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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这段伤心地历史，五十岁以上的人都会感到心酸。但我在网
上却看到一位75岁的人竟然著文谩骂谈论当年饿死人的事，说他自己没有看到，他的姑妈、姨妈等等所有亲戚家里都没有饿死人，因此他断定是有人“拿它做文章，无限夸大，想说明点什么。”真不知道那位先生什么意思，如果倒退35年，说不定政治帽子会漫天飞舞，劈天盖地地压在这些人的头上。其实他弄不懂人们的这段愁肠——大家今天在享受共产党给予的幸福生活的同时，对党的发展经济的大手笔充满信任。30年的改革开放成果，国家富强了，人民群众得到了实惠。科学技术人员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工人阶级再也不为生活焦虑；城镇居民再也不要为生活资料发愁；农民再也不要为征粮纳税犯愁；退休人员享受到前所未有的社会和生活保障；国家还取消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用；全社会还实行了合作医疗等疾病医疗救助措施；特别是几亿农民，国家取消了压在他们头上两千多年的赋税，还按地亩给予种粮补贴，马上还要让老年农民享受退休养老等等福利……这些，无一不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的，世界上也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实现，这是前无古人的优越制度，这是任何政党无法比拟的国家管理操能。——人们回忆揭示三年饥荒灾害，正是对共产党的信任和热爱，对社会主义现阶段的肯定和捍卫。大家并不想借此去诋毁什么，更不想对毛泽东及其极左路线说三道四。因为在经过几十年连续战争创伤的烂摊子上，毛泽东及其战友们决定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建设，使国家尽快富强起来，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无可厚非的。不过他所采取的路线是不恰当的，他有意或无意地伤害了那么多开国元勋，变*为专制，听不进不同意见，将国家根本法——宪法，置之若无。实施文字狱、语言狱，伤害了千千万万有识之士和有为之士。他不顾国情，一度兴工废农，搞虚荣外交，使数千万国民死于饥饿灾荒，致国民经济发展迟滞了几十年。党的形象一度受到严重损害。……这些无可争议的史实，难道人们回忆、揭示、总结一下都不可以吗？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不应忘记共和国的建立是牺牲了数千万同胞的鲜血和生命才换来的！数千万同胞是怀着国强民富的愿望才不顾抛头颅洒热血寄宿九泉的！我们怀念先烈，怀念灾难中死亡的同胞，怀念那段抹不掉的记忆，正是要永远牢记个人迷信、极左思潮造成的深刻教训，从而更加坚定地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建设更加强大的国家，走上更加富裕的道路。 。。
十年浩劫之一
*，又称无产阶级*。是从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开始至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止，由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共和国内的一次惨痛地政治运动。史称十年*。又被戏称“十年*”、“人斗人年代”或“人整人年代”。1981年6月27日《中央决议》中明确指出：“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内乱。”
《五。一六通知》是1966年5月16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该通知是江青、康生主持起草，几经毛泽东修改的“内乱动员令”。该通知宣布撤销中央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又称《二月提纲》，撤销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对全面发动“*”的理论路线政策作了阐述，要求全党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通知》中的观点完全背离了我国社会的客观实际，错误估计了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的现状，混淆了矛盾性质。毛泽东1957年夏季以来逐渐形成的左倾错误观点形成了体系，独一无二地统治了全党。毛主席语录成了通行证，毛泽东思想被断章取义被歪曲，个人崇拜达到了巅峰。
农村人民公社是1966年11月召开三级干部大会宣读贯彻《五。一六通知》的。该《通知》原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1966年5月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路线的，是违反1962年党的八届中央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对毛泽东同志在1965年9月至10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这个提纲的主要错误如下：
（一）、这个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
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这个提纲，不是鼓舞全党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继续冲锋前进，而是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二）、这个提纲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这一个*主义的基本论点。当报刊上刚刚涉及吴晗《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竟然提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展开讨论”。他们又在各种场合宣称，对吴晗的批判，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涉及1959年庐山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问题，不准谈吴晗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彭真有意造谣，对许多人说，主席认为对吴晗的批判可以在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后再谈政治问题。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化领域的*，纳入资产阶级经常宣扬的所谓“纯学术”讨论。很明显，这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而要突出资产阶级的政治。
