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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章惇什么都好，但是你最好别去惹他。他是个情绪激动、好走极端的人。他会是你最好的朋友，面临生死之难都敢为你出头，可当他愤怒时，他会赶尽杀绝，无所不用其极，用一切手段去干掉他所认定的敌人！
接下来说程颢。这可真是太了不得的空前绝后型的大人物，说到宋朝的学术思想，就必定要说到理学。而说理学，就必定要说到他和他的弟弟程颐。随着时光流逝，二程的神像被越造越高，直到后来变成反对王安石、否定熙宁新法的根基。要说他，得从另一个人、理学的理论奠基者说起——周敦颐。
这人名大家都不会陌生，“不蔓不枝，中通外直，香远益清，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清丽高雅的小品文《爱莲说》的作者。在当时就流传着些说法，说他名望学识比王安石、司马光等人加起来都高，高到无以名状，没法形容，神乎其神的地步。
如王安石少年时曾带着自己名片，到周敦颐家去拜访。可拜访三次，被拒绝三次，连面都不让见。王安石愤怒了，说难道我不能自学成材吗？于是才有了后来王安石“荒诞不经”的一系列变法，这都是由于当年没受过高人教育啊！其实哪跟哪，无论少年时还是后来大家都老了，直到周敦颐死去，王安石都不会把他放在眼里，甚至当时学术界也没把周、程等人当盘菜。
周敦颐生于1017年，原名敦实。因宋英宗赵曙原名赵宗实，所以改名“敦颐”幼年丧父，5周岁时随母亲投奔舅舅、龙图阁直学士郑向。在舅舅推荐下，他走上官场。
这种开端决定了他一生的官职走向，永远都只是些小官，甚至被派到广东那种半开化地区去管犯人。同时也反映出周敦颐本人学识的“高度”前面所说的王安石三次求见而不得的事，一眼就瞧出真假了，和王安石一样，他也是个自学成材的人。甚至还没经过科场，自学到彻底…凭什么在王相公面前那样骄傲？更何况两人只相差四五岁，王安石是少年，他也是少年，求学期间就摆出了大宗师架子，简直不知所谓。
那他为什么会变得那样了不起呢？就要看人家学的是什么。那就是在后世不断被拔高的理学！就由他奠定根基，而根基就要从他对道教的不凡理解说起。
理学又可称道学，虽道可道，非常道，与老子所创的黄老之说不一样。但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周敦颐吸取营养时从不挑食。他理论根基《太极图》就源自宋初的华山著名睡神道士陈抟的《无极图》（陈抟传穆修、穆修传周敦颐）从那里确立了天人感应、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等等理学主张的源头。
号称中兴儒家的人居然从道家吸取主张，不知所宣扬的“纯儒”“大儒”“圣人”是从何而来的？
话说几十年钻研之路是枯燥寂寞的，周敦颐的旷世才华并不为人所知。在当时，人们只知道在合州府有位小官，政事精绝，决断出众，大事小情的不经他之手，其余官吏们不敢决断。别的嘛。就泯然众人矣。就这样，伟大的生命在一天天老去，直到有位有心人悄悄发现了他的秘密：南安通判程太中。
通判，也就是副市长。级别上算周敦颐上司，可对他非常客气，把自己两个儿子送到他面前郑重拜托，请他教育。这就是程颢、程颐两兄弟后成为仅次于孔子、孟子。变成儒教第三、第四位圣人的开端。
其实上面这句话不大精确，别人努力一生，是想成为圣人。而程氏兄弟的职业是教别人怎样成为圣人。这种不可思议的教育事业从他们年轻时。如弟弟程颐24岁时起就开始了。
兄弟两人先后在京城、嵩阳等地讲学，效果怎样不大好说，因当时的圣人出产量还是不大高的，但经他们不断努力，终于有了些成果。他们被上层领导们知道了，如文彦博。领导作用是巨大的，他们的住处、资金、环境由此大大改善。其中最重要一点就非常痛苦：他们当官了。
以程颐为例，他当年曾自豪地说：自从当了周先生的弟子，每日钻研大道，科场名利之心再也没了。不过科场还是要下的，不然怎样去教化大臣和皇帝呢？每个人都有当圣人的权力，我要帮助他们。
程氏兄弟就此进入官场，而此时正是熙宁变法刚刚开始的时段…
好了！变法的前奏就说到这里。说实话：在此时，王安石在官场的支持率不见得就比司马光低。他在变法竞选中，请回忆前面两人所说的天下财物怎样运作的不同意见里，司马光说的是节约，必须节约才能有钱。那是要全体官场勒紧裤腰带，让过惯了舒适奢靡的官员们受罪！而王安石说的是不加赋而国用足，那意味着官员们都可保持现有生活。钱？会由他超凡脱俗、充满魔力的脑子变出来。这是多么诱人，全天下都等着他怎样变戏法…
2月，派刘航出使西夏，册封李秉常。
3月16日，苏辙被任命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但他的上疏从一开始就表明了立场“现在不是要求财，而是要将那些害财的给去了。害财者有三：冗官、冗兵、冗费”
