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约柜- 第17部分

　　　　我决定彻底调查这个问题。如果法拉沙人犹太教的历史确实不足2000年，并且的确是来自阿拉伯半岛，那么，一种表面上似乎可信的”文化确证”就被一笔勾销了，那就是：埃塞俄比亚与旧约时代的耶路撒冷之间具有直接的接触。同时，阿克苏姆是约柜最后安放地的说法，即使并非全不可信，也要大打折扣。

　　　　然而，这个新阶段的调查开始后不久，我就渐渐领悟了一点：学者们之所以一致赞同”也门论”，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够证实其他任何理论的证据。既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犹太教信仰无法通过其他路线进入埃塞俄比亚，也没有证据表明这种信仰是通过其他路线进入那里的。因此，学者们便倾向于认为它可能来自阿拉伯半岛南部，因为众所周知，历史上从那个地区还有向埃塞俄比亚的另外一些移民运动。

　　　　这种做法使我震惊，因为它在逻辑上是可悲的失误，其中，”没有证据”这是一回事实际上却被用来证明”没有”这是另一回事。让我再说一遍：问题在于，没有证据表明犹太教到达埃塞俄比亚的时间比学者们认为的要早得多，没有证据表明除了学者们认为的那条路线以外，犹太教还曾通过其他路线到达那里；但是，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实际情况不是如此。

　　　　因此，我感到这个问题的结论是开放的，若要得到满意的答案，就必须去研究法拉沙人的传说、信仰和风俗习惯，从中对他们的起源得出自己的结论。然而，我想他们的宗教仪式里很可能已经掺进了其他的东西，因为在20世纪这些仪式已经大量地暴露在了西方和以色列参观者面前。所以，我便去阅读一些更古老的文献资料，它们描绘了法拉沙人受到现代文化变迁污染以前的生活方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文献资料当中，竟有些是外国人写的，他们怀着促进文化变动的明显目的，到埃塞俄比亚去，其中主要是19世纪的基督教传教士。他们听到一些传闻说，阿比西尼亚有数目相当可观的犹太人，因此便急于去使他们皈依基督教。

　　　　其中一位传播福音者名叫马丁弗莱德，是个年轻的德国人。受”在犹太人中推进基督教伦敦协会”委派，他于1855年到埃塞俄比亚劝当地人改宗。他的著作阿比西尼亚的法拉沙人于1869年出版。

　　　　我在英国图书馆里找到了这本书，它已经磨损，显然经历了多次的辗转借阅。我很快就对其中的几段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作者在其中坚持说：至少在先知耶利米时代公元前627年前后，埃塞俄比亚就有犹太人了，也许从所罗门王时期开始那里就有犹太人了。弗莱德这个论断的部分依据是：

　　　　法拉沙人既不知道巴比伦法典，也不知道犹太法典，它们都是在犹太人被虏期间及之后编纂的。他们也不过普林节feastofpuri犹太人每年2、3月的节日译者注和神庙祝圣节，而我们时代的犹太人都庄严地保持着这些节日的传统。

　　　　通过进一步考察，我发现所谓”神庙祝圣节”dediple的正式名称是”灵光节”hpnukkah，其字面意思就是”供奉”。我认为，其中最有意义的一点是：这个节是公元前164年确定的，因此，公元70年以后定居也门的犹太人必定要过这个节。

　　　　正统的学者以前曾说服我，把法拉沙人看作由这些也门犹太人转变的埃塞俄比亚人的后裔，但这种观点现在却突然变得十分令人怀疑了。我想尽量清晰地表述一个见解：不过灵光节，从中只能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即法拉沙人必定是在公元前164年以前就获得犹太教信仰的，因此他们并非来自也门，而是来自另外什么地方。

　　　　接着，我考察了普林节。弗莱德发现，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也不过这个节。我了解到，这个节日至少在公元前2世纪就有了。的确，它的起源很可能比那个时期更早。它纪念的那些事件即犹太人免遭哈曼王计划的屠杀译者注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而我请教过的一些权威也认为，到公元前425年，大多数犹太人已经过普林节了。

