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一个世纪前，著名的学术史家梁启超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为什么要研究儒家哲学》，他在文中提出一个观点：“我们可说，研究儒家哲学，就是研究中国文化，诚然儒家之外，还有其他各家，儒家哲学，不算中国文化全体；但是若把儒家抽去，中国文化恐怕没有多少东西了。”无独有偶，稍晚一些，新儒学的领军人物牟宗三先生在《从儒家的当代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一文中，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中国文化是以儒家做主的一个生命方向与形态。”
当然，可能有朋友会提出不同的意见，并且找出许多有力的例证，这一点也不奇怪。时至今日，再说到儒家，或许用时下年轻人很喜欢用的一个词——“纠结”，比较能概括人们的感受。的确，很难再找到一种文化现象能像儒家那样令现代中国人“纠结”！在儒家的身上，承载着太多的情感与理智，纠缠着太多的是与非、功与过。当一些中国人虔诚地将儒家奉为价值圭臬、精神信仰时，在另一些中国人的眼里，儒家则成了文明的包袱，必须对近代以来的落后与挨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与此同时，更多的中国人则表现出一种淡漠，把儒家看作是多余的、与现实不相干的东西。&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然而，不论喜欢儒家也好，讨厌儒家也罢，漠视儒家也行，有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儒家文化已经与中华文明的历史血肉相连、密不可分了。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一定不会陌生。我们从小就被教育：文化人类学家们在考察了人类文明发生、发展的进程后，提出人类的文明最早诞生在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古中国这四个地区，这就是人类文明源头的“四大文明古国”。
有一点必须承认，在这四大古国中，中国是相对较晚的一个。但是，更值得重视的是，中华文明也是这四大文明中唯一保存、延续至今的文明。当古埃及文明只留下诸如木乃伊、金字塔等遗迹供人凭吊时，当古巴比伦文明已经飘散在空中花园的传说中时，当古印度文明被南下的雅利安人拦腰斩断时，中华文明却因其坚韧而顽强的生命力，克服一个又一个危机，战胜一个又一个挑战，以通达睿智的头脑、海纳百川的胸襟，涵融不同的文化因子，汇聚成超越时空、绵绵不息的文明之河！
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能够经受起诡谲变幻的历史时空的考验，至今依旧卓然挺立？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重新审视中华文明，惊奇地发现几乎在中华文明演进的每一关键时刻、每一重要阶段，都会闪现儒家文化的身影！
然而，儒家的命运在二十世纪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二十世纪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具有突出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个世纪的爱与痛都显得格外的深沉——惨痛而屈辱的近代史迫使人们思考中华民族与华夏文明的出路，“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一批批充满理想与信念的中国人为了民族的命运，或埋头苦干，或为民请命，或舍身求法，他们不愧为支撑起苦难中国的“民族脊梁”！
但毋庸讳言，“治重病下猛药”，以“救亡”为宗旨的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偏激的、矫枉过正的地方，这集中表现在对待儒家乃至整个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就拿“五四”以来一个响当当的口号——“打倒孔家店！”的例子来说。
序（2）
南怀瑾先生在《论语别裁》一书中，对“打倒孔家店！”做了一番很有意思的解析。他说，中国自唐宋以后的文化主要有儒、释、道三家，我们可以把它们比作三家店铺。
佛学好比百货店，里面百货杂陈，样样俱全。你要是有钱有时间，可以去逛逛，买东西也行，不买东西也行，或者你根本不去逛也没关系，但是社会需要它。
道家像是药店，我们不生病的时候当然不去，但万一生了病则非去不可。生病就好比变乱时期，社会出了大问题，倘若要想拨乱反正，就非得研究道家不可。所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了病，非去这个药店不可。
儒家则是粮食店，前面说的百货店里的商品和药店里的药品，并不是天天都需要的，而粮食则不同，它是我们天天都要吃的，须臾不能离的。
“五四运动”的时候，药店不砸，百货店不砸，偏偏要把最重要的、像命根子一样的粮食店打倒。他们不知道，一旦打倒了粮食店，我们中国人没有米、面吃，就只能吃洋面包了。要知道洋面包我们是吃不习惯的，吃久了胃会出毛病的。
