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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巴王国以及中国的“西伯”
“萨巴王国”是也门上古最著名的王国，也最富有传奇色彩。因为“萨巴”（Saba）的名字实际上与“Sheba”相通，《圣经》中著名的“示巴女王”（Queen Sheba）就是来自红海南段的“萨巴女王”，只是翻译不一而已（在本书中为方便迎合两个系统的表述可能分别使用这两个名称，请注意她们实际上是同一人）。
“示巴”或“萨巴”与中国西北渭河流域的“西伯”可能有某种直接或间接联系。“西伯”为周人之祖。尽管《圣经》里还有一个更古老的支系名字直接就叫“希伯”（汉语拼音xibo），但实际上此“希伯”在英语中为“Eber”。“示巴”（Sheba）的发音“∫i：b ”才更接近中国“西伯”。
周文王的父亲季历具有“西伯”爵位①，他是一位商臣。“文丁杀季历”之后，帝乙（纣王的父亲）后来在军事危机下为了修好竟然同意周文王继承“西伯”爵位，并赐予其征伐大权，为以后商朝覆灭埋下了祸根。有学者说关于这一时期的某些事情，古籍与甲骨文上的记载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某些东西被人从典籍中抹去了。
通过文献看，实际上“西伯”在中国历史上不仅仅是个爵位，而且更像是一个方国、民族或者地域的名称，将远在阿拉伯半岛的“示巴”作为其殖民母国引入参考，非常合乎逻辑。看看“西伯”在《史记·殷本纪》出现的语境就可以得出这一结论：“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西伯昌闻之，窃叹。宠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 里。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格之刑。纣乃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西伯既卒，周武王之东伐，至盟津，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
很明显，“西伯”既可以代指“昌”这个人，也可以代指他的国家甚至地区。这与“示巴”在也门的情形相同。还有一个微妙的变化是，自从武王执政之后，似乎“西伯”罕见。它是一种政治“断脐”，暗示了周王登基后摆脱“西伯”（即“示巴”）的姿态，还是提示了我们商王朝本身是一个包含了“西伯”（示巴）利益在内的集团？或许两者兼具？也就是说，商王朝是“示巴”等多国势力的集合，其中包含了“示巴”（西伯）的势力，但“周”却只是“示巴（西伯）”这个集团的王朝，但是自从周开始以后，周人反而不再称呼自己为“西伯”。
张光直在《商文明》一书（183页）有关“邑主”一节中说：“每个邑主都代表着他的族、城邑和或大或小的土地，该邑主与他的族和城邑三者皆以相同的名字命名，但是，在甲骨卜辞和金文中发现的诸如此类的名字都是按照他们的亲戚关系有等级、有区别地相互结合起来。丁山辨认出了200个此类名字，但是，他认为实际存在的远不止这些。张秉权挑选出了173位人地同名者。在这些名字中有些特别突出，有学者猜测这些人可能拥有更多的土地、更大的城邑和更多族众，相应地，他们在朝廷之上也就享有更多的发言权。”毫无疑问，西伯（昌）就是这样一个“邑主”。
假如东亚与阿拉伯半岛曾经有过直接的文明交流，则“萨巴”王国对应了中国的晚商、周时期。我还一直有一个怀疑，四川一带的“巴人”民族很可能就是“萨巴人”的简称，至于他们的相貌正如罗中立所画《父亲》，并且与三星堆文明有关；但他们是从西藏而入内地还是从商地而来这还是个问题，当然也有两源汇合的可能。
也门地区早期陆续并列的其他王国
盖太班（Qataban）王国 “盖哈坦”繁衍出几百个支系，其中的一个支系在大约公元前9世纪中叶建立了“盖太班王国”。关于它的出现和灭亡，历史学家意见不一，但是公认在公元前350年至前50年该王国曾经在也门地区大放光彩。他们的首都在亚丁以东地区，使用希木叶尔文字，语言与萨巴方言接近，政体等与麦因王国相同。
麦因王国灭亡后，也门地区主要存在的两个王国是盖太班王国和萨巴王国，他们之间长期征战，偶尔讲和，最后似乎于公元前25年被希木叶尔王国取代。对于这段历史，学者们依然没有取得统一，我们只能取得一个大概的印象。
哈达拉毛（Hadhramaut）王国 约公元前1020年，也门东南部产生了“哈达拉毛”王国。这个王国与其他王国相比没有什么特殊之处，惟一让人记住的是它生产的香料，这也是它屡次被强国侵吞的原因。公元前300年，该国被希木叶尔王国彻底征服。
奥桑王国 出现于公元前8世纪，面临红海，曾经占据红海对岸的部分非洲土地。这个跨洲王国控制了南阿拉伯半岛到非洲大陆的海上贸易通道，辉煌一时。公元前7世纪，萨巴王国、奥桑王国、哈达拉毛王国以及盖太班王国因为领土发生大规模战争，奥桑战败，城市遭到洗劫，最后不得不求和，苟延残喘至公元前115年。
