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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第二次从美国回来后，赵振中将自己等人海外创办的《四海之声》带回沂蒙根据地，并组织大家进行学习、讨论。随后，又于30年春天创办了《沂蒙风》，以加强对护卫军和根据地民众的宣传教育。
从30年到现，赵振中将自己以前的观点加以系统总结，先后写出了《国家、民族与政党》、《当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对苏联革命之批判》、《试论今日之国民政府》等一系列文章。这一系列论著成为赵振中等人建党并将该党发展壮大的有利武器。其中，前两者成为组建政党的理论基础，而后两者则将赵振中等人所创建的政党与共党势力、南京政府势力严格区别开来。
《国家、民族与政党》一文中，赵振中分国家、民族的历史渊源；政党的出现和发展；现代政党制度；政党对国家、民族的历史责任等四个部分，系统阐述了近现代以来国家、民族、政党的概念和三者间的关系。
该文中，赵振中指出：“任何一个政党，不论代表哪一个阶层的利益，都必然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维持其存续，有一定的纲领指导其行动，并终归结、依托于一定的国家来实现这个政党的目的。自身缺乏经济基础，一个政党要么无法存续，要么会成为别个势力的附庸，丧失其**性；没有纲领或者没有明确的纲领，政党要么陷入思想混乱要么陷入盲动；而离开国家依托或者妄图跨越国家的政党，要么脱离现实陷入虚无主义，要么无法调节所跨越国家之间的矛盾而终解体。”
“政党与政党之间，基于利害关系，可以对抗，可以合作，可以结盟，但无论如何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利益底线。那种一党内部出现另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并且这个组织严密的政党还将发展对象描向它所寄生的政党党员身上，这种损人利己的事情会现实中发生，只能用不可思议来评价。其结果，必然是组织严密的政党得以发展壮大，而被其寄生的政党则肯定会变得千疮百孔，危机四伏。”
针对眼下跨越多个国家的第三国际，赵振中的评价是一针见血，他指出：“第三国际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它是苏俄革命成功后，俄国布尔什维克为了反击协约国集团，维护苏俄利益，由苏俄倡导成立的，以国际共产运动和输出革命为存形式的一个傀儡组织。其本质是对抗战后的协约国集团，维护苏俄国家利益的工具。而那些分散各国的所谓共产国际某国支部，不过是为苏俄火中取栗的工具或者说炮灰而已。”
《当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一文中，赵振中分“当前国内外的形势”、“中国的问题和我们的任务”、“为实现任务而应采取的策略”三大部分加以论述。
赵振中认为，一战后的国际形势除了西方列强间为瓜分世界而进行的明争暗斗外，还有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西方列强与苏俄经济基础、意识形态以及军事领域上的冲突。
国际的大气候决定了国内的小气候，受列强间冲突以及列强与苏俄间冲突的影响，一战后国内军阀的混战以及当前南京政府与**势力之间的围剿与反围剿，则是这种国际上的冲突中国国内的具体衍化。其中，主要是以苏俄为代表的价值体系和以英美为代表的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亦即分别以公有制、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两种价值体系的冲突。当然，受中国本土思想影响的“一统”与“割据”的理念之争也军阀混战有所体现。
据此，赵振中指出：“列强的侵略和当局所奉行的对外屈膝、对内压榨的政治经济政策，以及传统的封建制度才是造成当前中国问题的根源所。……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领导和团结各进步阶层，清除任何外来势力对中国的奴役，清除反动当局，清除封建腐朽势力，消除内乱，统一中国为真正**、富强、民主的共和国。”
对于进步阶层的范畴，赵振中认为，一切愿意为改变中国被压迫、被奴役的现状而奋斗，建立符合绝大多数民众利益的公正、合理秩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者和开明士绅都属于进步阶层。当然，工人、农民受到的压迫和奴役重，改变现状的需求迫切，立场也坚定，是今后自己队伍力量的根基所。而其他进步阶层，则是团结和联合的对象。
针对国内外的形势、自己等人的历史任务、进步阶层的认定，赵振中从甲午以来国内各方势力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政治、经济、军事方面所应当的采取的一系列策略。
而《对苏联革命之批判》中，赵振中历数沙俄时期对中国的侵略，以及苏俄成立后出兵蒙古、挑动中国内乱、为中东路出兵等一系列卑劣行径，指出：
