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要求，你让你们的人都站出来，我让我们玉凤找一遍，找着了，就跟我们走，拜堂结婚；找不着，算她命薄，没和男人过日子的命。以后什么时候找着，什么时候再拜堂。” 队领导说：“她要是记不清，认错了人可怎么办？”小队长相信他们的玉凤是没有问题的：“这你放心，她不会认错的，我心里要是没有这个底，今天还敢来？” 小队长信誓旦旦地和队领导叫板。
“你就能肯定准是我们队里的人？就能肯定她认不错？”
“你是真能磨呀。你要是不相信我，那就让他们自己在你们队里找，找到哪家，就住在哪家，我们不怕丢人，你们也别怕丢人！”说完，小队长还真的要一走了之。
“别走呀，好歹在我这儿吃个便饭。”队领导说。
“先找人，后吃饭。现在吃什么？找到人要吃的是团圆饭！”
“要是找不到呢？”
“不可能！要是找不到，今后我不跨你这个门！”
这是两个队长的较量。
有句话叫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队领导现在是连招架之功都没有了。首先，是不是队里的人做的这件事，他心里没底；他更怕的是这位玉凤姑娘给他来一个假戏真做，那样的话可就有冤枉的有偷着乐的了，而且可能还会留下大的隐患。另外，要是不答应小队长的要求，这些农民兄弟还真敢挨家挨户地来个大闹地质队。传统方面的中国人就怕这样的事情和自己联系起来。今天这阵势，已经把不少人给震回去了，尤其是年轻人，谁还敢出来踩这个地雷？要真是让这个瓜女子给胡乱看上了，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没出息的臭爷儿们！”中年的老女人们瞪着眼睛骂。
“我要是男人，我就站出来，怕什么？”中年的小女人们瞥着眼儿骂。
“不开眼的，连个瓜女子也……”
“嗨，还管瓜不瓜的？关了灯都一样！”说这话的把旁边的人踢了一脚。
最后，队领导开了个会，还是决定集合起人来，让人家找。找到了，再验血鉴定，找不到，对方也就没得说了。经过一阵相互呼喊吆喝之后，队里的男人们聚拢到一起，让玉凤辨认谁是她孩子的爸。只见玉凤她甩着两个大*子，在这些貌似严肃心里却战竞竞的老男人和少男人们面前来回走动，她看谁都呵呵笑，她不像他们那么紧张，她笑得轻松，笑得开心。或者是内心里也有一种骄傲？或者是纯粹的傻笑？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她站在谁面前笑着不动时，谁都有一种要晕倒的感觉。最后，小队长领着玉凤和他的村民们走了。队领导刘书记说，我真怕她胡乱认上谁，那可怎么好呵。也有人说，给他们改良品种应该感谢才对，我看那孩子长得还真好。于是就有人接上去说：“看来这事儿是你办 的？”那人便又马上反驳：“是你办的！”听的人们哈哈大笑。不过那孩子长大以后还真是聪明，他曾经和地质队的人学下象棋，后来居然比谁下得都好。再后来就成了他们村的小队长（后来叫村长），领导村民垦荒植树、大搞经济林，还真的把那个穷山沟改变了一下。这话就又扯远了。