“打倒孔家店！”只不过是二十世纪流行的众多反对传统的口号中的一个。从某种意义上看，中国的二十世纪是一个疏离乃至割裂传统的世纪，而伴随着对传统的隔膜和疏离，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不知道应该怎样对待包括儒家在内的传统资源。
一些人对儒家乃至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薄杀”的态度，这里的“薄”是妄自菲薄的意思。持这种态度的人特别在意传统资源中落后、愚昧的一面。他们眼中的儒家，成了人血馒头与贞洁牌坊的代名词，所以，这些人的观点中往往会表现出一种传统虚无主义。我们可以通过几个例子来扫描这种态度：
“五四运动”的旗手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中医都是些有意或无意的骗子。”言外之意，中医或是坑蒙拐骗、谋财害命的骗子，或是自欺欺人、愚昧糊涂的傻子。总之，中医是无用的。鲁迅先生这样说自然有他的原因：在鲁迅的少年时代，父亲便常年卧病不起，请了数不清的中医，喝了各式各样的中药，结果，父亲还是因病辞世，这对他的打击很大。我们读他的作品，经常能感受到其间弥漫的中药味和与之相伴随的压抑与愤懑。后来，鲁迅赴日本仙台学习西医正是受此影响。尽管转而学文，但对西医的肯定和对中医的不信任，却已经沉浸在鲁迅的思想中。其实，鲁迅对中医的看法，反映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态，他们对旧中国的愚昧、落后有着切肤之痛。欧美（甚至日本）的强势崛起与泱泱中华的卑屈沉沦构成巨大的反差，以至于不少中国人在追究近代中国悲剧之根源时，不由得对传统文化也产生强烈的质疑。“打倒孔家店！”“废除读经！”……于是乎，传统文化一时间成了沉重的历史包袱，成了中国向科学、民主的康庄大道前进路上的绊脚石，甚至成了面目可憎的僵尸和幽灵。
再例如，不久前学术界发生了一场大争论。争论的起点是一位学者发表了这样的观点：中国现实社会之所以有如此多的腐败，儒家应为此负主要责任！因为儒家讲亲情伦理，儒家的仁爱有明显的远近亲疏差异。作者的结论很吸引眼球：儒家是中国腐败的温床！显然，不彻底铲除儒家，中国就别想根治腐败。作者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是普通老百姓，对腐败深恶痛绝，这很好。但是，作者仅仅基于对儒家的一点断章取义地理解，就对儒家下了死刑判决书，未免有“排儒过勇”和避重就轻的嫌疑！这不仅对人们全面认识儒家不利，而且对铲除腐败也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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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3）
无独有偶，一位素以思想新锐闻名的文人，敏锐地发现中国官场上存在一种独特的腐败形式：有一些人因书法好而得到领导的青睐，成为领导秘书，此后凭借一手好字不断获得异常的升迁机会，而一旦升迁到一定的实权地位后，这些人往往又会凭借书法而索贿。这一发现很了不起。但该文人的解决方案颇令人咋舌：在中国，要想根治腐败，必先废除书法！
此类态度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不耐烦”！对儒家“不耐烦”，对传统“不耐烦”……
另一类人正好相反，对儒家、对传统一味维护，只看到传统资源中领先的、伟大的、杰出的一面。在他们眼中，外国人没有的，我们中国有；外国人有的，我们中国也有，而且还比外国人早得多！
例如：我们上数学课，会学到“勾股定律”，勾三股四弦五。与此同时，我们还会学到“毕达哥拉斯定律”：直角三角形的两条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这两条数学定律存在相似之处，所以经常被人们拿来比较。但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不少中国人在比较两大定律时，总是会很自豪地强调我们的“勾股定律”要比西方的“毕达哥拉斯定律”早提出几百年，并下意识地忽视两者之间程度上的差异。被人们忽视掉的其实是更重要的事实：“勾股定律”只是“毕达哥拉斯定律”中的一种情形；“勾股定律”仍停留在算术的层次，而“毕达哥拉斯定律”则已经进入到代数的层次，后者比前者的抽象思维水平高得多。
再举一个荒唐的例子吧：
比干，是商朝第二十八代君王太丁的儿子，是商朝末代君主纣王的叔父。纣王即位后，荒淫暴虐、倒行逆施，并且残杀敢于劝谏的臣子。眼看商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比干冒着死亡的危险，几次三番向纣王进谏，直斥其非，希望他能幡然悔悟。纣王恼羞成怒，说道：“你总说我这也不对，那也不好，想必你是言行端正的圣人了！听说圣人的心有七窍，我倒想看看你是不是也心有七窍！”说罢，命人在都城朝歌的摘星台剖开比干的胸腹，取出他的心肝。这个惨烈的故事说的是敢于进谏、以死抗争的忠梗之臣。不曾想，有一些具备“特殊才华”的中国人居然据此得出了一个令国人“振奋”的结论：中国早在商代晚期就已经有了人体解剖学！
