砘榈哪炅浠ㄔ冢撼鞘星嗄晡�25岁，男28岁；农村青年为女23岁，男25岁，即比法定婚龄高出5—8岁。既然提倡晚婚的出发点是试图限制人口的急剧膨胀，也就难怪会将晚婚年龄视作理想的婚龄。按照适用于农村青年的标准，知青中年龄最大的66届高中毕业生中的女性应在1970年达到晚婚的年龄。步其后尘，每年都会有一批青年加入到适龄者的队伍。而在头几年里，真正感到婚姻问题迫在眉睫的仍是为数较少的“老三届”女高中毕业生。因此，在决策者看来，婚姻问题尚未凸显为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个棘手问题。
婚姻政策（2）
第二，政府希望通过知识青年的表率作用，在农村开风气之先，移风易俗，切实推进晚婚和计划生育政策。“###”的爆发，一度使中国的人口增长失去控制，酿成1949年建国以来又一次人口出生高潮期。进入70年代，全国形势趋于安定，计划生育作为国务院日常工作中的一项当务之急又被提了出来。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提出：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深入开展宣传教育，把晚婚和计划生育变成城乡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力争在“四五”期间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10‰左右，农村降到15‰以内。1973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同年，在周恩来主持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把人口增长指标纳入了国民经济计划。这些步骤都预示着：推进晚婚和计划生育，已成为举国上下涉及千家万户的一项旷日持久的群众性活动。
这项活动遇到的巨大阻力主要来自封闭落后的农村。千百年来，“多子多福”、“人财两旺”、“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等传统小农经济的生育观在广大农民中保持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力；农村中落后而繁重的手工劳动方式，以及农民年老后依靠子女养赡的古老生活方式，为传统生育观的绵延存续，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要在较短时间内扭转这种局面，仅凭农民自身的力量显然是难以胜任的。方兴未艾的上山下乡运动，将成千上万的城镇知识青年播撒到全国村村寨寨，这使国家的领导人有理由相信，在推进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中，找到了一支可以信赖的骨干力量。
1973年8月，###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参加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时，周恩来明确指出：“计划生育，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分不开。城镇青年下去以后，要做模范。”他还特别夸奖女知青代表徐敏光是晚婚的“模范”。徐17岁时还乡务农，此时已经28岁，还没有结婚。周恩来指出：
晚婚，计划生育，下乡青年提倡，造成风气，更有力量。每年100多万人到农村去，到处讲，这是最好的推广。《中央政治局同志接见参加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和总后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同志时的讲话》，1973年8月6日。
下乡知青既被赋予此项光荣任务，当然要身体力行。因此，在各种场合积极鼓励知青晚婚，是顺理成章的。
第三，为了缓解知青住房困难，也只能提倡晚婚。下乡知青要结婚成家，必须解决住房问题。但每名知青下乡时，国家拨给的安置经费中，用于建房的不过一百余元。由于拨给经费不足，农村社队又不愿或者无力额外贴补，以致许多青年下乡后没有房子住。他们或者“打游击”，居无定址；或者租农民房住，得过且过；栖身破庙、牲口棚的事也时有所闻。在这种情况下考虑结婚成家，无异于眺望海市蜃楼。
1973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主持者在周恩来的指示下特意邀请了老知青典型邢燕子、侯隽到会，向她们征求意见。在讨论到“一个知识青年在农村扎根落户究竟要花多少钱”的问题时，她们发表看法说：一般情况，知识青年下乡三年就可以生活自给。但是，一到结婚年龄，就又有困难了。在知青小组集体里凑合能过，从集体户出来，要另外安家，盖房子，买家具，需要不少钱。她们还根据当地情况算了一笔账，一个下乡青年，建房一间要用400元（材料按国家价格，用工由队里摊派，不管饭）；小农具、生活用具、家庭副业铺底约70元；伙食补助第一年大约100元；第二年大约三四十元；到结婚安家时，补助几十元；再加上书报、医药费等，每人约需700元左右《邢燕子、侯隽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和有关农业生产的一些意见》，1973年7月。。邢、侯的估计似乎乐观了些，对一大批被安置到贫困地区插队的知识青年来说，下乡三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并不足以改变他们窘迫的处境；何况多数知青始终也没领略过一个人一间屋的喜悦。即便如此，她们的估计有助于说明，下乡青年在头几年里是不具备成家立业的物质条件的。 。 想看书来
