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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们认为金兵的入侵是宋徽宗在政治上的失误造成的，建议宋徽宗应先降罪己诏，进行一下深刻的自我批评，说不准可以挽回人心，一致对外，挽狂澜于既倒。宋徽宗现在也不管什么面子问题了，同意了这个意见。这个罪己诏在得到宋徽宗的认可后，于十二月二十日，正式颁告全国。
在这份“告全国人民自白书”中，宋徽宗开展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军事指挥不怎么样，但是检讨写得不错。诏书中说：“自登基以来，言路闭塞，阿谀奉承之声不绝于耳；奸佞掌权，宵小得志，缙绅贤良之人，陷于元祐党籍中受到###，政治###，世风浇漓。赋敛苛重，生民之财日竭；戍役繁剧，君民不堪其忧。无益于国计民生之事甚多，侈靡已形成风气。国家的财源已经被挖殆尽，而谋利者还诛求不已，戍边的士兵衣食不继，而冗官冗将却坐享富贵。灾异屡屡出现，实乃上天示警，而朕不知悔悟；天下百姓怨声载道，而朕深居宫中，丝毫不知。追思过去的过错，悔之何及！”
鸟之将死，其鸣也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贪官污吏在法庭上的时候，可怜巴巴以泪洗面地说：“当上了领导之后，忽视了政治学习，忽视了组织上的谆谆教诲，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希望组织上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让我继续当官，继续骑在人民的脖子上作威作福。”
如果不是金兵的疯狂入侵，眼看着宋朝的江山社稷就要丧于敌手，宋徽宗这样的昏君怎么也不会放下皇帝的架子承认自己的过失。在“自白书”中他总结得很全面，坦白地承认了二十五年来的胡作非为。如果不是面临外敌入侵，估计历史上对宋徽宗的评价也不是很低的，至少他统治期间，文化产业的发展还是有目共睹的。若不是他做了这番检讨，后代的人还真以为他一贯是“英明神武、算无遗策”的呢！
第 八 回 宋道君避责忙禅位 梁方平怯敌火烧桥（7）
当然，宋徽宗的这道罪己诏并非单纯向国人谢罪，是为了通过自我批评，把全国人民对自己统治的怨气转移到对金人的愤恨上去。他很清楚二十多年来做了多少不得人心的事，以前他统治稳固，春风得意，日子过得不错，他根本不想承认。
到如今大敌当前，危及到了自己的宝座，为了收拾人心，他不得不屈尊承认。历朝历代统治者的罪己诏，大多为皇帝的权宜之计，通过这种方式收回人心，救亡图存，延存国祚。因此，宋徽宗还在诏书中信誓旦旦地表示，号召人们上书言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并且，号召天下的勤王之师前往东京汇集，准备与金兵一战。并且还答应，无论出身有多卑微，只要在未来的抗金战争中出力的，都可以加官晋爵，有大功劳的还可以拜为将相。
宋徽宗为了表示自己是认真悔过，并非敷衍搪塞，在痛心疾首一番之后，向人民承诺废弃所有的苛政：裁撤大晟府、行幸局、采石所、都茶场等压榨百姓的机关；罢花石纲；遣散朝庭闲散人员，削减宫廷用度以及侍从官；停止都城内外包括道观、宫观在内的大型土木工程；以前因为这些苛政强占的百姓的土地，都归还原来的佃户。总之，他把那些不得人心的弊政，一下子全部革除了。
