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初期的礼乐文明建立在对殷商文化的吸取与克服的基础上，王国维先生的名著《殷周制度论》开篇第一句就是：“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这一时期最大的历史事件当然是小邦周灭天邑商，更确切的说法是“革命”。
此处的“革命”，是用它的原初意义，即“变革天命”的意思。
“命”的观念非常古老。当人们遭受到一系列的人生挫折和意外打击之后，往往会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无力感，于是感叹“命里有时终需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认为很多事情都是命中注定，是人力无法左右的。可见，“命”乃是由冥冥不可知的神秘力量所操控的预先注定、不可变更的东西。
而“天命”则是神秘力量赋予人间统治者的福命，也就是现实政治的神圣性与合法性的基石。一个人间王朝只有首先获得了上天的认同，享有“天命”，才可能长治久安、赓续不绝。现在的人们经常可以在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中看到、听到这样一句话：“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奉天承运”就是从上天那里获得了统治的神圣权力。
在殷商时间，“天命”观念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需要特别指出，此时的“天命”尚未被功利化，也就是说，它仍然是当时人们真实的信仰，没有被人为的利用。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当商纣王在面临内忧外患的窘境时，仍然不以为意地说道：“我生不有命在天乎！”从商纣王的这句自信的话里，我们可以读出几重含义：第一，商朝已经有了天命观念，并且，上天之命还成为王朝统治的合法性的终极依据。换言之，商朝之所以能行使并保有统治天下的权力，是因为商王享有天命的保护；只要天命仍然在保佑商朝，那些现实的威胁（如文王的崛起和扩张）对商朝的统治就产生不了致命的影响。第二，对于纣王而言，“天命”恐怕不仅仅是他欺骗民众、巩固统治的工具，他也不是刻意地要把自己打扮成天命的拥有者。可以说，“天命”对他而言是真实存在的，是其信心的源泉。第三，商纣王并不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德）会影响到天命对商朝的保佑，这表明商纣王并没有天命依德而变革的观念。
在这样的“天命”观念背景下，作为商朝的一个附庸小邦的周，似乎很难为自己的叛上作乱的行为找到合法性。这也恰恰是周文王一直没有举起反商大旗的根本原因。
当然，为了改善周族的生存处境，或者按照传统儒家的理解，至少为君王禅让提供可能性，周文王在不造反的前提下，并没有束手待毙。他高举“敬德保民”的旗号，对“天命”观念做出了新的解读。从传世古籍和出土文献中不难看出，周文王开始染指原本被商王垄断的“天命”。文王能够获得“天命”的关键有两个：一是从技术手段看，文王占有了通天的能力；二是从具体操作看，文王利用了“德”作为武器。
第一章 儒家的渊源（7）
首先来看文王对通天手段的占有。从逻辑上讲，获得“天命”的一个必要前提是能预知“天意”。而了解天意最主要、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观测天象。早在上古时期，统治者就已知道通过持续不断地观天象来预测吉凶，从而为重大的政治军事决策提供依据。鉴于“天”对于古代政治的特殊意义，现实的统治者们为了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确保统治的神圣性不遭受挑战，就必须要在源头上垄断观测天象的权力，从而独享“天意”。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中国古代的传说中，只有“圣人”（实际上也就是统治者）才有资格“仰观俯察”、了解天意。
殷商的君王自然也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一直将“观天”作为一项特权牢牢地抓在手里。文王决心从这里先打破一个缺口。《诗经·大雅·灵台》篇正反映了文王出奇制胜的战略性举措：他带领周人在选定好的地方偷偷营造了灵台，动作之迅速、用时之短暂，让商纣王措手不及。为什么要修建灵台呢？这灵台可大不简单，它是古人（尤其指统治者及其属下的神职人员）观天象以晓天意的高台。§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孔子一向反对僭越，尽管建灵台是天子所独享的特权，但他对周文王以诸侯身份修建灵台的行为并没有进行谴责。这固然是商纣王的行为已经让天人共愤，但最主要的还是文王此举并不一定表明他要造反。周文王通过营造灵台，从技术手段上突破了殷商统治者对通天权力的垄断，为下一步观测天象、知晓天意，并最终获取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于天命是否会降给周，文王并未强求。