　　　　由此，产生了一种有趣的可能性弗莱德本人就十分相信这种可能性在那个时期以前很久，也许是在公元前6世纪，法拉沙人就从世界犹太教的相关群体中分离了出来。

　　　　我现在越来越感到，阿比西尼亚人的传说和历史事实之间的鸿沟正在迅速合拢：基督诞生前500年，毕竟只是所罗门死后的400年。看来，越来越可能出现一种情况：旧约时代初期，法拉沙人的犹太教就已经进入了埃塞俄比亚而这正像国王的光荣和法拉沙人自己一贯宣称的那样。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其含义就十分明显了：退一万步说，门涅利克把约柜拐到埃塞俄比亚，这个故事值得我们以更为严肃的态度去看待，而不该以学术界迄今所允许的态度去看待。

　　　　在19世纪另一位传教士的叙述里，我找到了支持上述见解的进一步证据。那位传教士名叫亨利亚伦斯特恩，他本人就是一个改信基督教的德国犹太人。他曾和弗莱德一起在埃塞俄比亚工作和旅行，并于1862年发表了自己的著作漫游在阿比西尼亚的法拉沙人中间。

　　　　我阅读这部长达300页的著作时，渐渐对它的作者产生了一种厌恶。在我看来，他是个傲慢自大、残忍狂妄的劝人改教者，丝毫不尊重其传教对象的文化及传统。同时在总体上，我觉得他对法拉沙人的宗教和生活方式的描述也显得十分肤浅。这样一来，这本书读到一半的时候，我已经完全不耐烦了。

　　　　后来，我在这本书的第288页偶然看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斯特恩先用一段很长的话，论述了法拉沙人当中绝对禁止”与其他部族或信仰不同者通婚”，然后描述了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如何忠于摩西的律法，”它们是一些守则，根据这些守则，他们形成了自己的崇拜”，然后他说：

　　　　在中部非洲听说犹太人的祭坛和赎罪献祭，这显得很奇特然而，每个崇拜地的后部都有一小块场地，场地中央有一块巨石。潘祭的动物就在这个粗劣的祭坛上被宰杀，而其他一切献祭仪式也在此举行。

　　　　我对犹太教的一般了解在这个阶段至少可以说是非常有限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清楚地知道到一点：现代的犹太人已经不再以动物献祭了。我不知道在20世纪末法拉沙人当中是否还存在这种古风，但是，斯特恩的描述却很清楚地表明：130年以前，这种风俗曾经十分盛行。

　　　　这位德国传教士继续描述这个献祭仪式空场，然后评论道：

　　　　这个圣所守卫不严，很难防止不法的侵扰不懂法拉沙人习俗的陌生人若是冒险地过于接近这个禁地，便会遭到不幸有一天，我险些犯下了这个不可饶恕的罪过。那天将近正午的时候，天气非常闷热，我们经过几个小时令人筋疲力尽的跋涉，来到了法拉沙人的一个村子。我急于休息一会儿，就想去找个凉爽清静的地方。在一片隔离出来的草地中央，我偶然看见一块光滑的石头，仿佛是好心人放在那里的，为的是让疲惫者在那里独坐休息。我用长矛很容易地拨开了带荆棘的栅栏，正要坐到那块平坦的石头后面，突然听见了一阵愤怒的声音这使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于是我连忙退了回来。

　　　　我暗自希望斯特恩会因为擅闯圣所而受到应有惩罚。但同时，我也禁不住对他心生感激，因为他使我注意到了法拉沙人献燔祭的方式。这条线索很值得跟踪下去，因为它可能提供另一条线索，指出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与其宗教主体人群分离的日期。

　　　　我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去研究旧约时代犹太人的燔祭仪式这个晦涩课题。

　　　　从学术资料的迷雾中最终呈现出来的那幅图景说明：燔祭是一种不断演化的习俗，起初只是一种对上帝的简单供奉，任何人僧俗均可在任何设有当地圣所的地方都可以举行。但是，公元前1250年犹太人逃出埃及之后，这种相对不太规则的状况就开始有了转变。希伯来人在西奈荒野流浪期间制造了约柜，并把它罩在一个可以携带的帐篷或叫”会幕”，tabeate，即可携带的神龛下面。从此以后，所有的献祭都在这个会幕的门前举行，任何违背这条新律者都将受到被驱逐的惩罚：

