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者却竭力宣称，在经过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结构性改革后，重组过于庞大、过多干涉、经济上无效率的政府，拉美地区经济将会增长，民众阶层将会从创造的财富中获得所谓的“滴漏效应”，脱离贫穷和被社会排斥的状况；适合于拉丁美洲的社会经济状况将会在其逐渐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得以实现，并进入所谓的“第一世界”国家行列。实际上，在拉美许多国家，人均收入最高的10％人口拥有的财富是人均收入最低的40％人口的20倍还多。
逢敌亮剑清理后院—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机（8）
美国模式的另一方面，就是向拉美国家大量的美元资本输出，而一旦获利资本回流，就引发连续的金融动荡。按照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阿尔多·费雷尔的计算，1982—1985年，拉美向外国支付了1500亿美元的利息，与此同时从这些外资中获得的净收益只有400亿美元。两者之间1100亿美元的差额需要用贸易盈余来弥补，这几乎等于该地区1/3的出口和50％的净储蓄。这些流出国境的资源导致了国内资本的紧缺，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水准，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以巴西为例，据统计，截至1998年年底，巴西的外债余额达到2300亿美元左右。同时，在1997年，巴西进入了偿还内债的高峰期，政府不断地从国内外市场上借入新债偿还旧债。这一方面加大了国内货币市场的压力，另一方面也给外汇市场造成相当大的冲击。1998年，资本的流入发生了逆转，国外资本开始逃离巴西市场，终于导致巴西在2001年发生了金融危机。
正如阿根廷拉美社会科学理事会执行秘书阿蒂里奥· 博隆教授所说，疯狂的管制放松、金融自由化、私有化是新自由主义者为建立其新自由主义政府、满足霸权主义资本家的跨国利益以及满足盟国利益的结果。
取消第三世界债务委员会主席埃里克·托萨恩特指出，在1982—2000年间，拉美偿还外债利息高达1452万亿美元，是全部外债的4倍还多。1982年达到了3332亿美元的最高峰。但是，债务还在持续增长并于2004年达到天文数字7230亿美元。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说不能偿还债务并认为债务是不公正、不道德的原因。债务还是勒索与控制拉美的工具，阻碍了拉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我们今天看到的厄瓜多尔总统总是连续被印第安人运动和平民*所推翻，阿根廷政府不断更迭，*发生民众抗议，委内瑞拉发生玻利瓦尔革命等这些拉美国家的动荡，正是美国的经济殖*义者希望看到的，这也是美国利益的需要。
但是，拉丁美洲也不是完全按美国设计的模式，经历过连续多年的经济动荡和政权更迭和越来越明显的社会不公后，拉美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左翼政治势力的发展迅速，其中以查韦斯总统最为引人注目。
查韦斯于1998年当选委内瑞拉总统，为了纪念伟大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西蒙·玻利瓦尔，1783—1830年，是拉丁美洲著名的革命家和军事家，由于他的努力，委内瑞拉、秘鲁、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巴拿马六个拉美国家从西班牙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获得独立。人们常称他为“南美的乔治·华盛顿”），第二年他就把“委内瑞拉共和国”的国名改为“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简而言之，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上缺乏生存力，政治上增加了不稳定因素，使得拉美人民转而支持非新自由主义的政府并寻找其他发展模式。
四、拉美陷阱与美国受到的挑战
“拉美陷阱”和“拉美化”是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因为中国和拉美许多国家一样，都从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转型，都在搞吸引外资政策，走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也一度成为中国经济的必修课。中国也一度出现中等收入人口比例少、失业人口较多、贫困和绝对贫困人口较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通货膨胀严重、金融潜伏危机等现象。
逢敌亮剑清理后院—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机（9）
一方面是经济有所增长，另一方面是社会发展趋缓；一方面是社会有所富裕，另一方面是贫困人口反而增加；一方面是现代化有所进展，另一方面是在其总人口中有相当规模的人口却享受不到现代化的成果，这种情况，也就是经济专家们所说的“拉美陷阱”。
在整个80年代，拉美的经济增长建立在外国直接投资（FDI）基础之上。
据美洲开发银行统计，从1990—1994年，公共部门从694家公司的出售中获得了590亿美元收入，几乎比所有实行私有化的发展中国家该项收入1040亿美元的一半还多。如果从1990年算起，截至1996年，82417亿美元的私有化收入几乎占实行私有化国家收入的53％；1997年和1998年，该项收入为71058亿美元，占618％；1999年，该项收入为230亿美元，占54％。拉美在整个90年代的私有化收入占所有不发达国家私有化收入的56％。
