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九纵共同展开围歼国民党军第七十四师。
七十四师哪里招架得住华野5支主力纵队的围攻。张灵甫最初还充满信心，幻想来个“居高临下，中心开花”，但很快他的自信变成了苦苦哀求，要求国民党军各路援兵火速向他靠拢。
5月16日上午，粟裕下令各纵向孟良崮发起最后总攻，并命令特纵榴弹炮团不计消耗，集中火力向孟良崮轰击。
孟良崮战斗至此达到白热化程度。王必成毅然决定：将开战后一直养精蓄锐的特务团投入战斗。六纵特务团“像一把刺刀一样刺了进去！如猛虎般扑了上去！”
这个团是王必成的笼中老虎，只有在最关键的时候才能动用。特务团在几小时内连夺三座高地。国民党军第七十四师残部只能退守孟良崮山顶和600。0高地两个山头。
华野特种部队的榴弹炮，连同各个纵队的山炮、野炮，向两座高低猛轰。炮声如春雷滚滚，震荡着千古群山。猬集在山头上的国民党军第七十四师士兵根本无处可躲。孟良崮地区全是山石，无法挖掘工事。解放军的炮弹挟风带啸而来，弹片与碎石齐飞。不可一世的七十四师至此威风扫地，官兵们如没头的苍蝇在山头四处奔逃，徒劳的试图躲避炮火。
王必成将望远镜递给身边带近视眼镜的纵队宣传部副部长乐时鸣：“近视眼，你也来看看！”
乐时鸣从望远镜里清楚地看到张灵甫龟缩在山洞内。
张灵甫失望极了，他对着自己相隔不足5公里的整编二十五师参谋长发出了绝望的电波：“我们决心成仁了，成仁了，请转总部。”对方说：“我们师长在前边督战，快给你们解围了，界碑快拿下了，快拿下了。”张灵甫见电，心中稍定：“两小时之内，你们能替我解围，本师全体官兵向贵师致敬！”
但张灵甫再也等不到这个时刻了。王必成早已下令六纵特务团全力攻击孟良崮腰间山洞：“报七十四师之仇，在此一举。”
六纵副司令员皮定均亲自为特务团规划了进攻的路线。特务团副团长何凤山率领这支精锐的突击部队，直扑孟良崮腰间山洞的七十四师指挥部。
1947年5月16日，距涟水城失守刚好五个月，傲气十足的国民党军第七十四师在山东孟良崮全军覆没。
王必成与张灵甫的较量最终以王必成胜出。由此奠定了王必成在军事指挥上的“虎威”，同时也奠定了王必成指挥的六纵的“虎军”地位，以至于20多年后，王必成升任昆明军区司令员时，部分战败的逃往云南境外“金三角”地区盘踞的国民党军官兵，惊惶道：“王老虎来云南了，日子不好过了！”确实是这样，这群国民党残兵败将中的许多人曾经领教过“王老虎”的厉害，王必成到云南挂帅，令他们惶惶不可终日，急忙重新研究对策。1970年一年就派遣特务8次12人，对大陆进行侦察，结果除1人被击毙外，其余全部被抓。审讯时，特务说：“我的上司说江南的王老虎来云南了，万不可轻举妄动。我说他姓王的刚来，我不住边境就行了，但不知他早已扎了篱笆。现在，我认输了。”
下节预告“虎将”和《霓虹灯下的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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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军首任军长王必成（4）
节四“虎将”和《霓虹灯下的哨兵》
自从与张灵甫较量之后，王必成率领他的“虎军”，攻南麻，打沙土集，占豫东，生俘国民党军兵团司令区寿年。在闻名中外的淮海战役中，王必成指挥六纵激战6天6夜，先后攻克彭庄、黄淮，捣毁国民党军第一ＯＯ军、第四十四军军部，与兄弟部队一起，围歼在碾庄的国民党军黄百韬兵团。
1949年2月10日，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四军，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改任军长，政委由廖海光担任。王必成成了人民解放军二十四军首任军长。4月，二十四军在王必成和廖海光率领下，参加渡江战役。二十四军在铜陵至鲁港段率先突破江防，解放铜陵，并随即挥兵疾进，在广德附近堵歼南京溃逃的国民党军。5月初，王必成率二十四军进驻南京，担负警卫任务。
1949年8月，王必成调任第七兵团兼浙江军区副司令员。1953年初，王必成入朝担任志愿军第九兵团副司令员，参加抗美援朝作战。1955年回国后，王必成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
1959年7月23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题为《南京路上好八连》的长篇通讯，并配发了评论。这篇通讯一发表，立即在上海新闻界引起强烈反响，接着，上海的《文汇报》、《新民晚报》、《劳动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都纷纷从不同角度争相报道好八连。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事迹一下子传遍了全国。**看了八连事迹的报道后也非常高兴，并写下了热情洋溢的《八连颂》。中央军委还作出了全军向好八连学习的决定。南京路上好八连一时成了轰动全国的典范。
八连的事迹在全国传开以后，八连所在的上级——上海警备区领导更加重视对八连这一典型的培养和宣传，警备区司令员王必成还萌生了将八连事迹搬上舞台的想法。
1960年5月，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随行的南京军区文化部长、剧作家沈西蒙路过上海，王必成接待他们。在招待所里，王必成对沈西蒙说：“这一下，你要留下买路钱。我知道你的钱也不多，留不起，那就算了，但是你要帮我们做件事。你知道吗？上海有个好八连。你是文化部长，写了不少戏，也要为我们好八连写个戏啊！你这次来上海就不要走了，许司令员那里由我来说。”
