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职能的增强是文明社会的标志。比如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论述“常备军问题时”，曾有一段非常精辟的分析：“有共和主义思想的人，往往担心常备军会危及自由。不过，一国的军权如握在君主手里，君主有了常备军护持，他就自以为安全了，无需再像近代一些国家所行的那样，监视各市民的细微行动，时时疑忌市民扰乱和平。或如果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纷扰，也有可能不到几小时就掀起大的骚乱。那么为防微杜渐起见，政府就不得不使用权力，来镇压一切对自己表示的不平不满。反之，一国君主如果感到，支持自己的不但有可靠的贵族，还有精练的常备军，那么就是最粗暴、最无稽、最放肆的抗议，也不至于引起他的不安。他可以平心静气地宽恕这抗议，或搁置不问。并且，君主既意识到了自己地位的稳固，就会自然而然地倾向于这样做。所以，接近于放肆的自由，只有在君主有精练的常备军保障的国家，才可见到；亦只有在这种国家，才无需为公共安全而赋予君主压抑任何放肆的自由的绝对权力。”
从亚当·斯密的这段分析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共和制国家反而可能比君主制国家更容易“使用权力，来镇压一切对自己表示的不平不满”。而现实中，这种镇压早已不存在，共和制国家特别强调法治，而且制定了多如牛毛的法律法规，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小的纷扰演变成骚乱。但这些法律也导致了人民的不自由，甚至很多法律细致到了让人难以理解的地步。比如，美国竟有46个州禁止百姓在阳台晾衣服；美国宾西法尼亚州法律规定，不得在浴室唱歌；加州安大略市一条订于1930年的法律条文规定，禁止公鸡在不该鸣叫的时候乱鸣叫，否则主人将吃官司或被罚款；加利福尼亚和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都有一条古怪的法律，规定如果没有合法的捕鼠执照，使用老鼠夹逮老鼠也属非法行为。我们从中可窥见，共和制国家对人民限制之一斑。
而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到的“公民社会”概念，和我们中国市面上流行的定义完全不同。洛克说的公民社会是“政治社会”，是指有政府管理的社会，没有政府的社会被洛克称为“自然状态”，这种状态自由但是野蛮，会产生出不平等和违背社会正义的事情来，社会秩序也必然会受到极大的侵害。洛克强调，人们在自然状态下是不能够享有充分“完备”的自由的，因为当私人财产经常受到他人的干扰、威胁甚至侵犯时，人们对自由和其财产的享有意义，就显得那样的苍白和不稳固。如果有人在自然状态中可以惩罚他人所犯的任何罪恶，那么人人就都可以这样做。
自然状态有着不可克服的缺陷，它已然是一种弱肉强食的生存境况。在这一状态中，道德和良心是控制人们行为的唯一防线。如果人们的人际交往失去道德约束，无序状态随之而来，那么只有暴力才会产生权力。所以，单纯依靠道德、良知和“自我立法”的结果，可能是使社会和个人都遭受更大的灾难。人们必须走出这样的自然状态，进入到一种能够拥有正确裁判权力的社会状态中来，而这就是“政治社会”，也就是政府的来源。
将自由主义追溯到亚当·斯密和洛克的始作俑者是“新古典自由主义者”们，他们这么做其实是“托古改制”，和中国清末康有为将自己的“西化革新”思想追溯到孔子那里没什么区别。这些“笑谈”不仅中国有，美国也有。比如在里根就任美国总统时期，为了降低改革的压力，就曾要求他手下的执政团队，以及经济学家们设计并佩戴印有亚当·斯密肖像的领带。
其实，我们如果再做更深入一步的考察就会发现，在经济思想史上，研究国际贸易的学者绝大部分都是大政府主义者，包括英国的亚当·斯密、德国的李斯特、美国的克鲁格曼，以及中国的林毅夫等，因为一个国家要想在国际贸易中占据强势地位，就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或干预。特别要强调的是，“自由贸易”和“自由主义”中的“自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含义，亚当·斯密赞同自由贸易，但并不支持自由主义。
如此说来，哈耶克主义者频繁引用的“自然秩序”其实是对前人的误解。在经济学中，“自然秩序”的本意是“符合自然规律的社会秩序”，最初来自法国重农经济学家的研究，其强调的是“研究经济规律，遵循经济规律”，丝毫不包含自由主义的成分。而到了后世的奥地利学派那里，就成了“尊重自由、自发形成的秩序”，完全变成了另外的意思。
总之，“自由放任”、“看不见的手”、“守夜人政府”、“自然秩序”这些流传最广的经济学概念，没有一个是被人们正确理解的。它们现在的传播含义，都不符合经济学历史上大师们的初衷，这在本书中有详细的介绍。
