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侯不忍拒绝，就同意他再去治邺。西门豹这次加重向百姓搜刮钱财，并尽力讨好君主身边的人。过了一年，他又向君主去汇报情况，魏文侯亲自迎接他，向他致礼问候。西门豹回答说：“上一年我为君主本人治理邺县，君主却夺走了我的官印；这一年我为君主身边的人治理邺县，君主却向我致礼。我不能治理邺县了。”于是就将官印还给了文侯。文侯不肯接受，说：“我过去不了解您，现在了解了，希望您为我勉力治邺。”西门豹最终没有接受。
关于“河伯娶妇”的事情大概世人皆晓，人们衷心佩服西门豹担任邺令时表现出来的胆识智慧和敢于为民做主的清正风格。然而，在社会政治风气已现衰败的国度，必然会滋生一批朝中贪官，这些贪官寄生于国家政治腐败的赘瘤之上，他们和民众的利益处于对立状态。西门豹正是在这种对立状态中做出过两次痛苦的选择。
西门豹第一年为邺令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与民为善的方针，他破除陋习，廉洁治政，希望达到政治的清明和健康，但这一选择却无意间使他走到了朝中贪官难于容忍的地步。由于贪官们所处的特殊地位，西门豹受到他们蓄意的暗箭中伤，一年后竟被君主罢免，良好的治政意愿遂成泡影。
西门豹不甘心于被罢免的命运，他在请求到的第二次治邺机会中故意选择了另一条讨好贪官的方针，一年中他搜刮民财，贿赂权贵。他自然明白这是一种损害民众利益、腐化国家政治的丑恶行为，但届满时却出乎意外地得到了君主的赞赏。他比较了两次治邺的方针及其结果，感到腐败政治下做官的困难，向君主表###迹后坚决地辞去了邺令之职。
西门豹本想清正为官，他在邺令之位上也曾为优化社会政治风气做出过应有的努力，然而，朝中贪官作为国家政治机体的寄生物，本质上不允许机体自身任何健康的努力。西门豹作为国家中下层的地方官，他无力清除国政腐败的赘瘤，自然会被朝中贪官中伤排挤，落下一个痛苦的结局。而当他二次选择了讨好贪官的治邺方针时，他则被腐败势力所吸纳，虽然稳固了自己的官位，但却忍受不了自我良心的谴责，这种谴责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在一种腐败的政治机体中，一个本质上愿意清正廉洁的官员注定要蒙受某种痛苦。如果他对腐败的机体无能为力，那么他对腐败势力就有或者对抗、或者妥协的两条选择，这样，他如不蒙受被腐败势力所排挤的痛苦结局，就要蒙受良心谴责的痛苦过程。只有那些卑劣营私和自甘堕落的官员才毋须承受这种痛苦，因为社会已代替他们承受了痛苦，他们在社会的痛苦之上寄生求乐。
西门豹辞绝官印，实际上含有对魏文侯不小的怨愤和敬告，他为魏文侯对自己两度处置不公而不平。当他全力为国的时候，这位君主罢免他，使他难以理解；当他全力营私的时候，这位君主赞赏他，更使他感到震惊，他深切感受到了在这位君主手下干事的困难，以辞职来表示自己内心的抗议。当然，历史上的魏文侯毕竟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我们不敢断定他在对待西门豹时确实变得如此糊涂，但这类君主在历史上不乏其人，西门豹两度治邺的经历因而具有历史的普遍性和典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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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为卒吮脓，视兵如子