“自鸦片战争以来，沙俄是侵华势力中为穷凶极恶的。其不但获得了其他西方列强华所能获得的利益，还利用地缘关系，从中国割占大片领土。并挑动外**立，分裂中国。而自苏俄成立以来，虽口称与华为善，但却先后出兵外蒙、东北，挑动国内军阀混战，挑动中国内乱，其对华政策与沙俄时期可谓一脉相承。……而今，苏联国内斯大林上台后，对党内清洗，对国内反对民众镇压，以维持其独裁统治，一个的、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沙皇诞生了。”
对苏联革命进行批判的同时，赵振中又从苏俄指导思想上进行分析：
应当说，马、恩的思想是有利于团结贫苦民众共同奋斗的。但马、恩作为一种思想、一个主义的创始人，却从没有任何进行国家建设和管理的实际经验，他们所留下的只是纸面上的推论。苏俄成立后，列宁、斯大林所推行的指导思想虽然号称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已经与马、恩的主张有一段距离了。明显的就是，马克思管赞成暴力革命，但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准确地说明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反而反对“革命成功后的”“优秀分子专政”。显然，所谓“优秀分子专政”将会导致**和独裁，而这明显与马、恩两人《宣言》中倡导的追求自由、解放的思想相悖。
如果有一天，以马、恩思想为指导的政党真的通过团结贫苦民众经过奋斗成为了当政者，那这个政党还要领导这些贫苦民众继续贫苦下去么？
如果让当初的无产者变成了有产者，而又无法避免的无产者的产生，历史很可能将进入一个的轮回。而如果领导这些贫苦民众继续贫苦下去，那民众肯定不会答应。
苏俄的例子就那里，当你成为当政者给民众带来的依然是贫苦，甚至生活水平因为各种原因还不如沙俄时代的时候，原来对这种思想、这种政党饱含希望的贫苦民众同样是会起来反抗。1920年西方干涉失败后，苏俄仍旧执行的让民众生活困苦的政策，不就引发了席卷全国的动乱？而苏俄终是依靠军事力量的坚决镇压才使得其政权得以维持下来。
但是，当一个国家的政党把暴力工具转而对向曾经给予自己无私帮助，现为生活困苦而抗争的民众时，这个政党已经开始走向民众的反面。这个党已经不能说是代表民众利益的党，而蜕变成了一个具有自己特权利益的集团。
苏俄的成功，使人们开始推崇苏俄模式。但苏俄模式真的值得推崇吗？当列宁去世后，陷于党内高层斗争的政党开始混乱，而当斯大林以强力方式清除异己成为权力核心后，一个时代的沙皇出现了。
文章后，赵振中断言：“苏联现国内的情势如果照此发展下去，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演变为一种小集团统治，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也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野蛮化，引起强制、恐怖和**，引发道德崩溃；而随着政治生活全国受到压制，所谓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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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立党为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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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今日之国民政府》一文中，赵振中是毫不客气，列举孙文当初与日本签定的《中日盟约》、老蒋坐视济南惨案，以及南京政府成立后连年内战，直斥南京政府“一意孤行，罔顾民生，勇于内战，怯于对外”，称南京政府实为“内战政府”。
对于国民党所自我标榜的“三民主义”，本来体系上就存不少让人诟病的地方，老蒋成立南京政府后，又对其中一些内容避而不谈，使得世人大多只知道干巴巴的“民族、民权、民生”等字眼，对有关具体内容并不清楚。
对老蒋的所作所为，赵振中抨击道：“蒋氏以孙文正统自居，以推行‘总理遗训’，‘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为己任，且不论孙文主张是否合理，是否切合今日中国之国情，但看蒋氏自成立南京政府以来的所做所为，诚可谓倒行逆施：济南惨案，军中同袍被日寇虐杀，而蒋氏不思报复，却对日屈膝献媚，未见有维护国家、民族权益之行动；南京政府成立4年来，置众多受灾民众于不顾，连年内战，未见有利于民生之举措；为争夺个人权力，蒋氏驱赶汪兆铭，囚禁胡汉民，对同僚尚且如此，民众权利被其置于脑后……”
对于赵振中的这些文章，谷海川、张明瑞、杨天明等人见到后，都觉得心中一亮，曾经的一些困惑都有了明确的答案，今后方向和目的也加明确。就连当时身美国的周恬也曾来电说美留学人员中的一些骨干成员看了这些文章后都很振奋，认为以这些文章为基础，完全可以拟订成立政党的纲领性文件。
29年赵振中、周恬、周昊等人美国创办《四海之声》后不久，周恬、周昊、李云山等人便波士顿、纽约两地成立了名为“奋发学习促进会”的组织，四海学校的留美学生中发展骨干成员；而赵振中回国后于30年春天沂蒙又成立了“思想交流与学习共进社”，护卫军和政府工作人员中发展组织。
