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帝国- 第37部分

　　　　“你要夺取政权，要死多少人？可你夺取了政权，要清理内外的反对势力，要贯彻统一的意志，就要建立你所说的雅各宾暴政。可你又如何保证，你这些建立和维持暴政的同志，不会受到权力和诱惑和物质**的腐蚀，变成新的官僚和压迫者？”郑宇摇了摇头，“正如你之前关于权力者的判断，英国人也说过，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化，你这个暴政，这个用来主宰一切，决定一切，直接代表国民整体意志，可以对一切‘反革命’采取**的政权，又如何规避这些人性上的问题？”

　　　　“你知道儒家为什么教育了几千年，中国别说普遍道德水准，就算是考出来的最有教养和学问的儒生，也距离大公无私的道德圣贤差着十万八千里吗？你和他们在犯着同样的错误。”郑宇说道，“你和儒家都认为人性本善，精神上的高尚压倒其他一切，是人的最本质的精神，可这已经被历史证明是错的。其实人之初，性并不本善，在这一点上，卢梭也错了。其实人性本私，人最根本的特性是自私。在这一点上孟德斯鸠看的比较清楚，所以他提倡三权分立，提倡制衡。你可以仔细看看美国宪法，你就会清晰地感受到这种立法精神：人性本私。而他们不认为这种私可以被消灭，被解决。所以他们采取制衡的办法，让这种私不至于妨碍到他人的利益，不至于损害社会的整体进步。”

　　　　“而这种人性，是超越你所谓的阶级性的。他并不因为是农民而自然变得美好，也不因为是地主而自然变得丑陋。人，首先是人，其次才是他所处的社会地位。认为贫穷就是美德，富裕就是罪恶，崇拜穷人，认为穷人是圣人，这是一种脱离实际，自欺欺人的呓语。中国有句古话，叫穷人乍富，而你所说的大公无私，最为美德的农民阶层，到底能不能抵抗权力和物质的诱惑，只要看看中国历次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的故事，就已经清清楚楚了。”

　　　　“我相信，人定胜天。”瓦西里耶夫摇了摇头，“人性中有生而卑劣的一面，也有生而高贵的一面，所以我们要改造他们，教育他们，要逐步消灭恶的方面，培育善的一面。如果某些人不能改造和教育，就坚决地清除他们。尤其是我们的政党，我们的政权内部，只要有**分子就坚决清除，毫不留情。”

　　　　“可**分子不是摆在大街上**裸给你看的，”郑宇说道，“他们嘴上的革命口号可以喊的比所有人都激进，他们用各种手段把周边上下左右的人都买通了，组成了牢固的保护网，而你的专政对象，所谓的国民，敢于对抗，就会被扣上反动的帽子送去枪毙。”

　　　　“我们可以广泛发动群众，进行直接监督，任何人都可以向上级部门告发，凡是积极告密的，就可以获得奖励。”瓦西里耶夫毫不犹豫地说道，“我们还会组建各级监察部门，严密监视一切不良倾向，监视官员的动作，也包括国民内部可能的变节腐化分子，确保这些病变被及早扼杀。”

　　　　“这个组建各级监察部门，似乎正是目前的帝国政府最重视的一项举措。”郑宇有些玩味地看向对方。

　　　　“对专政有利的监督手段，不管是谁发明的，我们都可以借鉴。”瓦西里耶夫点了点头，“不过，我们的监察体系和帝制政府完全不同。他们是压迫民众，我们是为民众服务；他们是束缚民众，我们是为了让民众获得最大的自由；他们是出于私心，维护自己的权利，我们是出于公心，是为了维护国民在国家的主人翁地位。”

　　　　“哦？”郑宇冷漠地看着这个人，最后一点残存的钦佩也已经荡然无存，“那你如何保证这些不受法律制约的特务监察机构，能够完全出于公心，像圣人一样行事？如何确保他们不会滥用权力？也许他们仅仅是为了表现自己革命的坚决来获得提升，就会随意诬告和逮捕别人，让所有人都不会有任何的安全感。”