吴起是战国初期一位善于治军的将领。《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史记？吴起列传》、《说苑？复恩》和《资治通鉴？周纪一》记载，吴起为魏国大将时，一次行军之前士卒中有人长了毒疮，吴起亲口为该卒吸脓，这位士卒的母亲看见后哭泣不止，旁边的人都劝她说：“你的儿子是一个普通士卒，吴将军这样对待你的儿子，你还哭什么？”士卒的母亲回答说：“吴将军过去用口吸过这孩子父亲的疮口，他父亲在泾水之战（公元前409年的攻秦之战）中勇猛冲杀，死于战场；现在吴将军又为我儿子吸脓，我不知道这儿子会死在哪里，所以为他哭泣。”
将军为士卒吸脓除疮，这恐怕是中外治军史上少有的现象。吴起的这一行为不仅仅是要医除一位士卒身上的脓疮，好使他能上战场，而是要以浓厚的情感恩化士卒，激发他在战场上的拼杀精神。同时，吴起的这一行为还显示出了与士卒完全平等的态度，对所有士卒都有一种极大的鼓舞作用。
《孙子兵法》云：“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地形篇》）吴起的吮脓行为，正是体现了率兵将领给予士卒的深厚的亲情与关爱，它对士卒的作战精神的激励效果，从士卒母亲的角度上被充分地反映了出来，给人们以真实的感觉和极为深刻的印象。
士卒父亲所以在泾水之战中舍生忘死、奋勇拼杀，是因为他受了吴起的吸脓之恩，他是把战场上的勇猛冲杀作为对将军之恩的报答。当吴起现在为他的儿子除疮吸脓时，母亲既知道将军的这种恩义会换取儿子在战场上舍生忘死的献身报效，又知道她本人无力劝阻儿子这种奋不顾身的报效行为，只好在一边独自哭泣。将军的除疮吸脓像魔术一样，其魔力使士卒在战场上拼命杀敌而死而无悔，竟然没有办法抗拒这种魔力。
吸脓是一种忍受肮脏的行为，一般为人们不可想像，吴起作为国家将领，能够口忍一个下层士兵身上的污秽之物，这是常人难以办到的，这也正是他能够征服士兵感情的魔术魅力之所在。当然，吸脓并非科学的除疮之方，它自然为现代将领所不取，但这一行为所体现的将军对士兵感情的施予和征服却是其他方法所难以企及的。这一事情告诉人们：人际间存在着不能否认的感情交流，这种双向的感情交流大体具有如下的等值关系：
人的社会价值×施予对方的感情＝对方的社会价值×愿意回报的感情
应该说明的是：第一，等式中包含的四项因素都是靠各方的主观感受确定的；第二，对人的社会价值的确定，一般离不开对其身份、地位及资历等要素的考虑；第三，当愿意回报的感情因主客观条件限制而不能实现，或不能完全实现的时候，接受感情的一方就感到欠了对方的人情债，但“还债”的意愿总归存在。
感情交流的等式能告诉人们许多，诸如地位居高的领导人如果施予民众应有的感情，往往能得到加倍的偿还；人们要提高自己感情付出的分量，一个重要方法是加大它的系数，等等、等等。
公叔：提婚测心，旁加干扰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和《资治通鉴？周纪一》记载了战国初魏相公叔陷害吴起、逼吴起离开魏国的计策。公叔为相时，娶君主魏武侯的女儿为妻。为逼走吴起，他按照定下的计策前去对魏武侯说：“吴起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但咱们的国家小，又与强秦相邻，恐怕吴起不会安心留在咱们国家，说不定他哪一天会离去的！”魏武侯觉得言之有理，就问：“怎么才能知道他的去留意向呢？”公叔建议说：“您可以提出要嫁给他公主，以此来测试他的去留意向。如果吴起安心留魏，那他必定答应娶公主为妻；如果他心不在魏，想去其他国家，那他必定会辞掉这门亲事。”魏武侯决定采纳公叔的建议，准备找机会向吴起提这门婚事。
公叔向魏武侯提议之后，又按照计策邀请吴起来家中做客，他特意安排让妻子当着吴起的面鄙薄、蔑视自己。吴起看到公主凭君主女儿的身份，对相国竞这样傲慢，心中很为伤感。不久魏武侯向吴起提出要把另一位女儿嫁给他，吴起找借口推辞了。魏武侯据此认定吴起没有久留魏国之意，对他便不再信任了，吴起害怕受到处罚，就逃离魏国，去了楚国。于是，相国公叔达到了逼走吴起的目的。
