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一爬上去用脚磕了磕石头缝，石头里面发出了“咚咚”的声音，我可就心虚了，心想：哎呀！这座山表面上是水泥而里面却是空的呀！再害怕也没有用啦！只有拿出勇气来爬吧！拍完了这个镜头，从山上跳下来我对大家说：“不遵守公共秩序的人真可气，我虽然装他，但是却非常恨他……”
大家都知道人和动物在一块儿演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一方面得演好自己的戏，同时也得时刻注意动物的表情，假若它心情不愉快发了脾气，甭说演员，连导演都解决不了它的问题。这得靠细致地耐心地跟它搞熟了才行。当我跟大象一起演戏的时候，的确心里扑通扑通有点紧张，这种紧张不是怕戏演不好，而是我听说大象曾经用鼻子打伤过饲养员，如果它看我有点别扭的话，我就有由演员变成伤员的危险。大家如果仔细看看这场戏的话，会看出来我脸上很不自然，说真话，那是吓的！也许有人会问：“你怎么和大象交了朋友的？”告诉您，熟悉阶段虽然比较长，但是我们之间感情最融洽的时候只有五分钟。这五分钟感情是靠半桶胡萝卜和二斤香蕉才巩固下来的。
当大家看到我扮演的这位头戴鸭舌帽、身穿秋装的游客，在秋风送爽天气晴朗的日子里去逛动物园不慎落水的时候，一定会哈哈大笑，可是大家决不会想到我实际拍下水这场戏的那天，已经是零下8度、刮着四五级大风的严冬了。我当时混身是水，几乎成了冰棍儿。一位老大娘在旁边咧着嘴说：“哟！看电影多舒服哇！这照电影假戏真做可不易呀！”不易是不易，可这部影片喜剧的味道不浓，不够令人满意，观众们看的时候一定会感觉到刚刚想乐而又乐不出来。这就叫“笑得不过瘾”，也就是说戏没有演好。
诚恳地希望大家给我提意见，教给我怎样才能演好喜剧，我保证，如果能有机会再上镜头的话，演得准比这回强。
原载《大众电影》195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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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听我说相声（1）
侯宝林
1993年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1992年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有人特意编排了一出叫做《毛主席与侯宝林》的电视小品。在社会上产生了一些反响。为此，一些老朋友和新闻出版界的人都要我写点儿什么，我又何尝不想了却一桩旧心愿，只是一场大手术夺走了我的整个胃脏，化疗又摧毁了我百分之八十的体力，手中的这枝笔提起来没有一吨重也好像有八百斤，真是力不从心了。
毛主席听我说相声不是进城以后的事。那时他在香山，还没搬进城里住呢。每次开会几乎都有晚会，有时在东交民巷。当时还是木板条儿的大椅子，只有中间第三排放两把藤椅，是为毛主席和朱老总准备的。因为当时全国正在打仗，还是“战犹酣”的时候。朱老总是很少来的，可主席每次都来。我记得头几次在我演出时，中央首长都在，那时任弼时同志很瘦，还没去苏联养病呢，后来他从苏联回来，我见到他在天安门城楼上，胖多了，可精神了。
那时我的相声节目有点儿特殊，就是说，不论什么晚会—歌舞晚会、杂技晚会，还是戏曲晚会都夹我一场相声，大概因为毛主席爱听相声吧。好像是在1950年，###同志（当时他还是办公厅主任）见我去了，非常高兴。他说：“哪一个人能使我们的主席这样高兴，只有侯宝林，侯宝林是我们的国宝。”当然，这可没有文字记载啊！
那阵儿，彭真同志是总提调，所有的晚会都归他负责。当初北京还没有文化局，叫文艺处。刚进城叫文管会，后来成立了文艺处，张梦庚任处长。后来改局了，他就升为局长，他也是主席很喜欢的一个演员。
有一次，我和他商量：“今晚有两个晚会怎么办？”他说：“你先到那边儿去，让车跟着你，你那边儿下台，大褂别脱，就跟车回来。”回到这边儿，梅兰芳的戏刚完，大伙儿正不知怎么办呢，我告诉检场的：“你搬着场面桌，顶着走，别等梅院长下来，你就把桌子摆上，我就跟着上了。”
那时候没有报幕员，不像后来，每场节目都有报幕的。那时就只有听我指挥了。等梅先生快走到下场门儿，主席站起来，把风衣往胳膊上一搭，就要走。桌子搁上了，主席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怎么梅兰芳演完还搁个桌子啊？我们跟着就上了，主席笑了，放下衣服，坐下来听我们说相声。那时节目都长，一段相声至少是25到30分钟，尽管已经很晚了，主席还是从头到尾听完了这个节目。
主席听我说相声，喜欢用拳头打拍子，这个细节我注意过。主席擅长诗词，人所共知。那几年刚进城，是他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写字也是那几年的特好，诗词也写得多。当我在相声中提到诗词时，便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那天，主席还没坐下，站着脱风雨衣，一听我说到诗词，马上转过头来给了耳朵（注意听）。我就说，最近作了一首诗，其实，诗是引用老昆曲《昭君出塞》中王龙的词儿，后来被评剧借过去了。一般主席乐的时候，就是脸憋得红红的也不出声，只有这一回，张开嘴哈哈大笑。这四句诗是：