沈西蒙说：“宣传好八连，这是好事啊！如果许司令员讲了（同意），我坚决执行；但我有个条件，到八连去蹲一段时间。”
王必成高兴地说：“没问题，你要蹲多长时间就蹲多长时间，一切由我来安排。”
一位“过路客”成就了一曲名戏。沈西蒙在许世友的同意下，留在八连蹲点，结果推出了《霓虹灯下的哨兵》（注1）这部戏。1963年2月16日，中央军委通知调《霓》剧去北京演出，周恩来要看这部戏。1963年11月29日晚，**还在北京怀仁堂看了《霓》剧专场演出。
1969年初，王必成由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调昆明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司令员。“文革‘期间，王必成可谓“虎落平阳”，受到不公证的诬陷。1979年初，王必成恢复工作，任武汉军区司令员。1983年2月，中央军委恢复了王必成的名誉。1989年3月13日，王必成因病医治无效在南京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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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霓虹灯下的哨兵》以建国初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转折为背景，描写我野战军的一支英雄连队，在刚刚结束了解放大上海的英勇战斗之后，奉命进驻南京路，在“十里洋场”眩人眼目的霓虹灯下担负警卫任务，进行着一场特殊的战斗。一方面，他们奋力找击帝国主义分子、国民党隐藏特务的破坏活动，一方面，坚决抵制南京路上香风毒雾的侵蚀，从而有力地突出了我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的重大主题。
解放不久，曾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的上海，新旧势力正展开着激烈的较量。以国民党特务马处长为代表的反动势和，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化名“老K”，转入地下，**着反革命两手，妄想“让**红的进来，黑的出去”，“不出三个月就趴在南京路上”。除了尖锐的敌我斗争，还存在着种种人民内部的矛盾。斗争的严重性还在于，这些错纵复杂的社会矛盾，也渗透到了部队内部。三排长陈喜经不住糖衣炮弹的袭击；新战士童阿男带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入伍，受了批评后竟开了小差；赵大大看不到这是一场无形的战斗，对“站马路”思想不通，一再要打背包上前线；连长鲁大成也一时不能适应新的斗争形势，认为“南京路不能呆”。是倒在南京路上，还是改造南京路？剧作者以强烈的戏剧冲突反映这场战斗的时代色彩。作为当时整个中国的缩影，南京路上的胜利，形象地说明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革命者已经牢牢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用改造了的自己去改造社会”。它雄辩地告诉人们：革命者只有拒绝腐蚀、永不沾，永远保持优良的革命传统，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与时代同步前进。因此，它虽然反映的是建国初期的部队生活，但其思想意义却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
剧本生动地塑造了连长鲁大成、排长陈喜、班长赵大大、新战士童阿男等部队指战员的艺术形象，表现了他们鲜明的个性。其中，陈喜是揭示剧作主题，有着决定意义的一个人物。在拿枪的敌人面前，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他与鲁大成一样无愧于英雄的称号。然而，在灯红酒绿的环境中，面对香风毒雾，他却显得迷惘，变得脆弱起来，逐渐失去了抑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能力。他对妻子春妮的冷漠，对“上海兵”童阿男的放纵，对战友赵大大的冷潮热讽，对连长和指导员批评的耿耿于怀，对阶级敌人警惕性的松懈，等等，均出自于同一根源。在战友的关怀和现实斗争的教育下，他才恢复了英雄的面貌，表现出既敢于对敌斗争又勇于自我思想斗争的勇气和气魄。阿喜的变化具有丰富的意义。首先，它说明了人民战士应如何面对革命胜利的考验问题。在胜利面前沾沾自喜，松懈麻痹，必然会走向自身的反面。其次，它说明了人民军队在新形势下如何防微杜渐的问题。只有加强部队内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才可能及时地使那些意志薄弱者迷途知返，重新走上革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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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军首任军长成钧1：造化
二十五军首任军长成钧
