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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正像明人给张居正的评价“救时宰相”，张居正救得了一时，却救不了一世。他的努力只能使明朝的危亡得到暂时的缓解，却终究逃不脱人亡政息的结局。等到后来张居正十年努力留下的家底被神宗弄得干干净净，国事日趋衰败的时候，人们才想起了他的好处。天启二年（1622年），明熹宗给张居正恢复原官，给予祭葬礼仪，张府房产没有变卖的一并发还。崇祯二年（1629年），明思宗恢复了张居正的封号与名誉，给还他的后人官荫与诰命。而提出这一建议的，恰恰是当年在“夺情”事件中因弹劾张居正而被打残双腿的御史邹元标。
张居正平反后，有人在他江陵的故宅题诗道：“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但在“封疆危日”才来的这种公正的评价实在是太晚了，已经对国家的危亡丝毫无补。这之后又过了十五年，明朝就灭亡了。
拥有天下却还疯狂敛财（1）
明神宗处理了张居正，开始亲自执掌大权。但他不久就对朝政失去了兴趣。万历十一年（1583年），皇帝以“偶有患病”为由，传令暂免朝讲数日。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以后，明神宗他不断以有病为由，停止视朝和讲读。他的理由十分冠冕：生病。所以大臣们也没有办法，总不能不让皇帝生病吧。但他虽然对朝政不感兴趣，却对一件事情毫不放松，那就是敛钱。史学家孟森曾评价这位皇帝为：“怠于临政，勇于敛财”，“行政之事可无，敛财之事无奇不有”，“帝王之奇贪，从古无若帝者”。
有道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堂堂天子居然是个财迷，总有些让人不可思议，于是就纷纷寻找原因。给张居正作传记的朱东润先生曾经从神宗皇帝父母的血统入手分析，认为朱元璋从贫民起家为皇帝，神宗的父亲这一系就算是出身贫农；而他母亲李太后也来自于平民家庭，是一个小农的女儿，则他母亲这一系也算是小农。这样贫农的后代，小农的外孙，恐怕就会带点狭隘短视，所谓“小农意识”，对金银财宝之类的便会看得格外重些。这或许也有点道理，但人总是复杂多变的，根据血统来确定一个人终身的性格行为，恐怕不会那么准确。西晋的王戎，乃是竹林七贤之一，出身鼎鼎大名的魏晋高门琅玡王氏，但却小气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他家的李子生的好，怕别人买去得了种子，居然不嫌麻烦的把每颗李子都凿了核再卖。由此可见，这血统什么的实在靠不住。大明天子贪财的原因，还是要到别处去找。
或许这和当年张居正对他的管束有关。张居正教育小皇帝，作为贤明的君主，要重视粮食蓄积，而不能把珠玉之类的奢侈品看得太重，因为百姓靠粮食生活，而珠玉则饥不能食，寒不能衣。对于小皇帝逢年过节的花费和对宫里人的赏赐，他也劝皇帝要竭力俭省，于是小皇帝给宫女们的赏赐从来都很寒酸。但是，在受过了这么多正统的节俭教育之后，小皇帝终于开始不耐烦了，尤其当他面对张居正的抄家清单时，更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位昔日老师的言行不一。哪怕是作为报复吧，都会让他对钱财的爱好变得不一般起来。所以，他一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
但对于神宗皇帝来说，查抄的这些家产不过是点小钱，远远不能满足他对于财富的渴望。于是他想来想去，终于找到了一条生财捷径，从而也带来了明代后期最大的弊政之一——臭名昭著的矿税。
