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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改造谁（2）
这个理论看起来冠冕堂皇，但知识青年只要到农村生活了一段时间，就立刻会产生与这一理论相悖的各种疑问，这常常使他们的思想产生巨大危机，结果必然是信仰根基的动摇。
（一）向贫下中农学习什么？
上述一整套理论中，有一个关键点，就是知识青年若要革命化，就必须与农民相结合。1967年12月，毛泽东更将这一理论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叫做“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对于回乡和到农村生产队插队的知识青年来说，到农村后，最感困惑、最难以接受的，往往就是这一点。他们中几乎所有的人都问过这样一个问题：“让我们向农民学习什么？”一位高中毕业生在写给他的中学老师的信中说：
农民个个互相包庇，互相嫉妒，互相打击，互相气人，自私自利，自高自大，说话粗鲁，极端低级，吵嘴打架，消极怠工，干活拣轻怕重，还不讲卫生。这种生活环境我无论如何也过不惯。从这，我更体会到毛主席所说的“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这句话多么深刻了。要提高农民的觉悟真是不简单的事哪！
这封信写于1958年初。显然，1964年以后，报刊上是不会再公开发表这样直率的文字了。但即使后来树立的知青典型，也仍然存在这一问题。黑龙江省的知青典型胡建良在回忆自己初下乡的经历时，是这样说的：
初到那里，我看到的尽是些落后现象。比如，有的人干活收工时，随便拿队里的土豆、胡萝卜；有的人干集体活不积极，起早贪黑地在小块荒地里打转转等等。看到这些，我觉得这里的农民真是“自私、落后、保守”，和我在小说里、电影上看到的农民差远了，没有一个像《创业史》里的梁生宝，也没有一个像《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的高占武和曹茂林那样值得学习。
不必再多举例子，因为每个下乡知青，都有过同样的体验。
既然证明农民比知识分子更革命、更进步，是让知识青年向农民学习、与农民结合的必要前提，这个问题就非解决不可。对于上述的前一封信，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回复的公开信是这样说的：
农民的确是有缺点的，但是，你把农民的缺点过于夸大了，你在上面所列举的有些缺点，在一些知识分子身上，不是存在的更严重吗？何况，农民虽然有缺点，但是，他们是劳动者，是生产者，是自食其力的人，是为人类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的人。劳动者和生产者正是农民最大的特点，他们的优点是：诚恳、朴实、敦厚、勤劳。你应该首先学习农民身上这些最主要的品质。谭启龙：《在农业劳动中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人——复焦洪瑞同志》，《中国青年》，1958年第1期。
这是1958年的说法。再看1966年初的：
一些知识青年在下乡之前，从道理上也知道农民群众很伟大，有许多优秀品质，可是到了农村以后，却又觉得农民自私、落后，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这是为什么？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从本质上看农民。农民，主要是占农民大多数的贫下中农，他们在旧社会受苦最深，因此，在农村中，他们最革命，他们最听党的教导，他们热爱社会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最坚决。为什么有些农村知识青年看不到这些最本质的东西呢？胡建良同志的亲身体会告诉我们，最主要的是个思想感情问题。在你还没有从思想感情上和农民真正打成一片以前，总是容易看到一些表面的、个别的现象……但是，在你真正从思想感情上和广大的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以后，和他们同命运共呼吸了，才会真正了解他们，对他们可贵的优秀品质，就能看得清了……胡建良：《我向老贫农学习了什么？》一文编后记：《知识青年与工农结合的关键》，《中国青年》，1966年第6期。
谁改造谁（3）
上述两段话中回答的三个问题，正是解放以后始终存在于理论上的几个误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农民尤其是贫下中农在旧社会“苦大仇深”，所以他们最有阶级觉悟，走社会主义道路最坚决。事实上，这是把农民在土改中分得土地、获得一些实际利益后所产生的“感恩”思想片面地拔高了。
朴素的阶级感情并不能代替马列主义觉悟，何况这种所谓阶级感情，常常也只是宣传中一厢情愿的说法。只是在当时，谁要敢对这种论调产生怀疑，马上就会被扣上“思想感情有问题”甚至“立场有问题”的帽子。这是其一。
其二，农民是劳动者。这话固然不错，劳动者、劳动，都是应该受到尊重的。但这里的问题是，它是把知识分子作为农民的对立面而言的，农民是劳动者，所以知识分子就应该向农民学习，那么知识分子是什么呢？难道不是劳动者吗？难道只有农民所从事的那种直接劳动、简单劳动才是劳动，才值得赞美，而同样为人类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所需要的间接劳动、复杂劳动、文化性劳动就不是劳动，就应该遭受排斥和无情的践踏吗？应该指出的是，这种看法，本身就是农民意识的一种典型表现。