　　　　“有民众的监督，”瓦西里耶夫说道，“他们监督别人，别人也在监督他们，而且我们有不同体系的监察机构，互相牵制。”

　　　　“那么看起来，你也懂得权力需要制衡。”郑宇微嘲地说道，“可你的制衡，只是一个集团内部的制衡，尤其是你建立的那个官僚机构，掌握了权力之后，一定会想方设法地剥夺群众的权利，通过反复的清洗让群众和政权的意志保持一致，什么群众监督，不过是笑话罢了。对你那个集团来说，你又让什么来制衡这个集团的所谓整体意志？站在这个集团最顶端的最高领袖，控制着手下的各种互相牵制的力量，可又有谁来制衡他？领袖个人，也要通过手下庞大的政权机构来统治，他不给这些人分润好处，这些人不会起来推翻他？”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化，对于这些人，难道就又不适用了？你所提倡的一切，雅各宾派在一百多年前都做了。”郑宇看着这个人，脸色平静，缓缓地说道，“既然你崇拜雅各宾，那我就和你说说雅各宾。让这里的人也听听，你奉为圭臬的理想政体，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瓦西里耶夫的目光一闪，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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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章　雅各宾主义（上）

　　　　“雅各宾暴政，或者用你的说法，雅各宾主义，是一种基于道德准绳，用道德取代法律，用整体意志完全泯灭个人意志，喊着平等自由而建立最严酷的恐怖独裁，用直接的恐怖手段消灭一切有可能对社会整体造成威胁的潜在危险的集权政体。”郑宇缓缓说道，“那是一个以革命的名义，用最高尚的道德口号，对人民犯下最大暴行的时代。”

　　　　瓦西里耶夫一字一板地说道：“雅各宾派，才是最坚定地推动法国大革命，把大革命推向**的伟大的革命中坚。他们大公无私，高尚纯洁，请你不要侮辱这些革命的先贤。”

　　　　“抱歉，我只陈述事实，”郑宇毫不退让地对视回去，“只许他们做，就不许我说？”

　　　　“在一**三年六月，雅各宾派发动广场短路，煽动巴黎市民直接包围国民会议，对实际承担临时政府角色的救国委员会进行改组而取得了政权，而第二年的十月被推翻。雅各宾专政是一种把恐怖统治正常化，系统化，宗教化的高度极权统治。他们认为，只有最革命，最纯粹，最崇高的人，才是革命者，也才符合国民的定义。只要和这个抽象的整体意志或者说最高意志有任何的不同，这样的个体或群体就应该**消灭。用当时雅各宾派的一句名言来总结：‘少数本身就是一种罪恶，而罪恶就应该被消灭。’”

　　　　郑宇的话，听在柯山的耳朵里，是那么的清晰和平静，可柯山的心头，却升起了一股前所未有，冰冷刺骨的寒意。

　　　　“雅各宾派的主要政策包括以下方面：第一，颁布各种政令，将恐怖统治合法化和规程化，规定被怀疑同情王政的人都可以直接逮捕并处决而无需审判；第二，对一切与对立力量有关联或发生过关系的群体，直接消灭。里昂是发生过王党与联邦派叛乱的城市。在平定叛乱时，巴雷尔声称要毁灭该城，并立碑为记，‘里昂曾向自由进攻，里昂已不存在’。救国委员会的特派员在里昂不加区别地枪杀居民，毁坏建筑，曾发生叛乱又一度被英国占领的土伦，被收复后也遭到惩罚，特派员在土伦杀死了大批叛乱者和普通群众。卡里埃在南特组织“马拉连队”，肆意搜查民宅，将数以百计的被捕者驱入河中集体溺毙或集体枪杀。类似事件，在雅各宾派统治时期，在法国各地都有发生。”

　　　　“第三，用道德准绳代替法治精神，把道德上升为一切社会活动的最高准则。在审判国王的时候，由于起诉国王本身违反法律，而国王也没什么罪证，圣鞠斯特就用一句话解决了这个问题：‘纯洁是人民的基本天性，罪恶是人民之敌不可避免的污迹。国王的辩护士们，你们要为他做什么？如果他是纯洁的，那末人民就是罪恶的！’”