他所做的，是给上天多提供一个选项。用一个形象的说法，原先商获得天命好比选举中的等额选举，有一个名额，候选人也只有一个；自从文王建灵台之后，等额选举就变成了差额选举，有一个名额，但候选人却有了商和周两个。站在孔子的立场上，文王此举也为理想中的禅让制度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将“德”的观念引入“天命”思想，是周文王的又一大创举。“德”的原义并不具有今天所说的“道德”的涵义，而是源自于父系家长制氏族中的传习、风俗、法规。周文王巧妙地将“德”转化为具有道德性质的概念，并且将“德”作为王权统治者的行为规范，用德来管理和教化百姓。
文王德行解纠纷
相传文王时期，周国附近的两个小国虞国和芮国发生了边界纠纷，为一处田地争执不下。两国的国君听说文王有德，请想文王来裁断是非，于是两人相约来到周国。进入周国境内后，两人看到周国的百姓礼貌谦逊，彼此相让，男女有别，长幼有序，一派和睦的景象，不禁大为惭愧。于是，两人悄悄回去，自行和解。
“敬德”具体表现为保民、重民，关注百姓的疾苦。周公的谈话、训词与文告类文献中频繁出现的一个字就是“民”。在《康诰》中，周公要求卫康叔要像照料小孩一样保护百姓，使百姓康乐安定。西周政治家已经对人自身、对人的价值以及人在大自然中的地位有了清醒的认识。周初统治者将“敬德保民”作为立政之根本，“崇德贵民”以及重视民意的天命观成为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思想的核心，这直接影响了后来产生的儒家。
周公继承周文王的事业，成为中华礼乐文明建构的关键人物。
第一章 儒家的渊源（8）
由于年代久远，以及宋代理学家和近代疑古论者的先后两次歪曲，周公在中国文明史上的地位被大大降低了。人们往往习惯“孔孟”并尊，以为这就是儒家礼乐文明的基本格局。其实，各方面的材料显示，孟子的地位在战国时期也许并没有后人想象的那样崇高。战国直至唐代，“周（公）、孔（子）并尊”要比“孔孟并尊”更流行更重要得多。
史学家杨向奎指出：“没有周公就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以德礼为主的周公之道，世世相传，春秋末期遂有孔子以仁、礼为内容的儒家思想。”显然，要解读孔子的仁爱思想及其形成的脉络，就应当重视周公。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的第四子，周武王的弟弟。因为他的采邑被封在周（今陕西岐山北），所以被称为周公。相传周公自幼笃行仁孝，多才多艺。文王健在时，他便以仁孝著称。文王去世，武王即位，周公又忠心耿耿地辅翼武王，殚精竭虑为武王出谋划策，并帮助武王打败了商纣王。
灭商之后，如何处置大量残留的殷商贵族和遗民？武王有些犹豫，于是询问姜太公。姜太公主张斩草除根，说：“我听说过一句老话，叫爱屋及乌。相反，如果人不值得爱，那么村落里的篱笆、围墙也不必保留。”言外之意，既然已经干掉了商纣王，就索性消灭所有的殷人。武王认为不妥，又去询问召公。召公回答：“有罪的杀掉，没罪的留下。”武王觉得还是不行。最后，他去询问周公。周公说道：“不如让殷人继续住在他们原来的住处，耕种原来的土地。同时，我们应该努力争取殷人当中有影响、有仁德的人。”武王深表赞许，采纳了周公的意见。
后来，武王重病卧床，周公便向上天祈祷，愿意以自身代替武王受难。武王在临终前，愿意把王位传给有德有才的周公，并且说这事不须占卜，可以当面决定。周公涕泣不止，不肯接受。这时的政治形势微妙而严峻：商朝虽然已经被打败，但正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商朝的残余势力还非常强大，周的统治还很不稳固；而太子姬诵还不到十岁，无法掌握政权，处理这么复杂的状况，于是周公只好“摄行天子之位”，毅然挑起了治理天下的重担。武王的另外两个弟弟管叔和蔡叔心中不服，他们散布流言蜚语，说周公有野心，有可能谋害太子，篡夺王位。周公闻言，便对太公望和召公姡担骸拔宜圆还烁鋈说檬Ф械Ｉ阏厝危桥绿煜虏晃取Ｈ绻奖渎遥橥刻浚以趺茨芏缘闷鹆凶媪凶诤臀渫醵晕业闹赝心亍ぁ惫苁濉⒉淌搴突羰宓热斯唇嵘替踔游涓托臁⒀俚榷揭淖宸磁选Ｎ宋榷ň质疲芄铣鍪Χ髌蕉朔磁选４撕笪斯讨芡醭耐持危蠊婺７址庵詈睿⒂逡兀ń窈幽下逖簦┳魑肌�
由于流言太多，年少的成王也曾对周公有过怀疑。相传成王年少时，害了一场大病，周公向上天祷告说：“我的君王还是一个年幼无辜的孩子，他是不会触犯神灵的。神灵不高兴，也一定是我冒犯了它。如果上天要降下惩罚，请直接降到我身上吧，我愿意替君王去死！”祈祷仪式结束后不久，成王逐渐痊愈，史官便把周公的祈祷词放在金匣子里收藏。
周公摄政七年，等成王长大成人能够亲政，周公便将天子之位还给成王，自己北面而立，站在大臣的位置上，辅佐成王。成王受流言蜚语的挑拨，对周公猜忌颇多，周公被迫离开国都。这年秋天，田里的庄稼长得特别好，但快到收获的时候，忽然雷电交加，狂风大作，大树被刮断，田里的庄稼也倒了。成王很焦急，准备祈祷上天。当他打开金匣子后，第一次看到了周公的祈祷词，这才知道周公是如此忠于王室，极为感动。于是，成王亲自到城郊迎回周公。周公去世后，成王感念他的丰功伟绩，将他安葬在文王墓的旁边，并特许周公被封在鲁国的后代可以用天子之礼祭祀周公。