其三，将存在于一些知识分子身上的农民意识，与农民所具有的普遍特征混为一谈。潜台词是：农民自私，知识分子就不自私吗？可是农民身上所有的优点，知识分子又哪里具备呢？
将知识分子作为农民、作为劳动人民的对立面，这是改革开放之前几十年我国宣传工作上一个显著特征。这既是农民意识的一个典型表现，也反过来加深了农民对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的敌意，人为地扩大了双方间的隔阂，这与“消灭三大差别”的口号，已经是背道而驰的了。这便产生了理论上的一大漏洞。
上山下乡知青，便处于这种隔阂之中，他们具有的文化优势不仅得不到发挥，反而成为必须甩掉的包袱，必须改造的罪过。由此而来的第二个问题便是：
（二）怎样与农民结合？
“结合”其实是个很模糊的概念，怎么样才算是结合了？用当时常用的政治术语表述，就是和农民站在同一个立场上了，可是农民的政治立场与工人阶级的立场并不能完全画等号，而且，即使是工人阶级的立场，在当时风云变幻的政治背景下，也根本没有明确的标准。那么，和农民一样，就算是结合了吗？那就是每天出工、收工，脸朝黄土背朝天，没有哪个知青甘心一辈子过这样的日子，女知青更是担心会像农村妇女一样，围着锅台转上一生。
一个1965年下乡，在农村度过十余年的知青深有感触地对笔者说：“我认为知识青年的悲剧就在于，他们要想在农村有所作为，就要与农民融为一体，可是知识青年无论如何也无法将自己与农民融为一体，”这的确是很多想在农村有所作为的知识青年都曾经历过的苦恼。这里有知青自身的原因，但农民对知青的戒备、排斥心理，恐怕是更重要的因素。
农民和农村干部，对于读过书的人，哪怕他原来就是自己本乡本土的子弟，也怀着相当深的疑忌心理，这种隔阂有利害关系上的，也有文化上的。其深刻的程度远非单纯热情的知识青年所能想像。如果说在传统的农村社会中，对秀才们多少还存在某种敬畏，还不敢过分加以侵害的话，对于知青，就连这一层顾虑也不存在了。
谁改造谁（4）
从切身利益上考虑，农民和社队干部当然不欢迎知青回乡，有限的土地、有限的收入，又要多添上几张嘴，他们认为这给他们增加了负担，“是国家揩生产队的油”。不少队干部担心知青有文化，比自己强，会抢了自己的乌纱帽。即使没有存此念头，也担心知青不好管，“回乡干部架子大，回乡学生不听话，回乡军人管不下”。上面的例子也说到了，知青对农民尤其对干部的很多做法看不惯，爱提意见，当时又正值“四清”搞得农村干部人人自危，很怕自己瞒产私分或假公济私的举动被揭发。
知识青年看不惯农民，农民同样也看不惯知识青年，不仅看不惯青年的乱提意见，也看不惯青年的“说话咬文嚼字”、“拿腔作调”、“臭要面子”、“穷讲卫生”等等。他们出于本能，感觉到知识青年与自己不是一类人，他们对文化和有文化的人从来怀着一种偏见，当时的政治气候对这种偏见也起了某种助长作用。一面动员知青回乡，急切地希望他们在农村安心扎根，一面又在宣传中有意无意地为二者间的矛盾加温，这种南辕北辙的事，在那个年代太多了。
再者，即使有少数知青自觉地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变成了地道的农民，但农村中强大的家族、宗族势力，也未必就能见容于他们。这种宗族势力在解放后虽然屡遭打击，却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非同族的异姓农民尚且要受排挤，又何况知青。
许多知青的热情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冷却了，但他们也因此而真正了解了农村和农民，并在这一过程中成熟起来。
（三）在学校学得的文化知识有什么用？
这也可以说是知识青年在农村能否发挥作用，怎么发挥作用的问题。与前一个问题一样，它也贯穿于知青运动的始终。国家对这一问题并非不重视，1964年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关于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报告》中就曾特别强调说，怎样使下乡知识青年真正发挥他们的作用，这是有关培养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后备骨干的一个大问题，也是知识青年十分关心的问题，只有当他们在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中既用上体力，又用上文化科学知识，各得其所，各展所长，确实看到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又真正大有可为时，才能牢固地把根扎在农村。
这的确是知青能否在农村巩固下来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在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毛泽东的那句名言“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才会被人们一喊再喊。但是，喊口号是一回事，真正要做到这一点却是另一回事。除了一般所谓的要领导重视以外，还必须具备几个前提：首先，必须是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尊重科学技术，尊重文化，使知识青年能够用先进的文明去影响和改造农民；其次，在农村的生产力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使农村感到有学习文化、引进人才的需要；第三，即便如此，也仍然要有一套比较系统完善的培养人才、保证他们发挥作用的制度。可惜的是，这###在当时的中国农村都是不具备的。