　　　　“就这样，在雅各宾暴政之下，道德的准则成为指引一切文明痕迹的唯一核心，并且转而成为了束缚人们一切活动，语言甚至思想的绳索。雅各宾派时期，开始是禁止一切含有古典内容的戏剧，最终则是禁止了一切戏剧演出，禁止人们通过看戏而进行思考。家庭教育被认为不符合培养道德美好的新人，因此雅各宾派提出了新的公共教育议案，要求五岁的时候所有的孩子就要从父母身边领走交给国家，统一服装，统一教育，统一饮食，禁止吃肉，并完全隔断与家庭的联系，彻底成为新的人类，爱劳动，有规范，守纪律，与社会中‘已经腐烂’的那部分人类完全隔离。这还不够，圣鞠斯特还有一个更伟大的提案，对新人的教育一直到死，完全的斯巴达化，而且要求他们热爱沉默，只使用少量的词汇，只学习军事和农艺好或一门工业技术，农忙时必须下乡帮助农民，20岁到25岁参军作战；而女孩子10岁之后没有监护人的陪同不能公开路面。而且无论男女，每一个人到了25岁，就必须到神庙，向所有公众宣布他有哪些朋友，而他与任何朋友断交，必须向众人说明理由，否则就要受到惩罚！此外，一个人犯了罪，他的朋友也应受惩。因为他朋友不知情，等于说这个朋友在友谊中不受信任，也就是说，这个人没有朋友了，因此，他必须受惩！”

　　　　“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的。虽然有些地方似乎稍微激进，但这完全符合革命的精神。对旧世界和旧秩序摧毁得越彻底，革命的胜利才能越辉煌。而每一个公民都通过服兵役和劳役为社会整体做出贡献，这才能够保障民众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而您之所以反对这些，只能说明一个问题，”瓦西里耶夫轻蔑地看向郑宇，“像您这样高高在上的皇族，害怕革命的风暴，害怕民众的力量，你们是软弱无力的，注定要被清扫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就像路易十六国王和他的妻子，以及他那些可笑的奴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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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章　雅各宾主义（中）（第三更）

　　　　“殿下，请您继续说下去。”李达缓缓说道，脸色已经越发地凝重。

　　　　“雅各宾派的每一项政策，都建立在道德的制高点，用雄辩的语言和暴力的威胁来赢得支持，并通过各种手段煽动民众的狂热，来获得民众的支持。圣鞠斯特提出，在革命中，需要独裁者来拯救国家，但同时需要监护者来拯救道德。他提出所有的方面都要选举出监护者，每年由众人评议，这些人重点监护官员，军官和议员的道德行为，一旦发现**，立即撤换。他们认为，权力需要制约，但制约的力量是道德，而不是权力。”

　　　　“针对已有的成年人，雅各宾派，尤其是罗伯斯庇尔推行了庞大的计划，他创造了共和历法，推行全国地名大修改，推行语言改良，甚至人的名字的大改进，文学和舆论彻底地平民化，粗俗化，并且创造了一系列的重大节日，反复激发民众的理想精神，十天一大庆、五天一小庆。节庆的主题设计由罗伯斯庇尔亲自过问，节庆活动通常都设计成民众大游行，人人都必须参加，并必须按照行业、性别、年龄排成行列，井然有序地通过广场，用这种人工营造的宏大场面来迷醉民众，让他们沉迷于革命的宏大和辉煌，从而让他们喜爱上革命本身，而不是革命真正的目的。”

　　　　“是教育群众保持革命的热情，而不是麻醉。”瓦西里耶夫插嘴说，“革命最要紧的是坚持。因为革命是考验人性的，是要让人在革命中不断成长，成熟，克服掉内心中的缺陷，成为意志坚定，从自发到自觉的真正的革命者。”