单说玉凤她们在回程的路上正碰上一个集市，各式各样的小摊儿使得本来就不宽阔的公路更加狭窄，人们肆无忌惮地在公路上挤来挤去，买东西挑拣的、不买东西闲转的、提着公鸡喊价钱的、指着筐里的土豆吆喝的，把个小小的集市硬是给烘托出了一派热闹非凡的气氛。任何通过这里的车辆都只能在人群中极其缓慢地挪动，所有的司机在这个时候都是干着急没办法，他们只能是不停地按喇叭，但反馈回来的却是：“急你娘的甚？”就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只见玉凤在牛车上正指着迎面走来的张文光“哎哎”地大叫，有手疾眼快的，早已把张文光拉到她的跟前。不容分说，张文光已经被按在了车上。原来张文光几个人是刚刚从汽车上下来的，他们是要回队部去，遇上了集市，下车走几步，也顺便看看。和张文光一起的三个人发现了他被农民按在了牛车上，就知道没有好事情，他们赶快就过去想要把他“救”下来，可是没有达到目的。双方撕扯了一会儿，有个工人还挨了打，无奈玉凤那边人多，就算是把张文光给撕烂了，他们也不可能把他拿到手。再说了，玉凤那边是死心塌地地不放人，而地质队这边却是可要可不要，因为张文光毕竟是个专政对象，没人为他再多费力气，要不回来就要不回来吧，没办法，人都挨了打了，也算是心到神知，只能向队里汇报，让领导出面解决了。
于是地质队里便传出了“张文光被招亲了”的说法。有说他“人老心不老！”的，也有说他“找谁不好非要找个瓜女子？”的，当然更有人说“这就叫反革命，这就叫人还在、心不死。这就是活生生的阶级斗争！”
“这不可能呵！”刘书记听完几个人的汇报后肯定地说。
“我们可不敢瞎编呵。”
“你们就不会把他给拽下来？”
“不行呵，他们人多，我们不是人家的对手。”
“刘书记，这事还得您出面解决。”另外一个在一旁说。
“我可告诉你们，你们谁要是再闹出这种事情来，自己解决！”书记现在是迁怒于人。
“我们不会的，我们不会的。”这几位被书记教训了一顿都没趣地走了。
说是说，刘书记也只是一时的气话而已。哪能真的不管呢？再说，从心底里他就不相信张文光能干出那种事情来，况且也没有任何机会呵。他决定带几个小伙子去，以防不测。
刘书记他们去的时候集市已经散了，所以，一会儿的工夫就到了，他们和玉凤的牛车队伍几乎是同时进村的。只见农民们拉着张文光向坡上玉凤的家里走，小队长也十分得意地向专程赶来的地质队的领导和同志们表示欢迎：“我说你们不能不来吧？这是咱们共同的好事情！来，快坐下。”他说着招呼人：“快给地质队的领导倒水！”
“哎！你慢点儿。我是来要人的。”刘书记急忙说。
“要谁？他是我们的女婿！这儿就是他的家了！”
“他是个专政对象，又那么大年纪了，他不可能干出那种事情来。”刘书记解释着。
“怎么不可能？哪个中央领导说过反革命就不能生娃来？”小队长说话时的那种声气才是气人呢，他是专门这么表现的。他还拿出一支香烟来慢慢地点着，有点儿洋洋自得。
两位领导又开始了唇枪舌战。而且这回小队长是得理不饶人了，又是在他的一亩三分地上，哪能让对面的这么几位来客占据了上风？
他们这儿怎么个说法我们暂且不管，还是看看屋子里面到底又发生了什么？
原来，在玉凤家的屋子里并没有像外面那么紧张的气氛。玉凤一进屋就把孩子丢在了炕上，她便在炕的里面抱出了一个口袋，她大臂一挥分开了正在炕上按着张文光的几个人，把口袋放在了张文光的面前，“哎哎”地边说边用手比划着。大家都不知道她的意思。只听玉凤她娘解释说：“前年的时候老张在我们这儿呆过，他看玉凤不会种包谷，就教她，玉凤就是跟老张学会的种包谷。那年收成了以后，玉凤就专门留出了这么一口袋。只是老张走了这一两年一直都见不着，所以，玉凤就这么一直保存着这口袋包谷。”大家如梦方醒，原来玉凤是要报恩的。这使得张文光有些感动，这多年来，他还是第一次受到如此的礼遇，对他来说已经非常不习惯。张文光一边谦让着一边向门外走。
“玉凤还真知情知意呵。”
“怪不得在车上时玉凤就拉我的手，不让我按他，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呵。”农民们七嘴八舌地说着走出了玉凤家的屋子，有的蹲在一边抽烟。