胆大包天不可欺，张飞喝断当阳桥。
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日恩。
大概是这第四句词儿太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吧？
后来政务院改成了国务院，国务院的工作加重了，主席的工作减轻了。仗也打完了，蒋介石去了台湾，主席工作少了。春耦斋的舞厅就是这时候为他盖的，我们原来是在老春耦斋演出，后来又为主席翻修了一下。翻修后，我们每周进去两次，每礼拜三、六。
主席的舞会很少有人去打扰，朱老总只去过一次，一家三口，老总、夫人，带女儿。那时候我看老干部穿布拉吉还是头一回，是康克清。江青就去过一次，还是在舞会正式开始前，待了一会儿就走了。有人让我陪她跳舞，我没跳，因为我不会。陪王光美同志跳过一次，跳了一身汗，她不舒服，我也不舒服。人家会跳，我不会，人家很累，所以后来凡是夫人们来了，让跳舞，我绝对不跳，刘主席夫妇也只是偶尔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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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听我说相声（2）
说起跳舞还让我想起一件事。一次，我被人硬拉着跳舞，边跳边说，精神不集中，一不小心正撞在主席身上，我当时很紧张，心想糟了，那种心情不亚于契诃夫笔下谨小慎微的小公务员伊万·德米特里奇·切尔维亚科夫。要知道在半个多世纪里，他毕竟是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最具有权威的大人物啊！当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看主席时，发现他笑了，目光是那样慈祥，全然没有动怒的迹象。这件事、这令人难以忘却的目光，几十年来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
毛主席确实喜欢听相声，有人说毛主席听相声也是搞社会调查，了解民俗，了解民间的喜、怒、哀、乐。我们当时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非常认真，完全按照“讲话”的精神搞节目。创作新的，整理旧的，把旧相声中那些不健康的东西去掉，创作新社会需要的相声。
1950年我们成立了“相声改进小组”，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编了4个小册子，都是新相声，使相声打了翻身仗（而且没有向上级要一分钱），这在当时太难了。首先就说我们那点儿马列主义水平吧，实在太难了，全靠“讲话”的精神作指导。主席喜欢我的相声恐怕和这一点有关，当然他也很喜欢我这个演员。
1956年，大概是由于我发表了几篇有关相声的学术文章吧，主席见到我说：“怎么，你要当博士哟！”从这句话里，我体会了主席的心情。解放后听我说相声最多的可能要算主席了，现在回忆起来，大约有150段左右，连新带旧。一些传统节目我们在外面已经不说了（不合时宜），到了主席那儿，人家说：“你还教育主席呀，外边不说的，这儿也可以说。”不过我使的传统段子都是经过自己加工整理的。旧相声中有许多低级庸俗的东西，只有经过改编的，主席才听得过去。我这个人适应性强，接受新事物快。我在台上别人看着不旧，没有旧艺人的气质，这大概也是主席喜欢我的原因吧。
《关公战秦琼》是主席喜欢的节目之一，他听我说相声没点过，说什么听什么（他喜欢的节目还有一个叫《字意儿》）。怎么知道主席重视《关公战秦琼》呢？是因为当时有好几个人跟我说。比如马专员，当时任最高法院院长，也就是老区常说的马专员，《刘巧儿》里还提到过。他说：“你写嘛，写官僚主义嘛！”习仲勋同志也说过，中央提出反对官僚主义。当时我们就搞了《关公战秦琼》，讽刺瞎指挥。这个段子后来被许多人引用，老舍先生和夏衍同志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文章。1960年我们在广州开创作会议，第一个引用的是陶铸同志，他说：“我们不要做韩复榘父亲那样的人，瞎指挥。”第二个人是陈毅，陈老总，他是1962年讲的。毛主席当时听了这个段子很高兴，几天后我正在表演，刘少奇主席夫妇抱着一个孩子来了，毛主席把刘主席叫到身边，让我说《关公战秦琼》。这是主席唯一一次点节目，可见这个节目在当时影响不小。
四届人大毛主席亲自提名补选10名代表，除了我，还有肖华同志。听说当时他还在劳动。四届人大是1975年元月开的，我是1974年“五一”才宣布不是“黑帮”的。但什么节目也不让上，不让工作。有个段子叫《种子迷》，我改了11稿，他们老让改，就是不通过。
1975年毛主席在湖南养病期间，特意要我为他录了12段相声，这12段相声是：《醉酒》、《婚姻与迷信》、《改行》、《串调》、《关公战秦琼》、《买佛龛》、《戏剧杂谈》、《戏剧与方言》、《卖包子》、《阴阳五行》、《卖布头》、《讲帝号》。这些节目有时电视台还放。这就是毛主席最后看到我为他说的相声了。一晃儿，毛主席离开我们已经十六年了，作此文，谨表达我对这位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缅怀之情。