魏相公叔向魏武侯提议测试卫人吴起的去留之心，他让魏武侯嫁公主给吴起，要凭吴起是否答应该亲事来断定其去留心意。本来，聘娶公主和留仕魏国两事并无必然联系，以前者来测定后者有可能失之差错，但在家族统治的社会，以此法来参考了解一个人的去留意向也未尝不可。
然而，公叔在吴起接受这一不甚规则的心理测试之前，却有意向被测试者实施心理干扰，他故意安排夫人在吴起面前鄙薄、蔑视自己，使吴起感到公主傲慢浅薄，不可为妻，诱使吴起拒绝公主之亲，从而使魏武侯对吴起的心理测验得出了极不合实际的结论。一方面安排魏武侯测试吴起，另一方面又暗中诱导吴起，干扰魏武侯的测试，这就是公叔陷害吴起的奥秘所在。
公叔对吴起的心理诱导，是通过他们夫妻二人双簧式的表演行为暗示给吴起的。无论这一行为对君主的测试活动有多大的干扰，都难以追究他的欺君之罪和陷人之恶，因为他从未告诉吴起该怎样对待公主之亲，后来的结果是被测试人吴起自己的选择。公叔在欺骗君主和陷害他人的同时，把自己严密地保护了起来。
公叔为保住相位、逼走吴起，他可以选择吴起德和才的任意一个方面进行攻击陷害。然而，吴起的才能世人公认，难以动摇，公叔因而只能在吴起的忠顺、德行方面作陷害的文章。才高者陷之于德，这符合事情的逻辑。公叔的略为高明之处仅在于，一是他未简单地在道德操守方面诬陷吴起，而是着意向君王显示吴起难为魏用的不忠顺心迹；二是他想法把关于吴起心迹的结论留给君主自己得出，避免了君主和受害人对他的疑忌。
公叔陷吴起之事留给人们另外的启示是：才高者被人陷害攻击的薄弱处常常是德行、忠顺等方面。社会的现实固然是良鸟择木而栖，但才高的“良鸟”择木而去，往往是被不良的环境和无端的猜忌逼走的。
公叔痤：看重卫鞅，病榻荐才（1）
公叔痤是魏国之相，他手下的中庶子（相国的侍从之臣）卫鞅很有才能，公叔痤欲将卫鞅推荐给魏惠王，但未及推荐他就病卧床榻了。《史记？商君列传》、《资治通鉴？周纪二》以及《战国策？魏一》、《吕氏春秋？仲冬季？长见》记载，公叔痤病重时，魏惠王前去看望，他问公叔痤说：“万一相国一病不起，我将把国政托付给谁呢？”公叔痤回答说：“我的中庶子卫鞅，年纪虽轻，却有奇才，希望大王把国事全托于他。”见惠王默然无言，公叔痤遣退侍臣，单独对惠王说：“大王倘不任用卫鞅，就一定要杀掉他，不要让他出境，为别国所用。”惠王许诺离去。公叔痤又召来卫鞅，抱歉地说道：“今天大王询问国相的继任人，我推荐了你，看大王的神色并不同意。我先君而后臣，当时对大王说如果不能用你，就应把你杀掉，大王答应了我。你应该赶快离开，免遭擒杀。”卫鞅回答说：“大王既然不能采纳您的意见任用我，又怎么能采纳您的意见杀掉我呢？”于是没有离开。惠王离开公叔痤病榻后对身边人说：“公叔痤的病情很重，他竟然要我把国政交给卫鞅，后又劝我杀掉卫鞅，真是太糊涂啦！”果然没有考虑公叔痤的意见。公叔痤死后，卫鞅听说秦孝公下令招贤，于是西入咸阳，被秦国任用，封于商地，是为商鞅。
公叔痤临终前向魏惠王提出了两项建议，一是任用卫鞅，二是说不用卫鞅则杀掉他。两项建议反映了公叔痤对卫鞅的高度器重，虽有残害人才之嫌，但也表明了公叔痤对国家的一片苦衷，是这位相国对国事高度负责的体现，可惜魏惠王不能认真对待这些建议，把两项并无矛盾的建议当成了相国临终前的糊涂之言，失掉了列国第一流的人才。
魏惠王不愿采纳公叔痤两项建议中的任何一项，主要在于他对卫鞅才能的低估。惠王并没有亲自接触和了解卫鞅，由于卫鞅过于年轻，惠王不屑于接触和了解他。公叔痤虽然在建议中明白地指出了卫鞅的年龄之轻，意在提醒惠王勿因年轻而轻其才，但惠王大概不相信一个青年会有如公叔痤所评价的治国高才，也许在他的观念中，治国雄才只存在于古代圣贤中，存在于诸侯大夫中，或者存在于需要自己苦苦求索才能发现的幽远之地，并且需要重金才能聘到。总之，惠王不相信自己眼皮之下一个嘴上无毛的小小的中庶子会有什么能耐。在社会生活中，易于到手的东西、眼前常见的东西，由于在获得上不费力气，人们往往会低估了它的价值；同时，地位较高的人往往看重地位，会失之于以地位论人才，青年英才卫鞅就在惠王的眼前，尽管他被老臣郑重推荐，但惠王根本不屑对他进行一番接触和考察，这无非还是上述两种原因的作用。