　　　　凡以色列家中的人献燔祭或是平安祭，若不带到会幕门口献给耶和华，那人必从民中剪除。见旧约利未记第17章第89节译者注

　　　　但我了解到，这条禁令其实并不像听上去那么绝对。这条律令的要点，并不是要无条件地禁止一切在本地圣所举行的燔祭，而是要确保燔祭只在作为中心的民族祭祀地如果存在这种地方的话进行。在荒野上，罩着约柜的会幕就是这样的祭祀中心。

　　　　后来，从大约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前1000年，在以色列的夏伊洛建造了民族的祭祀圣所，它就成了新的燔祭中心。不过，有意义的是，在几个政治动荡时期，夏伊洛曾被放弃。在这些时期中，希伯来人被再度允许在本地圣所进行燔祭。

　　　　到公元前950年前后，耶路撒冷的所罗门圣殿作为民族宗教中心的地位，已经超过了夏伊洛。然而，有证据表明，许多本地进行的燔祭还是时时出现，在那些远离耶路撒冷居住的犹太人当中，尤其如此。实际上，直到约西亚国王时期公元前640年一公元前609年，才开始严格贯彻一条总禁令，禁止在圣殿以外举行一切形式的潘祭。

　　　　这条禁令实施得极为严格，以至于在公元前587年尼布甲尼撒摧毁那座圣殿后的10年里，犹太人都似乎没有打算在其他地方进行燔祭。在没有了民族祭祀中心的情况下，恢复在本地圣所潘祭的早期传统，这种打算似乎被无可挽回地放弃了。很简单，没有了圣殿，便没有了燔祭。

　　　　犹太人结束了在巴比伦的流亡以后，便在耶路撒冷建起了第二座圣殿，在它的区域内又恢复了燔祭的传统，同时，本地圣所的燔祭活动再次被严禁，禁令似乎得到了严格的服从。

　　　　这种仅在民族祭祀中心举行燔祭的制度，从公元前520年第二座圣殿建成后被确立下来，直到公元70年第二座圣殿被罗马皇帝提图斯夷为平地为止。犹太人再没有建造第三座圣殿的打算了，只有一批批信奉千禧年的人群怀着梦想，企盼着”救世主再度临世”的梦想成真。结果，从公元70年起，犹太人就禁止了在其他地点进行的燔祭。法拉沙人是这条禁律的惟一例外。

　　　　不仅如此，斯特恩的叙述还指出：19世纪他在法拉沙人当中传教时，他们在自己的所有圣所举行燔祭活动。经过一些深入考察，我证实了一点：这个传统非常强大，乃至今天大多数法拉沙人的群体都一直在举行燔祭仪式，尽管他们日益面临着现代犹太人的祭祀活动。

　　　　考虑到这个事实，我明白了对此可能做出多种解释。但最明显、最具吸引力的解释，却是一种最简单的解释因而也最有可能是正确的解释。我在自己的笔记里写道：

　　　　今天法拉沙人的祖先改信犹太教，想必还是在允许在远离民族祭祀中心的本地圣所举行燔祭的时代。这就是说，他们是在约西亚国王颁布禁令之前改信犹太教的，那个时间不会晚于公元前7世纪，甚至可能更早。

　　　　假设，所罗门圣殿建成公元前10世纪中期后、约西亚国王公元前7世纪中期以前的某个时期，一批犹太人从以色列迁移并定居在了埃塞俄比亚。他们建立了本地的圣所祭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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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

　　　　，在那里向他们的上帝献燔祭，并开始改信了该国居民的宗教。最初他们也许还维持着和自己故乡的联系。但故乡相距遥遥，因此，可以做出一个合理的推断：他们最终成了完全孤立的群体。因此，他们并没有受到一次次神学思想巨变的影响，那些巨变发生在以后几个世纪的犹太人世界里。