婚姻政策（3）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专门谈到知青“晚婚”与房子的关系。他说：要提倡晚婚。刚下去，不到20岁，下去后头七八年，十来年，可以不发生住房的问题。以后他可以自给了，有了积累，再给点补助，到结婚时就可以另盖房子了《中央政治局同志接见参加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和总后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同志时的讲话》。。周恩来显然了解知青住房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程度，所以才会提出解决结婚住房，只能依靠知青自力更生，用七八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一点一滴地积累。在这种形势下，知青的晚婚应是势在必行。当时的新闻媒介，一个劲地鼓励知青在农村“扎根落户”，同时却又不遗余力地倡导“坚持晚婚”，知青普遍缺乏安家的物质条件，是一个必须考虑到的经济因素。
不过，国家所制定的知青婚姻政策在受到上述因素制约的同时，还受到了多变的政治风云的牵制。这种牵制，很快使政策偏离了既定的轨道。尽管在1973年8月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上，有关人士还在积极提倡“晚婚”，但第二年年初，新闻媒介对知青婚姻基调却发生了显著转变。转变的开端是由白启娴投诉报纸引起的一场风波。白启娴原是河北师范大学的毕业生，1968年被下放到河北省沧县阎庄公社相国庄大队“插队落户”。1972年与同队一小学文化水平的农民仓促成婚，婚后生活平淡已极。她努力适应由大学生向农妇的角色转变，烧火做饭、喂鸡饲鸭、操持家务、侍奉公婆、生儿育女，构成了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丈夫虽为人厚道，但不乏根深蒂固的夫权观念，无故挨丈夫的打很快成了她的家常便饭。他们之间本来缺乏感情基础，草率成婚，加之在文化程度、生活习惯上的鸿沟，她的婚后生活毫无美满可言丛聪：《“红”牌坊——白启娴婚姻问题调查追记》，《中国妇女》，1987年第8期。。她的婚姻受到父亲的反对，也不断遇到周围人们的冷嘲热讽。
1973年底，在一次口角中，与白启娴同在公社执教的一名教师将这起婚姻说成是个“丑（闻）”。白在盛怒之下连写几封信寄给各家报社。信中称，“有人说嫁个农民没出息，依我看，那种贪图个人享受，看不起嫁庄稼汉的人最可卑”；“有人说，落在农村没前途，我坚信在广阔的农村奋斗终生大有作为，前途无量”。为了驳斥各种非议，她不惜美化自己并不如意的婚事，将偶然凑合的婚姻说成是“决心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自觉举动。白启娴的信适逢其时，当时以江青为首的极左派领导人竭力推波助澜的“批林、批孔”运动刚刚拉开帷幕，正需要造就白启娴这样的“反潮流”典型。
1974年1月27日《河北日报》以《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为通栏大标题，发表了她的来信和《编者按》。《编者按》吹嘘她的信是“一篇生动的批林、批孔和进行路线教育的好教材”，并“希望涌现出更多的敢于与地主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传统观念决裂，敢于反潮流的人物，这对于反修、防修，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有其深远意义的”。不久，《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她的事迹。
随着白启娴名声的鹊起，全国各地竞相树立自己的“白启娴”式人物。意味深长的是这些人物为清一###性，而且大多是在下乡头一两年就嫁给当地农民的。当初的舆论压力可想而知。但物换星移，昨是今非，曾几何时，本来招致非议的人生抉择却成了赢得种种美誉桂冠的政治资本。以这种戏剧性变化为枢纽，宣传喉舌关于知青婚姻政策的重心迅速由倡导晚婚转向鼓励知青在农村结婚。这一重心的转移，主要是与极左派领导人大张旗鼓地将女知青嫁农民的现象加以政治化，并任意夸大曲解的做法呼吸相应的。同时应看到，大批“老三届”青年陆续步入婚龄毕竟成为事实，这对婚姻政策的调整也会产生直接影响。 。。
婚姻政策（4）
作为婚姻政策调整的一个明显迹象，1974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刊载了辽宁省海城县《热情关怀已婚下乡知识青年的成长》的调查报告。与当时充斥报端的有关白启娴一类“与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典型人物事迹的报道相比，这份调查报告的基调平实得多，只是说：下乡知识青年在农村结婚，安家落户，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一个成果。这份报告很可能是在知青主管部门主持下完成的，所以比较关注解决已婚青年的实际困难，较少空洞干瘪的政治说教。《人民日报》发表的《编者按》强调了“随着有些下乡知识青年年龄的增长，需要引导他们正确地对待和解决婚姻问题”的重要性。同时指出：鼓励下乡知识青年带头实行晚婚，对改变早婚这种旧的风俗习惯，是个有力的推动。在青年们结婚以后，要教育他们认真搞好计划生育。虽然这篇指导性文章仍兼顾到实行晚婚的必要性，但从1974年起，知青婚姻政策的重心显然转向了鼓励青年在农村结婚。