　　　　郑宇扫了他一眼，嘴角露出一丝轻蔑。

　　　　“罗伯斯庇尔废除了基督教，建立了‘最高主宰教’，把虚幻的最高道德变成宗教偶像，并且主持了最盛大的开教大典，广场上堆起巨大的假山，假山下50万人盛装游行，五彩缤纷的仪仗，狂欢忘情的呼喊，使任何一个参加者终身难忘。”

　　　　整个房间里死一般地沉寂，只有郑宇的声音在回荡。

　　　　“人的日常生活完全异化，1793年，法国人的一切生活都成为‘革命的’，人名从皮埃尔变成了马拉，或自由，或平等，在一切的家具用物上，都写满了口号，‘为国家而死，无上光荣’，‘我们情同手足，祖国永存’，‘只有心灵的高尚，没有高贵的阶级’。每家的墙上，无论多么家徒四壁，一定挂有大幅的革命宣传画，神龛里有革命先烈的石膏像。所有人都头戴小红帽，身穿木鞋，忙于参加各种革命活动，连扑克牌的头像都换成了革命人物。去参观断头台杀人，被称为‘红色弥撒’。”

　　　　“革命的威力，只有通过这样直观的形式表达出来，才能更好地被群众所感受和认识。”瓦西里耶夫插话道，“这正是革命的伟大之处，可以让国民发自内心地热爱和崇拜。”

　　　　“发自内心？”郑宇冷笑一声，“民众的自由一项项被剥夺，到最后人们甚至已经没有了说话甚至思考的自由，在雅各宾暴政之下，语言的暴力成为最恐怖的武器。雅各宾派与他们的所有敌人都援引卢梭的权威作为理由，卢梭神话已经成为受教育阶层共同思想背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道德逻辑的独断性，之所以能够取代政治逻辑的兼容性，首先在于它获得了语言暴力。雨果长叹：‘从人嘴这个火山口发射出来的一切熔岩，最为凶猛地吞食掉人类的一切幸福。’在权威的语言引用中，人们丧失了自己思维的主动性，而沦为了权威语言的奴隶，政治异议者在走上断头台以前，早已经被语言暴力杀死了。在雅各宾派统治期间，民众一次又一次冲进国民会议大厦，大量焚毁书籍，一位前主教实在心疼这些文化精品毁于一炬，询问议会爱国者有什么权力烧毁这些从邻居家里抄检来的东西？而雅各宾党人平静地回答：‘烧就烧了，我们还有被伟大的共和主义者所写的书籍，比如卢梭。’”

　　　　“就这样，通过种种措施，原本自由的人，成为了暴政之下被饲养和调教的家畜。当时巴黎的报纸得意洋洋地说道：“人，仅仅是政府塑造的模样。在一个民主政体下，在一种如此纯洁的空气里，在一个如此美好的政府下，母亲毫无生产痛苦就生下了她的孩子。’”郑宇继续说道，“在这种高度道德化，语言程式化的背景下，政治规则已经完全演变成了摩尼教一般的黑与白：光明与黑暗不能并存，正义与邪恶不能兼容。政治斗争在教赎热情中转化为残酷的宗教斗争，道德理想流露出嗜血的疯狂。马拉就是其中最极端的代表之一，他在雅各宾俱乐部，安排人每天上台高喊：‘必须消灭阴谋家！’，他认为，‘真理、正义、贫穷、道德是在我们这一边的。有了这些武器，雅各宾派不久就可以这样说：我们一到，他们就不存在了。’他就是利用这种语言的暴力，不断地煽动民众的狂热，并且实际毁灭了法国的人权宣言，国民会议建立的宪政体制，把国家拖入彻底的暴政。结果，不堪忍受的共和派少女夏洛特�9�9科黛刺杀了马拉，并且在法**慷慨陈词，‘我是为了拯救十万人而杀了一个人，我是为了拯救无辜者而杀了大恶人，为了使我的国家安宁而杀了一头野兽’，而马拉的支持者则把她污蔑为保皇派，把马拉的心脏挂在雅各宾俱乐部，成为圣物‘美德的象征’，雅各宾派利用马拉遇刺激发的报复心理，进一步加强了暴政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