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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单困守即墨之初，齐军在兵力和士气两个方面都大大弱于燕军，为了反败为胜，齐军必须在这两个方面扭转不利的局面，这一扭转既包括对自己士气和战斗力的提高，也包括对敌人士气和战斗力的降低。在齐燕两军对峙的战场，田单连出奇计，以多种手段运用和发挥了《孙子兵法》中包含的理论原则，在这“提高”和“降低”上做透了文章。
兵法云：“锐卒勿攻。”（《孙子兵法？军争篇》）田单开始对锐气正盛的燕军，并不贸然相攻，以求侥幸，根据“上兵伐谋”（《谋攻篇》）的原则，他用谋略计策来不断扭转敌我力量的强弱对比。首先，燕将乐毅善于用兵，对即墨防守威胁极大，是敌国的得力之将，然而，“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用间篇》）田单采取“亲而离之”（《计篇》）的计策，散布谣言，“因其乡人而用之。”（《用间篇》）诱使燕王以骑劫代替乐毅。“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谋攻篇》）骑劫远不如乐毅通晓前线军队的事务和权变，田单的反间目的，正是要让这样的人物参与军政、指挥军队，造成燕军迷惑而疑惘的形势，使其失去取胜的机会。
敌军前线易帅后，并未立即出现可以击败的征兆，齐国军队自然有许多迫在眉睫的工作。“孙子日：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形篇》）按此原则，田单首先着力保证自已不被敌人战胜，然后等待战胜敌人的机会，这是他以下运用各种计策的基本考虑顺序。
齐人连失七十余城，惊败之余，众心难一，且即墨城中为新近聚合之军，田单乃众人新举之将，统率军队极难做到号令严明。然而，兵法要求“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九地篇》），为了达到使军队“齐勇若一”（《九地篇》）的指挥效果，田单采用了寻奉“神师”的第二计，他冒称自己的各种防守措施得到了神灵的赞同，假借迷信观念统一人心。这种“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九地篇》）的方式是当时社会环境的产物，在这次齐燕决战中确也起到了鼓舞齐人、迷惑燕兵的双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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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单：活用《孙子》，五计败燕（2）
田单的第三计包含了由防御向准备进攻的转变。他引诱燕军施暴刑于俘虏，促使即墨守军加强戒备；不久，又引诱燕军在城外掘墓焚尸，更使守军怒气难按。“杀敌者，怒也。”（《作战篇》）守军怒气勃勃，摩拳请战，誓杀仇敌，表明齐军士气已迅速提高。此计的实施有两点高明之处，一是田单把自己想要敌人干的事情从反面传给敌人，使敌人自以为得计，其奥妙在于：“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虚实篇》）他把暴行说成是对燕军有利之事，使燕军中计而不知，也属一种“利而诱之”（《计篇》）的策略。高明之处的第二点是田单把自己的诱敌之言通过各种诡诈渠道传达给对方，使敌人防不胜防，每每上当。真是“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用间篇》）
当即墨之人同仇敌忾、争相请战时，田单进一步考虑如何能使自己的命令丝毫不打折扣地得到贯彻执行。“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行军篇》）兵法认为命令经常能被执行的，是与民众相处融洽的将领。史载，田单为此常手持筑墙夹板和挖壕之具，与民众一起修筑工事，他把自己的妻妾编入军队中，尽取家中食物犒赏士兵。“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地形篇》）田单把士卒与自己的家室妻妾一般看待，极大地提高了他在士卒中的威信及其指挥效果。
为了有效地组织反攻，田单对燕军采取“卑而骄之”（《计篇》）的方针，施出假降诈敌的第四计。他在城中伏有精兵，但他“用而示之不用”（《计篇》），派人出城商定投降之事。尤其高明的是，他派人出城“贿赂”燕将，求其入城后保护家小，把城中人的“胆怯”之情巧妙地透露给燕军，示卑骄敌，麻痹对手。“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军争篇》）田单在战场上组织反攻之前，用示弱假降之计彻底剥夺了燕军将士的战争意识，齐军“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计篇》）的取胜条件已经成熟。