21日，李秉常奉上誓表，愿以塞门、安远2寨交换绥州。获准。
本月，辽国阻卜部叛乱，辽道宗这才又想起了耶律仁先。将他召回朝廷，任命他为西北路招讨使，前往平叛。
4月11日，参知政事唐介去世。当时的中书省里，宰相曾公亮、富弼均已年迈，参知政事赵�**难抗。自唐介一死，中书省内基本就成了参知政事王安石的一言堂。神宗皇帝给了王安石绝对的信任与绝大的权力。但没有制约的权力，尤其又是用在变法这一大事上，是否合适，实在值得玩味。当时有谚语“中书有生、老、病、死、苦”生是王安石、老是曾公亮、病是富弼、死是唐介、苦是赵挘ㄔ幸淮危醢彩馑恼庑┩拧肮沧欢潦槎闭話当即反驳“君言差矣。皋、夔、稷、契之时，难道有什么书可读吗”）如此的强势，王安石在一开始就为这场轰轰烈烈变法的最终失败埋下了伏笔。
之后，王安石的强势再次体现。他力排众议，任命薛向为江淮等路发运使、罢免开封知府滕甫。
12日，宰相富弼、曾公亮因旱灾上表待罪请罢，诏不许。
5月18日，翰林学士郑獬、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知谏院钱公辅3人同时被罢。郑獬做为两制官之一的翰林学士，要罢免他，必须得有宰相起草的诏书。当时富弼称病在家、曾公亮出使洛阳，王安石便在未与皇帝商量的情况下自己写了罢免3人的诏书。此事一出，舆论大哗。御史中丞吕诲当即上书弹劾王安石。
21日，王安石乞辞，宋神宗不许，封还其奏。
本月，王安石就推出他变法的第一项举措！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把经济、政务、军事等头等大事都扔在一边，最先要求的是全面改革科考制度及考生们的学习课本。具体做法是从此之后不再考诗赋了，当官彻底与吟诗作对无关。四书五经也不必倒背如流、抽段默写了，考的是经义、论、策等讨论文，要说出治国立法的具体办法！
这样做的目的被历代史学家们忽视了，那绝不是王安石书呆子冒傻气，在百般忙乱的政务之余还要再写些莫明其妙的文字。它们连同王安石所写的《进洪范表》《老子》等文章都有一最显著目的——改变宋朝官场上的意识形态！（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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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起始篇
直史馆苏轼上书反对，并当面指责宋神宗“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赵顼悚然惊曰“卿三言，朕当熟思之”轰轰烈烈的改革第一炮就被苏轼打成了哑弹，大家可想见王安石的愤怒！于是当神宗皇帝提出要用苏轼为修中书条例时，王安石坚决反对，将苏轼任命为开封府推官。
6月22日，御史台老大吕诲也被王安石拉下马来。吕诲事件具体说来跟变法其实没多大关系，它的起因和母爱的神圣博大有关。话说未来强大无比的“女中尧舜”英宗老婆、神宗老妈高太后最爱的儿子并不是长子宋神宗赵顼，而是次子、岐王赵颢，爱到了必须每天见面，形影不离的程度。具体做法就是把已成年的赵颢一直留在皇宫里，不赶到外面去住。
她犯天条了！真是公公（仁宗）死得早、丈夫（英宗）死得早、婆婆兼姨妈（曹氏）脾气好，惯得她无法无天。历代皇朝用血的教训总结出一准则：皇宫里只能有一个皇帝、外加一个皇太子，这两个与皇位有关的男人存在。其他皇子一律赶到外面、甚至赶到外地去住，越远越好！不然小心政变随时发生！
可高太后就是不在乎，她的喜好、她的意志，比国家安危都重要！这在以后成了事实，以此类推，留个心爱儿子就近居住有什么大不了！
于是一叫章辟光的大臣上书提醒，她却勃然大怒，命神宗从重从严处理这个姓章的！神宗没办法，孝子是要听话的，只好命令把章辟光外放。这时满朝文武没人敢说话，只有王安石站了出来：章辟光没任何错误，不必处理！
吕诲就在这时借高太后的势力，用这件事弹劾王安石！平心而论：王安石错了吗？只是说了句公道话而已。和之前英宗朝吕诲他反对濮议时不是同一性质吗？那为什么吕诲会反对王安石呢？答案就在他写的弹劾奏章里。里面总结了王安石十大罪状“慢上无礼、好名欲进、要君取名、用情罔公、徇私报怨、怙势招权、专威害政、凌铄同列、朋比为奸、动摇天下”大得吓死人的罪名，更说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奸诈…”
但神宗皇帝这次顶住了老妈的压力，保住了王安石、罢免了吕诲。任命开封知府吕公著为御史中丞。而任命吕公著的原因则是因吕公著的兄长、枢密使吕公弼反对王安石，王安石要借吕公著来逼枢密院倾向自己。
以上就是王安石气死唐介、赶走吕诲，pk掉此前最著名的两位吵架王的经历。按说这种战绩换在神宗朝前，足以让他睥睨天下，咳嗽一声都压倒大宋官场了。但这时不行，没人服他。
