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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一生拜过三位师父，即：拉胡琴的颜泽甫和说相声的常宝臣、朱阔泉。据当时的报刊透露，常老师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春“倒卧”在北京背阴胡同医学院门旁；朱老师则暴病逝于1942年（详见侯一尘悼念大面包文，原载《游艺画刊》1942年）。因此，父亲后来多年尽孝的就应该是对其最为“严厉”的颜泽甫师父。又听说师父、师娘不是一家，也就是说父亲供养的不是颜师娘，而朱师娘直到“改革开放”前还在世，且由三个女儿赡养。那么，就此推理，父亲一直侍奉的师娘就应该是常宝臣先生的夫人—常师娘。
我想，我的父母能够走到一起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背景有许多相同之处—第一，他俩都是孤儿；第二，自幼学习京戏；第三，社会关系大都与戏班子有关。听说，父亲当年向母亲求婚，姥姥有点不乐意，倒不是嫌父亲太穷，而是嫌父亲已经有过两房妻室。听了父亲的身世，姥姥点头叹了口气说：“唉！咱们这也算是孤的爱苦的吧！”就这么着，答应了。当然，还有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向来自信的父亲一生惟独只佩服母亲，这或许就是缘分吧。
2007年2月26日
摇摇篮的手（1）
侯錱
“The hand that rock the cradle rules the world”这句英文成语翻译成中文是“摇摇篮的手统治世界”，意思是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必定有个女人在支持他。但要说起我父亲背后的这只手，就必须先从我母亲的养母说起。虽说我父母是自由恋爱，但没有她老人家的首肯，这门婚事也是万万不可能的。
我父母订婚时，男方家长是我的舅爷张全斌，女方家长是我姥姥王白氏，当时双方订立了一份口头协议—因为王、张两家均无后，将来生的第一个男孩要姓王，第二个男孩要姓张，以续王张两家的香火。可见，当时双方家长同意这门婚事是有条件的，这条件是以牺牲两个儿子的姓氏为代价的，不可谓不苛刻吧？不过后来，这份协议不知道怎么就没有履行，估摸是解放了，人们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看得淡了。不然，我俩哥可能会一个叫王耀华、一个叫张耀文，那样，我们家就得唱《红灯记》了。
我姥姥（我们叫她奶奶）在我们老侯家是一等一的功臣，不光我母亲，就连我们兄妹也都是她老人家一手拉扯大的。王家收养我母亲时，姥爷王德山已经39岁，姥姥王白氏31岁。茹苦含辛，悉心培育，待到母亲20岁唱红能够挣钱养家时，老两口已然一个“知天命”、一个近“花甲”了。又两年，母亲总算可以自己“挑班儿”了，一家人跑码头来到徐州府。不想，好景不长，姥爷突发高血压脑溢血，在他60岁生日后的某个晚上暴病身亡。扔下孤儿寡母，流落异乡，顿时没有了主心骨。那是1944年，我母亲22岁，台上台下处处人见人爱。先是戏园子的老板，见母亲是棵“摇钱树”，便要她“卖身葬父”，硬逼着母亲和他签了三年的合同才肯拿出钱来办丧事。接着一个国军军官硬要娶母亲做填房，放出话来，只要同意，不论买房置地还是开买卖，老太太一句话的事。总之，软磨硬泡，外带24小时派人“保护”。老太太就一句话：“这孩子不是我亲生的，我不能缺德！”后来，有朋友托了火车站上的亲戚帮忙，母女俩连行李也没敢带，登上一辆即将发动的北上列车，逃回了天津卫。