即墨城中止有精兵五千，反攻兵力严重不足，田单借助畜力作补充，用了火牛陷阵之计。齐人点火于牛尾，一是为了驱牛杀敌，二是为了引火于敌，火攻燕军。《孙子兵法》讲了“火攻五法”，并认为“以火佐攻者明”（《火攻篇》），齐军在反攻中火助声威，果然收到了明显的效果。田单在此计的实施中注意到了以下三点，一是根据“夜战多火鼓”（《军争篇》）的要求，时间选择在夜晚；二是凿开城墙几十处，驱牛“由不虞之道”（《九地篇》），使燕军不及拒防；三是火攻中根据“极其火力，可从而从之”（《火攻篇》）的要求，派精兵随从火牛之后进攻，扩大战果。田单组织的这场短促的战争反攻完成得非常成功，真正做到了“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九地篇》）。
开始强大的燕军最后成了战争的失败者，燕军的失败自有其政治的和社会的原因。从兵法理论的角度看，燕军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有如下诸多失误：第一，轻信齐人的离间之言，前线易帅，使不晓军政的人指挥军队，中了田单的第一计，失于兵法上所谓的“害军三患”（见《谋攻篇》）。第二，兵法要求在军队中“禁祥去疑”（《九地篇》），查禁迷信，消除谣言和疑惑，燕军却听任即墨城中所谓“天神相助”的迷信和谣言流传，未能消除田单第二计在本军中的恶劣影响。第三，兵法要求在两军之战中“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篇》），用兵忌讳被对方所调动，燕军却在城外轻信言传，滥施暴行，被齐人牵着鼻子行动，使田单的第三计得逞。第四，兵法明白地告诉燕将：“无约而请和者，谋也。”（《行军篇》）即墨人在并未受到困屈的情况下前来请降，燕人一点也没想到这已是田单的第四条计谋。“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行军篇》）燕人在两军相争的战场毫无谋虑却轻视敌手，失败已不可避免。第五，田单驱牛出城时，兵法最后一次提醒卧眠于床的燕人：“兽骇者，覆也。”（《行军篇》）野兽惊骇呼叫，是敌军在大举来袭。可惜燕人已被解除了战争意识，根本没有想到这一严肃的提醒，使田单的第五计收到了“攻其所不戒”（《九地篇》）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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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单：活用《孙子》，五计败燕（3）
田单以五条计策彻底扭转了齐燕两国军事力量的对比，夺取了战争的胜利，这五条计策突出地体现了如下一些兵法原则：
第一，“兵以诈立”（《军争篇》）的原则。战争计谋的实质是对敌人的欺骗。胜燕五计充分体现着诡诈多变的计谋特点，其中有假情报、假信息、假恐惧，又有假神师、假投降、假贿赂、假龙兽等等。在这里，仅有目的是真的，一切可以为假。离开了“假”，就不会有田单的胜燕五计。
第二，“先胜而后求战”的原则。战争自然有胜有败，决定战争胜败的一条重要规律是：“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形篇》）取胜的军队，总是先创造取胜的条件，然后才同敌人决战；相反，失败的军队总是先贸然开战，然后企求侥幸取胜。田单指挥齐军战燕，严格遵循了“先胜而后求战”的原则。从齐人驱牛开始起，两军战场交锋只用了很短的时间，而田单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用之于战前对取胜条件的创造。前四计已经创就了齐军取胜的各种条件，造成了一种必胜的态势，有了这种态势，才任势求战，并迅速取胜，达到“势如弓广弩，节如发机”（《势篇》）的理想效果。因为，“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势篇》）“若决水于千仞之溪”（《形篇》），所向披靡。这就是田单取胜的奥秘。
第三，“奇正相生”“因敌制胜”的原则。战争理论反映着战争中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和变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战争实际则包含着任何战争理论都无法容纳的具体要素和特殊情况，人们在战争中接触到的都是战争实际，如何在自己遇到的战争实际中运用战争理论？选择战争理论的哪一条兵法原理？怎样按照兵法原理的要求组织战争实际中相对应的要素，并推动它们相互作用？这是任何一位通晓战争理论的将军在战争实际中会首先碰到并须认真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兵法理论无法回答，但为了引导人们一条正确的思路，《孙子兵法》提出了解决这类实际问题的一条“因敌制胜”的基本原则。它以水随地形而成流为例，指出：“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这里的要害是要人们不拘常规，依据实情，出奇制胜，兵法为此而强调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势篇》）考察田单的整个战争部署，尤其是最后的战争反攻，无不体现着依据战争实情而奇正相合的策略。在一切战争中，“因敌制胜”的原则不会过时，各次战争的实情不会重复，因而奇正相合的战争策略也就会“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势篇》）。就会变化无穷，千姿百态。
