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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增长，我们来往越来越少。家里她有她的屋，我有我的屋。她没事爱到父母的屋聊天，我却不敢，跟父母隔膜很深。
三年困难时期，我总是感到饿，多臭多脏多腐烂的食物都吃。而小胖却还挑挑拣拣，这不吃，那不吃。我开始对小胖刮目相看。她也饿，却有品位，非鲜肉不食，非醴泉不饮，能在饥饿面前保持住尊严。对比自己，像头饿猪，一天到晚就想着吃，发了霉，长了毛儿的干窝头也当成宝贝。我服了小胖，曾写过一篇作文《我的姐姐》，赞叹过她饿着肚子还能嗷嗷地唱歌看书。
那时候，我为交粮票事常跟保姆吵架，小胖也如此。她多半是为朋友吃饭的事与保姆吵。因为这保姆只认粮票，不认人，任何客人吃饭都要交粮票。每逢小胖跟保姆吵架，我就特别高兴，感到小胖与我站在同一条战壕里，不怕父母骂她看不起“劳动人民”。
那保姆原是地主的姨太太，再之前是个妓女，很会察言观色，伺候人。但谁要稍稍有点对她不敬或影射其身世之意，即变成泼妇，捶胸顿足，满院子的骂。
平时我跟小胖几乎没有来往，两个人都住校，周末回家吃饭时，才能见面。她爱看外国画报、《大众电影》，崇拜那些女明星。我觉得她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跟她的共同语言不多。
小胖特别喜欢唱歌，记忆力好，能大段大段地背外国名著及普希金的诗。她还很“臭美”，爱穿奇装异服，有的衣服在我看特难看，像个瘪三，她却能穿着上街。
自我给周总理写了告状信后，父亲再也没打过我。小胖取代了我，总挨打。因为她能言善辩，爱跟父亲顶嘴，父亲说不过就打。一次，她裤子没系好就从厕所出来，进到客厅。那天来了很多客人，她提着裤子与客人寒暄，让父亲非常气愤。客人走后，大发雷霆。小胖顶嘴，他动手就打。
记得一年夏天的中午，小胖住在南屋，听见电话铃响，光着屁股，披条毛巾被，咚咚咚地跑到北屋接电话。父亲正在午睡，骂她这么一丝不挂，哪像个大学生的样子？她不服气，顶嘴，结果让父亲抽了耳光。
小胖有正义感。
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最受宠。平时见了我和哥哥，并无很热情友好的表示。但背后，她在父母面前却常替我俩辩护，指责父母对我俩有偏见。她这么替我和哥哥说话，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她自己也招来父母的训斥和冷淡。
她的好友燕玲北京没家，父亲政治上蒙冤早逝，非常贫困。小胖却从没对穷孩子另眼相看。她与燕玲成为最要好的朋友，无话不谈。周末总邀请她来家住。
燕玲讲：小胖知道我经济困难，常把自己的东西送给我，自自然然，一点没施舍的意思。我考上北师大后，小胖说：燕玲姐，你上大学了，什么像样衣服也没有。我有一件大红棉袄，还有一个紫色的方围巾都给你吧。我还有，穿不了。这些衣物的质量在当时是相当不错的了。尤其那个红棉袄，非常漂亮，很少见。
燕玲说小胖是少有的善良，少有的尖刻，少有的迟钝，又少有的精明。
1963年小胖从师大女附中毕业考入北京外语学院。1965年，她有了男友，是无锡农村的，家里很穷，盖着床破被子，连个枕头都没有。她却一点不嫌弃，还骄傲地对人说男友对她特好，自己的手指甲和脚趾甲从来不用剪，男友全包了。
兄弟姐妹之中，数她最敢给父母提意见。然而文革中父母遭难，她却最坚决地保爹保妈。我与她不同，我支持造反派对父母审查。当得悉父母有严重问题，可能要被打倒之后，我采取了离家出走的态度。