不知道上面的四国大战与中国人所说的“上天变乱”是否也有关系。我希望不要拘谨地把这个“变乱”的影响当作是一种直接的因素——那只是一个可能。更大的可能是，这个“变乱”由于恰好在红海通往中国的咽喉水道上，所有的信息和秩序，连同战乱本身带来的影响，最终导致了东亚地区的“礼崩乐坏”。某种格局从此被打破了。
我现在特别想知道或者想确定的是，假如两地之间确实是殖民地关系的话，那么它们之间得以维系的体制是什么？隶属关系是紧密的还是松散的？这个两地关系的研究非常关键，哪怕找到一些当时其他国家的殖民地成例进行借鉴观察也是可以的。
小小的也门地区曾经并立过无数王国，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夏、商时期也根本不是这两个王国独树一帜。据史料看，夏商存在时它们周围方国千万，这一点与也门地区的格局也取得了统一。
希木叶尔王国 与其他王国称呼国王的名字为“马里克”或者“穆卡拉布”不同，希木叶尔王国称国王为“祖”，如“祖·里丹”。佐法尔城是其首都。希木叶尔王国存在了640年，公元前115年建国，公元525年灭亡。
这个王国势力之大，超过了我的想像。
公元400年，希木叶尔王国统一阿拉伯半岛南部，有关国王的远征故事充斥阿拉伯文学，真伪难辨。据说在征服了波斯和中亚一些国家之后，他们还征服了中国西藏部分地区，并留下了后代，至今在西藏繁衍生息①。怪不得有语言学家认为尼泊尔人的语言与远在甘肃的裕固族人接近，而裕固族又与藏区相连。种种迹象显示裕固族同胞来自海边——他们的一些重要仪式需要海螺。古代也门人既然能从也门攻入西藏，那么跑出藏区也当在意料之中。与此有关的一个穿凿附会的联系是：也门地区曾经传说有几个兄弟共娶一个妻子的“一妻多夫制”，西藏某些地区也有此古俗。原先我还以为是贫穷导致的，现在看来更多可以归结为一个传统习惯。另外，印度某些贫穷地区也有此俗。后来看这个风俗曾经风行全世界呢，细究之下，发现美洲土著、非洲土著、新西兰土著都有此俗。②
希木叶尔王朝的语言体系与麦因、萨巴王国都是一个因袭体系。
希木叶尔人主要信仰拜物教，星宿崇拜在他们的信仰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所谓“占星术”是也），所以这里天文的发达是必然的。中国在商朝晚期的甲骨文里就已经有日食与月食的记录了，也显示了天文的发达，另外“摘星楼”在晚商纣王时期的出现似乎也可视为星辰崇拜到达一定程度的一个体现。在###教兴盛的7世纪之前，也门地区先后接受了犹太教与基督教。
综合的也门
也门人善于金银制造，玉石工艺、石刻也是其长技。在雕刻人像时，他们有把人眼做成宝石的习惯。这个使用宝石镶嵌人眼的习惯我们在《历史也疯狂》的中山国那里就已经见过一例。
今日也门地图
古代也门人使用的语言统称为“南部阿拉伯语”，也叫“希木叶尔语”。据说这个语言最初应该是象形文字，后来改革为拼音文字体系，演变为29个字母，它也被称为“木斯奈德”文字，并至少有3500年左右的历史。
5世纪之后也门文化开始衰落，与北方文化碰撞之后也门的语言连同文化彻底消失。公元575年，也门成为中国曾经的邻国——波斯的一个行省。
曾经觉得中国离中东很远，但从也门的历史看，中国与也门似乎只有一纸之隔。假如不提远程海路的话，中国与也门之间，一会儿从西藏相连，又一会由波斯串起，无论如何也门与中国之间在古代不会太为隔绝。
南部阿拉伯半岛到底距离中国有多远？南方海路（最短）为大约“6000多海里”。陆地直线距离从霍尔木兹海峡到中国西北边境大约为3000公里，相当于新疆喀什到甘肃兰州的距离；假如涉过阿曼湾沿印度河则只需穿越1000多公里就可抵达中国西藏地区，相当于北京到湖北的距离。假如有一匹好马，最短只需要2天就可到达中国边境。假如是负荷沉重的商路，需要的时间自然很长。
也门处于一个非常奇特的地理位置，这使其在人类商业活动发展初期处于核心地位，并且曾经迅速发达起来；在没有飞机汽车这些现代化交通工具之前，曼德海峡几乎成为整个世界的交通命门。它位居埃及、两河流域以及印度乃至中国之间，是连接亚洲与欧洲的海上通道咽喉。世界上几个大区的远距离贸易必须通过南部阿拉伯地区，后来的罗马、希腊要到印度洋和东亚也要有求于辖曼德海峡之险的萨巴王国。这个突然而来的“运气”应该开始于大约4000年前。因为之前的消费人群还没有培育，商业概念还不完全，除了埃及与两河流域，4000年前的任何地区其实都接近真正的原始社会。加上这个地区出产香料，更是如虎添翼了。“腓尼基人”的海上优势加入也使这个地区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依靠商业通过海路纵横全世界。我的评价是，也门虽没有如两河与埃及那样发达的文明，但却成为奇特的商业“暴发户”，它的根基就是商贸经济。