我们兄妹小时候，都接受过这段“家史”教育。无疑，我姥姥觉得这是她生平干的第一件最明智的事。第二件，是她力排众议，把女儿嫁给了一个说相声的穷小子。在那个年月，虽说都叫“戏子、艺人、吃开口饭儿的”，同处“下九流”也分三六九等。唱京戏的在演艺圈里“拔尊”，就拿我母亲说，她在京戏演员里顶多算个二三流，但是拿的包银却是像我父亲这样蹿红的相声演员的三倍不止。姥姥能允许闺女“下嫁”，尔后不久，这个女婿又红遍了大江南北，且比亲生儿子还要孝顺，谁能不佩服这位老太太有“眼光”呢？别看我姥姥没上过学，却也识文断字，一张嘴就是成语。原因是她天天听话匣子，听评书听京戏，受的是“戏文”教育。里面虽然没有数理化，但是对中国历史、礼义廉耻、为人处世的大道理一点也不陌生，要不，过去怎么有句话说“听书看戏劝人方”呢？
我母亲也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女性，性格温和贤淑，做事任劳任怨，感情专一，宽容厚道，相夫教子堪称典范。她24岁嫁进侯家，从一个娇生惯养的独生女、一个令人羡慕的舞台新星摇身变成了一个后娘，心里的落差可想而知。在中国，为人继母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不信您看，无论文人的书中还是百姓的口中，后娘个个都是十恶不赦的坏女人—不是用芦花给前妻的孩子做棉袄，就是把炒熟的麦粒拿给前妻的孩子去播种。就连妇女哄孩子都会说：“别闹了，你要把我气死了，你爹得给你找个后娘。”孩子听了立马就消停。
我大哥耀中1岁多时得了小儿麻痹症，下肢瘫痪站立不起。父亲带着去看号称“小儿王”的著名西医，西医摇摇头表示束手无策。就在父亲绝望时，母亲说，不如试试中医吧！父亲就找到名医赵锡武，赵大夫看完病问父亲：“我开了方子，你敢不敢给孩子吃？”父亲说：“您敢开，我们就敢吃。”“那好！我先开几服汤药，每服药搭上两丸苏合丸。这药是大人的剂量，还必须得是同仁堂制的，可没人敢给这么小的孩子用啊！”此后，母亲把自己亲生的儿子耀华交给我姥姥带，一心一意照料耀中。每天除了吃药，还得带他去针灸按摩。大约半年后，我大哥的病完全治愈了，没有留下一点后遗症。1961年他参军到海南岛战线文工团当文艺兵，正好赶上部队搞“大比武”，他被派往“尖刀班”学习，竟然还参加了横渡琼州海峡。几年前，他主演了一部农村题材的电影—《春打六九头》，60岁的人了，依然健硕。
摇摇篮的手（2）
我的妹妹咪咪，年纪小我两岁，1954年出生，属马。她是全家最小，也是父母最疼爱的孩子。母亲总说，这个孩子不光长得漂亮，而且天资过人，小小年纪打扑克竟然能赢父亲。要知道，我父亲的“牌艺”是大家公认的，不论扑克还是麻将，两圈儿过来，谁手里有什么牌，什么路数，他早已心知肚明。父亲的学生于世猷有一段回忆：“侯老是个扑克迷，无论到哪儿演出，总要带个牌手。侯老同郭启儒演出，我陪着侯老玩牌。我记得有一年元旦，侯老叫我陪着郭启儒他们去了中南海，两位老师在舞会的中间夹了段相声，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午夜，新年钟声敲响了，大家唱起了《东方红》，毛主席站起来和大家招手。尔后，我跑到后台，和侯老玩了岁初的第一把扑克牌。你看！侯老即使到中南海给毛主席演出时的空隙，也忘不了玩上一把。”正所谓“腰里别副牌，得谁跟谁来”嘛。
我妹妹咪咪4岁时患上了肾小球肾炎，原本病情已经稳定。7岁上小学时， 因为误打了某种预防针，旧病复发。当时是经济困难时期，药品食物匮乏，得不到良好的救治，病情时好时坏。拖到1962年开春，不治而亡。那天恰好是父亲要去南方巡回演出启程的日子。父亲临走前，到北京儿童医院看望住院的咪咪，嘱咐她安心养病，等父亲回来就接她出院。