文革开始后，父母两人都被凶猛的群众运动吓得够呛，整天愁眉不展。小胖反复安慰父母，帮助父母四处搜集各种消息，分析形势，出谋划策。
1966年小胖串联到上海，还敢去三姨白杨家看望。那时候，很多人都视白杨为资产阶级电影明星，包括我在内，对揭批她都持拥护态度。可小胖却公开站在白杨一边，帮白杨写检查，出主意，带材料。
父亲被揪到单位里劳改，整天拔草。她常常去看望，偷偷说两句话，回来向母亲报告。是她帮母亲一笔一画地把康生肯定《青春之歌》的那段话刻成蜡板，还是她把姚文元和郭开的文章，对比地摘录出来，抄成了大字报。
17。小胖姐（2）
当革命造反派召开17万人大会批斗《青春之歌》时，小胖带着母亲四处躲藏。后来左派郭开找到文联，那天正好小胖陪母亲到文联看大字报，在文联的走廊里，迎面碰见郭开。她一把拉住母亲，左转右转，迅速脱离了险境。
她对报上点了名的大黑帮也敢同情。一次批斗完吴晗，把他押到一边。小胖自己买了面包，又弄了碗水，送给吴晗，什么话也没说。回来后，她坦然告诉同学：我看吴晗挨斗挺可怜的，给了他点吃的，不管是谁都要按政策对待。
在外语学院，她属于保陈毅那一派的。当批斗陈毅，对他推推搡搡时，小胖和一些拥护陈毅的同学就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
她确实善良。谁处境不好，她同情谁。
1968年12月，小胖去唐山军垦414部队农场劳动锻炼。正碰上那里搞清理阶级队伍，她开始挨整。有人说她有三反言行（对现实不满，替白杨传递翻案信），生活作风不好，思想颓废，她的精神很紧张，寝食难安，面黄肌瘦。一度脸不洗，牙不刷，整天发呆。数次给母亲写信求救，言词恳切，很是可怜。但父母自顾不暇，哪有心思去唐山帮她？
因为是老保儿，她和丈夫给分到了徐州的一个小地方教书。她不甘心在那里，就通过假离婚，1972年调回北京，到石景山区金顶山中学教外语。
之后，小胖又对人宣布，她是真离婚。为让对方同意办手续，才说是假离婚。因为两人结婚后，很快就产生矛盾。一吵架，丈夫就打她，有时打得相当厉害。
她说话坦率又尖刻。上高中时，曾当面质问母亲，你就知道打扮自己，给自己买那么多好衣服，为什么不给我买一件？
我平日对母亲也有意见，却不敢向母亲提出来。在这一点上我很虚伪。而小胖却真实坦白，表里如一。
对母亲使用那个男秘书，她很有看法，曾公开说：我妈找了个面首。两人的关系绝对不一般。大白天拉上窗帘，关上门互相打鸡血，这正常吗？
对此，母亲当然气愤得要命，说小胖四处给她造谣，诬蔑她。
但她又疼爱小胖，离不开小胖，因为小胖是她对付父亲的一个重要力量。
三十多年过后，我才知道在我率人抄家之后，尽管我绑了她，小胖还替我说过话。她对人讲：这事父母也有责任，平时对小波太不关心，太冷淡。
她只埋怨我在捆绑她时，把她胳膊弄疼了。
我被打成反革命之后，社会上流传我是个穷凶极恶，“杀父弑母”的家伙。小胖却认为我打砸抢父母，是家里对我不公平所致。当我在内蒙古过着孤独耻辱的被专政生活时，也只有小胖，突然给我来了一封信，明确向我表示这么处理不对，支持我向上面申诉。我深受感动。要知道，我平时瞧不起她，跟她很少说话，从没帮过她什么忙，文革中还绑过她，勒过她，给她嘴里堵过一团臭袜子啊！
茫茫草原上，我第一次感到了小胖姐的手足之情。
写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一件事。文革前，我为讨父母的欢心也曾积极向他们讨好。比如主动扫院子、倒垃圾、卖力地给父母擦地等。
记得有一天，小胖若有所思地对我说：你别那么讨好他们，没用，要有点尊严。简短两句话，像一道电击，给我留下永生难忘的印象。她这么说，看似随便，却给了我重重一击，让我知道了争宠的可悲可怜。以后，我再也不讨好父母了。我觉得小胖就是一个良心的眼睛，她在看着我。