这些数据可以说明为什么在结构性的经济改革中，拉美是新兴市场地区中私有化和国际化比例最高的地区。
但是，该地区来自直接融资FDI的收入并不意味着货币流量的增加。
截至1998年，超过40％的FDI是来自并购的收入，而这些并购仅仅意味着所有权的转移，并且主要还是流向跨国公司。从格兰德河到麦哲伦海峡，所有国家的真实情况是，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多地被改变，大部分国家变得依赖私有经济和国际市场。
统计资料显示，结构调整导致失业率升高，社会不安全感增大。从1980—2003年的20多年里，拉美国家失业率长期上升。债务危机中的1983年失业水平上升了84％，墨西哥比索贬值后的1996年达到了最高值79％，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又达到了更高值89％。
从同一角度来比较，平均失业率在2001年、2002年和2003年分别达到了极高的92％、93％和107％。甚至在该地区经济增速达到55％的2004年，失业率也仅仅是在经济活动人口中下降了10％。
也有学者认为拉美化是伪命题，外资其实对拉美各国的发展起着良好的作用，拉美的问题只是利用外资的方式不当造成的严重后果。中国这样以吸收直接投资为主的利用外资方式，不存在这样的危险。
孰是孰非姑且不论，但有一点毋庸置疑，照搬西方开出的经济改革药方，不顾本国实践的需要，拉丁美洲的改革都证明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发展”，是必然要失败的，拉美国家也在反省中开始了21世纪的自主经济之路。
对于“经济拉美化”和“拉美陷阱”， 有一点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所忽视，那就是发生金融危机的拉美富国都是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危机频繁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荷兰病”的困扰。
所谓“荷兰病”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在那以前，荷兰是一个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化国家，后来，荷兰在北海开发出了新的天然气资源。当时的两次石油冲击导致油价上升，却给荷兰带来了意外的收入。
但情况似乎对荷兰不利，因为荷兰越是增加天然气的生产，其生产出口产品的制造业就越是萧条。由于天然气生产的迅速发展，工资和利润大幅攀升，挤压了传统制造业的人力和资本，使得传统制造业的成本上升，传统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就逐渐丧失了。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叫做“荷兰病”，又被称为“资源诅咒”。。 最好的txt下载网
逢敌亮剑清理后院—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机（10）
荷兰病就是拉丁美洲不能免疫的富贵病。
除了拉丁美洲的足球运动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外，拉丁美洲其实还拥有丰富的能源。
目前已探明的石油储备量为1170亿桶，占世界石油总储量的12％左右，仅次于中东居世界第二位。近年来，随着勘探技术的发展，除了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巴西的石油蕴藏量大增，哥伦比亚和*等国又发现了油气田，拉美的资源优势倍增。
墨西哥是拉美第一大石油生产国，日产原油700多万桶，石油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40％。委内瑞拉是仅次于墨西哥的拉美第二大石油生产国，世界第五大石油出口国，石油和重油储量合计315082亿桶，包括重油在内的石油总储量已超过沙特*，居世界第一。石油收入占委内瑞拉出口收入的80％以上。此外，石油和天然气也是秘鲁、*等拉美国家的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
拉美国家70年代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就是得益于1973年和1976年的两次石油危机导致的石油价格上涨。但是，拉美国家由此都不同程度地患上了“荷兰病”。
荷兰病导致资源产业在繁荣时期的膨胀，往往以牺牲其他行业发展为代价——高素质的劳动力和资本被吸走，出口高额赢利使货币升值，从而削弱了出口行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
货币升值就相当于在与美元投机资本的博弈中，毫无战胜的可能——升值预期造成的投机冲击最终会导致短期外债剧增，而升值造成的出口下降又会造成经常项目的平衡更加不稳定，稍有风吹草动，资本外逃，繁荣就会结束，经济增长就会崩溃。
在拉美国家的对外贸易中石油出口占主导地位，随着美元操纵下的能源价格的波动，国际收支平衡失调的情况日益严峻。一旦油价下跌或者美元走强（美元升值也就意味着油价下跌），短长期的外债偿付压力就是前面讲的多次债务危机的根源。
过分依赖石油收入来发展其他工业部门，使得拉美宏观经济在世界原油价格波动频繁的市场条件下变得十分脆弱。比如1981年国际市场石油价格连续下跌，墨西哥经济随之陷入困境，经济发展计划和目标全面受挫，外贸赤字和外债都难以弥补，最后引发债务危机，并出现1983年的债务危机和1994年的比索崩溃。
在新自由主义的误导下，拉美国家的石油资源都由西方资本控制，能源收入的绝大部分被西方国家拿走。然而，新自由主义的式微和民心思变，促使拉美国家左派逐渐掌握政权。委内瑞拉等拉美地区的能源大国力图摆脱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控制，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民族经济。