1976年上半年，是极左派活动最猖獗的时候，也是知青工作受其影响最严重的一段时间，国务院知青办对地方部门提出：“###搞拔根，你们就是搞扎根，这就是对着干。”青年在农村“扎根”必须解决婚姻家庭问题，换言之，解决了婚姻家庭问题也就迈出了“扎根”的关键一步。至此，一个本来属于个人私生活范畴的问题被居心叵测地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政治目标紧紧联系在一起，极左思潮披靡所至，知识青年在农村成家立业的举动得到更积极的支持和大力宣传。
综上所述，“###”期间知青婚姻政策是有明显变化的，前期政策以提倡晚婚为中心，主要是基于国家经济建设、推进计划生育的需要，以及下乡知识青年普遍生活状况的考虑，应该说还是比较务实的；后期政策转向积极鼓励青年在农村结婚，与其说是为了适应大批青年步入婚龄的现实需要，不如说是受到极左派领导人政治行为有力牵制的结果。从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1975年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运动，到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与极左派领导人对国家政治生活变本加厉的干预如影随形的，是知青婚姻的高度政治化，知青在农村结婚成家被不失时宜地贴上“与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坚决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与###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等蛊惑人心的政治标签，至于这种鼓动会给知青带来怎样的后果显然无人问津。
然而，婚姻政策的转变是一回事，贯彻实施的成效则是另一回事。这是因为，后者不仅取决于决策者的努力，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青年本身的意愿。
婚姻率的分析
二婚姻率的分析
下乡青年对待婚姻的态度，除了受到政府行为的影响外，还受着诸如生存条件、家庭背景、文化程度、年龄大小、价值取向等因素的左右。就绝大多数知青而言，在下乡的头几年，恋爱婚姻还没有提上日程表。“###”前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成功地塑造了这代青年人清教徒式的恋爱婚姻观。一种风靡的观念是：优先考虑个人问题与革命的大目标是格格不入的。许多青年憧憬的是为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献身，认为沉湎于个人的卿卿我我，意味着失去献身的资格、禁欲主义的幽灵肆无忌惮地在青年中间游荡。不少人认为：男女之爱是肮脏的，只有同志和战友的革命情谊才是可宝贵的。对于过早恋爱的知青，大家往往嗤之以鼻。在这种气氛的挤压下，坠入情网的知青往往会产生负疚感，自惭形秽，甚至产生离群索居的念头。于是，紧闭初开的情窦，将求爱者一口回绝者有之；将热情的情书交给领导者有之；将隐秘的情爱之火熄灭在革命祭坛前者亦有之。
生产建设兵团政治环境也助长了禁欲主义的弥漫。在最初几年，知青谈恋爱属于不可越雷池一步的禁区。舆论认为，知青到兵团的任务是“屯垦戍边，反修防修”，谈情说爱被看成“资产阶级的思想”。极左思潮笼罩下的兵团，将“男女大防”奉为金科玉律，任何“越轨”行为常受到惩办。有的连队自定土政策；掌灯后男女青年接触，必须有“领导”陪同；有的干部专门稽查男女知青幽会，私拆情书，并拿到大会上宣读，作为“阶级斗争的反映”《北大荒风云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133、195页；《红土热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或者扣上“侮辱妇女”的罪名。对###的公然践踏，时常激化矛盾。有的青年不堪其辱，逃出境外，成为罪不可赦的“叛国犯”，甚至万念俱灰，走上绝路《北大荒风云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2、181—183页。。
相形之下，农村插队青年所处的环境则宽松得多。农村的社队组织缺乏高度集中统一的行政干预机制，况且农村早恋早婚的习俗源远流长，农民对渐染此俗的知青不但不以为异，有的反因后者能入乡随俗增添了几分亲近感。于是，知青中第一批结婚者在受到知青群体冷落之余，通常能从当地淳朴敦厚的农民中寻找到慰藉。数年过后，下乡知青的生活态度变得越来越实际，对个人的终身大事虽或处理谨慎，对他人的婚姻已颇能宽容和理解。与此同时，官方政策由提倡晚婚转为积极支持青年结婚。甚至在生产建设兵团，各级领导的态度也明显转变，率先结婚的青年受到表彰，被树为“扎根”的典型《北大荒风云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辉煌的青春梦》，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67页。。此举旨在遏止知青中迅速蔓延的思乡情绪和通过各种关系调离农村转回城市的风气。但不管怎么说，知青已婚人数确在逐年增长。1974年末，全国已婚知青有48万人；1975年增至614万人；1976年为726万人；1977年达到创记录的861万人，占全部在乡知青的10％。在这以后，随着运动迅速退潮，在乡知青大举返城，已婚青年的人数逐年递减（其间起落的态势详见本书附录表10）。
进一步对插队知青和兵团（农场）知青两个群体考察，前者的已婚率要低于后者：1975年末，在乡插队知青的已婚率为79％，国营农场为87％；到1977年末，在乡插队知青的已婚率为82％，国营农场知青的已婚率为173％（详见附录表10）。若就安置插队知青和农场知青最多的省份之一黑龙江省的统计资料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