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明霞，女，家住汉西门堂子街，日军侵占南京前夕搬进华侨招待所难民区。1937年12月27日上午9点左右，日本兵闯进难民区，3挺机枪对准所有难民，把中、青年男子都抓起来，一个连接一个用绳子捆绑着，押到大方巷塘边，用机枪扫射。这一次就打死了好几百人，塘水都给染红了。整个难民区一片哭声，老人哭儿子、妇女哭丈夫、孩子哭爸爸。日本兵来了还不敢哭，谁哭就打死谁。邓明霞的丈夫邓荣贵，就是这次屠杀中被枪杀的，死时年仅35岁。
王鹏清，男，25岁，家住居安里7号，是个铁匠。日军进攻南京时他家（包括父、母、妻、妹）搬到古林路18号难民区避难。1937年12月底的一天，日本兵挨家挨户搜查，看他手上有老茧，其母以铁匠工具为儿子说明身份，却挨日本兵痛打，并将王鹏清强行押到宁海路。此处已有200多个被抓来的人，全都是平民百姓。日本兵又用绳子捆住每个人的手腕，4个人一排捆在一起；两边有日本兵押着，把这200多人赶到虎踞关，驱至一个凹地上，旁边有一口水塘。日本兵在四周居高临下架起机枪，将王鹏清这200多人围在中间。到了下午三四点钟，日本军官一声令下，机枪步枪齐向他们射击。一颗子弹从王鹏清的头上擦过，鲜血直流，他只觉得头上挨了一闷棍，顿时倒了下去。停止射击后，他隐约听到用脚踢尸的声音。当踢到王鹏清时他没有动，后来昏了过去。当他醒来时已是深夜，日本兵早已走了。他从死尸堆里慢慢地爬起来，满身是血污，便顺着原路摸回家。
周凤英，女，23岁，家住二条巷，曾搬到大方巷难民区避难。她家10口人被日本兵惨杀5口。1937年12月16日上午8点多钟，七、八个日本兵将周凤英院子里100多人都赶出，一个一个进行检查。凡肩上、手上有老茧的就拉出来，讲是“中央军”，另站一边。周凤英的丈夫周永其一家都在止马营种菜谋生，手上、肩上都有老茧。于是日本兵便把周凤英的叔公周必富，她丈夫周永其及夫兄周永春、周永寿、周永财、周永林等5人都拉出来，硬说他们是“中央军”。太阳快落山时，七、八个日本兵将拉出来的100多人都赶到阴阳营一个塘边，用机枪扫射死了。几天以后都无人敢收尸，10多天后才由红十字会将尸体掩埋了。
（6）在汉中门、汉西门的集体屠杀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致日本驻华大使馆函节录 ＇手 机 电 子 书 w w w 。 5 1 7 z 。 c o m＇
（1937年12月18——19日）
迳启者：
非常抱歉又一次麻烦你们。为20万平民生命安全，请贵国军事当局立即制止施暴士兵在安全区继施骚扰。
贵国士兵暴行报告，纷至沓来，无暇缕述……
12月16日司法部被架去多人，其中好几百人为我们熟悉，还有50名警察。这一事实如得不到澄清，那么难民区之所有平民生命安全绝无保障……
贵国士兵搜查难民区可能另有意图。认为安全区到处有“便衣中国士兵”。此事已多次告知对方，于12月13日下午进安全区之中国士兵全部解除了武装，现敢担保区内绝无解除武装之中国士兵。贵方巡逻队早将他们全部杀了，且累及许多无辜平民。
以下均略。
陈永清述日军在汉中门集体屠杀的结文
（1945年11月4日）
余谨将亲见敌人之罪行事实，据实陈述如下：
兹于26年12月15日，日本中岛部队在南京难民区境内之司法院，查出军民以及警察等合共二千余人，用轻机枪12架将一解人等押送到汉中门里，每行列用绳捆绕圈住，赶至城外用机枪对其扫射，已死者及伤者都被该日军用木柴汽油焚烧之。
当年29岁的伍长德是日军汉中门集体屠杀中的幸存者，亲眼目睹了那场集体屠杀的经过，并于1946年5月，在远东国际事法庭审判战犯时，以亲身受害的经历和目睹之事实控诉了日本侵略军的暴行：