　　　　因此，法拉沙人才成了惟一仍在实行燔祭的犹太人。他们就像被凝固在琥珀里的苍蝇，落入了时间的扭曲之中，成了现存真正的第一圣殿犹太教最后一批信奉者。

　　　　到此为止，一切全都顺理成章。然而问题是：一群犹太人为什么要从以色列迁移到埃塞俄比亚这么遥远的地方呢我们说的是公元前10世纪到公元前7世纪发生的事情，不是发生在有喷气飞机的现代。那次迁移必定有某种极为强烈的动机，它会是什么呢

　　　　答案是：国王的光荣无疑说明了这个动机是什么。

　　　　它说，这些移民都是以色列人长子中最先出生的那批人，他们陪同门涅利克来到埃塞俄比亚，和他一起守护约柜，而那是他们从耶路撒冷圣殿里扔来的。

　　　　衰微与败落

　　　　如果国王的光荣里对犹太教进入埃塞俄比亚的叙述是真的，那么，我想我就有希望在历史年表中找到证据，去证实一点：在埃塞俄比亚历史上，犹太人的信仰的地位曾一度比今天重要得多。如果这种信仰最初和门涅利克一世这样的王族有关，那必定更有意义。

　　　　不仅如此，我还记得，我的老友理查德播克赫斯特曾对我提到过一件事，它与这条考察线索有关。1983年我们一起工作时，他曾告诉我说，法拉沙人在历史上曾经是个繁荣强大的部族，并且拥有自己的国王。

　　　　因此，我又给亚的斯亚贝巴的理查德打了一个电话，问他能否为我推荐一些可能记载法拉沙人衰微与败落的资料。

　　　　他向我推荐了一本书，而我对它的内容略有所知。这本书名叫17681773年寻找尼罗河源头之旅，其作者是苏格兰探险家，金奈德的詹姆斯布鲁斯。

　　　　潘克赫斯特还建议我去查阅中世纪以来埃塞俄比亚几个王朝的”宫廷年表”。他说，这些文献记载了基督教徒和犹太人之间的一系列战争，因而可能会使我感兴趣。他还说：”除了这些资料以外，我就不知道你能从哪里得到你需要的信息了。困难在于，在布鲁斯以前，没有任何关于法拉沙人的深入记载。”

　　　　我不久就发现，金奈德的詹姆斯布鲁斯多少算是个谜一样的人物。他出身于顽固的长老会派占主导的斯特灵苏格兰中部的一个郡译者注家族，属于小贵族，继承了足够的遗产，用于毕生在海外旅行。

　　　　我起初以为，正是这种”旅行癖”诱使他去了埃塞俄比亚高原腹地。但是，当我开始阅读他关于法拉沙人的著作之后，便逐渐认识到：他对法拉沙人的兴趣实在是太强烈、太持久了，因此无法仅仅用一位聪明旅行家通常的好奇心来解释。他用了好几年的时间，巨细靡遗地考察了阿比西尼亚的这些黑种犹太人的信仰、习俗和历史起源。在这个过程中，他记录了许多古代传说，其中交织着不少长者和宗教人物如果不是他，这些传统大多都会消失在历史中。

　　　　其中的一个传说讲到，阿克苏姆的艾扎那国王第一次被介绍给那位年轻的叙利亚人弗路门提乌斯时，正在阅读”大卫的赞美诗”，后者后来使这位国王皈依了基督教。不仅如此，布鲁斯还相当清楚地记载说，这位国王很熟悉旧约里的这首赞美诗，因为当时即公元4世纪早期的埃塞俄比亚十分流行犹太教。

　　　　我现在已经了解了法拉沙人的习俗，因此很乐于为这个论断提供证据。我认为这个论断实际上是额外地支持了我那个迅速展开的假设，那就是：至少在弗路门提乌斯到埃塞俄比亚传播基督福音之前1000年，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就有了一种结合了古代血祭传统的信仰形式。

　　　　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