公叔痤没有想到惠王会把他的临终善言当成一片昏乱的胡话，他以为惠王必能采纳自己的某一项建议，对惠王察言观色，觉得第二项建议被采纳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但这项建议不仅是要残害人才，而且是在伤害曾经跟随和尽忠了自己的侍臣，一种惜才之心和怜悯之心的作用，促使他把该项建议又告诉卫鞅。既要惠王杀掉卫鞅，又要卫鞅知杀速逃，实在是一种矛盾的行为，这一矛盾反映了公叔痤在忠君和慈臣的矛盾要求中寻求解脱的复杂心理，他用“先君而后臣”的说法为这种解脱找到了一种最能拿得出手的托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当时思维的清晰。
卫鞅在魏国地位低下，他的命运乃至性命均被别人所掌握。公叔痤告诉了自己对惠王的两项建议，催他速逃时，他立即做出了三项连锁判断：其一，惠王拒绝公叔痤的第一项建议，不准备任用自己，表明他并不相信自己的才能；其二，惠王不相信自己的才能，他就不会顾虑自己被别国所任用，因而就绝不会采纳公叔痤的第二条建议杀害自己；其三，惠王不会采纳公叔痤的第二条建议但却对其点头应诺，无非是把公叔痤的建议当成了昏乱之言，惠王点头应诺仅仅是对老臣临终前的应付，目的是要避免对老臣心理的刺激，绝不会认真对待其言。做出了这番分析判断后，卫鞅若无其事地在魏国度过了一段平安的日子。事实上，无论是任用卫鞅还是杀掉卫鞅，都是以承认他的才能为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不识其才，两者都无从谈起。卫鞅的分析足显其才思的高超和敏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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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叔痤：看重卫鞅，病榻荐才（2）
围绕魏国选相之事，公叔痤、惠王和卫鞅三人，每一位都对其他两人提出过建议、形成过看法或做出过判断，公叔痤能看准卫鞅却把握不准惠王，其认识有对有错；惠王既看不准卫鞅，又误断了公叔痤的临终善言；其认识全错；卫鞅认定惠王不能看中自己，同时断定了公叔痤对自己安全担忧的多余，事实证明其认识全部正确。这些情况集中而典型地体现了三人的才智水平，表明高超的才智包含于一个人的内在素质中，常常能通过该人对复杂事情的准确判断表现出来，它与一个人地位的高低和年龄的大小均无必然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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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子：坐保成业，“百战百胜”（1）
公元（）前342年，魏惠王派大将庞涓率大军攻韩，迎战救韩的齐国，任太子申为上将军。《战国策？宋卫》和《史记？魏世家》载，太子申路过宋国之地外黄（今河南民权县西北），当地一位名叫徐子的人口称有“百战百胜之术”向太子呈献，太子申召其来见，他对太子说：“您身为太子，亲自领兵攻打齐国，即使战胜了齐国，那您的富贵也不过是做个魏王，但若不能战胜齐国，那您和您的后代就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