其实，皇帝想出这个敛钱的招儿也挺不容易的。田赋是不能再加了，否则只好让老百姓喝风；商税所得有限，而且零零碎碎的，收起来也太麻烦；传统的专卖，则品种固定，数额也基本稳定，估计再榨不出多少油水。而且，很重要的是这几种收入都是要上缴国库的，也就是说，属于国家财产，未必容得他随心所欲的花。至于抄家，只能偶尔为之，总不能作为一项经常收入吧。所以，最后他就打起了这开矿的主意，绕开各级政府官员，只让自己亲信的太监前去办理，得到的好处，也就统统算做皇帝个人的私房钱了。
当然，开矿能变成一种生财之路，也是当时的科技水平有所发展的结果。开矿要上税，始于南北朝时期，那时就是一种应付财政收入不足的手段。以后的历朝历代，矿税都要算得是政府的一项收入。起初，矿税所得在政府税收中只占很少的一部分，但随着科技的发展，大量矿藏的开发，这笔收入渐渐变得可观起来，到了明代，征收的范围更是扩大了许多。但是，由于开矿要凿山挖地，总被认作是一种破坏“风水”的事情。所以当时的政府对于开矿也有所限制，有一套严格的审批程序。但是，一心敛钱的明神宗现在顾不了这么多了。再加上，当时对宁夏、朝鲜和播州先后用兵；乾清、坤宁两宫及皇极、建极、中极三殿连遭火灾，早就把以前张居正攒下的一点家底弄得精光，国库也变得空虚了起来，皇帝就更需要找到快速生财之法。于是，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起，府军前卫副千户仲春奏请开矿，打破了以往对开矿的严厉禁限。自此每遇奏报开矿，皇帝就派宦官前往监督。到了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又开始派宦官到各地采矿和征税，滥肆搜刮。搜刮的钱财自然都上供到了皇帝这里来，于是，尝到甜头的皇帝就更加乐此不疲，终万历一朝，矿税一直为害极大。
按说，政府鼓励开矿应该是发展经济的好事，去收税也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明神宗派出去主持开矿和收税的却是身边的太监，而绕开了各级政府。本来，有明一代，太监的势力就颇为强盛，权阉辈出。这些大公公们仗着自己是皇帝的亲信，对于那些官儿根本看不上，而且这帮人素质不高，没有什么责任感，一切以敛钱为第一要务，什么国计民生，百姓疾苦，统统不放在心上。于是，他们每到一地，就撇开地方官府，另建税署，专折奏事，直通皇帝。对不屈从于他们的地方官，更是上奏告密诬蔑，皇帝当然不会怀疑自己的大公公们，总是立即下令逮捕治罪，有的地方官甚至被活活打死。而且这些大公公们所到一地，只顾搜刮金银，有矿无矿倒不放在他们心上。有时见良田美宅，就胡说地下有矿，借此敲诈或强行霸占。他们不但收矿税，还把手伸得很长，在交通要道也遍设税卡，税额苛重，极尽敲骨吸髓之能事。往来的客商可就糟了殃，往往被迫把货物抵作税款。而且，这些公公们胃口还很不小，连一些零零碎碎的小钱都一并笑纳。老百姓买只鸡，带捆菜都不肯放过，也得上税。甚至于根本没有开矿，却把虚拟的应得“收入”分摊到百姓身上，号称“包矿”。如此大肆搜刮自然成果丰厚。仅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一年，由这些矿监们运到北京献给明神宗的就有白银九十余万两、黄金一千五百七十五两，还有大量的珠宝。这些大公公在给皇帝效力的同时，当然也不会忘了自己发财，于是大量的搜刮成果便直接装入矿监、税使的私囊。如矿监陈增搜刮的金银，进奉皇帝的只有十分之一，而十分之九却落入了他的腰包。
如此胡作非为，自然引起了民间的极大骚动。商旅萧条，百姓失业，就连那些地方官也受不了了。再加上这帮人及其爪牙无恶不作，如湖北税监陈奉，纵容手下的爪牙强抢民女，直接掠入税监署中，地方官也无可奈何。矿监陈增在山东益都，每天都要征集上千人凿山开矿，为督促工期，打死了许多工人。陈增的爪牙程守训等人到了江浙地区，扬言奉密旨搜金宝，诬陷那些大商巨室私藏违禁物，破灭了百余家之多，甚至于当众杀人。这样的贪残暴行，引起了社会的各个阶层的痛恨，于是民变连连，连当地官员都暗暗站在了这些“暴民”的一边。
