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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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青史- 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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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栈兀碛墒�1979年5月14日国发132号文件第6条规定:已经在国营农场或其他单位就业的知识青年,不再另行安置。农场知青翘首以待的返城一下子成了泡影。当初希望抱得太大,没有丝毫应变的思想准备,一旦破灭,自然会引发不满情绪。于是,农场知青打着要求落实20号文件的旗号,多次向省委申述自己的意见。对知青的申述,省委难以作答。最后,农场知青发起了请愿活动。
  在请愿过程中,知青们散发了《我们被迫请愿的由来》、《告全市人民书》、《我们的###要求》等资料,将请愿缘起和基本要求公之于众。###要求是:1要求省委接见上访请愿知青;2要求省委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具体时间;3对上访知青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不能打击报复。###要求是在9月8日提出的,但二十几天过去仍没有下文。
  应该承认,上访知青还是比较理智的。9月10日,省五七农垦场机械场机械队的知青们即加入请愿队伍,尔后考虑到农场8000亩水稻尚未收割,为了避免给国家财产造成损失,又宣布退出请愿,于21日回场参加收割。只是看到解决问题的日子遥遥无期,机械队的知青才决定于10月5日举行###。
  在请愿活动中,知青们编写了不少顺口溜、越剧小调、短诗,以宣泄不平。其中一首诗,抚今追昔,不胜感慨,认为上山下乡的宏图犹如“南柯一梦”,但悔之已晚。诗中还对“走后门”等不平等社会现象进行了鞭挞:
  知青知青,幼稚年青,满腔热血,愿为国尽,
  垦荒围田,谁不拼命,植棉种田,多少干劲,
  精力耗尽,南柯梦醒,回忆往事,多少教训,
  补补修修,学业丢尽,年过三十,孤帆只影。
  多少同学,伶俐聪明,留城进厂,“三级稳定”,
  工资奖金,六十挂零,携妻带子,漫步柳荫,
  同路“乾儿”,猴子成精,七十二变,绿装红领,
  三年一到,西湖留影,娇妻爱子,温暖家庭。
  有钱有路,后门出进,有父有母,也能顶职,
  孤儿寡女,怎不痛心,泪向黄泉,讨我双亲,
  同去几万,今日几影?此情此景,谁不冷心,
  实在无奈,坐地请命,各位“大人”,万望怜悯。
  1979年各地知青大举返城犹如洪水决堤,一些大城市试图暂时停办病退、困退手续,以缓轻冲击,结果却引发新的知青闹事。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也只有疏而不堵了。
  知青大闹返城,受到报纸上一些文章的批评。有的认为他们只考虑个人利益,不考虑国家困难;有的认为他们是在革命道路上动摇和后退。一首写给新疆上海知青的诗歌,以朋友的口吻教训道:
  也许因为早春寒气料峭,
  有人筋骨单薄开始颤抖、动摇。
  “四人帮”的浩劫使人悲叹前途渺茫,
  难道就不能杜绝裙带、后门、官僚……?
  怀疑在你心中播下迷惘。
  你抱怨命运苦涩不逢时,
  不愿再举起南泥湾的镢头,
  钢铁的誓言随着岁月遗忘。
  不,蠢虫必将被鸡啄。
  朋友,对党的信念不容动摇!乐晨、连晖:《五月遐想》,《阿克苏报》,1979年5月12日。
  这样的批评教育毕竟还是和风细雨的,至少还体谅到知青们的苦衷,承认“返城风”事出有因。但也有文章,只是一味指责知青“无理取闹”,“受了‘四人帮’‘闹而优’的影响”。
  1979年2月下旬,著名作家巴金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曾就知青闹事现象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对这个问题要两说。一方面,对他们的极端行动要引导教育;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他们的苦处。好多人都30多岁了,还没有房子,结不了婚。30年了,连最基本的生活条件都没有保证,就容易产生一种幻灭的感觉。有些青年进了大学,条件改变了,他们学习是很勤奋的,很刻苦的。这说明,我们不能光责备青年应该怎么样,要反过来多想想我们的社会该给青年创造点什么条件,包括最基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条件。如果这个问题不痛下决心解决,是不行的。
  有些知识青年从插队的农村上调到当地,也是走后门,行贿赂办成的,很费了一番力气,吃了苦头。现在其他人困退、病退回来了,这些人吃了苦头还留下来,就有了想法,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
  现在青年有几种,有的奋发向上,有的产生幻灭的感觉,觉得生活没有意思。对这些问题,我们要从更深刻的社会意义上来考虑青年的处境。现在农村里边还有大量的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的事情。城市青年也有住房、就业、婚姻各方面的问题,很尖锐的,你不处在他那个具体环境里,你就不知道他的日子每天都不好过。过去,“四人帮”搞封建法西斯专制,不让青年讲话,他们感觉受压迫很厉害。现在,我们在这方面为青年们讲了多少话?为他们反封建的要求讲了多少话?有些事情是逼出来的。
