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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农场知青“胜利大逃亡”（5）
针对知识青年的婚姻问题，他说：结婚晚一点有什么不好？我们从前天天打仗，哪里顾得上结婚？有不少同志都是三十多岁才结婚的。他还流露出对请愿后果的担心：全国上千万知识青年，如果都闹起来，还怎么搞建设？在听取代表们关于农场存在的严重问题的汇报后，他表示，有些问题要改，希望代表们回去以后帮助改变农场某些干部的领导作风《中国青年报》，1979年2月10日。。
王震对请愿团的批评措辞是严厉的，以致代表们“认为有些地方批评得过重了”，接见后闷闷不乐1979年2月10日《中国青年报》，载丁惠民等人给王震的电文。。1月5日，请愿团启程返回云南。全体代表分头到本单位向广大知识青年传达了王震讲话和国家农垦总局的有关文件，自动解散了当初成立的组织。部分单位的知识青年中止了###。
不久，以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为首的中央调查团飞抵云南。经过广泛调查发现知识青年的问题比事先估计的严重。当农垦系统无法保证知识青年的基本生存条件，并且在短期内不可能扭转这种局面的情况下，唯一现实的选择便是允许青年返城。但1978年底颁发的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文件却使这个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复杂，文件在为插队知青返回城市打开绿灯的同时，将农场知识青年划入另册，认为他们已是国家职工，应继续稳定在农场。1979年1月，当文件在云南农场传达时，知识青年情绪激愤。调查团受到知识青年的质问。景洪农场部分知识青年首先宣布恢复###，声称不达到回城目的决不罢休。接着，与老挝接壤的勐腊农场部分知识青年因返城要求得不到答复，竟砍断了近百株才开割两三年的橡胶树。知识青年要求返城的呼声，早已越出西双版纳，遍及云南农垦总局的各分局和数十个农场。其中勐定农场的请愿事件最动人心魄。勐定农场，是滇西各农场中规模最大、植胶最多、知青最集中的一个。全场7000多知识青年中有成都知青5000多名，占全垦区成都知青的近1／3。《云南农垦纪略》记载说：“勐定农场300名知青于1月5日进驻场部；6日，进驻人数增至1500人，有200人宣布绝食。
至此，勐定农场知青在云南农场知青返城风潮的最后阶段里一下子成了弄潮儿。###中央办公厅接到勐定农场知青的长途电话，声称已全面###，开始绝食，要求答复回城要求。中央办公厅急电赵凡，迅速赶往勐定处理解决。赵凡赶到勐定，迎接他的是1000多名跪在地上的知识青年。他们有节奏地高喊着：“我们要回家”的口号。全场哭声震天。赵凡被眼前的情景所深深打动。他向知识青年们表示：一定向中央如实反映情况；相信知识青年的合理要求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1979年1月21日，在###中央指示下，于昆明市召开了北京、上海、四川、云南等有关省、市领导和知青办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商量善后事宜。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讲话：知青闹事两个多月了，现情况已明，办法有了，解决问题按中央、国务院六条，省委同意，全省七万多知青，尽量做工作，愿意留下的欢迎，上海困难大，最好多留一点，不愿留的都走。他提出解决措施15条：病退可办，父母退休可顶替，分期分批走，###冤假错案。已结婚的少走。对闹事打砸抢分子要处理。1月份开始拿十一类工资。恢复干部、工人的边疆补贴。家属给予落户。农场医院均由县投资。先拨200万元立即解决住房问题。再拨500万元。工人子女要照顾，多培养教师。
知识青年终于如愿以偿，大返城开始了，知识青年谁愿走谁走，以往可望而不可即的公章高挂在候车室窗户上，任凭知青办手续时使用。短短几个月里，数万知青各奔前程。
云南农场知青的大返城是在戏剧性情节中终场的。1月23日，原赴京请愿团负责人丁惠民等人给王震发出电报，对前一段活动作了自我批评：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这两个月所走过的道路，所做过的一些事，我们心中无不感到内疚和惭愧，特别在###问题上，由于我们年轻，看问题不全面，往往感情用事，为自己想得多，为国家和人民利益考虑得少，所以，当时由于个别领导同志的一些不妥做法，我们就耐不住了，热血一冲，不管三七二十一，草率决定用###方式来表示自己的不满。其结果，虽然我们当时的思想动机并没有什么不好，但实际上给国家带来了损失，影响和干扰了安定团结局面。这封电报于2月10日才被《人民日报》略加删改后刊出。第二天，《人民日报》又登载云南农垦总局负责人的谈话说：许多知识青年已开始认识到停工闹事、聚众上访，不利于安定团结，不少人还作了自我批评。