1937年12月15日上午8时左右，忽然来了10多个日本兵，用刺刀把住在司法院难民区里的青壮年全部赶到外面，并被集中在马路上，共约2000人以上。11点左右，他们排着队被押着出发，走到首都电影院（后改为爱国电影院）门前时，队伍后面开来几辆卡车，运来了日本兵和机枪，并由那几辆卡车在他们的队伍前面开路继续前进。下午一点到达汉中门，日本兵命令这2000多人都坐在城门里的地上。接着，两个日本兵一个人牵着一头的长绳子，从人群中圈出100多人，周围有大批日本兵押着，带往汉中门外，用机枪扫死。就这样，伍长德看着这批被抓来的人们，每批一二百人，被用绳子圈走，又一批一批被带到汉中门外枪杀掉。偶有个别人被吓瘫了，不能动弹的，日本兵就地将其杀掉。到了下午5点钟，伍长德也被圈进去了，日本兵把他们带到护城河边，赶到河堤斜坡下面。他看看河堤两侧架着两挺机枪，再定睛一看，眼前横七竖八全是卧着的尸体。他急了，就情不自禁地向前跑了几步，纵身扑倒在乱尸堆上。恰在这时机枪响了，人们接二连三地倒下去，他就被埋在别人的尸体下面。机枪射击声停止后，接着又响起了步枪声。随后，伍长德感到尸堆上象是有人走动，通过背上的尸体，传来有人走动的压力，冷不防他背上挨了一刀，火辣辣地痛。原来日本兵在尸堆上刺杀尚未断气人，刀尖透过他背上那个人的尸体，扎到他的背上。在这之后，伍长德又连续听到两阵机枪声响，肯定又屠杀了两批人。接着，日军又放火烧尸。伍长德被浓烟烈火逼得受不了时，趁着天黑忍痛跳进秦淮河。幸好河水不多，以后又偷偷地沿河向南爬，爬到水西门旁，躲在瓦厂街9号一个住宅的厨房里。大约10天后设法逃回难民区，经鼓楼医院医治50多天。现在他的背上还留有一条5寸多长的伤痕。
第二部分第16节 铁证如山（8）
（7）下关和中山码头的集体屠杀
中山码头和下关站是南京当时最主要的水陆交通枢纽。南京沦陷前夕数万难民和国民党军队一部分撤退官兵都拥挤在下关，江边上的行李、箱笼堆积如山。他们指望从这里渡过长江，免遭屠杀。但一部分船只被军方控制，以备撤退之用；另一部分船只见南京即将沦陷便提前逃往上游，或装载最后一船难民到江北不愿返回而由此逃入江北内河。这样数万难民急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12日下午，他们便听到东面和东南方向枪炮声一阵紧似一阵，预感到处境即将恶化，江边上的秩序随之更加紊乱。稍微有点力量的人，不问是伤病兵还是难民，都在焦急地设法作最后挣扎。
13日拂晓，他们想到夜间已撤走一部分官兵，断定已处在最后生死悠关的时刻，便搬来商店的大门、洗澡盆、长凳子、圆木等作为渡江工具，跳入刺骨的江水，艰难地向浦口方向泅渡。但具备泅渡条件的人数和可利用的泅渡工具毕竟有限，大多数人仍在下关望江兴叹。而就在这天上午10时左右，日军少将佐佐木到一指挥一支日军部队冲入了下关火车站、各条街道和中山码头及各船舶停泊的各个码头，用机关枪、步枪疯狂地向难民群射击，手榴弹也在难民群中轰轰爆炸，成千上万的难民在惊恐、愤怒、咒骂声中倒下。后来佐佐木承认这一天杀害我难民和伤病兵20000人以上。
日军侵占南京曾多次在中山码头进行集体屠杀，其事实有被害者和幸存者证实。
徐康氏证实其子徐文鑫死于日军在中山码头的集体屠杀。当时她家住在东关头，后全家避居难民区大方巷兵工署内。12月14日，日本兵以搜查中国兵为借口，将其子徐文鑫及其同事3人指为中国兵，不容辩解，强行带走。全楼中共搜去200多人，下落不明。约一星期后，有隔壁邻居之张有仁逃回，言说所被搜去之人次日（即15日）用汽车装至下关中山码头，当时挑出10余人，余者全部用机枪扫射后将尸体推入江中。所挑的10余人用汽车装回中岛部队，留作奴役。张有仁趁黑夜跳墙逃回。