宋徽宗这份临时抱佛脚的罪己诏，在国家面临危险的时候还是有些作用的。至少是对以前自己的错误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并且号召全体人民进行抗战。这有点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苏联在德国法西斯开始进攻十天后，斯大林在1941年7月3日也发表了极富号召力的广播讲话，提出了“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号召全体人民“捍卫自己的自由、自己的荣誉、自己的祖国”，并且表示相信“我们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趾高气扬的敌人很快就会相信这一点”。宋徽宗的这个罪己诏从后来的形势来看还是起到了一些作用。
这边宋徽宗忙着革除弊政，那边金兵可没有闲着，进入十二月下旬以后，金军快速通过了三镇，即将到黄河岸边，形势越发危急。北宋政府的君臣朝聚朝堂，夜会私邸，平日里一个个都是能言善辩、八面威风，此时却是面面相觑、束手无策。到底是战、和、守、逃，都没有明确的想法，四派意见争议不休，宋徽宗也茫然无计。
这时，唯一可行并且可以救自己的好办法就是将家属遣散四方，在南方有亲戚的就去投靠亲戚，没有亲戚的就投靠下属，反正在京城里面当官都有地方的下属。不少政府官员已经开始转移财产了。汴水之上，无数船队络绎不绝，满载金银财宝，破浪扬帆，驶往东南的州郡。宋徽宗手下的这些大臣都是酒囊饭袋之徒，金兵离得还很远，不考虑如何退敌，就知道想这家里的一亩三分地，这样的官僚队伍关键时刻怎么能够指望得上。
十二月二十日清晨，也就是金兵入侵中山的当天，回来了几天的童贯与李邦彦商量后，知道纸里是包不住火的，成绩再差也得要汇报给家长，终于下定决心入朝面奏宋徽宗。在皇宫里，两人畏畏缩缩、支支吾吾，费了老半天的劲，总算颤颤巍巍地呈上了那份金人的宣战诏书和那份檄文。
宋徽宗也知道童贯从前线逃跑回来了，只是最近的麻烦事情太多，还没有来得及顾上他。他不看那些材料还好，一看犹如五雷轰顶。檄文中说：“赵佶在当藩王的时候就包藏祸心，阴谋夺取天子之位。他不惜暗中借助宫廷之力，剪除自己的兄长，终于登上了天子的宝座，险恶之心肆意地发作，日甚一日。黄袍加身后志得意满，头脑昏聩，目空四海，鄙夷一切，自认为有天命，即使作恶多端也无可奈何。”语言之恶毒，可谓前所未有。
第 八 回 宋道君避责忙禅位 梁方平怯敌火烧桥（8）
作为堂堂的大国天子，被蛮夷之国如此点着名地辱骂，真是耻辱到顶了。但是打仗也打不过人家，想到此处，徽宗皇帝不觉潸然泪下，颤着音说道：“休、休，卿等晚来商议！”此时此刻，尚在犹豫不决阶段的宋徽宗下定决心推出大动作，准备禅位！既然金人已经和他撕破了脸皮，把他贬低得一钱不值，和他们继续打交道太丢脸了，还是让太子来收拾这个残局吧，我自己当神仙去了。
中午时分，宋徽宗正式下诏皇太子赵桓权领开封牧，这在宋代就是登上皇帝宝座的前兆。下午，皇太子赵桓入朝谢恩，徽宗又赐以排方玉带。在宋代，“排方玉带”只有摄政监国者方可使用，绝不是当臣子的可以用的。此情此景明眼人已经揣摩出，此时的皇上已有“内禅”之意了。
当晚，宋徽宗召集文武大臣在宫中议事。宋徽宗神情疲惫，强打精神，拉着蔡京之子蔡攸的手，似乎想要说什么，突然一阵晕厥，跌坠于御床之下。众大臣手忙脚乱地将他搀扶到宣和殿东暖阁，御医赶快给做了一剂“还魂汤”，徽宗这才悠悠醒来。从眼睛看智力还是正常的，但是话说不出来，类似于中风症状。他马上索来纸笔，用左手写道：“我已无半边也，如何了得大事？”
如今金兵南下，形势危急，皇帝也不知道是被吓糊涂了，还是被气糊涂了，一下子就晕了，“已无半边”了，怎么能够领导抗金的战争？群臣也傻了眼，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徽宗又用左手写道：“大家为什么不说话呀？”殿内鸦雀无声，一片寂静。这种关键时刻，谁敢瞎表态呀。看到没有人接下茬儿，徽宗只得自己写道：“皇太子桓，可即皇帝位，予以教主道君退处龙德宫。”生活中常常有一种说法，左手写字的人聪明，徽宗可以用左手写字，看来在智力上应该不存在什么问题。