（三）、提纲特别强调所谓“放”，但是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泽东同志1957年3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抹杀放的阶级内容。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评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又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这个提纲却把“放”同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揭露对立起来。它的所谓“放”，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是包庇吴晗这一类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个提纲的所谓“放”，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
（四）、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用这个口号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否定真理的阶级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或专政的关系，而不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通知》一经传达，便宣布*开始了。——全国范围内各部门、各行业、各单位直至各个角落开始了人斗人、人整人的长达十年的内战！城市乡村一个样，到处是大字报的海洋，到处是阶级斗争的战场。“抓革命，促生产”，“革命”第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响彻大地！各级党组织从来没有过的瘫痪了！政府部门瘫痪了！唯一主宰国人命运的是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指示”，没有任何死角，没有世外桃源，几乎没有第三者……
*虽然过去了40余年，但满心伤痛依然给我留下了难以抹掉的记忆……
我出身于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世代受到有钱有势人的盘剥、欺压和凌辱。祖父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老实巴脚的忠厚人，一辈子没有穿上像样的衣服，每年从春天到夏天到秋天，都是光着上身，赤着脚（没有鞋子），黑黝黝的满身尘土……一辈子没有吃过饱饭，主要饭食是谷糠、麸皮掺和秫秫面蒸的窝窝头或野菜、白叶子（地瓜叶）贴的锅巴或者是清的可以照人影的“薄稀饭”。瘦骨嶙峋，肋巴骨鼓起老高，就像现在用的搓衣板。……他非常孝顺，太祖母患病卧床没钱医治，他向祖庙许愿：“如果让母亲病好，他一定从家中一步一个头磕到庙里，烧苦香。”也许是神灵真灵吧，太祖母的病逐步好起来。为了兑现所许的愿，当年大年三十上午，寒风刺骨，地面上冻了一层白白的霜，他光着上身赤着脚，从家门口开始，一步一个头一直磕到离家400多米的祖庙里。勤劳节俭是他的美德，善良谦恭更是受到村邻的称颂，在他的嘴里从来没有一个字的脏话……。这样的家境，使我的伯父、父亲、叔叔养成了人穷志刚的脾性。1942年，日本鬼子进占了我的家乡，人民群众的日子更加艰难，12岁的叔叔被迫出外当学徒，伯父、父亲跟着共产党拿起了枪打走了小日本，又与国民党中央军打了几年，他们先后加入了共产党，我的两个姑姑也先后加入了共产党。共产党救了我们，我们从那时起就更离不开共产党。我的家庭成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恶霸的眼中钉……解放后，我的叔叔也回来了，他们都当了干部，且都是团结群众、两袖清风的干部。
我是家中长子，初中毕业后也回乡参加了工作，并且14岁加入共青团，18岁加入共产党。入伍当兵后，我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五年中，两次被评为五好战士，学毛著标兵并荣立三等功一次。退伍回乡后，搞过社教，当了基层干部。那时候就是一门心思跟定共产党，干好工作，当好共产党员。——1966年11月，就在我努力工作，奋发向上的时候，公社召开的三级干部大会上，宣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开始了*。会议结束我回到家里，“勒令”批判我的大字报贴到我的家门口墙上。我被批斗、挂牌游街、管制劳动，一个时年24岁的我，竟被编造的莫须有的“罪名”栽污的不成人样——我想任何人都不会大度的任人栽污！——那个时侯，谣言说了三遍就是真理。什么好人，什么坏人？不小心说错一句话、写错一个字，就是反革命，就是阶级敌人，就要被批斗，就要被管制！什么人身安全，毫无保障；什么人格名誉，随时就能受到诽谤、侮辱或遭受攻击！正在我为此大伤脑筋，迷茫、困惑的时候，“造反派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在我脖子上挂有一块特制的大纸牌，上写“打倒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权派张广民”，拉我上街游街的时候，将毛泽东主席的画像举在前面一起游街；在将我拉到台上批斗的时候，他们栽赃陷害的“一系列罪名”原来是由两个“四不清下台干部”上台宣读的；当我提出质疑，要求澄清时，他们不让我说话，对我动手动脚；由此引起台下革命群众的不满，他们要求：“坚持文斗、反对武斗”；“让被批斗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严厉谴责“四不清下台干部”借机打击报复！忽然间，台下群众轰动起来，一些群众窜上舞台，把戴在我脖子上的牌子摘下摔碎，将两个“下台干部”拽下台去，你推我搡……主持全公社“抓总工作”的武装部长听到反映，立即前来平息。第二天在梁山大队召开群众大会为我平了反，让我继续“抓革命促生产”。一场近似噩梦的屈辱使我一度心灰意冷，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蛮横不讲道理的滋味！静下心来扪心自问，我没有辜负党的教育，没有丧失共产党员的立场，没有做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群众的事，为什么一些人会对我这样？思来想去，还是什么都不干的好。于是在家除去参加集体劳动，就是看书学习。东不管西不问，倒是“无官一身轻”。不过，在那个不讲理只讲阶级斗争，只讲自己不问是非曲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年代，任何人想安静一下是不可能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嘛！——1967年初，一支支左部队进驻全县以至各大队，那些个嘴上无毛的年轻士兵听惯了阶级斗争的教育课，哪里懂得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