幸存者梁廷芳，白增荣证实日军在中山码头曾一次集体屠杀5000余人。他们当时住在难民区内五条巷5号。16日早饭后12时前，突有七八名日本兵到他们的住地进行搜查，随即将他们五人带到华侨招待所后面的大空场上，已见有数百人席地而坐，亦令他们坐在人群旁边。继之由日军又驱来平民多人，大空场上人已满，复送至对面两大空院中时，人多已容纳不下，即由日军带走一部分，去向不知。到下午5点时止，捕捉人数除带走外，所占面积计约5000人以上。天已渐黑，即由日军指令，以4人一排依次向下关而行，到达下关时已是6点多，即将这5000余人置于中山码头的人行道上。少顷即有大卡车二辆装来满卡车麻绳，复有新式汽车一辆赶到，下车似一高级军官。即有多数带刀者趋前向其敬礼，聆训语别，该带刀之人即令其士兵取麻绳一同向东西分散，同时在路当中每数十步放置机枪一挺。在7时光景大屠杀开始。屠杀至3小时止，东方已升起月亮。梁廷芳和白增荣议定：总是一死，不如跳入江中。因江边的水不很深，仅及大腿。但日军又以机枪向江中扫射。梁廷芳右肩窝中弹一粒，但白增荣未曾中弹。二人又在水中失去联系。二三小时后日军撤离江边。他们经过不同的艰难而逃出生命。
抗战胜利后，梁廷芳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曾用自己所遭受残害的经历控诉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
（8）在上新河地区的集体屠杀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在上新河、江东门、拖板桥、菩提阁、江滩、棉花堤等地广阔区域内屠杀我军民28700多人，是南京大屠杀中的一大暴行。
当日军步步向中华门推进时，沿途被驱赶的大批难民向南京方向逃来。早期的一部分难民尚能进入南京城里。但在日军攻打雨花台战斗很激烈时，中华门外已成战区，难民们不能直接通过中华门进入城里，为了避死求生，便跟随当地的一些人向西迁移，或想避开战区，或想通过水西门、汉中门进城，求一安生之地。与此同时，滞留在下关的数万难民，眼见日军进攻猛烈，步步逼近南京，而下关又是南京水陆交通的枢纽，是日军进攻的主要目标，必定即将陷入敌手。向浦口渡江人多船少，与需相差太远太远了。迫于危急，与其等死不如劳其筋骨，到上游去另找渡口，于是滞留在下关的一部分人便向上新河方向移动。此外，在日军进攻雨花台的战斗日趋激烈的时候，城里的一些人知道中央军已将挹江门封闭，而又估计日军攻陷南京仅仅是时间问题。为了躲避日军的屠杀，有少数人便从水西门、汉中门出城，涌向城西，以为到乡间便可以避难。
上述这三部分人加在一起为数众多，加之从战场上溃退下来而已抛弃武器的士兵，他们准备从此为民而去逃生。
12月13日下午，日军谷寿夫师团侵入南京城里进行大屠杀，在向下关进攻的途中，即在水西门、汉中门外广阔的地域内与那三批难民相遇。此处东方城墙，西面大江，北面已是陷入敌手的下关，南面是南方追上来的日军第6师团，在凶虐的谷寿夫指挥下，对准数万难民开枪射杀，水西门外、江东门、三汊河广播电台、新河口、荷花池、江滩、棉花堤、东狱庙等等广阔的地带，尸横遍野，人血涂地，惨不忍睹。
上新河地区的集体屠杀，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作为“战功”已有明确记载。
攻陷雨花台后的第6师团步兵第45联队绕南京城西侧，扫荡了扬子江地区。谷寿夫就当时的“军事行动”这样说：“到处遇到从南边逃出来的万余敌人，我们予以重创，江岸全为尸体复盖。”（引自《大屠杀》第26页）