小队长朝坡上望去，见人们正在散开，便急忙向坡上跑，他要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在玉凤家的屋子里呆了一阵子，然后提着那口袋包谷出来，他招呼大家聚到一起说：“乡亲们，地质队的领导，大家听好，我们玉凤知恩图报！两年前老张教会了她种包谷，她要送老张一口袋包谷表示感谢，这是我们和地质队友好的见证。”小队长显然是要挽回他的面子。他亲手把那口袋包谷放在了吉普车的后备箱里，并催促司机去开车，挥手和地质队的同志们告别。
关于“张文光被招亲了”的谣言还没有被大范围地传开就不攻自破了，但是这件事情却在地质队里流传了很久，因为人们关注的不是结果，而是这个异样且热闹的过程。
苦中求乐
纷乱的*也没有放过远在山沟里的地质队。一夜间，主要领导都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斗领导是*的一绝，这是历次政治运动所没有的。都号称是毛主席的红卫兵，都说自己是真正的革命派，一时间还真搞不清是谁在真正地保卫毛主席。先是文斗，吵吵嚷嚷的胡乱指责；后来有的地方就开始了武斗，开枪放炮出了人命。张文光当然也要被批斗，这是不成文的规矩，他已经是老“运动员”了，每逢运动就不会放过他，他也已经习以为常了。不过，*期间的批斗可以说是花样翻新，有的被戴上高帽“游街”，有的被两个人在后面提着胳臂压着背，叫做“喷气式”，有的被直接按倒跪在地上，美其名曰“向人民请罪”，还有就是几个人围成一个圈子，被批斗的人在中间被推来推去，叫做“清醒清醒”，总之是什么样的整人方法全都想得出来。这种状况大约在1971年*事件以后才基本收敛，大约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人们开始对这场*逐渐有了新的审视。后来到局里出任局长的邓金海同志就曾经领教过这些手段。那时，他在甘南的一个地质队当队长，有一天被造反派叫去； 好好地被“清醒”了一顿，他被推来推去地直到昏沉沉地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为止。“清醒”他的人都走了，只剩下他一个人在地上躺着。正赶上开山放炮，他的头部又被飞过来的石块打中，流了不少血。幸好被路过的好心人发现，把他背到医院，缝了好几针，才算是拣回了这条命。
张文光当然也是要领教这些新花样的。除此以外，他还比以往多了一项任务，那就是背诵《毛主席语录》。这对他是不成问题的，他比有些批斗他的造反派背得还好。搞得那些造反派头头恼羞成怒，然后把他大骂一顿：“你还真是刁钻呵！怪不得调查了半个中国都没把你调查出来，你埋得够深呵！”
“告诉你，你那个魏世成早就死了！你是没指望了！”他们只嫌不解恨地说。
不料想，此话一出，张文光立刻两眼发直，完全成了一个呆人。批斗他的那些人也傻眼了，急忙把他架回去，他们怕他死在他们手里，因为那就会偷鸡不成反蚀把米。从那以后，张文光一连好几天嘴里不停地念叨：“我们后会有期，我们后会有期。”有人说他受了刺激，有人说他已经神经了。几天的工夫，他消瘦了不少，两只眼睛明显地陷下去许多。人们常说，人总要有一个精神力量来支持，一旦这个精神支柱没有了，这个人也就垮了。就好像一个濒临死亡的老人在等待他儿子的到来，你不告诉他，他还能坚持，可是假如你告诉他：“你儿子来了。”他立刻就会撒手人寰。张文光还好，他终于还是挺住了。可是“魏世成早就死了”？他怎么能接受呢？这个消息把他折磨得头脑要崩溃。刚50岁出头的人，看上去已经像60多岁了。