目前的中国主流经济舆论，不仅对古典经济理念存在误解，对近代经济理念同样存在着误解。比如对科斯、弗里德曼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成名的经济学家的学术理念，也存在着普遍的误解。这方面，我在书中的考证也有很多。比如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科斯其实一直是一个社会主义倾向的学者，他本人只赞同产权清晰，而非私有化，而且一直看好中国；货币学派的创始人弗里德曼并不赞同货币紧缩，相反却是“量化宽松”的发明者，西方经济学家虽然也反对政府，但他们反对政府的理由却与中国的一些学者一致。比如经济学不是研究资源配置的学问，而是研究经济规律的学问等。
三、世界新两大阵营的三十年竞争
冷战结束之后的世界，看似被自由主义一统天下，这其实只是表象。实际上，世界还可以分为“大政府”和“小政府”两大阵营。实现“大政府”的国家包括北欧五国、德国、中国、法国、奥地利、荷兰，以及新加坡等，实行“小政府”的国家有英国、美国、日本、拉美、东南亚部分国家、解体初期的俄罗斯及东欧国家。这两大阵营的人口相当，大概各有20亿人。实行“大政府”的国家基本上都形成了经济稳定增长、低负债、低失业、社会福利不断改善、中产阶级不断壮大的经济局面；而“小政府”国家则出现了经济动荡、高负债、人民生活倒退等情况。前者以实行社会主义的中国和实行莱茵兰资本主义模式的国家为主，而后者大多奉行或实践过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模式。
两大阵营的竞争同样极为精彩，其精彩的程度，超过了二战之前及冷战时期的大国对抗。而这三十年竞争的结局一言以蔽之，就是坚持“高福利”、“有为政府”的国家都胜利了，而那些实行“去福利化”和“小政府”的国家则遭遇了全面性的失败。
在这三十年中，实行“大政府”的北欧国家从以打渔、捕猎为主的经济体，攀登上了人类文明的巅峰，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最自由的国家；实行“社会市场经济”，而非“自由市场经济”的德国成为了欧洲的新盟主。
与此同时，实行“小政府”的国家中，英国在遭遇了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之后，仅出现了三个月的繁荣，然后就是长达三十年的沉沦。时至今日，英国成为了一个对国际贸易无足轻重的国家。另外，英国包括汽车在内的众多核心产业均被外资控制，英国在治好了“英国病”的同时，却染上了更严重的“拉美病”。美国虽然出现了克林顿时期的“新经济繁荣”，但也不得不面对“里根—小布什”巫毒经济学的危害。还有那些经历了自由化危机的经济体，比如日本、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俄罗斯、东欧国家等，其经济至今也没有什么起色。这“新两大阵营”的“新三十年竞争”，至少可以带给我们以下三方面的经验教训：
1。高福利国家全面胜出。大家可能经常被灌输这样一个印象：在高福利国家，人是懒的，经济是低效的，国家是贫困的。但事实上，这些说法都是错的。大家只要看一看“世界各国人均GDP”排行榜，就会惊奇地发现，世界各国的人均GDP排名几乎就是各国的社会福利程度排名。排在最前面的国家几乎都是福利水平最高的国家，越往后面的国家，社会福利水平越低，经济发展水平也越差。因此，“高福利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是全面胜出的。我们也可以以具体的板块来看，在欧美地区，北欧是高福利国家，北欧的经济发展水平就远远高于西欧和北美；在亚洲四小龙中，新加坡的福利水平高于中国香港，中国香港的福利水平高于中国台湾和韩国，而与之对应的也是新加坡的人均GDP是最高的，中国香港次之，韩国和中国台湾最差。
2。国企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差。在全世界范围内，国企优于私企绝非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我们以汽车产业为例。在德国，国有的大众汽车的业绩要远远好于奔驰和奥迪；在法国，国有的雷诺汽车业绩要远远好于私有的标志、雪铁龙，作为国企的雷诺还收购了日本的私人车企日产汽车，而作为私企的标志、雪铁龙汽车，近年来则是亏损连连，更是被中国的国企东风汽车收购了50％的股份；在英国，汽车行业是私有化最彻底的，但也是败的最惨的，宾利、劳斯莱斯、阿斯顿·马丁、Mini、路虎、捷豹、莲花汽车……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些大名鼎鼎的名字，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汽车产业来说，这简直就是“梦幻之队”。但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她对英国的汽车行业进行了私有化改革，但这些车企的命运并不是复兴，而是不断地被分拆、转卖、再分拆、再转卖。那些大名鼎鼎的英国汽车品牌，在一个又一个新主人手中漂泊，如宾利被大众收购，Mini和劳斯莱斯归宝马所有，捷豹和路虎被印度塔塔收购，MG汽车被中国上汽、南汽收购。对于通常为国家经济支柱的汽车产业来说，没有比这个更悲惨的结果了——英国的百年老店都归到了外国巨头旗下，再也没有什么英国可自豪的民族汽车工业了。