古代埃及人称呼也门以及红海南端为“朋特”。
中国与也门的交往（1）
“也门位于东西方交通要冲，古代也门人在阿拉伯半岛开辟的陆路商道和在红海、印度洋开辟的水上商道，成为也门与外界沟通的两大动脉。这两条商道，特别是后者，在也门与中国交往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门盛产香料，销往世界各地。“也门人认为，早在马因王国时代，也门商人就扬帆动渡，抵达印度和中国。而中国有关最早中也往来的文献，则可追溯到汉武帝时代。东汉郭宪在《别国洞冥记》中列举了汉武帝元封年间（公元前110年～前104年）焚烧天下异香，有沉光香（乳香）、涂魂香（苏合香）。” “涂魂国”的对音是也门今天的“佐法尔港”。当时中国人称也门国为“香国”，翻译为“勒毕国”。
汉前后所谓“条之国”或者“大食”，核心就是阿拉伯地区，与也门地区应该有一定联系。据说此国主要分为“黑衣国”与“白衣国”，这让人想起中国的许多少数民族特别尚黑或者尚白的风俗来，其间联系尚待深入研究。
《后汉书·西域传》言曰：“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谴使贡献”。“蒙奇”就是今天也门的“穆哈”，“兜勒”是埃塞俄比亚的港口“阿杜利”。
北魏的使节所至国家，广及地中海、波斯湾、阿拉伯海和红海各地，“各国使节也纷纷来华”。
“7世纪以前，中也间的贸易关系以海上间接贸易为主，也门商人在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中发挥过重要的中介作用。中国的丝绸等商品，首先运到斯里兰卡，然后由也门、埃塞俄比亚和波斯等地的商人运到波斯湾、亚丁湾和红海。到达也门港口的中国商品或供当地需要，或沿海路继续北上抵达埃及，或转由阿拉伯半岛的香料之路北上，运到巴勒斯坦、叙利亚、埃及等地。”假如此类叙述为真实历史，可以推测阿拉伯海北岸国家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
从上述中也之间的交往看不出航海技术方面有什么决定性的因素介入，换句话说，航海技术对中也交通不构成什么障碍，没有资料显示此时的航路是新开辟的。
中国的历史记录只能看到从汉朝开始的中也交往记录；之前没有记录并不等于没有联系。西汉时期人们在接受也门“香国”时没有显示出“友邦惊诧”，说明这种联系习以为常。向上越过短命的秦朝就是纷乱的东周。很可能在东周期间两地确实断绝了来往，中国人“忘记”了，并且由于中国文字的不完备以及地理概念的模糊，也没有留下明显的印记。但是，当时语言文字更发达的“西方”阿拉伯人却较为清晰地记得这些来往事件，所以他们承认3000年前中也之间就有联系！我看到的几本介绍也门的书籍提及也门古史时都提到也门人认为中也之间早至商周时期就有相互来往，但却并不具体。
善水的也门人以“南方腓尼基人”著称，就是形容他们的远航能力的。“（北方）腓尼基人”在4000年前就环非洲旅行了。“也门人认为，早在马因王国时代，也门商人就扬帆东渡，抵达印度和中国。”但是严谨的中国学者目前只愿意追溯到汉朝，偶尔有学者在公开的场合也以这样的描写一笔带过：“他们（麦因王国的人）甚至来到了印度和中国”。假如也门人的说法可靠，我愿意把“香料海路”最可能发生联系的时间定在麦因王国最兴盛的“公元前14世纪”。
对于也门人如何具体描述中也之间在马因时代的关系，我特别关心。但很遗憾暂时得不到，恐怕一般人也很难得到。不过我很快为也门人的说法找到了依据：中国商武丁的妻子妇好的墓中就发现了6800多枚阿拉伯绥贝！同时在殷墟中发现的贝类产地甚至远至“南非”海岸，它们的运送者很可能就是善水的“腓尼基人”！中国学者异口同声地赞同“三星堆”遗址文明来自北方的商朝或者至少两者同源，可是在三星堆中同样发现了来自也门附近海域的海贝。它们说明了商朝与红海入海口——也门的特殊联系。这些海贝除非长了翅膀飞过千山万水一头扎进中国商朝贵族的坟墓里，否则只能是也门附近的人带来的。
总体看，也门的“马因王国”与“萨巴王国”就像中国的“夏”、“商”一样，说有者言之凿凿，说无者形容其一阵风过。自己人说得热闹，外面人认为这不过是“敝帚自珍”而已。
中国大唐时期迎来了被###教统一的阿拉伯世界。中国与阿拉伯人的联系空前繁忙。“回民”的说法就源于唐朝。南来北往的水陆商道同时大放光彩，也门的“亚丁湾”因为运送中国的货物而闻名天下，甚至被称为“通往中国之门”。我们当然也可怀疑这一名称产生的时间是否可以更为久远。
宋朝与阿拉伯世界的交往同样顺畅。来者为香，去者为瓷。“据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的外贸统计，广州一处所收乳香就达34万多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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