  巴金先生是中国文坛的巨擘泰斗,“###”后出版《随想录》五集,总结一生经验教训,对“###”中种种丑恶现象鞭挞尤力。他像一位公正的法官,严格审视自己在“###”中的一言一行,强烈的自劾自责意识力透纸背,使千千万万的读者从中受到启迪,由“###”梦魇联想到每一个人的历史责任。他在书中一再倡导“讲真话”,那句“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已成为众所周知的座右铭。正因为他对“###”的悲剧以及它的缘起有着深刻的认识,所以他在分析知青闹事现象时,并不像某些人那样只是对闹事知青一味地指责,而是探究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原因,进而强调社会的责任,当他说“我们不能光责备青年应该怎么样,要反过来多想想我们的社会该给青年创造点什么条件”时,正触到问题的实质。
  

几段插曲(1)
知青返城风席卷城乡,吸引着全社会的注意力。除了成千上万命运坎坷的城市下乡青年为了自己的前途在奔走呼号外,另外还有许多人曾经自觉不自觉地予闻其事,当然,他们对这场风潮的态度、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有时是大相径庭的。这里记载的,就是当时的几段插曲。
  (一)关于《骗子》的风波
  1979年上海发生“二五”卧轨事件不久,发生过一起下乡知青冒充某大首长儿子的所谓“骗子事件”。上海的几名作者沙叶新、李守成、姚明德在很短时间里赶写出一部六场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又名《骗子》)。
  主要剧情是:市郊东风农场知识青年李小璋因出身工人家庭,没有任何权势的背景,在农场里一待就是8年。眼瞅着周围的同学一个个走后门调走,他与已返城的情人却难成眷属,不禁心急如焚。本来他也有过按政策上调的机会,不想又被别人挤掉。从此变得消沉起来,整天抽烟喝酒,混日子。因为看不到前途,破罐子破摔,痛恨自己,又想捉弄别人。某日受到俄国剧作家果戈理的名剧《钦差大臣》的启示该剧说的是,俄国彼得堡的一个普通十二等文官,路过一个城市。该市市长误以为他是钦差大臣,百般逢迎,溜须拍马,送钱送物,还要把女儿嫁给他。,于是化名张小理,冒充中央首长的儿子,在官场上招摇撞骗,并借官员们竞相邀宠、假公济私的卑劣心理,为他从农场上调疏通关节。然而,就在他办妥一切手续,只等第二天到全市第二流的大工厂去报到,大功似乎已经告成时,骗局却因那位中央首长的到来而彻底###,李小璋被送上审判席。
  这部话剧以上山下乡运动中经久不衰的“走后门”现象为抨击对象,用夸张的笔调对领导干部以权谋私的丑态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剧作者还通过李小璋恋人之口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问题:
  你不满意现在的你。其实我也不满意现在的我。我们最初去农场的时候,都曾有过理想,有过热情,可是后来胸中的火熄灭了,甚至——比如你甚至变成了一个不诚实、不正直的人,多可怕呀!这究竟是谁的罪过呢?
  对于这个问题,该剧并没有给予直截了当的答案。但是联系剧作者的创作意图不难得知,造成许多青年理想破灭,乃至自暴自弃的原因,除了“###”中“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派的倒行逆施外,与一些干部依仗权势,大搞不正之风也是分不开的。这一点,突出反映在知识青年上调问题上。“###”结束了,“走后门”之风在许多地方并没有得到遏制,难怪各地下乡知青在闹“返城风”时,无不众口一词,提到“走后门”的严重后果。因此,此剧一上演,立即在一部分观众中引起共鸣。
  然而,尽管剧作者借剧中人物即那位中央首长之口指出,我们党“完全有能力克服这些弊病”,这部戏还是受到一些“正统”人士的攻讦。他们指责作者“是把支流当成了主流,没有真实地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没有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没有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从而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他们还以一些知青在城市里闹事为依据,指责这部戏助长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对某些错误思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离间了党和人民的关系漠雁:《文艺作品要有益于振奋人们革命精神》,见中国社科院编:《中国社会科学》《未定稿》第51期,1980年1月。。总之,帽子一大堆。事实上,助长社会秩序混乱,造成知青骚动,并且“离间了党和人民的关系”的,正是“走后门”等不正之风的猖行,而不是对这种不正之风进行大胆###的《骗子》一剧。而横加指责者却将这样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完全颠倒了。

几段插曲(2)
这部戏是当年唯一一部大胆剖露知青返城问题的有影响的剧作。虽然它上演不久就停演了,但留给人们的印象是难以忘却的。
