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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军校中的党员同志，虽然由于身份公开，活动受到限制，但他们与广大同学特别是国民党左派仍保持广泛联系和影响。我进去后就和各连队的党员共同工作，很快就使工作开展起来。我们组织起国民党左派，首先改组了黄埔特别党部。军校特别党部是由学生选举产生的，当时整个革命形势还是对我们有利的。我到学校后不久就被选进特别党部（内分两部分：执行委员会与监察委员会），开始我在监察委员会，后来参加了特别党部的委员会，我们逐步取得了特别党部的全面领导权。我们更进一步打算改组黄埔同学会，但始终没能掌握黄埔同学会，因为黄埔同学会负责的人选是蒋介石以会长的名义指定的。这时北伐军已进到南昌，蒋介石对这种情况很了解，就一再号召学生要“团结”，不要互相“攻击”。但是，这种号召是没有用处的。前面讲到西山会议派名义上在学校不能活动，其实，蒋对它很支持。这样他讲“团结”就是空话。蒋介石在北伐已？？到了？？西的时候，还不断有电报给学校，关心校内两派斗争的发展，这说明了在3月20日以后学校左、右派斗争的激烈。当时国民党右派骂我们是恶化势力，我们骂国民党是腐化势力。黄埔军校革命空气又高涨起来，右派的气焰已不似以前的嚣张。他们看到这种形势的发展不是留在广州的右派分子能够改变的，遂由蒋介石从前方下令将军校比较进步的力量，政治大队提前毕业调赴前方，这时是1926年底，我们就是这样离开广东的。
从黄埔军校到北伐战场（4）
这期间，黄埔的左派组织还发展到广州，同时？？组织的上层介绍也发展到国民党的上层。国民党的上层左派人物中有徐谦、顾孟余、甘乃光等，我和徐谦也是在这时认识的。以后随着北伐的进展，左派的活动还发展到湖南、？？西和武汉各地。这里还有个怪事，？？都知道右派叫西山会议派，在黄埔军校叫孙文主义学会。也都知道有个左派组织，却没有名字。那时社会上对黄埔学生很重视，虽然我们穿着入伍生的灰布服装，整天出汗，又在地下滚爬，衣服很不像样，但是这部分人在广州颇受注意，甚至很有点受尊重。广州女学生也爱找穿破军装的黄埔学生。
12月份，我们政治大队第四队从广东调出来，参加北伐。这时北伐军已？？接近武汉。我们一起从广州坐火车到韶关。再往北铁路不通。出韶关·？过一座九峰山，便到湖南衡阳。那时行军很有趣，对我们青年军人，爬山走路本不是什么困难。进湖南以后，行军途中，？？过几个同学的老家，备受亲切热情的招待，至今记忆犹新。有一次，我们坐湘？？的船，夜晚月下，走到了同学的家。老人们奇怪地看到儿子归来，高兴得不得了。我们比较要好的同学都跟着去。那时正接近旧历年，老太太很热情，夜里连觉也不睡，把家里的腊肉、鸡拿出来，大家吃了一整夜。第二天天不亮，又赶快上船继续行军。我们还在路上，北伐军已？？占领了武汉。北伐军刚从广东出师湘鄂两省时，纪律严明，每？？过一个地方，都受到广大群众的欢？？。到长沙、衡阳，人们知道我们是学生，当地的学校就请我们去讲演。过长沙时，我被邀到湖南长沙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讲了半天。我们在广东出来时穿的是单衣，内衣只是一件编织的线衣。在湖南的冬天，穿这么一身衣服站在台上演讲，大家都看出很冷。听讲的人交头接耳，有的还跑上台来亲切地问我是否要加件衣服。这种亲切关怀的情景，相隔几十年了，记忆还很清楚。可以看出，这是北伐初期时的军民鱼水之情。
北伐的铁军是叶挺独立团，这里面有很多共产党员。独立团属于第四军，李济深管。我们的政治活动就是争取国民党左派。由于各地有党的组织介绍，我们从湖南？？过时跟当地的国民党左派取得联系，交换意见，甚至以后我们之间也有联系。我们一路上与群众接近，沿途作宣传，如去讲演。可以看到北伐时是很有生气，很兴旺的。
前三个队毕业不到三四个月，北伐军已占领武汉，1927年初旧历年前，我们政治大队第四队到了武汉。黄埔军校全称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这时改名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成立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我们编为学生大队第一中队，党的组织情况如前述，直到离开学校，都没有大变化。记得到武汉正好过旧年，我们住在武昌城里的两湖书院。有的同学家在汉口，邀我们去过年。当天刮大风，长？？中从武昌到汉口的船都不能开。我们跟小船的船夫商量，让他给我们开船，那时实在年轻，稍为懂事一点都不会去冒这个险。刮着大风，船在？？心上上下下，驶船的人一再叫我们不要动，我们却在船上又唱又叫。到了同学家里，自然又是饱吃一顿。
这时武汉入伍生也很快进了校，编成两个团（入伍生一团、二团），还有女生队。彭文①此时就编在女生队。她在学校也比较活跃。 。。
从黄埔军校到北伐战场（5）
