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室还没通知，但凭自己感受说，北京全市震感都厉害，这个地震小不了、也远不了。
接着，马局长就问：“这是不是你那天晚上汇报的那个地震”我思索着、谨慎地回答：“应该是吧。”他又问：“那为什么不通知大家”我小心地说：“我那天晚上汇报的不是正式预报意见，只是会议上讨论的情况。不能通知。”其后，我汇报了相关情况。
县委常委们都没说话。崔书记就说：“咱们听上边的。你们县地震办公室勤问着点儿。有情况马上报告。”
采育镇位于凤河中段的河东北岸。凤河是大兴县东部自西北向东南流淌的一条河。县里来的公路在采育镇口过桥穿镇。公路过桥前，有很长一段与凤河平行，河边依依垂柳一排排、一行行，给公路提供荫凉，给镇子立了一道屏风。今天，给马局长和我却是一个震惊。
到大兴工作虽仅两个多月，我已来过两次采育。镇上有个采育中学，位于县里来的公路在采育镇口过桥后的北边河岸上。中学建立了一个业余地震测报小组，在一位叫宫朝月的物理老师的带领下，业余地震测报活动搞得很有起色，不仅设置了土地电、土地磁、水位等观测手段，还发动学生搞动物宏观观测。这个小组是全县群测群防的骨干。
地震发生后，到我离开县城，许多业余地震测报小组都给我们县地震办打过电话，就没接到宫老师的电话，不知采育的情况。
吉普车在采育桥西头戛然而止。
桥东一片混乱：沿河的一些房屋，有的已整个塌倒、有的房角垮落、房顶塌落、门窗玻璃碎落；嘶哑喊叫的声音此起彼伏；房前屋后废墟上、公路上灰尘飞扬、人影攒动。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地震现场，还不是极震区，就已使我震惊不已。
过了桥头，一群慌乱的人哭喊着、抬着一个被褥卷从一条小巷里出来。我们赶快让到一边。这群人后面，几个人喊着“马局长”朝我们跑来，其中有宫朝月老师。他们个个蓬头垢面、人人悲情流露。为首的抓住马局长的手，连说着：“惨哪，惨哪，太惨啦。”马局长让他慢慢说。
为首的一边带着在镇上察看，一边汇报已了解到的灾情：灾重的就是镇上。尤其是沿河岸的房子几乎全完了。据刚才统计，伤亡已有14人。
此时，宫老师来到我身旁。我问他，“你们怎么不给县地办打个电话”他赶紧告诉我：“断啦，通讯全断啦。”他指着为首的低声说：“那是采育公社书记。他说的那些死的，有的真不值、真冤。”
他讲了两个死亡者的例子。一个人是大震时房子没倒，已经跑到了院子里，一看自己没穿衣服，又回屋去取衣服，刚进屋，房顶就砸了下来；另一个人是房屋倒塌时，他已到了院子里，如果就待在院子里也不会有事，他却还往大街上跑，通过窄巷子，让院墙和落瓦给砸死了。都是缺少地震知识和防震常识。我问宫老师测报手段的情况。他眼圈红了，让我跟他去了学校。
穿过挤满避难人群的操场，宫老师带我来到原来的观测室，已成了一片废墟。几个学生正在挖掘、清理观测设备和资料。宫老师告诉我，昨天，观测土地电的微安表的指针一直不稳定，晚上，指针抖动得把微安表打坏了，原计划今天进城去修理的，这回连房子也毁了。看来昨天土地电不稳就是前兆异常啊。我一边让他把资料抢救整理出来，一边跟他商量赶快恢复观测。
回县的路上，我们心里都沉甸甸的。其时，我们还不知唐山发生的更大的灾难呢。马局长问我：“采育破坏这么重。青云店离它那么近，也看不到什么破坏。为什么”我想了一下，回答了三条：一是从国家地震局发的“京津唐张震中和地质构造图”看，采育镇有一北东向断裂通过，且是拐点，应力易集中；二是河岸上建房，基础差，遇震易遭破坏；三是采育那些破坏严重的房子有的本来就破旧，有的建筑材料太差。马局长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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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我在大兴3连载：唐山大地震亲历记作者：冯骥才，陈建功等出版社：团结出版社将近九点，我们回到县里。此时，天开始下雨了。我直奔办公室。刘永凤同志还在忙碌地接打电话。没等我问，她就告诉我：“上边还没通知三要素；郑主任和县领导都下乡看灾情去了，让咱们盯着电话，知道哪儿震，赶快报告；还让你随时准备跟县领导下现场。”