虽然新闻媒介尽了很大努力，云南农场知青胜利返城的消息还是风驰电掣般传遍全国。在上海、浙江、新疆……各地知识青年从中得到了鼓舞。
云南农场知识青年的争取返城活动，几起几落，终于得到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1978年云南农场知青将近5万人，一年以后，只有70名知青仍留在当地。
一波三折的新疆农场知青返城风（1）
云南农场知青的闹事风波未平，一场新的波澜已在万里之遥的新疆掀起。1979年初至1980年底，新疆农垦系统以上海知青为主刮起的返城风一波三折，屡仆屡起，前后持续长达两年之久。
前面提到，新疆农场（兵团）知青是都是“###”前下放的。其中固然有少数政治上一贯积极自愿报名支边的分子，但更多的还是在没有做好充分思想准备情况下被运用各种手段动员出来的。知青到兵团后，发现梦寐以求的参军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到处是戈壁荒滩，地广人稀，生活条件艰苦。但悔之已晚，思乡心绪油然而生。不过，当时兵团纪律严格，知青年轻幼稚，理想与希望尚未破灭，所以能在逆境中坚持。
“###”十年，对兵团知青是一场劫难。不仅杨永青、鱼珊玲这样的著名典型受到冲击、批斗，许多普普通通的知青也遭到###。农一师三团“专政”对象800多人，其中上海知青500多人。该团十八连有个知青因属对立派，被绑上双手用马拖到团部。对他们采用的刑罚多种多样，十分残酷。1972年各团举办“打击流氓阿飞学习班”，对象就是知青。仅三团就有五十多名知青被强制入班，他们中有的只是顶撞了领导，有的在工作、生活上有些小毛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给上海知青的心理烙上了难以抚平的创伤。“###”结束后，上海知青中流行着这样一个顺口溜：“老干部###昭雪坐位子，右派分子摘帽子，资本家补票子，上海青年还是老样子。”表示对现实的不满。
入疆初，许多上海知青在工资三、五、八元（第1年每月工资3元，第二年5元，第3年8元）情况下，由于有老军垦战士艰苦创业榜样为表率，对前途还是充满信心的。他们辛勤劳动，付出了血汗，但年复一年，农场面貌变化缓慢。尽管在生产上拼命干，“百日大会战”、“能手赛”接连不断，业余时间被占用了不少，结果换来的仍是连年亏损。最倒霉的是普通职工和知青。知青待遇普遍偏低，通常在兵团工作十七八年，工资仅44元，而其他新工人只工作了3年工资即达41元。加之距上海路途遥远，探亲往返一趟，往往负债。
经济上连年亏损同时，农场机关却一年比一年庞大。有的团场已达6个职工养1个干部的地步。冗官冗费，促使了官僚主义、军阀作风的盛行。知识青年心情沮丧，看不到出路。即便是地位特殊的知青典型，对此又何尝没有同感？1979年初，鱼珊玲曾对采访的记者指出：“上海知青大部分不安心在塔里木。来了这么多年了，总得有些变化嘛。谁不愿意待在好一点的地方？人总有个盼头嘛。可这十多年没有一年不亏损，场领导哪有一点事业心？现代化离我们这里还远呢！大家对前途都丧失了信心。”在另一次谈话中，她还指出：农场的环境令人窒息，干群关系不和，亲近疏远，土政策多，管理方法简单，上海青年的积极性没有得到调动和发挥。知青典型杨永青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也反映过知识青年中存在的种种实际困难。当然，普通知青对官僚主义、军阀作风的不满，要比这些大名鼎鼎的典型更强烈。
农场学校教育质量差，也是令知识青年不满意的原因。这直接影响到他们子女的前途。60年代初进疆的18岁左右的青年，到70年代末已是35岁上下的壮年了。他们在新疆结婚成家，孩子大部分进了农场办的学校。农场的教师多数是从上海青年中选择的，他们本身只有中学程度，既无学历，又无教学经历，所以学校教学质量很差。孩子的家长自己在农场中苦了半辈子，眼瞅着出头无望，又担心子女将来会步自己的后尘，离开新疆的念头日久弥笃。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一波三折的新疆农场知青返城风（2）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关部门调整了知青政策，允许“###”期间下乡的知识青年除少数已婚者留在当地安置以外，大多数返回原居城市重新安排就业。大批下乡知青潮水般涌入城市。这就加剧了新疆农垦系统知识青年的人心浮动。其中，上海青年情绪最大。“###”前，上海市大批动员离城上山下乡的只有到新疆的近10万人。“###”中上海市有数十万青年学生被分配到黑龙江、吉林、内蒙、云南、安徽、江苏、贵州等省、区。1978—1979年间，这部分青年基本返回了城市，唯独分配在新疆的上山下乡“先行者”们，在返城之路上却步步荆棘。
再就新疆农场系统内部来看，除上海知青外，还有北京、天津、江苏、武汉等地的青年，在回城风的鼓荡下，其原居城市都陆续向他们敞开了大门。这样，无论就全国、新疆，还是上海市来说，难圆故乡梦的主要就是新疆农场的数万上海青年了。