到武汉分校后，我仍然是以国民党左派面目活动的，负责组织国民党的左派工作。到武汉以后也就三几个月，我们这个队也毕业了，我分配在分校政治部任党务股长兼特别党部主任委员，仍然做国民党左派的组织工作，并负责分校特别党部的工作（在广东我已？？负责特别党部的工作，在武汉我任主任委员），参加武汉黄埔同学会分会的组织领导。我们在武汉分校的活动，跟在广东一样，发展到学校之外，发展到了社会上，实际上发展到湖南？？西的长沙南昌武汉各地。我负责武汉的工作，除仍然抓武汉军校特别党部和黄埔同学会武汉分会外，也做些社会上的国民党左派的工作。社会关系？？组织的介绍，发展的面也是较广的，和湖北上层人物李汉俊（即出席共产党一大的）、邓初民等发生的关系便是如此。在武汉的左派组织中，邓初民也是参加人之一，那时他的家就在武昌，我们星期天就？？常在他家里开会。？？常一起开会的还有当时的有名人物李汉俊等。前面说过，左派组织的活动，实际上并无固定名称，而社会上却流传着“左社”的说法。黄埔同学会（学校改名后仍叫黄埔同学会）也活动，在武汉成立了分会，曾钟圣（曾希圣的哥哥，很有能力，在武汉已是武汉日报的社长或是主编，长征中在川北让张国焘杀了）也参加过。这时的黄埔同学会，由我和他一起负责。北伐时军区政治部主任，黄埔四期学生汤志，也参与做这项工作。
那时，蒋介石虽然名义上是军校校长，但一切由副校长恽代英主持，武汉分校党和行政上都是他负责，恽也是湖北人，他还参加湖北省的党政工作。政治部主任，总教官都是共产党人。政治部主任是周佛海，他当时还是共产党员，“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宁汉正式分裂，他才从武汉跑到南京，背叛了党。还有个总教官孙存统，后改名施复亮，当时也是共产党员（宁汉分裂后，表现惊慌失措。叛逃时，他把教官的工资自己拿着，党要开除他）。教务长侯连瀛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倾向进步，是拥护党的，学校中政治气氛是好的。当然，学校中也有国民党右派，但他们却成不了主导力量。淮海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一一○师师长廖运周，在学校时也是国民党左派。他就是在左派活动中，由我介绍入党的（1933年他失掉组织关系后，在国民党军队当师长）。他起义的情况我在后面还要叙述。
彭文也被选到特别党部当委员。这样，我们接触了，但是我们都从事政治活动，因而彼此关系的发展比较隐蔽，怕在学校闹恋爱产生不好的影响。当时军校的人还有胡毓秀（女生队），廖运海（学生第二队），彭漪兰（分校女生队区队长或指导员，共产党员），徐向前（第一队队长），陈毅（政治教官），施复亮（政治总教官）等。
当时广东国民政府还在广州。我们到武汉后一个时期，国民政府才正式迁到武汉，称为武汉政府，负责人汪精卫，还有徐谦、邓演达等。我们党在这里起领导作用。
在革命势力大发展的情况下，反革命势力从害怕革命走到反对革命的道路上。广州*实际在“四·一二”之前。留守广东的反革命军阀李济深早已开始*和“清党”。他首先对付黄埔军校，我们不少同志，甚至国民党的左派，都受害牺牲。广东有人跑到武汉，黄埔同学会就收容他们。蒋介石军队到达上海后，由于蒋介石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本质，再加上帝国主义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势力，相互勾结互为依附，造成了蒋介石的反革命叛变。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蒋介石正式叛变革命，在上海屠杀工人。我当时在军校特别党部工作，在四·一二以后，我们在军校用国民党的面目也开始清除国民党右派反动分子的工作。记得有一个陈醒民，当时是我们队上一个国民党右派，是我们队上的斗争对象，就是在那时被我们清除逃跑了。 。 想看书来
从黄埔军校到北伐战场（6）
向河南进军，称第二次北伐，我们从武汉向河南进军，主要的对象是奉系的东北军。有趣的是我们的铁军（第四军称铁军，即叶挺独立团）到河南遇到了东北军的铁军（它是否叫第四团我记不清了）。战斗打得很激烈。最后北伐军取得胜利，克复了郑州。我们在武汉开追悼会，追悼黄埔第一期的蒋先云。他是一位很好的团长，北伐中在河南战死。黄埔的左派学生很尊重他。我现在还记得开追悼会的情况。当时，宁汉关系紧张，蒋介石在南京反对武汉政府，宁汉已？？形成对立的局面，汪精卫已很动摇，而武汉兵力很空虚，武汉卫戍司令叶挺只有一个团。正在这个时候，湖南许克祥叛变，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湖北夏斗寅部队叛变，进攻武汉的朱兆南部队，就是配合蒋介石来反对武汉的。当时，武汉没有部队，到河南的部队还没有撤回，情况紧急。临时把中央军校在武汉的三个学兵团，编成一个独立师，以武汉分校教育长侯连瀛作师长，由叶挺统一指挥，保卫武汉，*叛军。队伍从武昌出来坐火车南下，只走了两三站，到了土地堂就跟敌人接触了。还好，很快就把许克祥的队伍击败。追击到咸宁地方，许克祥已向西南跑掉。这时咸宁县县长也跑了，临时由叶挺部政治部主任陈子坚当县长，叫我管公安局。这时，湖南的农*动已？？搞起来。叛军部队被打退以后，我们很快又回到武汉。武汉形势也有重大变化。