本月，大辽北院枢密使、魏王耶律乙辛加封太师。四方军旅之事，由乙辛便宜从事。契丹谚语“宁违敕旨。无违魏王白帖子”
7月17日，新法第一项法令出台，它完全满足了官场需要，没损害他们半分收入，同时又让国家税收成10倍的翻番增涨。可郁闷的是，仍有人跳出来声色俱厉地反对，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均输法出台！迅速让京城里的达官贵人，甚至皇帝看到了新法的效果，又巧妙躲开了古代中国最大的根基命脉——农业。
时机没到。绝不去动最敏感、最基础的东西。
均输法属于商业，它关系到开封过百万居民的生活现状。我们都知道：大城市的繁荣取决于周边小城镇及农村的供给。它就像一庞大的蜂王，全体工蜂们都要全力以赴供养它，才能把它养胖。反过来它再吐出营养来繁衍整个蜂群。
开封城也是这样，为了繁荣它，赵匡胤建立了一叫发运司的部门，它的长官发运使负责淮、浙、江、湖等6路漕运。把南方的柴、米、茶、盐等一系列好东西运到京城来。可时间长了，就显出了它的弊端。
发运司只是个执行机关，只能按命令到某地去征集、运送东西。而决定运什么东西的。却是京城里三司省的某位大佬，他老人家看着不知哪年哪月存下来的底档，说有个地方出产这东西。行！大笔一挥，把发运使派到那儿去摊派。
这让整个漕运乱七八糟，很多时候，这地方没这产品、任务却来了；那地方有这东西、却烂在当地不要。浪费吧？别急！还有更浪费的！
京城里的供需更混乱，三司的大佬们都是口不言利、手不粘钱的“君子”，他们怎会去下市场调查呢？于是京城里急需的，往往运不上来。京城里积压的，倒源源不断涌了进来。长此以往，供需脱节，但奇妙的是京城反而更繁荣了。
针对于此，王安石的办法是给发运使增加权力。要让发运使有权力知道京城里需要什么、各地都出产什么，这样由他来决定到什么地方、用什么价钱、买什么东西，这就等同于国家开了个买办大公司，解决了以往供需脱节的问题，也让国家在买与卖间赚到了钱。
而同时，王安石也完全没违背自己竞争宣言，没动官员、百姓们的半分税收，就让国家得到了实惠。在实际运作中为做到这一点，王安石选中了一合适人选——薛向。以前担任过开封府的度支判官、陕西转运副使，理财绝对是把好手。
薛向上任后，以皇帝拨给发运司的500万贯内藏钱、300万石上供米为起动资金，把这国有买办公司办得风生水起。同时也被著名的仁人君子们骂得体无完肤。
第一轮攻击波在8月，就由刘琦、钱顗等御史发起。结果一个被贬监处州盐酒务、一个被贬监衢州盐税。
之后出场的是苏轼、苏辙兄弟。苏轼的话真正说到了点子上，要明白其中奥妙，得先思考另一个问题：均输法出台前，京城的供需早已脱节，可为什么开封城还能保持住封建社会有史以来最巅峰的繁华呢？为什么？
那就是大宋朝最为后人所向往的、截止英国工业革命之前，整个世界上最昌盛自由的东西——商业。它在汉人所创造的正朔朝代的版图最小的地域里，达到了让人无法想像的高度！像梦一样美丽繁华的汴梁城就是证据！
但它同时也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保持了首都的繁荣、周边的流通。可另一方面也让金山银河从大宋国库旁边流走，跟国家不发生关系。
联系到苏轼的话，就是“自均输法实行，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均输法要做的就是和商人们争利润，把商人们的利润收归国有。而商人们不敢动，就是均输法的成功。
有人要说：这不是垄断吗？打击自由竞争？这是在走历史的回头路，把本己兴旺发达的宋代商业硬生生地扼杀！也对也不对。因自由竞争、垄断这样的名词是发生在现代社会里的，与之相匹配的是高昂的商业税。在宋朝，不管商业怎样发达，只是相对于其它朝代而言的。在主体上它仍是个农业社会。以农业税为准收缴的商业税，能和那些大商人赚取的利润相匹配吗？
两苏之后，范仲淹次子范纯仁发起了新一轮攻击波。范纯仁是个让人摸不透的人，一生总在变法、不变法之间飘来荡去，秋千打得很有水平。这时他第一个跳出痛骂新法，而10多年后，他的表现恰好相反…
这时他职务和他父亲当年一样，是知谏院。他的奏章再次重复君子小人论。在他看来，新党无事生非。所谓的富国之法，不外乎是向汉朝的小人桑弘羊学习，每天里像商鞅那样想着怎样赚钱，完全违背了孔孟等圣人教诲…
12日。范纯仁被罢知谏院，贬出京城，到外地反省。
16日，苏辙被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出任河南府推官。
还有冯京、谢景温、李常等人不断攻击均输法，理由千篇一律，不外乎就是扰乱秩序。法术不正。不知所谓“秩序”是哪一条大宋律例所规定的？也不知正确法术是什么？反正王安石和他的同党们就是不正！
对此神宗皇帝没什么好脸色，当着国家公务员，拿着赵家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