其实，留在新疆的上海知青也并不都是同样的命运。尽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场）对知青调回内地有严格限制，但十几年中不断有人利用权力、关系一走了事。“###”以后，随着给老干部###、落实政策，干部子弟和一些有门路的人纷纷调回内地。如一师十四团某上海知青，伯父是冶金工业部副部长，专门派了两个秘书，花了几千元钱，带了各种证明，连本地人的妻子一同调走。五团某上海知青，父亲是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只给新疆方面打了一个电话，就打通了关节，该知青后进入西安交通大学，妻子也调到西安市。三团两户知青共8口人，通过其中一个人的父亲（国家总行行长）“开后门”调到山西某厂。该团政治处某干部也是上海知青，数日前还给青年做工作，叫大家安心边疆，言犹在耳，本人却率先拔腿远飏。放着干部职务不要，50多元工资不拿，宁肯回去拿29元。知青们反响很大。新疆上海知青中的干部子弟本来寥若晨星，但他们一走却影响到一大片。知青们质问领导：“为什么父母有权，是干部，会拉关系的人的子女，不管符不符合条件，就可以回上海，而我们父母是老老实实的工人、老百姓，就回不去？”领导无法回答。
主要由于以上原因，青年们怨声载道，人心涣散，一股潜在的抵触情绪在涌动在奔流。
（一）赴京上访
上海青年虽远在边疆，在探亲、子女抚养、生活用品供应等方面，始终与上海的父母、亲属间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青年们过去不是不想回沪，但没有想到能回去。1978年底，国家调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决定今后知识青年少下乡，以至最后做到不下乡，同时放宽知青返城的限制。消息传来，青年们开始看到了希望。1979年初，云南国营农场知识青年通过请愿、上访实现返城夙愿的消息迅速传到新疆，加剧了上海青年的骚动。青年们开始认真地协商、串联，从农场的范围扩大到整个阿克苏地区。
阿克苏垦区的前身是兵团农一师。1975年兵团撤销，原农一师所属团场归阿克苏地区直接领导，成立地区农垦局。阿克苏地处南疆西北部。原农一师共十六个团场，分布在阿克苏地区的1市（阿克苏市）5县（乌什县、温宿县、阿瓦提县、柯坪县、沙雅县），沿塔里木河南北两岸分布。农一师是上海知青比较集中的地区。1962年冬至1965年底，先后接收安置了4万余名上海知青。除历年因种种原因调离、逃跑者外，截至1978年底，还有上海知青近29万人。这些人成为闹返城风的主力。 。。
一波三折的新疆农场知青返城风（3）
知青们酝酿着举行一次集体行动，并不成文地定下了上、中、下三个解决办法：上策全部返回上海市区；中策去上海近郊崇明、奉贤农场；下策要求分配到工矿企业工作，不再种田。因为有了目的和要求，青年于是组织起来。2月，各团场相继成立“上海青年联合委员会”（简称上青联），又成立阿克苏地区“上青联总部”，驻扎阿克苏市。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对上访工作很重视，在北京的各部门都专门设立了上访接待站（室）。主要是为了###历史以来、特别是“###”期间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上访是公民的正当权利，受法律保护，一时间被群众视为解决问题的捷径。从实际情况看，上访的确解决了不少问题。这股上访风也刮到了新疆。上海青年认识到与其在新疆同当地领导打交道，还不如直接上京，找一个有实权、能根本解决问题的部门，只要他们开放绿灯，知青返城问题当迎刃而解。于是，一个进京上访的代表团很快组织就绪。
1979年春至年底，上海青年先后举行过四次有组织的上访：第一次是3月22日至5月12日；第二次是7月19日至8月24日，只到了乌鲁木齐市，最后被强行收容；第三次是9月1—10日；第四次是12月12—26日。后两次也只到了乌市。下面是上访的主要情况。
第一次上访是在1979年3月下旬，由八个团场的40余名上海知青组成的请愿团启程赴京。为筹划此次行动，阿克苏地区上海青年自愿捐献了人民币1万元。代表团成员办事能力强，熟谙政策，在知青中有一定威信。代表团起程前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工作。他们搜集了十余年来上海青年在新疆受歧视、受###的材料，并请受害的当事人写了亲笔申诉信；又把多年来政府颁布的有关职工待遇、职工调动规定，而当地不执行的情况加以调查，作为上诉材料。代表团还制订了严格纪律，严禁个人冒用上访团名义发表意见，考虑可谓周详。
请愿团风尘仆仆行抵北京，上访部门是国家农垦总局。上访团向总局反映了上海青年十余年在新疆的情况，提出了希望调回上海的要求。国家农委副主任张秀山和总局领导人接见了知青代表，明确告诉他们：当年从上海动员大批青年到新疆，是完全正确的；有人说当时是受欺骗去的，是个“大冤案”，并因此提出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