“四·一二”之后，蒋介石公开*，在南京成立政府，要求武汉政府搬到南京，武汉政府决定东征。一方面决定东征，一方面武汉内部一天天出问题，武汉形势日趋紧张。我党已把工人的武装（工人纠察队的枪）交了出去。这是陈独秀的右倾理论：国民革命是国民党领导的，共产党要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实际上，当时已？？感到国民党要消灭我们，右倾机会主义者却不管这些。工人纠察队力量虽然不大，但它是革命的基础力量，这样交了枪，搞得很混乱。我在武汉，党安排我做军校的工作，也做校外的活动，而国民党搞破坏。此时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校本部也开始搞清党。双方斗争激烈，表明武汉形势要起更大变化。组织上认为我在武汉活动中过于暴露，通知我离开武汉。？？来打算调我到二十军贺龙部，准备成立第三师，师长内定周逸群（后来在湘西时牺牲）。我按照指示离开武汉到了九？？，这时东征部队也到了九？？一带。东征部队到九？？后内部分化。十一军军长张发奎（叶挺的二十四师就隶属十一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在汪精卫的指使下，准备解决叶挺部队。我们党领导下的部队当然是坚定的，叶挺据报后，即指挥部队转向南昌移动。南昌当时是第三军朱培德的区域，朱德正在那里任公安局长兼朱培德第三军教导团团长。等我走到？？西，组织上改变决定，1927年7月，我由武汉分校？？九？？到南昌叶挺部二十四师报到，任政治部组织科长。二十四师政治部主任陈兴霖（后改名陈子坚），宣传科长蒋如琮（后改名蒋瑞青，总务科长陈兴章（陈子坚弟弟），二十四师党的负责人贺昌（已牺牲），二十四师属十一军，八一起义后叶挺任十一军军长仍兼二十四师师长，军党负责人聂荣臻，军政治部秘书代理主任罗髫鱼（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当时陈毅同志在一个团作团指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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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孙殿英代表多方活动（1）
1933年三四月，陇南起义失败，何戒僧牺牲。四五月，我从甘肃回到北平，这时，1932年开始的长城抗战已到尾声，主要是蒋介石并非真正想抵抗日本侵略，单凭第一线部队不可能长久坚持抗战。孙殿英四十一军已扩成华北第九军团。部队正由热河北部赤峰一带撤到古北口外张家口以东的平绥线沙城怀来一带，又从沙城撤到包头（当时铁路只到包头）。我在北平稍住，从古北口到沙城又到下花园，第二次与孙殿英见了面，这次留在他部队，策动他参加各方面的反蒋抗日活动，名义是参议。 长城抗战到尾声，惹起了很多人对蒋介石的不满。当时大家都酝酿继续抗日，同时反蒋。当时国民党内部斗争极为复杂，各派各系时而联合，时而分裂。蒋介石则利用反蒋各派系的矛盾，各个击破。我们党就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制造反蒋，以分散国民党力量，来配合苏区反围剿的斗争。这时北方冯玉祥正在张家口联络各方，酝酿号召反蒋抗日，吉鸿昌跟着冯玉祥也在张家口。南方有十九路军蔡廷锴；再向南有广东、广西的部队如李济深等，也不满意。李济深在两广部队中资格很老，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都是他的旧部。十九路军在福建与苏区有些联系，有个材料讲好几个人代表十九路军到过苏区，那时我党想推动各方面主张反蒋抗日的人酝酿成立福建人民政府，这是1933上半年的事吧。福建人民政府与北方各方面（几个主要的力量）都有联系。在平绥路上的冯玉祥，就联系了韩复榘、宋哲元。平时，他们也不听冯的话，等有了形势，这些旧部就会联合反蒋。我到孙殿英处时，形势已？？到了这样。
蒋介石知道这点，已在孙处作了活动。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是：蒋介石派了何应钦任北平军分会的主任。长城抗战开始，蒋介石已把北平当做重镇，所以派了何这个大员。在冯玉祥酝酿抗日期间，何应钦一度想收买孙殿英，想利用孙驱冯。何一面派人暗把察哈尔省主席这个官职许给孙（当时张家口属察哈尔省），一面要孙派亲信到北平面谈。孙的部队驻在察哈尔省最多，这一着棋是想利用孙将冯驱逐出张家口。当时全国各方面都在酝酿抗日反蒋，冯高举抗日大旗，孙和冯又有历史关系，孙当时认为驱冯这件事不能干，没有接受。孙殿英没有为省主席这个官职迷住心窍，干出对不起人的事，但对蒋介石、何应钦又不能不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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