我们自然不能确认五计败燕的田单一定研习和通晓先他百余年出现的《孙子兵法》，然而我们可以认为，齐人田单一定受到产生于故土的上述兵法思想的影响。田单败燕表明着《孙子兵法》在自己故土的辉煌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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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单：能败强燕，难下小狄
《战国策？齐六》、《资治通鉴？周纪四》和《说苑？指武》载，田单任齐相时准备攻狄，他为此去见名士鲁仲连，鲁仲连对他说：“将军想攻狄，那是攻不下的。”田单生气地说：“我曾经率领即墨小城中的败亡之卒，攻破强大的燕军而恢复了齐国，怎么能连狄城也攻不下呢？”于是未向鲁仲连打招呼就上车离去了。田单率大军攻狄，三月都未能攻下，伤亡很多。这时田单又去拜见鲁仲连，请教道：“先生曾说我不能攻下狄城，究竟有什么原因呢？”鲁仲连回答说：“将军那时在即墨，坐下就织蒉编筐，站起则持锹筑墙，鼓动士卒说：‘已经没有退路啦！今日之事，不胜则亡！’那时候将军无贪生之心，士卒有必死的气概，听到鼓动，人人莫不挥泪奋臂欲战，因此能够打败燕国。现在将军有掖邑（今山东掖县）租赋之奉，又有淄上游观之乐，腰间束着黄金，驰骋于淄、渑两河之间，有生存的快乐而没有必死的决心，因此不能取胜。”第二天田单在狄城下鼓励士卒，他率先站在矢石所至的阵地上，亲自击鼓，狄城终于被攻下。
田单是战国时有名的军事战将，他曾以即墨城中的弱兵，打败了强大的燕军，震撼了列国。然而，如此优秀的战将，在任相之后却数月攻不下小小的狄城，这种看似奇怪的现象，局外人鲁仲连早有预察，并向他本人道出了其中的原因，事后的军事实践也证实了鲁仲连分析的正确性。事情的全过程给予我们不少的启发：
第一，军事争战，乃至于干任何事情，都首先需要一种争胜的决心，一种舍生忘死的气概。自然，有了这种决心和气概，未必事情一定成功；但没有这个决心，事情必定不会成功。一定的决心和气概是事情成功的首要条件。
第二，人们通过艰难的奋斗去追求优裕的生活条件，然而，优裕的生活条件到手后，它往往成了人们继续奋斗的包袱，生活条件越是优裕，奋斗的包袱可能越是沉重。人们只有看轻这种条件，有敢于割舍和抛弃的勇气，才不会使自己陷于背上包袱去奋斗的困难境地。
第三，恶劣的环境和生活条件总是人们在本性上希望摆脱的，这一摆脱的行为过程恰好构成了人生的奋斗，因而，恶劣的生活条件往往就是人生奋斗的外部动力。对于有能力创造自我新生的有为之士而言，恶劣的环境终究能够摆脱，因而，恶劣的环境对他们必定是暂短的历程，从而对他们是极为珍贵的生命体验，恶劣环境给予他们奋斗的刺激和人生的教诲会使他们受益终生。由于恶劣的环境一经摆脱后很难重来，因而一切有为之士应该倍加珍惜自己苦难的历程和苦难的岁月。
智慧大师老子告诉人们：“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老子？六十九章》）这一“哀兵必胜”的规律决定了田单攻燕和田单攻狄必有不同的结果。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讲，它指出了人生奋斗和一切社会活动中主观勇气的重要，揭示了恶劣环境对人生奋斗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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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襄王：明嘉大臣，掠收民心
齐将田单于公元前279年以奇计收复了被燕国占领的七十余城，恢复了齐国，立襄王法章为君，被封为安平君，任相国。《战国策？齐六》和《资治通鉴．周纪四》记载了齐襄王为与田单争夺民心而嘉奖田单的事情。
襄王和田单有一次同过淄水，有一位老人涉渡淄水后身体寒冷，不能行走，坐于沙中，田单见之，急让随从寻衣送之，因急难寻到，田单乃脱下自己所穿的裘衣相送。襄王见到后非常反感，对身边人讲：“田单惠施百姓，一定是想夺取我的国政吧？不及早收拾他，恐怕要来不及了。”他征求身边之人贯珠者的意见，贯珠者建议他说：“大王不如为此嘉奖田单，使田单的施民成为您自己的恩惠。”于是齐王公开下令道：“我做君主的担心民众受饿，田单就设法保证他们有饭吃；我担心民众受寒，田单就脱下裘衣送给他们；我担心民众劳苦，而田单也为此担心，他很了解我的心意；是我很称心的相国。”并赐给田单牛酒之赏，表彰其行为。按照贯珠者的安排，过了几天，齐王在朝中会见群臣时，召田单至前致谢，问候他的劳苦，下令寻求缺衣少食的人，让给他们供给衣食。不久，齐王派人到街头巷里打探民众的反映，听到许多男人窃窃私语说：“人说田单爱百姓，唉！那是君王教他施惠的。”
齐王看见相国田单解衣送人，心中老大不高兴，作为君王，他认为相国在自己当面私惠于人，是向百姓衬托了自己的无情，掠走了百姓本来对于自己的爱戴，甚至认为是相国在收买民心，欲图国政。一切正常的当政者都希望辖下的民众能感受到自己的恩惠，他们对民心的归属极为敏感。田单疏忽了这一点，无意间触撞了君主的忌讳之处，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