下午，父亲刚到火车站，医院来通知说，孩子经抢救无效死亡。单位领导让父亲留下来料理后事，父亲谢绝了。父亲说：“海报早就贴出去了，最近一站的演出票也已售出了，如果我不去，观众会失望的。”父亲走了，母亲把自己关在房里，一连三天，只是一根接着一根的抽烟。从此，直到她去世，每天两包香烟。母亲还留下一句名言：“戒饭行，戒烟不行！”
小妹去世时，姥姥已经70多岁了，我们兄妹三个年纪还小，不懂事，谁也帮不了母亲。别人我不记得，只记得我自己那些日子好像比平时乖了点儿，没有总嚷着肚子饿要吃饭，也没闹着要出去玩儿，其他，什么也没为母亲做过。父亲一走就是几个月，现在想想，父亲在外面的那段日子也一定不好过。但是母亲一人在家，上有老下有小，为了家人，她自己必须硬撑，做一个名人的妻子，内心的压力恐怕不足为外人道。
上世纪50年代，我家住在宣武门外的一个两进的四合院里。那时，外地来京的学员一般都是住在我家，尤其是从部队上来的，就住在我家的西厢房。父亲上午通常起得很晚，吃过午饭去上班，晚上演出后，一般得10点多钟才能到家。此时，他准是又饥饿又兴奋。母亲将酒菜端上，父亲边喝酒边给学生上课。一吃一说至少也得两个小时。母亲天天都得跟着熬夜，幸亏有唱戏的底子。不过，他们的这种作息时间，与我们孩子的大相径庭，一年到头，我们能见到父亲的机会并不多。白天父亲不在的时候，就由母亲“代课”，由母亲教学员练习京剧的眼神、手势、身段、水袖、台步等等。这事儿，父亲的好几个弟子在回忆中都提起过。此外，母亲还要抽空参加一些社会活动，譬如参加区政协组织的政治学习、义务演出等等。
母亲在外婆的帮助下承担了所有的家务。为了不让父亲分心，她养成了一种“报喜不报忧”的习惯。如果哪个孩子学习进步被老师表扬了，哪个孩子加入少先队戴上红领巾了，哪个孩子懂事帮大人做家务了，她都会在晚饭时向父亲汇报。反之，如果哪个孩子生病了，哪个孩子功课不好跟不上了，哪个孩子在学校跟同学打架了……她都不肯告诉父亲，自己处理。我们家里除了过年过节还有两件大事，那就是每年为姥姥庆寿、为父亲过生日。这两件事在我们家远比过春节要隆重得多，母亲一般提前半个月就开始张罗，采购食品、通知亲朋好友、打扫卫生，里里外外就看母亲一人忙活。直到“文革”结束，姥姥已经去世，我们也都长大了，突然有一天，大家才发现怎么从来没有给母亲过过生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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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摇篮的手（3）
此外，母亲在创作上也给予过父亲许多帮助，例如：父亲有一段相声叫做《规矩》，是根据传统相声《规矩套子》改编的，其中一段：
……
甲 几个月的小孩儿不会说话。
乙 那么他饿了呢？
甲 会哭。
乙 噢，就是哭。
甲 他一哭大人就知道他饿了。
乙 饿了。
甲 赶紧给温奶。
乙 是了。
甲 灌好了奶瓶子。
乙 嗯。
甲 你别瞧他哭那么凶，只要奶瓶子往嘴里一搁……
乙 嗯？
甲 立刻不哭，咕咚咕咚吃下去。
乙 吃了。
甲 跟大人不一样。
乙 噢？
甲 你说哪位，哭一顿能吃三碗炸酱面？
乙 啊，他吃不下去了。
甲 就是啊。
乙 嗯。
甲 他那哭也是语言，就是告诉你他饿了。
乙 饿了。
甲 给你提意见呢！ 你得赶紧给他吃。
乙 那可不。
甲 奶瓶子热好了搁在这儿，你不得把他抱起来吗？
乙 是啊。
甲 你往起一抱他立刻他就不哭了。
乙 噢。
甲 不哭了他可嘴急，你这一动他，他还没吃到嘴里头呢……