为了收回能源所有权，*等国宣布资源国有化，巴西等经济较发达、对外经济交往也多的国家不但卖原油，还进行精加工，赚取更多的利润。拉美国家的石油等能源产量不断增加，出口量也直线上升，这让拉美能源在全球的分量越来越重，欧洲、美国以及中国加紧了在拉美地区的石油争夺。
随着拉美国家的影响力开始加大，特别是在因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而大受影响的中南美，开始建立起平*义和实用主义的政权，中南美左派国家领导人的反美路线已经进入有组织的阶段。
2007年，拉美10个国家大选，当选总统中有7个是“反美”的，至少是美国看不顺眼的。拉美国家还不顾美国的反对，同*国家举行了44国领导人会议，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组织了“反美联盟”活动。
2007年在智利圣地亚哥，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总统莫拉莱斯等左派首脑们召开“人民首脑会谈”讨论了反美和地区协助问题，而巴西、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新兴能源强国正计划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拉开距离。中南美7个国家首脑计划还公开出台南美银行。
种种迹象都说明拉美诸多国家都在力图摆脱美国的控制，要求摆脱“主从关系”或“顺从关系”，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
但是美国对拉美并没有放松控制，相反对某些国家还加大了干涉力度。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就指责美国发动了针对他的未遂政变，委内瑞拉驻美国大使馆是“反查大本营”。
为了阻止卢拉当选巴西总统，美国借巴西金融市场动荡之机大肆造势，将金融风险全部归咎于卢拉的高支持率。在卢拉高票当选后，又伸出“橄榄枝”，企图将巴西拉入西方控制之内。
对红色古巴，美国更是如鲠在喉，尽管前总统卡特对古巴进行了破冰之旅，但是美国对古巴的强硬封锁政策却没有根本改变。
有专家指出，由于门罗主义，20世纪初期美国支援中南美的*者，随着左派力量重新掌权，这种影响力已经成为历史。拉丁美洲的领导人也从文人统治到军人统治再回到文人统治的循环中。美国《时代》周刊也认为，美国为了拥有中南美霸权而维持两个多世纪的“门罗主义”已经完全消失了。
一言以蔽之，出于经济殖民和地缘政治的需要，美国企图打造一个“顺从的后院”仍然是其对拉美政策的核心。
“拉美陷阱”出现的过分贫富分化、频繁经济危机、政权更迭和社会失范为特征的整体性危机，很大一部分应该归因于拉美的石油战略的失误而导致的荷兰病现象；政治上的频繁的军事政变和政权更迭，则是美国控制其后院的拉美战略使然，亦即是其门罗主义的延续。
。。
所向披靡洗劫亚洲—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
一、东南亚金融市场上的货币战争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以索罗斯为代表的投机资本横扫东南亚货币的过程。
1996年，泰国由于经常项目逆差迅速扩大、经济形势恶化，泰铢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为了维持盯住制度，泰国中央银行通过增加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力度来保持泰铢稳定，这为国际投机资本提供了可乘之机。1997年年初，以乔治·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投机商开始对觊觎已久的东南亚金融市场发动攻击。
泰国1997年2月出现了第一次泰铢贬值风波，泰国中央银行运用2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干预外汇市场，平息了这次风波。5月12日，国际金融市场上再次盛传泰铢贬值，引发泰铢汇率大幅波动。国际货币投机商开始大举沽售泰铢，兑美元汇率大幅下跌。面对投机商气势汹汹的进攻，泰国中央银行通过东亚中央银行总裁会议的会员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三管齐下，企图捍卫泰铢阵地——他们动用了120亿美元吸纳泰铢；禁止本地银行拆借泰铢给离岸投机者；大幅提高利率。一番短兵相接之后，泰铢的地位暂时性保住了，汇率维持在25泰铢兑1美元的价位。但此时，泰铢贬值压力进一步增加，外汇市场出现了恐慌性抛售，而泰国中央银行在多次干预后，其外汇储备也大幅度下降。
国际货币投机商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6月份，投机商开始出售美国国债，筹集资金，再度向泰铢发起致命一击。泰央行奋起还击。
为了阻止资本外流，稳定军心，6 月30日，泰国总理差厄利发表电视讲话：“我再次重申，泰铢不会贬值，我们将让那些投机分子血本无归。”但是此时的泰国央行已弹尽粮绝，仅有的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早已花光，失去了继续干预外汇市场的能力。
泰铢贬值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屡创新低。泰政府临阵换将，原财政部长庵雷·威拉旺被迫交出帅印，泰政府此举，犹如在波涛汹涌的湖面投下一颗重磅炸弹。
就在泰总理讲话两天之后，泰国央行被迫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放弃长达13年之久的泰铢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天泰铢汇率最低曾达到1美元兑326铢，贬值幅度高达30％以上。
7月29日，泰国央行行长伦差·马拉甲宣布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