将军是为战争而生的，但将军向来不嗜好战争。战争是灭绝人性的猛兽，因此战争不是将军的首选；但战争降临将军身上时；需要将军有当“敢死队队长”的勇气。这种勇气，谓“胆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五军首任军长成钧将军的一生，始终保持着这种胆量。
节一造化：余秋里的左胳膊换回了成钧的一条命
1911年6月19日，成钧出生在湖北省石首县横堤垸村。1930年6月，成钧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到了1935年夏天，他已是红二军团第六师十八团团长。红十八团是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也是红二军团的“拳头”部队，团政委是余秋里。
1935年12月，贺龙指挥的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红二、六军团是红军长征的最后一支队伍。成钧和余秋里率领的红十八团，一路上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死打苦拼，左冲右突。
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进至贵州境内的石阡县城附近，即将进入乌蒙山时，贵州军阀王家烈则在此构建了一道坚固的封锁线，一个榴弹炮营扼守在乌蒙山的咽喉要道上。能不能越过王家烈的榴弹炮营，关乎红二、六军团生死存亡。
成钧说：“华山一条路，打掉炮楼子。”
“要得！”贺龙转身对成钧说：“由你开道！今天夜里，你就去把这几个乌龟壳给我敲开！”
成钧受领了命令，举起望远镜察观攻击目标。贺龙将自己的高倍望远镜递给成钧：“用这个，看得清楚一些！”
成钧用贺龙的望远镜，将王家烈的榴弹炮营的大炮楼拉到了眼前。望远镜死死抓住城东的四座大炮楼不放。不太会儿，成钧咧嘴一笑，“老天爷要落雨啰！”说完，他将望远镜归还了贺龙，跃身上马。
贺龙抬头望了望，乌云在翻滚。贺龙知道成钧的潜台词：老天爷保佑你这条“活龙”哩。贺龙撸了一下浓密的唇须，说了句：“这小伢崽！”
当夜，成钧与政委余秋里带领红十八团两个营，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了石阡城东的四座大炮楼下。当战士们进入位置后，成钧一声令下：“打！”此时，老天爷似乎在助威，雷鸣电闪，伴随着手榴弹的爆炸声、机枪的扫射声，响彻山谷。王家烈的封锁线在指战员们的强攻下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红二、六军团顺利进入了乌蒙山，占据了主动地位。尾追贺龙部的国民党中央军万耀煌纵队，一时晕了头，火急火燎地跟进了乌蒙山。贺龙来了一个“回马枪”，布下了一个“口袋”阵，让万耀煌纵队的士兵往里钻。
红十八团的任务是扎“口袋”。众所周知，负责扎“口袋”的部队风险大，如果扎不牢，反而会被“吃掉”。因此，扎“口袋”的部队都是打硬仗的部队。万耀煌看到自己的纵队中计了，立马下令后撤。可哪里还来得及，成钧揪紧了“口袋”口，死死不放松。成钧还从隐蔽部跳出来，站在高坡上，大声呼喊着指挥部队歼灭万耀煌纵队。
成钧的举动引起了万耀煌纵队士兵的注意。溃退中的机枪手，移动了枪口，对准了成钧，扣动了板机。
说时迟，那时快。团政委余秋里凭着战场经验，大喊一声“危险”，并迅速伸出左臂一把将成钧钩回隐蔽部。就在这生死攸关的一瞬间，余秋里的左胳膊被子弹打穿了，露出了骨头和筋腱，当即垂落了下来，血流不止。
“老余，老余呀……”安然脱险的成钧扶起血染征衣的铁肩搭档，哽咽而呼。
余秋里因失血过多，疼痛的一时开不了口。简单包扎后，余秋里对成钧说：“我不要紧，你一个人好好指挥吧！”
成钧失声痛哭着指挥红十八团，把万耀煌纵队的两个团扎在“口袋”里“吃掉”了。然而，因长征途中缺医少药，余秋里负伤的左臂伤口严重感染，不得不断臂保身。后来，余秋里成了独臂将军。
乌蒙山区的“回马枪”，让尾追红二、六军团的万耀煌、樊蒿甫、郝梦龄三个纵队心有余悸，不得不放慢尾追的速度。而红二、六军团则加快了节奏，时而东进，时而西下，时而南调，时而北上，把国民党军拖得疲惫不堪，晕头转向，而贺龙指挥的红二、六军团最后杀出乌蒙山区，达到盘县，最后爬雪山过草地，直到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成钧率领的红十八团抵达宁夏的将台堡，结束了历时近一年的长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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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二胆量：让地主的儿子当**的游击队队长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从延安抗大挑选部分学员到一线去抗日。1938年1月；成钧从抗大军事队中被挑选出来，担任新四军四支队第八团一营营长。
成钧到八团一营后，忙办两件事：一是训练，二是扩军。训练是为了打日军；扩军是为了壮大自己。由于成钧在红军期间有扩军经验，到1939年年初，一营一下子招到了1000多名新兵。成钧自留200名新兵，其余的给团里送去。没有想到，团里把新兵退了回来，说是上级有指示，随意扩大队伍会破坏统一战线。
成钧说：“扯谈！朱老总说过，你太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