  (二)女垦荒队员的呼吁
  70年代末,当北大荒农场知青正在上演《今夜有暴风雪》里那动人心魄的大返城一幕时,上山下乡运动的先驱者,50年代中期由内地到北大荒安家落户的女垦荒队员们发出了要求落实政策的呼吁。
  问题的起因要回溯到20多年前。1955年秋和1956年春,团中央和北京市团委组织了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先后有220多人奔赴萝北垦荒。在他们的影响下,又有天津、河北、哈尔滨等地组织了几批青年到萝北,他们大多是城市和一般城镇的男女知识青年。50年代中,这些青年按政治条件和文化条件来讲,在城里找个较为舒适满意的工作并不难,但他们却选择了一条最艰苦的道路——奔赴祖国的东北边疆进行开发建设。
  1955—1956年,他们初到萝北时,北大荒还是茫茫无际的一片处女地。是他们自己动手支起第一顶帐篷,同蚊子、小咬,同零下40℃的严寒进行斗争,一犁一犁开出了成片的良田。垦荒队员创业时期的生活异常艰辛,1956—1958年整整3年,每人分到手的钱合起来不足5元,甚至连买张邮票都犯愁。这以后,垦荒队员的事迹一再见诸报端,感动了更多的城市青年,决心踏着他们的足迹前进。
  垦荒队员中包括不少女青年,当她们离开城市奔赴边疆时,曾被当作时代的英雄受到盛大的欢送。对未来,她们有过美好的憧憬,也有过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却完全没有想到会遭遇被迫离职的厄运。
  1959年初,萝北县建立了国营农场。各青年垦荒队所在的北京庄、天津庄、河北庄、哈尔滨庄,都划归国营农场,青年垦荒队员全部转为国营农场的正式职工。然而到了1964年,农场里开始大量压缩职工。按国家精简职工的条例,精简对象是:连续工作不满一定年限,年老、体弱不能从事原工作的,本人自愿退职作退职处理。当时农场精简职工方案〔64〕青农曹字31号文件第二条第三款也规定:“垦荒队员一般不作退职处理。”但在实际执行中,农场领导却一意孤行,逼迫着许多女垦荒队员退职。
  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女队员徐春华16岁报名到北大荒,1963年结婚后有了孩子,农场即强迫她退职。她不愿退,农场领导叫她在数九严冬把刚满6个月的婴儿扔在家,到很远的地方修水利。她万般无奈,只好退职。河北庄女垦荒队员赵锦卓,本来是拖拉机和康拜因驾驶员。1963年孩子刚满月,场里硬让她去上夜班,又派她上山打石头,她走投无路,只好听命退职。
  为了强迫女垦荒队员们退职,有的农场和生产队领导使出各种“残酷”的手段。他们把幼儿园解散,迫使女青年回家抱孩子。女青年仍然坚持上班,他们就让她们每人每天收两垧半地的庄稼,完不成就赔偿损失。有的给怀孕的女青年规定打草定额,打了草还要亲自背回来。有的领导还强迫女青年和男青年一起下到河里沤麻,让男青年光着屁股在女青年面前干活,迫使女青年回家。有的女青年不肯就范,领导就向她的丈夫施加压力,以开除党籍相威胁。为此,北京垦荒队的发起人之一杨华不得不带头让自己的爱人退了职。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几段插曲(3)
当初,她们自愿报名到北大荒,不是因为在城里找不到饭碗,是怀着美好理想,为开发边疆而来的。创业中历尽艰辛,没犯任何错误,却被强令退职了。有些人被迫退职后不敢告知内地家人,以免他们得知亲人在北大荒落到这般田地而伤心。
  “###”结束后,女垦荒队员曾为此事写信给###中央总书记###。胡是当年青年志愿垦荒活动的倡始者,以后一直关心着垦荒队员的命运。他希望解决垦荒队员的遗留问题,将此事转请黑龙江省委调查处理。省委责成合江地委、合江地委又责成垦荒队员所在的向阳农场党委调查解决。农场党委提交的报告称:当年农场共有118名垦荒队员和支边青年从正式职工中被压缩出来,同时被精简的还有另外800多名职工。如果解决垦荒队员的复职问题,那么其他职工的复职问题也要一并解决。
  其实,后者的情况与垦荒队员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他们主要是1959年国营农场建立后,才从各地投亲靠友或盲目外流到当地的职工亲友和其他人员,有的被不合法地吸收为农场职工。而垦荒队员全部是有组织到边疆的,建场前即在当地创业,建场后又第一批成为农场的正式职工。但这样一个了若指掌的问题却被农场领导搅得糊涂一团,使复职的希望仍旧渺茫。
  以后,这些老队员又给当初组织她们到东北的团中央等部门写信反映,要求落实政策,也没有得到明确答复。
  1979年6月,《中国青年报》记者到黑龙江省萝北县采访50年代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事迹时,几乎每天都有一些当年的老队员(多数是北京、天津、河北等庄的女垦荒队员)反映“被逼退职当家属”的问题。这些60年代初大精简政策的“牺牲品”对在农场范围内解决问题已不抱任何幻想,她们恳请记者将自己的心情、要求转告有关领导、有关部门。
  当时,各地知青都在为返城而请愿、而上访。但这些知识青年的先驱者们,在当地安家落户年深日久,早断了返城的奢想。她们表示:只要复了职,就会安心在边疆一辈子。各地知青尤其是北大荒知青为返城焕发的巨大能量显然给这些碰壁之余、心情沮丧的老知青以某种有益的启示,重新燃起希望。她们向记者表示:如果问题实在还不解决,我们就上北京。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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