可数的日子过得就是要快一些，一晃儿几年过去了，杨义大学毕业带着对象回到了地质队，他的对象和他是同学，他们都分配在了地质科，两年后他们完婚。
冬去春来，光阴荏苒，张文光已经是五十六、七岁的人了。他不时地寻思着孩子的婚事。胜利还好，男孩子嘛，还不算太大。可女儿秀如的婚事一直是张文光的一大心病。那年头，或是出身不好、或是父母有政治问题的孩子要想找个对像都是困难的。偶有不嫌弃她出身不好的，一般都非残即瓜。可巧，队里一个中年钻探工的妻子和她一起在食堂干临时工，得了胰腺癌，她去世前的遗言是让他男人非张秀如不娶。她认定张秀如是个善良、能干的好女人，一定能对她的男人和孩子好。一年以后，有人帮这个忙，说这位钻工如何如何的好，说他那个孩子如何如何地听话，说才是个二年级的小孩儿就在学校当上了中队长，他奶奶可高兴了；还说那孩子可喜欢他这个张姨了，老跟他奶奶说张姨好，以后改口不改口的都行，只要和和气气过日子，只要孩子听话孝顺，比什么都强。张秀如觉得自己也不可能再碰上什么好茬儿了，只说让她爸做主。当媒人的大都有这个分析能力，她已经知道女方是同意了，于是就去找张文光说。张文光还能说什么？孩子已经30多了，又是女孩子，别说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在大城市也算得是大龄青年，甚至是所谓的“老姑娘了”。想想那位钻工，见过的，人也还可以，是个老实人，他不想因为他的原因再耽误孩子了。于是他说，只要人好，只要秀如同意，他没有意见。这话一传出来，这事情就算是成了。自然有人半玩笑半羡慕地对这位钻工说：“老郝呵，你是有福呵，又娶了个黄花大闺女，够美的吧？”老郝却慢慢地说：“人家不嫌咱，他对我儿子好。”那人又说：“你儿子算个屁！那是想对你好，找不到机会。”工人们还就结婚仪式展开了讨论，关键的问题是革命的钻工女婿能否向反革命的岳父低头鞠躬。问题反映到了队领导那里。队里当时的领导班子是时髦的三结合形式。林队长是新上来的年轻干部，他认为应该把张文光调开几天，让他到其他地方随便干点什么都行，这样避开最好，省得把革命群众和反革命分子搅和在一起。刘书记是被结合的原来班子里的人，他则认为张文光的事情一直没有定论，婚礼这事也不应该太强调政治，既然老郝要娶人家的女儿，就不应该回避人家这个老丈人，还是应该让张文光参加婚礼。军代表说：“还是要重在表现，如果张秀如立场坚定，她就不会让张文光参加。”
张文光到底还是参加了秀如的婚礼，那是秀如坚持让她爸参加的，其他人的讨论都一律作废。不过，他只是少许呆了一会儿就早早地离开了。婚礼办得挺热闹，队领导、职工、家属都参加了，抽烟的、喝茶的、吃喜糖的、喊叫让新郎新娘亲嘴儿的，叫叫嚷嚷热闹非凡，在这个山沟里也算得上是难得的场面了。有人专门扔喜糖逗孩子，引得孩子们前后跑着抢喜糖吃，有一个孩子正好撞到了放鞭炮人的手，差点儿把一个二踢脚扔到人群里。
这个婚礼的另一个特点是送毛选（《毛泽东选集》1—4卷）和《毛主席语录》的特别多，他们后来清点了一下，毛选有16套，语录有12本。那年头结婚送礼都时兴送这个，为的是祝福新人紧跟毛主席干革命。可是收礼的人就收成了负担，不知道怎么处理才好。弄不好还要落下一个对毛主席著作不尊重的罪名。
没有不散的宴席，没有不分别的聚会，热闹之后就是沉静。张文光心里当然是高兴的，只是在高兴之余，他又进入了沉思。他时时想念远在天边的妻子和儿子。这是他的一块心病。今天夜里他又思绪万千了。他在向远在天边的秀子诉说着，他说秀如出嫁了，嫁给了一个老实人，他说胜利还没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