无论是“薄杀”还是“厚杀”，都是片面的、不客观的态度，甚至都是文化自卑心态的反映，都会对我们正确理解传统文化、理解儒家造成阻碍。因此，我们主张用一种开放的心态来了解儒家、了解传统文化，既要对中国的文化传统保持必要的“温情”与“敬意”，又要“进去之后能出得来”，努力站在现代的高度上，以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全面评价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句话看似很简单，实则复杂而艰难。套用《大学》里的一句话“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与大家共勉！
编者
2011年1月
第一章 儒家的渊源（1）
什么是儒
民国时期，学术界流传着一个故事：当时的北京大学汇聚了众多思想名家。一天，信奉自由主义和实用哲学的胡适先生负责上第一节课。课上有学生问：什么是儒学？胡适就在黑板上写了三个字：“儒”、“蠕”、“孺”，然后解释说：“儒者，虫子也。”胡适此举当然不无调侃之意，但对儒学的不屑也是显而易见的。接下来的第二节课正好由方东美来上。方东美是著名的现代哲学家，属于广义上的新儒家，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有肯定的态度。有好事的学生把胡适的恶作剧告诉了方东美。方东美虽然与胡适是老乡，但批评起胡适来毫不留情。他在黑板上也写了三个字：“胡”、“糊”、“蝴”，并解释说：“胡适，糊涂虫也。”；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这个故事一方面体现了当时学者们的机智，另一方面也很好地反映了民国以来人们对待儒家的复杂态度。
或许是与儒家产生的时代隔得太久远，抑或是儒家文化本身包含的内容过于博杂，现代学者在“究竟什么是‘儒’”这个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分歧。
中国的汉字讲究“形”“声”“意”的结合，许多文字的字形与字音都保留了一些重要的原始的信息。于是，有些学者主张从字源学出发来理解“儒”。在已经出土整理的商代甲骨文中，并没有“儒”字。在稍后的西周时期铭刻在青铜器皿上的金文中，也没有发现“儒”字。但金文中有“需”字，为会意字，上部为“雨”，下部为“天”。金文中“天”同“人”，所以，“需”象征人在雨下，意思为求雨之师，也就是负责向上天祈祷求雨的神职人员。由此，“儒”蕴含了“需求”和“祈祷祭祀”两方面的意思。
还有学者看重“儒”的教育意义。在《周礼·大宰》中，曾出现过“儒”字：“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长，以贵得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具体地讲，“儒”指的是掌握知识、掌握“道”并以此来教育、教化民众的人，也就是后世的“文化教员”。但也有人反对这种说法，他们提出：《周礼》全书的真伪仍是学术界聚讼不已的问题，因此《太宰》篇的相关论述不足为凭。
《汉书·艺文志》是较早地对先秦文献进行总结的重要资料。据其记载：“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叙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其作者班固主张“诸子出于王官”，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均来源于周王朝的各种官职，都是出于西周时代的礼乐文化。例如：道家出于“史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礼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等。而儒家，则是出于“司徒之官”，以诗、书、礼、乐为教，继承传统文化的因素最多，作用是以自己掌握的文献来辅佐君王教化民众。儒家思想与三代文化，尤其是西周的礼乐文化，是一脉相承的。
东汉许慎编著的《说文解字》是研究古代思想与文化的重要参考。据它记载：“儒，柔也。术士之称”，许慎认为“儒”的本意是“术士”。
胡适据此专门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题目就叫《说儒》。他提出：“儒”就来历看，均源自殷商的遗民。因此，以“柔”训“儒”，第一层含义就是他们和殷商时期的人们一样，穿着宽大的衣服，带着帽子；第二层含义是他们行动文弱迂缓，奉行殷商文化的礼仪。胡适最关注的是“儒”的第三层含义：由于他们都是殷商遗民的微妙身份，所以言行举止显得格外小心翼翼，遇到问题总是忍辱负重，甚至有些懦弱。
第一章 儒家的渊源（2）
郭沫若的观点与胡适相似。据郭沫若考证，作为“术士”的“儒”本是鄙贱的称呼，不可能是孔子对自家的封号，它应该是作为儒家竞争者的墨家对孔子这一学派的称呼。
章太炎的观点不同于胡适和郭沫若。他继承并发展了许慎的看法，在《国故论衡》的《原儒》篇指出，广义的“儒”即“术士”。具体地讲，“儒”在商周时期是与巫史同类的宗教职业者。西周中晚期以后，礼崩乐坏，王官失所，“儒”也从执掌巫祝卜史的宗教职业者，逐渐转变成掌握传统礼仪常识的有知识有学问的专家。他们散居在民间，以相礼为生，负责治丧、祭神等各种宗教仪式。
还有学者补充：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