我想，还是得先搞清地震的情况，但市地办的电话总占线，我就问其他区县地办。从通县知道，它们西集公社死了不少人。又从平谷知道，市革委会领导往他们那儿去了。震中在平谷有可能。历史上，那里发生过八级大震啊。但这次还没听说死人。这地震到底在哪儿多大太可怕了。
刘永凤同志抓空又告诉我：“你爱人背着孩子已进城回家看你们老人去了。下雨了，我们让她别走。她还是走了。”我知道，妻子一是怕她和儿子在这里，我工作不踏实；二是怕我不放心在北京城里的老人。我很感激她对我工作的理解。
午前，市地震办公室和县政府办公室几乎同时通知，地震发生在唐山，震级78我半天说不出话来。唐山竟然是在唐山一周前我刚刚离开的那座重要的工业城市。接近八级的地震是特大地震，对于城市是灭顶之灾啊
雨越下越大，各公社的灾情不断传来。除采育死了人，其他公社还没有，但报来了大量的房屋破坏、院墙倒塌、喷沙冒水等情况。我们就上报县政府办公室和市地震办公室。由于没有交通工具，远处情况无法自己去落实，只好电话请临近地震测报小组去落实。近处，我和从家赶回县地办的王春圃同志骑自行车去落实。
那时，大兴县城范围不大。骑车一会儿就出了城，但大雨之下的乡村土路泥泞不堪，自行车常常沾满泥浆无法滚动，只好车骑人了。临近县城，房屋破坏虽不严重，但农民们没人敢进屋。大雨中，他们挤缩在刚刚搭起的简易棚下。最严重的是广阔的庄稼地里，已积了没过小腿肚的水、还未成熟的青玉米周围盖上了厚厚的黄沙，一个个喷沙孔四处遍布，沙水混合着从地下涌出。
就是站在县城西临卢城公社的这样一片水汪汪的地里，我和几个落实情况的同志又赶上了一次地震。先是听到低沉的隆隆声，我还以为是从地里上空通过的电话线通话响。还没抬头，脚底下就传来震动、紧跟着人就晃动起来了，眼前水面从西向东泛起波浪，那一个个喷沙冒水孔似乎获得了一股巨大的动力，大股大股地喷出沙冒水来。“又震啦，又震啦”大家纷纷嚷了起来。虽然嚷着，可谁也不敢乱动，直到大约一分多钟后，脚下不再感到震动了，我们才一步步挪出这片喷沙冒水地。雨，瓢泼似的下着，谁也不说话，却都闷头往县城走，任凭全身湿透，真是惊吓得不轻啊
回到办公室，看到电话机已挪到了屋门口，为的是一有情况，马上往院子里跑。我换了身干衣服，又来守电话，替下仅剩一人看家值班的刘永凤同志。她爱人下乡了，只好把刚一岁多的孩子带来了。这会儿，下面询问、报告的电话又多了。报告房屋破坏的多了。
天黑后，知道了刚才那个地震是在滦县，还是唐山那块儿，震级是71虽然震级比主震小，对我们这儿影响可不小。本来因下雨，已回到屋里的人，这会儿宁可淋雨，也不回屋了。
市里、县里都下了紧急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各单位组织大家避雨防震。各级各部门的工作逐步开展起来了。一批批县委县政府的干部冒雨下了乡。县领导直接指挥我们县地办的工作，把灾情的收集、汇总、上报交给县政府办公室；县地办负责从上下掌握震情、组织群测点观测、分析、提出预测意见、落实宏观异常。大兴县进入了唐山地震抗震救灾令人难忘的日日夜夜。
这一天，我是第一次经历地震。从此，我与防震减灾结下了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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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震灾现场应急指挥1