上面我们讲到，解放后一系列运动的矛头，总是瞄准知识分子，总是将他们作为工农劳动人民的对立面，作为改造对象，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整个社会对文化、对文明的排斥与敌视。处于这种大气候下的知识青年，一下乡就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无法调整自己与农民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接受农民的改造，是把自己本来具有的优势，把自己在学校学得的文化作为被改造甚至被抛掉的对象，他们又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特长，又拿什么来发挥自己的作用呢？ txt小说上传分享
谁改造谁（5）
第二，从解放直到“###”结束，我国农村一直在个体小农经济的落后状况下徘徊，一锹一锄的生产方式确实使先进的科学技术找不到用武之地。我们在第二章分析青年志愿垦荒运动的教训时提到，当时已经有人认为，在目前还只能用锄头挖土的情况下，组织过多的知识青年参加垦荒是不适宜的。我们还提到，这条意见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结果是，这一问题一直存在于下乡知青中。1964年董加耕的事迹见报，曾经在青年中引发一场讨论，焦点便是，像这样成绩优秀的高中生下乡，是不是太可惜了。有下乡知青说：
即使在这广阔的农村天地之间，也觉得有些狭窄了，真是荒废了年华，虚度了光阴。我对农业的贡献不大。请想，我一样和社员锄地、推车，就无所谓谁的贡献大小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受了我们生产队条件的限制。我们用的农具，就是锄、镰、锨、镢四大件，谈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化学化，那就谈不上了。因此，在我们这样的地区干下去，是没有出息，没有前途的。
锄地还用得着直角、钝角吗？拉粪还用得着碱酸盐吗？就是把农业的一套技术学会，原来学的书本知识又生疏了，也是得不偿失。海涛：《我也感到“有力无处使”》，《新华日报》，1964年12月24日。
这都是十分现实的问题。中央文件虽然要求各地党团组织不要把知青当成一般的劳动力使用，而要注意发挥他们的科学文化知识特长，但在农村生产力如此低下的背景之下，又从何发挥呢？
第三，虽然称为知识青年，实际上文化程度最高也只不过高中毕业，有的只是高小毕业生，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无论是农作物的栽培和品种改良，还是农业机械的制造和改进，都难以胜任。即使如防病治病、担任中小学教师，也不是凡读过中学，有了一些基础知识，就能够像当时宣传媒介所宣扬的那样干出名堂来的。要想真的在农村有所作为，他们的知识太不够了，他们需要再受培训，再学习提高，但当时的农村，大多数却没有为他们创造这一条件。这种不上不下的状态，正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十分尴尬之处，倒是那些大学或受过专业训练的中专毕业生，能够发挥的作用更大些。
由此说来，让知识青年下乡去当农民，从发挥作用一面来说，究竟有多少实际意义呢？
这里，我们可以用一个知青典型的经历为例来进行探讨，他的名字叫柳昌银。
柳昌银是1957年高中毕业后回到家乡——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万宝人民公社新兴大队参加农业生产的。他从小丧父，由母亲一手抚养长大，家里条件艰苦，所以很小就下地帮母亲干活，逐渐对水稻产生了特殊的感情。上高二时，一场霜把社员辛辛苦苦种的稻子全毁掉了，他受到极大的震动。本来他是个好学生，学校已经有了将他保送上大学的意向，但他等不及，他恨不能立刻回到家乡，去培育能够在无霜期就成熟的稻子。他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劳动对他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就这样，主要不是因为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而是怀着改造水稻品种的理想，他回乡参加了农业生产。据当时的报道说，他第二年就培育成功了耐寒、早熟、高产的“万宝十一号”水稻良种。为了使培育出的良种更有适应性，他主动离开条件较好的家乡，到位于山区的昌图去进行试验，也取得了成功。万宝地区将他的良种推广开来，使水稻的平均亩产上升到400多斤。
柳昌银因此而成了知识青年在农村大有作为的一个最有说服力的典型。他于1962年入党，1964年出席了共青团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他曾一度以“长白山下‘种子迷’”的形象名扬全国。
“种子迷”这一称呼对他来说实在是恰如其分的，据曾经先后为他写过9篇报道的女作家在30年之后回忆说，“###”期间他曾屡遭磨难，他精心培育的良种都被烧毁，他几乎发疯，但这一切过去之后，他一如既往地仍然倾心于他的良种试验，但他没有著作，没有职称，没有人肯承认他。他属于“鬼迷心窍”的那类人，是神人。她说，写柳昌银，贯注了自己的全部感情，她也与柳昌银成了共过患难的朋友。但她也承认，柳昌银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