宋徽宗现在嚷嚷着要退位，众臣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不知怎么办。这个时候作为大臣们确实也无法表达意见，谁知道皇帝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万一这是个以退为进的策略呢，皇帝把坑挖好了，自己不就跳进去了。宋徽宗见左右无人能应，又大声说道：“吴敏是朕亲自拔擢的大臣，必然不负朕躬，可由他前来起草退位诏书，并诏皇太子进宫。”
吴敏作为一个当时的才子，打仗不行但是起草一个诏书还是不难的，成竹在胸，挥笔而就。徽宗阅罢之后，将诏书中“皇太子桓可即皇帝位，凡军国庶务，一听裁决，朕将以道君号退处龙德宫。”一句中的“朕”字改为“予”，又在左下角御批道：依此甚慰怀。完成了这一切之后，宋徽宗的“偏瘫”又发作了。
在这天寒夜里，北宋皇宫凄凄惨惨戚戚，已当了二十五年“太平娱乐”天子的宋徽宗，其退位大事，就这样匆匆忙忙地在如此荒诞怪异的气氛中被决定了下来。以宋徽宗为首的腐朽的统治集团土崩瓦解了，而以宋钦宗为首的新的领导集体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十二月末，正当北宋的政治家们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坛上鸡吵鹅斗的时候，北宋的军队在关键时刻掉链子，作为烂泥怎么用力也扶不上墙，在这个灾难性的月份里，丢尽了新朝廷的脸。
十二月二十二日，准备引退的宋徽宗命令宦官梁方平率领东京的禁军主力去防守浚州的黄河大桥，力图把金兵遏制在黄河以北地区。奉命防卫黄河大桥的梁方平，率领四万当时的虎狼之师——中央禁军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汴京——曾经的温柔乡、富贵地。
第 八 回 宋道君避责忙禅位 梁方平怯敌火烧桥（9）
这一队人马在这个宦官的带领下，经过了漫长的七天行军，终于走完了从汴京至浚州的一百里路。这点路程如果是金兵的骑兵，估计半天就可以了，但是这个绵羊队伍竟然走了七天，主要因为领头的就是一头标准的绵羊。
在此之前，在部署黄河防务时，宋朝君臣和将领就有不同意见；同时，在挑选前线统帅的方面也十分欠妥，关键时刻非得要一个宦官来带兵，最终导致防守呈崩溃之势。宋朝廷派了梁方平率中央禁军去防守黄河以北的浚州大桥，老百姓都能看明白，这有点孤注一掷的意思了。
但是大家想想，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也只能这样了。唯有禁军步军将领何灌不以为然，他上奏说：“金兵倾巢出动，锐不可当。今梁方平将京中精锐尽行带走，万一有甚闪失，则京中危殆。不如留下数千兵马，防卫京师为根本也。”
当时的宰相白时中是个标准大草包，但是如果让草包掌了大权，其自以为聪明的程度也要比别人强。他对武将出身的何灌的忧虑不屑一顾，斥道：“圣上要求必须把金兵拦截在黄河北岸，现在就必须把全部的精锐部队开赴前线，怎么能够容忍敌军逼近到大门口！？”白时中固执不听劝阻，只让何灌率两万步兵，驻在黄河以南的滑州（今河南滑县），作为梁方平的援军，也是第二道防线。
这个身负国运安危的梁方平，到了浚州之后，不是整军备战部署多层次、有纵深的防线，而是一时还改不了往日习惯，每日和亲信纵酒狂欢。时近春节，这个宦官还搞起了新春联欢晚会，至于防卫金兵的事根本不加以考虑。自认为金兵一知道他领兵四万在此镇守，就会知难而退，到时候打一个“英勇退敌”的报告给朝廷，朝廷对关键时刻的胜利者肯定有很多的赏赐。