连载：唐山大地震亲历记作者：冯骥才，陈建功等出版社：团结出版社张咏当时交通工具紧缺，没有移动通信工具、也没有设录像设备，更没有基于计算机平台的地理信息系统gis和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由于当时的科学技术现状，我们甚至都不能够及时为政府提供大地震的准确地点。“728”凌晨在市委紧急会议上，市政府领导期待而无奈的目光，让我一生无法释怀。
天津市于1975年5月在原地震队天津市地震办公室的基础上正式组建了地震局。一年后突然发生的唐山大地震考验了位于京津唐地区特殊地理位置的天津地震局。
我有幸参与了天津局的组建，作为第一届领导班子成员副局长，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在震后第一时间组织了地震队伍的应急快速响应工作，迅速去市政府汇报请示，并在数小时内迅速率队奔赴天津市重灾区宁河县卢台镇。在地震现场担任天津市地震现场应急指挥，坚持工作达一月之久。
6月25日赴云南龙陵地震现场考察1973年我参加工作三年，时年27岁，已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地球物理研究所，石油部641厂即现在的大港油田工作，3月间我来到刚刚组建不久的天津地震队，翌年担任副队长，从此在天津地震部门一干就是31年。
1975年建局后我分管预报监测业务和台站基建。那时候，蓟县、宝坻、武清、宁河、静海五个县刚从河北省并入天津市辖区，我负责在在五个县进行地震台选址和基建工作宝坻是在原地震台址扩建。我国地震部门成功预报了是年2月4日发生在辽宁海城的73级地震，给专业队伍和人们极大鼓舞，所以在我的思想上对地震预报并没有多大压力。海城地震主震前发生了520多次小震，“小震闹，大震到”，成为当时一种判断模式。后来残酷的现实证实海城地震成功预报仅仅是个别经验预报实例，时至今日我们距离地震理论预报和对于地震物理机制清晰解析仍然有极其漫长的道路。
1976年5月29日20时23分和22时在云南龙陵先后发生73级、74级地震，5月31日13时08分又在龙陵附近的潞西发生65级地震一次，我国地震界称之为“龙陵－潞西”地震，并判定为双震型，震前震后都作了较好的判断。当时“龙陵－潞西”地震把人们的目光吸引到了少数民族聚居的中缅边界的云南边陲。
天津市区域不大，但在“京津唐”地区所处的位置特殊。根据我市抗震、地震应急工作的需要，由我带队，抗震处刘毓琨处长参加，选择两名地震预报技术人员和两名抗震技术人员：尹伯忠、薛志照、樊效良、彭国杰，共六人组成考察组赴云南地震现场进行综合考察。
考察组6月25日飞抵昆明后乘坐云南地震局两辆吉普车在蜿蜒曲折的山路颠簸了三天两宿到达到西南边陲的龙陵现场。我们向国家地震局在现场的局领导和现场指挥部汇报了来意，随即划分小组开展工作，我们考察地形、地貌破坏、山体滑坡、塌方、房屋损坏等；会见了县政府和县地震机构负责人。最远处我们到达距缅甸仅一河之隔的瑞丽，实地考察遭到破坏的一个甘蔗制糖厂。每天晚上我们住在现场指挥部的帐篷里。龙陵现场的经历使得后来我在唐山地震时的宁河地震现场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同身受。
从现场回昆明的途中在澜沧江畔陡峭的山路上，我们乘坐的一辆吉普车不幸发生了车祸，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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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