不但百姓反抗，朝中官员也纷纷给皇帝上书，劝他废掉民愤极大的矿税。劝谏他这矿税不但令贫者断绝生计，富人也蒙受其害，这样下去，势必激起“大乱”，一旦土崩势成，众心齐倡，“至于揭竿”，皇帝的天下就会“大溃”而无法挽救了。到了那个时候，皇帝就是有黄金盈箱，明珠填屋，也没人会给他看守。但是，“皇上视财太重，视人太轻；取财太详，任人太略”，任凭大臣们苦口婆心，谏书日进，皇帝却一概不理，统统束之高阁。后来，这位皇帝大人因为立太子的事和大臣们闹别扭，躲到深宫中“罢工”，朝廷万务，全部不管，却唯独放不下这个敛钱的矿税，凡是有关的奏报，都批复得特别快。一次，明神宗生了大病，觉得自己快死了，就召来内阁首辅沈一贯，说要废除矿税。沈一贯一看皇帝终于明白过来了，十分高兴，当天便票拟好废除矿税的谕旨进呈，皇帝看后同意，也在当晚就回复。可到了第二天，皇帝不仅没死，还奇迹般地好了，他第一个反应便是马上派太监传令内阁，要追回那道废除矿税的谕旨。因为自己死不成了，如果断了财路，那不等于自杀吗？沈一贯不管，仍然要把昨晚的谕旨发下执行。太监叩头恳求，额头都快流出血来。沈一贯无可奈何，只好把谕旨发还。于是，皇帝有生之日，矿税征收依旧。
皇帝搜刮了这么多钱，却舍不得花，全都在府库里屯着。后来朝廷要用兵，国库没钱，朝臣们苦苦相求，他才拿出一个无济于事的小零头，但这些银子竟然因为窖藏太久，已经变黑发霉，腐蚀得快不能用了。到了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三月，皇帝病死，这祸国殃民的矿税才算宣告停止。但是，几十年来矿监税使的横征暴敛，对社会经济，特别对工商业的发展已经造成了极大破坏，致使国家正赋减少，财政发生危机，城市民变屡屡发生，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和扩大。在矿税停止后二十四年，明朝也就灭亡了。
皇帝也会“罢工”（1）
明神宗一生的统治，被历史学家分为了三个阶段：前十年奋发图强，中间十年由勤变懒，最后近三十年“万事不理”。不过，头十年的奋发图强恐怕还是张居正的功劳，所以一旦皇帝自己亲政，他懒的本性马上全部显露。但是，懒皇帝虽然很多，可是“万事不理”，堂堂的天子居然“罢工”，却也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原来，这与神宗朝的一件大事“国本之争”有关。
所谓“国本”，就是指的太子的人选。对于“家天下”的封建王朝来说，皇位的继承人是个很关键的问题，算得上是国家的根本，所以，被称为“国本”。一般来说，立太子的原则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也就是说皇后所生的儿子自然会是太子，若皇后没有儿子，就立皇帝的长子为太子。明神宗的皇后王氏没有儿子，他的长子是王恭妃所生的朱常洛。于是，按照惯例，他就应该立这个儿子为太子。但是，皇帝宠爱的却是第三子朱常洵，因为，这个儿子是他心爱的郑贵妃所生。
万历六年（1578年），小皇帝大婚，迎娶皇后王氏，同时选取“九嫔”，郑氏就是九嫔之一。神宗皇帝的王皇后容貌平常，又秉持着传统的“妇德”，皇帝对她不感兴趣，却对机智聪敏的郑氏十分宠爱，平时一般都在她宫中留宿，妃嫔无一人能及。万历十四年（1586），郑氏生下了皇三子朱常洵，神宗马上册封她为仅次于皇后的皇贵妃。但这一晋封却引起了宫廷内外的纷纷议论。李太后像