这里谷寿夫扯了弥天大谎，把“上述三方面的难民”说成是“从南边逃出来的敌人”，这“敌人”无疑是指中国“难民”。须知，我们从前面 “芮芳缘等在花神庙附近掩埋国军尸体2000多具”便可知道，守卫雨花台的部队牺牲重大，撤退下来的人数不多，更重要的是，中国部队于12月12日下午5时开始撤退，水路撤退者手上控制有船只，陆路突围者有明确路线，方向和目的地。各级指挥官和参谋们决不会指挥自己的部下钻进水网地区的死角——上新河一带待毙。把难民说成是敌人，这本身就是军国主义意识的反映。
在上新河地区的集体屠杀，中国方面也有证人，主动掩埋尸体者清点了尸体的数目，证据确凿无疑。
当地对外文化协会的汪良，就上新河这一带市民被大屠杀的问题，向中国归来者联络会的山冈繁提供事实说：
这里集中大约一万五千个人，他们准备渡江，逃往扬子江上游。渡江后，船未曾再度返回。日本兵包围了失去避难场所的难民，从三个方面一齐进行射击，并用汽油点火进行烧杀。许多人无法逃跑，只得跳入江中，被洪水吞没。”（山冈繁《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灾区》第15页）
第二部分第17节 铁证如山（9）
另一件事发生在附近的江东门木桥上。据说：
逃得晕头转向的难民，为了过桥，互相挤在这座桥上，致使木桥倒坍，桥上的人全部落入河中。后面的难民源源不断地涌来，也一个个落水，倾刻之间，河里尽是人。日本兵追到这里，一齐用机枪扫射，击毙了三千人左右。这些人几乎都是从城里逃出来的难民。（山冈繁《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灾区》第14页）
以上两点转引自《大屠杀》第27至28页。需要澄清的是：后一点在文字表述上存在问题。比如“后面的难民源源不断地涌来，也一个个落水，倾刻之间，河里尽是人”，没有说清楚从断桥上落水的到底是多少人？这种文字上表述不准确，后来被田中之流等人钻了空子，强词夺理地说“从断桥上落水三千人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考证历史时只能从事实出发，而不是在文字上做游戏。侵华日军第6师团步兵45联队在江东门一带屠杀市民3000人左右，谷寿夫作为“功绩”已载入《军情报告》。日军陆军参谋本部所编《支那事变陆战史概要》中对第6师团此次军事行动也有明确叙述，任何别有用心者都推翻不了。
关于江东门的集体屠杀，幸存者刘世海也可以证实：刘世海原是守卫雨花台部队的士兵，退到下关后，想过江又没有船，一行50余人沿江到上游找船。12月16日，从三汊河转到江东门，打算向芜湖方向逃命，一路上看到许多尸体横陈，有男有女，还有小孩。再往前走，死者更多。
他们到了江东门，在模范监狱门前，被一队日本兵拦住。他们把白旗举给日本兵看，并对他们说：“我们是投降后的士兵。”日本兵明知他们已放下了武器，不问青红皂白，把他们强行赶到监狱东边的一块菜地里，命令他们排成一队。周围有五六十个日本，其中有十几个提着军刀，其他的都上了刺刀，冷不防日本兵从四周冲上来，用军刀、刺刀乱砍乱杀。他的脖子上被砍了一刀立即昏死过去。等他苏醍过来时，天已经黑了，而他身上却压着两个死人，便使劲推开尸体，站立起来。幸亏脖子上的伤口还不很深，而且血已经止住了。趁着天还没有亮，他忍痛离开那块菜地，经历艰险，辗转逃出生命。
他现在脖子上仍有约10厘米长的伤疤作证。
盛世徽捐资埋尸28730具更是铁的证据。他就日军在上新河地区大屠杀一案，在1946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