在铁路领域，法铁是国有的，德铁、英铁、美铁都是私有的。英铁私有化之后，出现了安全事故不断的丑闻，而德国联邦铁路公司（DB）私有化后，则被指“只让有钱人坐火车”，而近乎疯狂地信奉社会福利和人人平等的法国，到现在还保持着铁路的国有，并且运营得还不错。2010年欧洲民调结果显示，在德、法、意、西四国中，法铁受法国人的喜爱程度最高，对法铁有好感的法国人占到受访人群的66％；但在德国，只有41％的受访德国人表示“对德铁有好印象”。
另外，德国私有的高铁曾在1998年发生过重大事故，而法国国有的高铁则是以“30年零事故”闻名世界；在奉行私有主义的英国和美国，至今还没有一条高铁，而且它们的普通铁路速度也非常慢，英国铁路的时速只有80公里。
在核电领域，法国和中国的核电都是国有的，而且以技术新、效率高著称于世。而德国和日本的核电是私有的，日本私人核电站发生了福岛核泄漏，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德国的私人核电也是隐患重重，改造不利。总之，根据欧美国家的经验，在汽车、铁路、高速铁路、核电等领域，国企的表现都全面优于私企。
3。减税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在本轮经济危机中，很多国家都陷入了债务危机，而关于债务危机的成因却是谎话连连。西方的保守派媒体一直宣传，债务危机的根源是因为高福利，但他们的这一谎言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如果债务危机是由高福利引发的话，那么债务危机最应该发生在德国、新加坡等世界上福利最高的国家。但事实是，这些高福利国家大多完好无损，相反，那些陷入危机的大多是低福利国家，比如美国、日本、南欧国家等，其实，对于债务危机，一直有个大家心知肚明，但欧美国家却难以启齿的的根源——减税。政府一减税，收入就会减少，当然会出现债务危机。当前发生债务危机最严重的国家，基本都是近三十年实行了“大减税”的国家，而非真正的高福利国家，比如美国（巴菲特每年缴纳的税收还不如他的秘书）。所以，这些国家发生债务危机并不稀奇。
四、衡量文明的尺度
我们确实痛恨傲慢的官员、贪婪的恶吏、层层的政府审批，但这些并不能成为批判“大政府”并接受“自由放任”的理由。因为这一切罪恶都源于官员自身的贪婪，包括过多的审批，这也是为了让官员更好地寻租。但根据我的研究，官员的贪婪、腐败问题并不会因自由民主的分权制衡和全民普选而消失，相反，会变得更加剧烈。当前的印度和菲律宾等国家就是案例，如果官员在竞选时送你一台电视机，他肯定会在当选后，通过腐败得到两台电视机。真正消灭腐败的是福利社会，建成福利社会之后，官员就有了保障，他们也将不再贪婪；对于政府审批过多的抱怨，基本来自企业家，因为公民极少与政府打交道，而这些问题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达，以及公民意识的觉醒，完全可以很快得到纠正。
当然，很多人并不否认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的优势，但他们会拿中国官员的腐败问题说事。其实，这一点我也早有研究，结论是“打败腐败的不是自由民主，而是福利社会建设”，这一观点我在其他的著作和文章中都曾多次提及。
我们可以通过横向和纵向的对比，说明这一点。从横向看，我们可以将民主国家分为“有福利的民主国家”和“没有福利的民主国家”。“有福利的民主国家”如欧洲、北美等；“没有福利的民主国家”如印度、菲律宾等。如果说“民主可以打败腐败”的话，那么所有民主国家的政府都应该是清廉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印度和菲律宾这些所谓的民主国家仍然是高度的腐败。
因此，民主与减少腐败之间没有任何直接关联，打败腐败的其实是福利社会。只有建立福利社会，我们才能真正打败腐败。大家看到欧美政府清廉，其实是福利社会导致的，而不是自由、民主。实现了福利社会的国家，几乎都消灭了腐败，没有例外。这一点我们也可以通过纵向的对比进行分析。欧美国家政府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实现了清廉，距今也仅仅三十多年的时间，而它们的民主和分权制衡制度已经建立了200多年。为什么他们用200多年的时间都没有打败腐败，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消灭了腐败呢？因为这些国家的福利社会建设是从战后才开始的。
现代社会实行所谓的“小政府”根本就不可能，因为社会越发展，文明程度越高，需要的公共服务就越多。政府提供过量服务的情况已经基本不可能存在，现在绝大部分国家都面临着政府公共服务不足的问题。因此政府提供服务的多少，就是一个衡量一国文明程度的“标尺”。
现代社会中，汽车在增加，公路就需要增加；垃圾越来越多，清洁工就需要增加；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保障、防范社会风险的机制就必须越来越完善。如果后者无法成比例地和前者同步增加，就必然会造成社会的紊乱。新制度经济学将这种矛盾总结为：“私人富足和公共污秽”。
在GDP高速增长、私人财富剧烈膨胀的年代，公共服务也应该成比例地增长，但在减税的民粹思潮影响下，教育、环境、交通等公共福利被关注的程度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