原来，在皇帝大婚之前，他有一次到母亲李太后的宫中给她请安，忽然一时兴起，看上了太后身边一个姓王的宫女，就和她春风一度。事后，皇帝还挺不好意思，不敢让李太后知道，他大婚的时候所纳的“九嫔”中也没有她。但是，这位王宫女不久怀孕了，李太后向皇帝询问这件事情，他还不肯承认，后来拿出纪录皇帝行踪的“起居注”一对日期，才没话可说。李太后却没有生气，倒是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抱上孙子了，十分高兴。于是封那个宫女为恭妃。后来，她就给皇帝生下了皇长子朱常洛。
虽然如此，但皇帝却并不喜欢这个王恭妃，那次“临幸”她不过是一时冲动罢了。等到有了心爱的郑氏，就更是把他们母子抛到一边。现在郑氏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他便立刻封她为贵妃，而早就生了儿子的王恭妃，却没有这种待遇。于是在朝野上下看来，这就是皇帝打算废长立幼的标志了。
其实，不论是皇长子朱常洛，还是皇三子朱常洵，现在都还不过是小孩子，也分不出什么好歹。或许在皇帝看来，到底要立谁是自己的家事，当然是由自己说得算。但那些大臣们可不那么想，有明一代的大臣们是受理学影响极深的，对于维护礼制有着无比的热情。当年就和神宗皇帝的爷爷世宗皇帝因为要不要管亲爹叫爹的问题大闹一场，气得世宗皇帝在午门打了一百多个大臣的屁股，成为震惊一时的“大礼议”事件。是不是管亲爹叫爹不过是个称呼问题，尚且掀起了这般轩然大波。关系到今后谁是下一任皇帝这样的“国本”问题，就自然更加引起了大臣们的严重关注，于是，当年二月，户科给事中姜应麟首先上奏，主张“册立元嗣为东宫，以定天下之本”。
这自然是逆了皇帝的心意，于是这位官员马上被贬得远远的。但是，一个人倒下去了，还有千万个人跟上来。一时间，主张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的奏章雪片一般的飞到皇帝这里，弄得他晕头转向，心烦不已。一气之下，恨不得像他爷爷学习，把这帮不知死活的家伙也送到午门去打屁股。但是，当年明世宗的“大礼议”本来就是众说纷纭，皇帝管亲爹叫爹也不是没有一点理论根据；而神宗打算废长立幼，却是一点理都不占，再说他也做不到爷爷那么阴刻，觉得这么乱打一气总归不大像是“圣明天子”所为，于是，他就想出了一个自以为不错的妙计——拖。
皇帝先是劝大臣们不要着急，皇后还很年轻嘛，万一她将来生下一个儿子，不就是理所当然的太子，何必急着现在就立王恭妃的儿子。但是，皇帝自从宠爱了郑贵妃，就再也不肯到皇后那里去，皇后这儿子又从何生起。群臣们不肯上当，皇帝就使出了第二招，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神宗准备把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皇五子朱常浩一并封王，借口等他们长大些再择其善者为太子，以此来搪塞朝臣。结果朝臣大哗，神宗不得不收回前命。后来这件事情一直争论不已，其间又出现了不少“妖书”，影射宫廷嫡庶之争，弄得天下人心混乱。结果还是皇帝的母亲李太后出来干预，她问皇帝：“为何迟迟不立常洛为太子？”皇帝慌不择言：“他不过是个宫女的儿子罢了。”李太后本是穆宗皇帝的宫女，因为生了神宗皇帝才被晋封为贵妃，后来儿子即位又成为皇太后的，现在听到皇帝儿子说出这种话来，立刻大怒道：“你也是宫女的儿子！”吓得皇帝赶紧叩首请罪。
得到了李太后的支持，又加上群臣的压力，皇帝只好在万历二十九年（1602年）十月，怏怏不乐地立皇长子朱常洛才为皇太子。至此，“国本之争”告一段落，朝野上下才算安顿下来。
群臣虽然取得了胜利，但皇帝却憋了一口气。于是他产生了报复心理：你们既然不让我立喜欢的儿子做太子，那我就“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干脆“罢工”。
他想到做到，先是不肯上朝，又不肯“召对”大臣，于是慢慢地就连内阁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