乙 嗯？
甲 这会儿他就吭哧，北京话叫吭叽。
乙 吭叽，怎么个样？
……
甲 你说这跟大人完全不一样吧？
乙 是啊！
……
甲……你说咱们要有个聚餐宴会什么的，十个人一桌，坐在这儿，菜老不来，这十个人都吭，吭，吭，吭……
这一段就是我母亲的创作，很明显，只有哺育过孩子的妇女才能对孩子的一举一动有如此细微的观察。当然，能展现母亲才智的不只这一段，尤其是父亲那些和京剧有关的段子，父亲总会很虚心地听取母亲的意见。
1966年6月“文革”一开始，父亲中断了在上海凤凰自行车厂的创作体验。回到北京不久，就被隔离审查了，关在离我家不远的旧广播学院的灰楼里，每天刷厕所，铲煤，写十七年“反党”的交代材料，不准回家。到了深秋，有人通知母亲让她给父亲准备过冬的衣服，还带回一句话，要母亲和他离婚，免得受连累。父亲收到母亲连夜赶制的棉衣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憋了好几天，他终于找到造反派的头头，跟他们说：“我什么也不要，你们只要把王雅兰的骨灰给我就行了。”后来，父亲看到母亲偷偷放在棉衣中的纸条，上面写着：“孩子们说他们不做逃兵。”父亲这才相信母亲还活着。有一段时间，好像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父亲被暂时放回家。他写了大量的交代材料，因为抄家的红卫兵随时可能推门而入，你也弄不清他们都是哪一派的，甚至弄不清是本单位还是社会上的，当然也不敢问。父亲怕他的交代材料被一派人拿走，另一派人又来要，解释不清，就让母亲想法帮他藏起来。母亲很聪明，她把材料放进一个塑料袋捆好，再放进我家的面缸，用面粉盖起来。这招儿果然很灵，那些材料被保存了下来。这个秘密后来被我无意中发现了，我很佩服母亲。如果没有母亲，父亲是不是能捱过“文化大革命”，恐怕就很难说了。
父亲去世前最后一次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他对着镜头用手指着母亲说：“是王雅兰和我共同培养了一个侯宝林！”这就是父亲对母亲最后的评价，可见，母亲在父亲心目中的位置。
2007年3月5日
我当年的住处
侯宝林
从我进入社会起直至1948年底，北京就没有景气过。我8岁时，北京刚刚有了当当车（有轨电车）。国民党政府迁到南京以后，官员、富商相继离去，穷人更加明显地多起来。就说我住的那条胡同—福寿里（原名中官房）吧，南北几十户人家，整条胡同只有一辆自行车。
福寿里当中有一个大坑，附近的垃圾都往坑里倒，这给我们这些穷孩子“就业”—捡煤核儿提供了方便。我住的19号院，东墙外有一座齐墙高的土山，那是用全院多年的垃圾堆成的“假山”，站在“假山”上鸟瞰院子全景，你会惊叹北京的老瓦匠真有本领，全院9间房找不出一块整砖，最大的是六七分头。墙壁全是四周垒碎砖，中间抹灰，北京管这种房叫“棋盘心儿”。
北房东头第一间住着一位爱干净的老头儿。所谓干净老头儿，也就是外衣没破口儿。我捡煤核儿以前身上比较干净的时候，还到他屋里串过门。记得有一次我在他屋里连续打嗝儿，老头儿说：“我窗台上搁着三大子儿（铜板）是你拿去的吗？”当时我吓坏了，急得出了汗，忙说：“没有，我没拿！”老头儿才慢条斯理地说：“知道你没拿，为了治你打嗝儿。”老头儿一吓我，我真的不打嗝儿了。于是，我跟他学了手治打嗝儿的方法。
第二间是后搬来的东北人，像是刚刚赋闲的高级官员，说话挺大呼。搬家时，他指着一双黄色的鞋说，别给我压坏了，这是花6块大洋买的！这句话引起了全院人的注意，我们院确实找不出一件值6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