宋朝的官员待遇，与前后历朝都很不同，那是空前绝后的优厚。在五代十国时期，官员的待遇基本是没有的，都是靠自己在任上横征暴敛，交给国家的，留下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宋太祖善待官员的本意，就是想高薪养廉，让官员不要去考虑压榨老百姓，安心报国。但是这个英明的政策，经过慢慢地发展，也遇到了下面“潜规则”的腐蚀。那就是：高薪不但没有能够养出“廉”来，反而是养出了无数的“无耻”来，而这些弊病在外敌入侵面前出现了总体的爆发。
在宋朝的士大夫阶层中，向来就存在着崇尚经义、鄙薄实际、附庸风雅、厌倦事务的风气。在朝廷做官，只要能够引经据典，符合儒家的教义，就能够对国家的大事发表评论，即使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也会博得一片赞誉。
在地方做官就更舒服了，可以整天游山玩水，吟风弄月，甚至寻花问柳。只要诗赋出众，字画不俗，就能赢得美名。苏东坡、王安石、范仲淹等名人，留下的很多名篇都是在上班时间完成的。相反，地方官亲自处理公务，核对赋税，就会被讥讽为“俗吏”，似乎这样就降低了身份，常常为同辈所不齿。
宋朝的“武官怕死，文官爱钱”是出了名的。做官既然有福可享，只要把官做稳就是了，廉政不廉政、忠诚不忠诚的，是无所谓的事情，没几个人放在心上。
在梁方平们的习惯思维里，大宋体制的稳固、高薪的好处，那是“铁杆庄稼老米树”，世世代代也断不了的。宋朝是天朝大国，根本灭亡不了，只要朝廷灭亡不了，他们奢侈糜烂的生活就不用担心。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 八 回 宋道君避责忙禅位 梁方平怯敌火烧桥（10）
宗望等金军将领早把大宋君臣骨子里的###看透了，根本没把什么所谓的禁军精锐放在眼里。在宋朝末年，禁军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了，士兵早就不习兵事，否则梁方平的军队也不可能七天行军一百多里，因为很多的骑兵已经不会骑马了，这样的军队怎么会有战斗力？
在金兵的眼里，中央禁军就是一群养得又肥又壮的待宰的猪，一听到和中央禁军打仗就像是补钙了一样特别精神。于是，金兵在占领相州后，宗望就派了一小队骑兵前去骚扰黎阳，探听一下虚实，后续的金兵休整一下随后就会杀到。
那梁方平也真不寻常，闻报后上城去观望，见敌骑兵远远而来，也不知道后续有没有支援的队伍，立即吓得魂飞魄散，带着几个随从下了城楼就开门出城，打马向南一路狂奔。至于浚州前线的战事怎么进行，根本就不管了，只要能够把命保住，今后有碗饭吃就行呀。
其他的军队一看主帅跑了，哪里还守得住，一夜之间，所有的中央禁军竟逃得干干净净。金兵也不用探听什么虚实了，结论是守军板板正正地虚，也顾不上什么休整，杀猪还用得着休息，立即追杀了过来。
驻守在南岸的守桥宋军，见前方部队莫名其妙逃散，又见金军旗帜自天边遥遥而来，也是吓得不轻，驻扎黄河南岸的何灌一见情况危急，下令立即烧毁黄河大桥。中央禁军要说也不是吃素的，打仗不行，烧烧大桥还是很在行的，于是很快河面上出现了一条长达两千余米的火龙，熊熊烈焰夹带着滚滚浓烟直冲天际，连那个惨淡无力的冬日，都被大火笼罩得黯然失色了。这时桥上尚未过河的数千名宋军，被烧得焦头烂额，士兵哀号着，战马嘶鸣着，纷纷落水。即便有少量宋兵逃回北岸，也随即被掩杀而来的女真铁骑斩杀殆尽。
这种景象让人想起了1937年日本兽军攻占南京的战役。国民政府守军软弱无能，在日军的攻击下很快就溃不成军，纷纷夺路而逃，也出现了很多自相残杀的惨状。另外就是1938年，蒋介石政府为了阻止日军进一步侵略，竟然在不通告下游百姓的情况下掘开了黄河大堤。滚滚黄河之水汹涌而出，阻止了日军的进攻，但是也淹没了大片的土地，淹死了将近一百万的下游百姓，看来无能的军事指挥者所走的道路都是一样的呀。
可怜这座刚刚建成十年的浚州大桥，在一片火焰中化为了灰烬，冒着烟气的残桩焦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