她漫不经心的一句话，影响了我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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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小胖姐遇害（1）
小胖离婚回到北京后，工作不理想。每天得早早起床到石景山苹果园上班，早出晚归，非常辛苦。她感情生活孤寂，碰了一个又一个钉子。
当时要离开教育系统，非常困难。为达到目的，小胖琢磨了一个办法，想通过唱歌调到专业文艺团体。她从小喜欢声乐，为此，她天天早上叽里哇啦大叫，练发音，还对母亲说朱逢博就是半路出家的，她要步朱的后尘。
母亲看她心诚，1973年4月19日写信为她设法联系上一个著名的歌唱演员。小胖前夫得悉后，还认为是好事（见1975年6月29日小胖前夫给父亲的信）。这唱歌的曾演过话剧《青春之歌》里的余永泽。当时因为唱“我为祖国献……”，而非常有名。
小胖很快就对这个人动了真情。与朋友聊天，嘴不离这人的名字，张口闭口总是他。她对一女友讲，老师说声音要从这儿出来，就用手轻轻摸她的胸脯，给他摸得心荡神怡。女友劝她留心，这人太流氓。她哪里听得进去。那家伙比小胖大10岁，小胖还亲切地称呼他为叔叔。
在小胖的不断恳求下，母亲支援她数百块钱，帮她买了一架钢琴，这样她的老师就可以在家里教她了。不久他们就上了床，那唱歌的还有我们家大门钥匙。
1974年是她与唱歌的来往频繁的一年，小胖多次怀孕。陷入爱河后，小胖的工资根本不够花，常变卖东西，给情人买这买那。因为小胖白吃白喝家里的，父亲总想让她搬到学校去住，但小胖说单位没地方，拒绝离开。父亲就逼她交饭费，否则不让她吃饭。小胖没钱交，父亲就把家里所有粮食及吃的东西，包括剩饭剩菜全都锁在柜里。
她为了省钱，给情人多买点东西，忍辱负重，能蹭父亲就蹭父亲，惹得父亲对她极其反感。以下是她在激怒之中给母亲写的一封信，从中可看出她与父亲的矛盾多么深。
妈妈：
我以万万分愤怒的心情向你控诉马建民虐待我的暴行。我劳累一天回家，要炒点咸菜准备第二天带到学校当菜吃（这也是为了省钱，因为我已经没有钱了），可是姑姑急于回家，还非得锁门不可，不让我用炉子。我觉得即使是邻居，也不会不肯借用一下炉子，何况我们是一家人呢？所以我依然用那炉子。于是这位媚上欺下的黄脸婆就去向她的主子求援，马建民于是亲临炉子旁，杀气腾腾，耀武扬威地为他的妹妹助威打气，当她的面对我大肆攻击，极尽诬蔑打击之能事。仅仅为我用了一下炉子，就做了极大的文章。尤其可恨的是，三句话不离本行，他迫不及待地又要赶我，说什么限我在五一之前搬走，他的怒吼如虎狼一般的凶恶，他的黑心如豺狼一般狠毒……
妈妈，希望你分清是非，听毛主席的话，对我关心、帮助、爱护，不要和马无赖、黄脸婆为伍，他们的灵魂是丑恶的！和他们站在一起，就是站在非正义方面去了，而非正义不管一时多么强大，最后终要可耻失败。
请你帮助小禾买一个小自行车和几斤白糖给我，我好给他寄去。
我将向赵英阿姨、张晶心、赵文彬等人控诉马建民压迫我的暴行，并向他们要钱度过暂时困难，她们一定会给我，并看透马无赖的本性，我就是要到处让马无赖丢脸！
小胖
1974年4月20日
这封动不动就上纲，充满文革语言的信，反映出了小胖意气用事，好走极端的毛病。她说话毫无顾忌，怎么解恨怎么骂，尖酸刻薄，狠毒之级，夸大其词，全然不计后果。
就是这张嘴巴，为她招来了杀身之祸。