白族简姓年轻司机给予及时救助，到保山后不得不停留数天，一是为伤员检查、诊治，尹伯忠同志伤势较重，军分区医院给了我几瓶当时改称“红药”的云南白药，二是等候交通工具。7月2日我们全体人员回到天津。
当时天津局对于“京津唐”地震趋势作过发生“45级”的预报，也有预报人员个人预报“京津唐”地区有发生56级地震的可能。那种估计距离实际发生的地震震级太悬殊了，因为唐山大地震从能量上相当于3万5千多个5级地震。
地壳孕育的巨大能量使得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正在步步进逼，终于在20多天后突然向我们袭来。
夜色苍茫雨纷纷唐山大地震突然袭来1976年7月28日凌晨，我在三楼办公室里睡得正香，房间墙角斜靠着几根基建用的钢管和角铁，这些铁器撞击声和楼房剧烈摇晃把我从梦中惊醒，我意识到地震了此时，楼内已断电，我摸黑披着上衣匆匆直奔二楼的震情值班室，得知3时42分发生了大地震，但是不知道震中地点。在摇曳的烛光中，大家紧张地忙碌着：接电话、找图纸。住在附近的职工很快赶到。电话源源不断打进来，震后约7分钟，我接到市政府当时称“市革命委员会”的第一个电话是市委书记解学恭同志打来的，询问地震情况，后来他又打来过一次电话。随后接到主管地震部门的建委主任杨拯民杨虎城之子的电话，询问震情。我如实报告说：“正在快速收集信息，地震地点、震情发展正在分析中。”我将干部职工进行分工，指定了临时负责人，组成震情信息、震灾情况和后勤安全三个大组，责成分析组组长张肇诚负责震情值班室电话和信息汇总。有的地震台站通信中断，下面的信息一时不能报来，剧烈震动又将地震记录仪器记录笔打出格，超出最大限幅，无法计算出地震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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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震灾现场应急指挥2
连载：唐山大地震亲历记作者：冯骥才，陈建功等出版社：团结出版社当时地震局局长林启予正在天津市北郊青光地震台“蹲点”指导工作，我责令后勤火速派车去接回林启予局长。
大约在凌晨5时许，我带领抗震处长刘毓琨、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杨**，驱车到市政府汇报。外面淅淅沥沥下着小雨，途中看到严重的房屋破坏和人员伤亡才骤然意识到情况极其严峻。我们开车来到位于和平区泰安道的市委和市政府所在地那座解放前建成的坚固的开滦矿务局大楼，在地下会议厅见到市委、市政府领导和各委办局首长，约30人正在召开紧急会议，这实际上就是天津市第一次抗震救灾会议，警备区部队首长也在场。
解学恭同志平静地询问了关于地震的情况，我如实把我们收集到的包括北京方面的情况做了汇报。至今感到羞愧不安的是：作为地震部门没有能够在政府最需要的时候在第一时间提供出准确的信息。
市委常委那次紧急扩大会议紧张有序进行，很快从铁路系统获悉通往唐山的茶淀车站破坏严重，综合各方面情况，判定这次大地震是在宁河到唐山方向。市委领导指示我们地震部门加紧工作。我根据地震局的实际情况和地震现场的需要，提出了两个请求：一是地震局机动车辆太少，二是需要提供无线电台支持，以解决应急通信问题。解学恭同志立即责成杨拯民主任和公用局也归建委分管刘肖岩局长派出十部吉普车到地震局待命；由人民防空办公室的张福恒主任调派两部大功率电台支持地震局。我们紧急返回地震局后，正值林启予局长从青光地震台返回，另一名从空军转业老干部、副局长黄若影也来到机关。青光地震台的赵慧君同志凭多年的观测经验，快速正确地判定出大地震的准确方位在唐山。林启予局长遂正式向市政府作了报告。我们确定了震中位置在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