子里记得很清楚――另一个平行时空，广场协议后的日元汇率大幅提高，原本日本老姓用于购买1辆进口车的日元过了没多久就可以变成2辆，日本的资本能力、金融权力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但很快问题就来了，因为日元计价水平的提高，日货变得越来越没有吸引力。虽然能够通过强化本国市场予以巩固提升，但国际市场上地竞争力却一落千丈，一大批专职从事外贸的企业倒闭或者转型，大型的工业企业纷纷将自身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国等落后国家进行再展，本土的工业制造业大幅萎缩，金融业和有价证券市场畸形展――虽然日本掌握了金融优势，也没有丧失科技优势，但制造能力却下降。并进而造成后来长达10余年的衰退。
从这个例子反过来理解。国固然能够依靠投机资本地力量和山东战场的利好消息大幅打压日元汇率水平，但强制降低日元汇率只能是国际市场上大幅增强日本工业品的竞争力和制造能力。原本出口1亿条裤子的能力因为汇率变化可能成了2亿条。或许外国货币计算上仍然是一致地，但生产能力却结结实实地增长了1倍。如果将这层顾虑告诉内阁，内阁绝大多数成员都不可能理解，他们看来，将日元汇率降低到一个较低水平带来的利益极大――日元大幅贬值，国以日元为单位计算的贷款便能大幅下降，等于国可以获取巨额的汇兑溢益；日本本国因为货币贬值，就需要偿付外债的时候付出多，等于大幅降低日本的财政实力和综合国力；国企业可以凭藉较高的汇率水平购买自己不能制造的日货，等于可以降低成本，提升利润。如何计算日两国地彼此收益呢？他们选择的必然是货币，或者干脆就是黄金――这是重商主义的理念，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收益，只是很可惜，这却会蒙蔽太多人的眼睛。
秦时竹等穿越派看来，这样做的危险之处就是不恰当地提升日本的生产能力和工业化制造能力，如果对方铤而走险，那什么负债和资本融资都不是什么制约――打赢了，债务自然一笔勾销；打输了，也不乎再多背一笔债。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固然有各种各样的其他原因，但伊拉克因为两伊战争欠了科威特大笔外债却是诱因，萨达姆侯赛因地算盘打得不错――只要吞下了科威特，那什么样地债务都可以一笔勾销。这个目的几乎就要达成了，却因为国际环境地制约而无法实现。只是现这个时代，弱肉强食却是天经地义。日本这个国家的危险性于，它的工业实力、制造业水平每增长一分，它对外侵略扩张地危险程就增加一分。采取恢复日本汇率指数的方针。可以有效地恢复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能有效的刺激国内工业的展，当然如果过分抬升日元指数，对国也有一定的损害，作为一个积贫积弱的净债务国，国既没有足够的金融实力来应对债务压力也缺乏强有力地国家实力来进行翻脸不认人，关键还于力的把握。
国有远比日本丰富的资源、有广阔的市场、有成本为低廉的劳动力，这是天然的竞争优势。不需要通过扭曲汇率杠杆就能实现，何苦要冒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风险来加以变呢？况且，日元汇率的短期受挫并非是由于经济基本面地变化，只不过是暂时的政治产物，一旦事态平息，迟早会恢复原位，这是经济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体现，强行压制需要付出得不偿失的代价而且还不一定能够奏效。
电波频频往返于东京和北京之间。双方都是聪明人，不需要彼此花费太多地口舌予以解释说明。日本看来，国提了个好建议，虽然不能挽回对华战争的损失，但起码能够体面的下台。避免多、大的损失且不需要付出多地代价；国人的要价也很聪明，以远期的战争赔款作为即期的战争补偿，隐约有扳回一局的用意，但交涉层面上却是异常谦虚――这场战争并不是国所想要的。是日本内部一部分不愿意看到日友好、不愿意日相互提携的人的所作所为，国只是为了保卫自己地领土主权而“不得不”予以反应，并保持了“极大”的克制。
经过藏相的耐心解释和一干经济界大佬的劝说，山本相对于体面结束战争，巩固内阁地位保持了倾向性意见，但他同时担心：陆军如何安抚？为了表示诚意，他可以下令山东沿海附近转悠的舰队返航，但对已朝鲜登陆的2个师团。他找不到适合的办法予以劝阻。事态展到这里，局面已经很清晰了――陆军派希望能够利用此次事件来推翻海军内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陆军有两种方式，一是搞臭山本本人，攻击山本贪婪、胆小、虚伪，这是立竿见影地方法，可惜没有找到太多有力地证据；二是树立陆军的功勋，通过朝鲜军、关东军地相互配合。利用日军的优势东北扳回局面甚至造成有利的局面。这是效果明显的手法，但却耗费浩大。需要付出多的努力。权衡之下，长州派认为还是采用第二种方法较为妥当，第一种手法或许可以迅速推翻山本本人，却无法改变海军和政党势力依旧掌握大权的格局，急于扳回局面的冈市之助下令陆军加速进军。“要让海军那批胆小鬼看看，陆军才是帝国的流砥柱！”
山本相和斋藤实海相亲自下令山东前线的海军舰队脱离接触后，这一地区的战事便暂时告一段落。对内阁的举动，陆军派是不满的，大本营召开的例会上，陆军少壮派天天脾气斥责海军方面胆小如鼠、污损了“皇军的名声”。海军的级军官虽然对高指示也有些摸不着头脑，但并不等于他们就会任由陆军辱骂，海军坚派则不甘示弱地回击道：“倒是陆军胆大包天，居然能让支那军歼灭了一个师团，真是创下了‘皇军不朽的威名’！”双方从言语讽刺、相互人身攻击、进而爆肢体冲突开始，居然大本营里上演了全武行，引了足有10余人参加的“海陆大会战！”，直到10多分钟后才被闻讯赶来的海陆军高级将领所制止。
从场面上看虽然双方势均力敌，但陆军方面的少壮派大多出身农家，没有接受过多少正规教育，完全是从孩子群摸爬滚打出来的，无论身体还是野性，抑或对于打架的领悟能力也要略高一些；海军则截然相反，基本都接受了高等教育并且出身良好，平素并没有养成用拳头说话的习惯，论单兵作战能力是决计比不上陆军的，但海军师法英国，对于运动精神一直较为强调，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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