小胖把自己的工资全用来款待那唱歌的了。一起看电影，听音乐会，下饭馆……每逢到月底，总是亏空。她还多次堕胎。有一次，小胖在新街口打电话给父亲老战友的女儿飞莎说我现在无家可归，生活费也没有，你快借我一些钱吧。飞莎赶快找到她，把身上所有的26块钱借给她，自己只剩下几毛钱。小胖见了也把几毛零钱要走。
她为了讨好那个唱歌的，倾尽了自己所有财物，甚至还曾把我给母亲寄的买衣服的20元钱，私自冒领走。连乳罩、裤衩都不买，偷母亲的。实在穷得没法时就向母亲要。母亲最后一次见小胖，就是来要钱的。她大冬天，没穿袜子，光着脚，趿拉着大棉鞋，一脸蜡黄。
母亲推说自己看病吃药，开销很大，没有钱。
小胖说，我这么大老远来找你，你怎么也得给我一点，不能让我空手回去。
母亲说：不行，我不能给你了。你成了无底洞，没个够。
小胖可怜巴巴说，那起码给我来香山的车钱吧。
母亲就给了她5块钱。
母亲知道小胖把钱全花在了唱歌的身上，自然不情愿给。她常对家人说，小胖在家里逮什么偷什么，偷了就拿到委托商店卖了，孝敬那个唱歌的。1974年11月12日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母亲特地叮嘱：
又：我新买的写字台及小圆桌请你拿到小屋里锁好，以免被小胖卖了。
母亲感叹：小胖一点不会料理生活，住房乱得像狗窝。自己什么家务也不干，却给那家伙织毛衣。
小胖也似乎有某种预感。她对家人和朋友都说过好友赵玉娥被丈夫割掉头颅的事，不无忧虑地表示：我弄不好将来也是这个下场；我嘴巴厉害，没轻没重，容易得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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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小胖姐遇害（2）
1975年1月22日，星期三，早上小胖对父亲说：爸爸，你今晚上不要插门，我有朋友要来。父亲问，什么朋友非要晚上9点来？小胖说有点重要的事。因为父亲每天晚上9点左右要插上大门上的门栓，到时你即使有钥匙也进不来。
那位唱歌的来了，小胖热情招待，又是饮料，又是糖果、点心，她万万没有想到这是她自己生命中最后的一个晚上。她让爱情迷住了眼睛，相信那个唱歌的也爱她，怎么也没料到这个晚上会是她的末日。
那唱歌的3月份要随团去美国访问演出，走前不想离婚，有疏远小胖之意。那时，中美刚刚恢复来往，去美国的机会非常难得，政审很严。小胖总去单位找他，可能会对他出国有影响。
这位歌唱家访问过日本，据说曾向小胖流露过羡慕和出走的念头。
小胖急欲与他结婚，岂能让他跑了？就从生活和政治两方面进行恐吓：你要总不离婚，耍把我，我就把这些事捅到你们单位，让你身败名裂。还说：我要像毒蛇一样缠着你……
她哪曾想到歌星就是靠名气过日子，让歌星身败名裂等于要他的命。
第二天吃早饭，没有小胖，以为是上学校了。第三天也没见她，以为是上香山看母亲去了。学校来电话，考试卷子要她判，希望她快点来学校。父亲说不知道她在哪儿。到吃晚饭了，小胖还没有出现。
家人纳闷儿，连着两天不见，小胖去哪儿了呢？去她的屋看看吧。姑姑和大姐进去后，看见床旁有一双鞋，小胖蒙头盖着被子，平平整整，露着头发。她们害怕，马上叫来父亲，父亲那几天正患高血压，晕晕乎乎，赶忙跑过来，用手一摸小胖的鼻子，没有呼吸，全身赤裸，已经僵硬，嘴角挂着微笑。炉门是关着的，父亲以为是煤气中毒，马上用被子把小胖包起来，送积水潭医院抢救。医生说人早已死亡，你们送来的是一具尸体。医院立即报了案。
深夜一点，大姐乘出租车到香山，把母亲叫回家。父亲讲了小胖的死讯，母亲目瞪口呆。老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