美留学人员都是一起生活、学习多年的兄弟姐妹，相互之间知根知底，因此，其中发展骨干力量很是顺利。虽然奋进会只出身于四海学校的留学人员中择优发展骨干力量，封闭性较强，但这也是出于降低人员甄别上的困难以及保密方面的考虑，倒也无可厚非。截止31年8月份，奋进会共有骨干成员723人，接近美留学人员的。
共进社虽然成立略晚于奋进会，但沂蒙根据地里护卫军和出自护卫军的政府工作人员的数量远比留学人员多，加上大家都是几年来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的生死兄弟，彼此情况也都很熟悉，因而发展的骨干成员数量也远比奋进会多。截止31年8月份，沂蒙根据地和西北根据地共进社骨干成员已达3176人。这其中，除了9万多作战部队每个连队中都有3名以上的共进社骨干外，县、乡两级政府中的主要工作人员也都成了共进社的骨干。
正是考虑到奋进会、共进社发展情况良好，海外产业发展势头喜人，沂蒙根据地完全巩固，西北根据地发展迅速，国内形势又将因日军侵占东北而发生巨变，赵振中等人才决定于31年8月底、9月初召开代表大会，组建属于自己人的政党。
国内外总共3899名积极分子中，确定了21名代表参加这次会议，他们是：赵振中、周恬、周昊、谷海川、李云天、张明瑞、杨天明、姜一山、柳继峰、徐超远、杜义山、邹德贵、刘成山、张公远、唐明、李云山、刘成林、于文田、李云兰、姜凤学、阮明波。其中，柳继峰、徐超远赴会途中因故返回西北根据地坐镇，沂蒙根据地杜义山又要留守，因此出席这次大会的一共有18名代表。
经过3天的轮番座谈后，建党大会于1931年8月30日上午8点正式开始。
“今天，我们代表着海内外3899名有志于为改变国家、民族命运而奋斗终生的热血青年这里举行建党大会。”赵振中开场白中说道，“会议日程已经发给大家，按照顺序，我们随后的几天里要确定党的名称；确定党的纲领以及各项制度；进行组织分工；明确今后一定时期内的各项任务。”
“会议当中，只要是与会议内容有关的，大家可以各抒己见，哪怕说错了也有没关系。知道自己错哪里，改正就是了，这样才能不断进步。”
确定党的名称时，一共出现了共和党、民主党、社会党、民众党等四种提议。经过一番讨论，终确定采用民众党作为党的名称。对此，赵振中是这样解释的：“我们不用共和党、民主党、社会党的称谓，原因就是我们不想造成别人的误解。”
众所周知，著名的共和党、民主党当属美国的那两党，赵振中等人中有不少美留学人员，若是采用这样的名称，难免会给人造成赵振中等人成立的党是由美国人扶持的误会。另外，民国元年，黎元洪曾组织过一个政党，用的就是共和党这个名称；同民国元年，梁启超组织过一个民主党。1913年，当时国内的共和党、民主党还有一个统一党，一起合并成了进步党。后来，因为袁世凯称帝，进步党又因分裂而消亡。管中国的共和党、民主党存的时间都不长，但采用这样的名称，确实容易让人误解。
而社会党这个名称，除了和第三国际遥控下的欧美等国工人组织有牵扯外，国内的**建党前也曾用过这个称呼。1920年，陈独秀《青年》上发表的《对于时局的我见》一文中，就以“社会党”自称。而且，自30年下半年开始，**又以肃清社会党的名义，其内部开展肃反运动，这时候采用社会党这个名称，会遭到国、共双方的反对。
对于采用民众党这个名称，赵振中是这样说明的：“我们这个队伍，从成立以来就同长期遭受各种压迫的广大底层民众站一起，为改变我们国家、民族的命运而奋斗；现，我们把‘民众’两字作为我们党的名称，除了表明我们的一贯立场外，还时刻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我们来自于民众，不要忘记民众是我们的力量源泉，不要忘记我们的宗旨是‘一切为了民众’！”
对于赵振中的这番说明，座的其他人都一致接受。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民众党”后，接下来的就是确立党的纲领以及制定党的各项制度。
这个时代的政党制度远不如后世健全，加上国内现又处于战乱时期，因而民众党的章程并没有那些繁琐内容，显得简练、务实。
明确党的的历史任务是“领导和团结各进步阶层，清除任何外来势力对中国的奴役，清除反动当局，清除封建腐朽势力，消除内乱，统一中国为真正**、富强、民主的共和国。”
规定“党的全体代表大会和由它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为党的高领导机关”，明确“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
对于党员的发展，规定“年满十六岁的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进步阶层的先进分子，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民众党。”同时还规定，“为保证党员正确理解党的政策，并贯彻和落实，正式党员不得是文盲。”
对于党的中央机构，规定“执行委员会为中央委员会的常设机构，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负责党的一应事务；执行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
“为适应当前形势需要，可中央委员会内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