1992年7月于北京南苑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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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在兮鸡鹜翔舞（1）
侯宝林“智斗红卫兵”
侯錱
1996年年底我去香港，著名作家刘济昆先生用了一天的时间陪我。那时他好像还在胡仙的《星岛日报》兼职，平时上夜班。他能用整个白天的时间出来陪我逛街，应该是件很“奢侈”的事，需要有点“牺牲”精神。那天，我们去了好几家书店，印象中有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和三联书店，其他就记不清了。当时，他的长篇幽默小说《断雁叫西风》刚出版不久，几家书店的架上都有陈列，是否正在“热卖”之中，我不知道。但是，他的《文革大笑话》却已经印刷八版了。
刘先生原本是印尼华侨，“文革”前正值“风华正茂”，“一腔热血”回到祖国，就读四川大学中文系，不幸赶上“运动”。那是一个连国家主席且不能“自保”的年月，何况一介草民，尤其是一介有“海外关系”的草民。作家流沙河先生将他那时的处境归纳为：“以清白之身，陷文革之狱；恐惧满腹，悲愤填膺。”改革开放后，他举家返迁香港，本着“虽不能创造艺术，但能记录历史”的初衷开始创作。令人敬佩的是，他没有用他的笔去渲染“恐惧和悲愤”，而是给那些没有见过、没有经历过的人们讲“笑话”。尽管他自己内心的创痛还不曾平复，还要时不时地忍受折磨。我们在山顶看夜景时，他告诉我，他会经常从梦魇中惊醒，以为又回到“文革”时的四川。我就给他讲了一个从插队同学那儿听来的故事。文革中，四川原本就是武斗的重灾区，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已接近“冰点”。这时，全国“文革”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陈伯达又提出“揪小爬虫”的新口号。一个既不想再整人也不想再挨整的人，从城里逃出来，郁闷至极，写了一首打油诗：“人说峨嵋天下秀，我说秀个。不是城里闹‘虫灾’，哪个龟儿子来此游？”刘先生听完说，下次再版，他可以考虑把这首诗收进他的《文革大笑话》。
有关侯宝林“文革”挨斗时的传说有多种版本。《文革大笑话》中的描述我认为还应被视作“大陆版”，虽说这本书始发于香港。但书里记录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刘先生在大陆时听到和看到的“第一手材料”。其中《最高纸帽》一节是这么写的：
相声大师侯宝林被红卫兵揪出来了，大家把他押到台上批斗。
小将们要给他戴高帽，但侯宝林却说：“我有，我有，不敢劳小将们亲自动手！”一边说，一边从怀中取出一顶自备纸帽，约半尺高，自己戴在头上。
“不行！”一个小将吼道：“你是曲艺界最大的反动权威，应该戴最高的高帽！”
侯宝林不慌不忙，点头又哈腰，说道：“别急，别急，急中有错。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你们看！”
他自己用手一拉，“刷”地一声，那纸帽居然被拉成三尺多高，“反动曲艺权威侯宝林”九个字随拉随现，字一个比一个小，如金字塔，与帽形构成黑白分明、粗细相反的图案。
侯宝林还毕恭毕敬地解释：“我在曲艺界最反动、所以‘反动’两个字要写得最大最大。我侯宝林在天兵天将面前，渺小得可怜，所以我的名字要写得最小最小，还要写得东歪西倒，表明我已被小将们斗倒在地，永世不得翻身。”
“你赶快交代你的罪行！”一个红卫兵喝道。
“好！我老实交代！”侯宝林说：“我的相声，全部是大毒草， 不是小毒草！美帝国主义头子肯尼迪、苏修头子赫鲁晓夫、印度反动派头子尼赫鲁都很喜欢我的相声。毛主席说：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世界人民公敌喜欢我的相声，这说明我罪大恶极，我的相声是世界上最大的毒草。”
“他们根本不懂中国话，怎么听得懂你的相声？”一个红卫兵说。
“懂！他们有高级翻译员。”侯宝林答道。
这其中除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部分，不知是否更体现了作者的“政治觉悟与艺术功力”，其他，和我们以前所听到的无二。
凤凰在兮鸡鹜翔舞（2）
1980年7月3日香港《中报》刊登的《侯宝林智斗红卫兵》，我以为这才是地道的“香港版”。 显然是经过“二度创作”了：
文革初期，在雷鸣般的“把侯宝林拉出来斗倒斗垮”声中，侯宝林被两位红卫兵押到斗争台上，他的儿子也跟着他的后边上了台。一位在主席台上的红卫兵对侯宝林粗声喝道：“侯宝林，你为什么把儿子也带来！”侯宝林不慌不忙地回答：“我是大黑帮，我的儿子就是小黑帮，我被斗，他也得挨斗，所以就把他带来了。”台下的群众听了有的也忍不住笑出声来，场面开始有点降温了。
主席台上有人大声说：“把高帽给侯宝林戴上！”一顶纸扎的高帽将带过来，侯宝林却说：“不用劳驾了，本人已准备好了。”说着就从口袋里掏了塑胶做的高帽戴在头上。押着他的红卫兵说：“他妈的！你的高帽这么矮，不行！”侯宝林笑着说：“这个容易，变高给你看。”说着深深吸了一口气，蹲下屁股，用力一吹，只见高帽霎时涨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