周公最受孔子看重的贡献，是他有意识地改造了上古文化，“制礼作乐”，完善典章制度，建构了一套完备的宗法礼乐制度。
西周宗法制度的核心内容包括立嫡长子之制、庙数之制、同姓不婚之制等三大制度以及由它们衍生出来的一系列小的制度。嫡长子继承制以血缘为纽带，规定周天子的王位由正夫人所生的长子继承。其他嫡子和庶子则被分封为诸侯卿大夫，在王畿周围建立属国，屏护周王室。
通过确立嫡长子继承制以及其它相关制度，西周初期逐渐形成了宗法、封建、等级三者合一的社会政治伦理结构。
周代宗法制度建立在“家—国—天下”的社会结构下，其核心是要实现宗族统治和政权统治的一体化，即“宗统”与“君统”的合一。诸侯与天子的关系是小宗与大宗的关系。具体地讲，就是实现宗法统治和封建制度的同步同构，使它成为姬周王朝统治的基本体系。
周公很重视“礼”、“乐”在宗法制度中的独特作用，将“礼”、“乐”作为一种维护周天子宗法制度统治的工具。“礼”、“乐”最早源自于上古先民的祖先崇拜和祭祖习俗，历经夏、商、周三代的演化，逐步系统化和制度化，成为一整套典章、制度和仪式。“礼”的作用是区分：周公制定了十分完备的君臣、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的礼仪制度，规定了社会各阶层的行为规范。“乐”的作用是调和：通过“乐”的洗礼，以及“与民同乐”的仪式，可以有效调和矛盾、消除紧张和分歧。礼给社会以秩序，乐给人际间以和谐。周公将远古以来的“礼”、“乐”进行大规模的整理、改造；使其成为系统化的社会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
在周公及其他统治者的共同努力下，一套以宗法制为核心的礼乐制度逐渐建立起来，“礼乐文明”也由此得名。宗法礼乐制度在西周几百年时间里得到有效执行，并对孔子思想的形成和儒家的诞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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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儒家的原创时期（1）
自西周中晚期开始，宗法礼乐制度陆续受到挑战。周昭王南巡楚国，结果死在汉水之上，预示周王室的权威地位遭到质疑。周宣王根据自己的喜好，强行干涉鲁国的继承人选，要求鲁国废嫡立庶，破坏了周代宗法制度的根本——嫡长子继承制，也引起诸侯国的不满。随着时间的流逝，周天子与诸侯国君、以及各诸侯国国君之间的血缘和亲情也逐渐淡漠。周代宗法制度的根基渐渐松动，以“亲亲”和“尊尊”为联系纽带的社会结构，被自上而下出现的违礼僭越的行为侵蚀和破坏，并最终演变成无法收拾的“礼崩乐坏”的局面。
“礼崩乐坏”是孔子生活的时期最大的时代特征之一。在242年的春秋历史中，有记载的臣、子弑君的事件就已达到36次之多，平均不到7年就会发生一起。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儿子弑父亲的，如楚国太子商臣弑父楚成王，蔡国太子般弑父蔡景侯。尤其是蔡景侯父子相残的故事，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社会乱局：蔡景侯昏庸好色，不理国政。楚国对蔡国横征暴敛，身为国君，蔡景侯无动于衷。更过分的是，他居然与自己的儿媳妇、太子般的妻子有染。太子般和几个心腹密谋，最后将蔡景侯杀掉，并向外宣布蔡景侯“暴卒”。
至于诸侯国内卿大夫窃国专权者，更是数不胜数，如鲁国有季孙、孟孙、仲孙等“三桓”，齐国有崔、田二氏，晋国有范、中行、智、韩、赵、魏六个世袭卿族，都是飞扬跋扈、目无公室的权臣。上行则下效，一些卿大夫的家臣也开始架空主人、执掌权力。
用孔子的话来说，西周时期，原本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了春秋时期，每况愈下，逐渐“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甚至“陪臣执国命”。可以说，春秋时期是一个天崩地解的动荡时代，周王朝曾经一度灿烂辉煌的礼乐文明，伴随着宗法制度的逐渐解体，伴随着周王室地位的岌岌可危，而濒于崩溃，整个社会处在礼崩乐坏的变局之中。
第一节儒家的创立
“礼崩乐坏”是孔子需要面对的最现实问题。所谓“礼崩乐坏”，并不是说没有礼乐，而是社会各阶层不再循规蹈矩地施行礼乐，例如天子为了享乐而乱用诸侯乃至大夫的礼乐，而鲁国的权臣季氏也以大夫的身份僭用天子之礼，公然“八佾舞于庭”！
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面对下凌上替、礼崩乐坏的乱局，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当俊杰，采取“识时务”的态度，默认并习惯了“礼崩乐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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