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遭遇战后，白宝山停止了在石景山区再次作案的企图，但他并没放弃“搞短枪”的目标。
白宝山二姐在房山县某农场工作，他看望二姐的途中经过八一射击场，偶然发现这里的哨兵佩带着短枪。于是就发生了“４？２２”枪案。
枪案发生后，他来到母亲家，这时他已不住母亲家，母亲为他租了间小房，白宝山单独住在外边。这样，家人就更不知道他晚上都在做什么。
白宝山连续作了４案，都逃避开警方的打击。他并不把杀人当回事，毫不顾及他所造成的后果。他多次开枪，打死打伤军人和警察。
除了与巡警交火是一场遭遇战，其余全都是他有预谋地在进攻。
白宝山已成为一个冷血动物，一部血腥的杀人机器。他的残忍性就在于：当他确定了某一攻击目标之后，无论是谁阻碍了他，他都要把对方在肉体上消灭掉。
七、报复心理的形成与预谋犯罪
任何人走向犯罪都有着外部和内部的原因。白宝山返京后不到一个月就重新作案，５０天内连作４案，打死哨兵１人，打伤军警人员６人，除了他反复强调的户口问题外，当然有着他自身的更深层的根源。
早年因盗窃，他被判刑。这造成他的家庭破裂，妻子与他离婚，儿女也跟着受牵连。他认为前罪判得过重，这影响到他的整个前程。他把这笔“账”记到法律和社会的头上。
按照白宝山的说法，他仅仅因为盗窃了人家几件衣服，就被判了４年徒刑。在服刑期间，被揭发出另一件事：他因喂鸽子，入院盗窃人家一书包玉米，被主家发现，追出来，他用木棍打了对方头部一下———结果，他因抢劫罪被加判了有期徒刑１０年。
这件事他始终装在心里，成为其报复社会的理由之一。
我仔细阅读过有关方面的材料，应该说，北京市两家初级人民法院当年对白宝山的量刑应该说是恰当的。１９８２年前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很低，多数公职人员月薪只有几十元人民币，白宝山的盗窃数额不菲。他多次与同伙入户盗窃，性质恶劣。而在刑法上，对盗窃罪与抢劫罪的区别有着明确的规定，持械行凶，抢夺他人财产，伤害他人身体，以抢劫罪判刑是完全正确的。
但白宝山并不这样想，他从自身的私利出发，认为法律对他不公平。这种思想在他漫长的服刑过程中，在他承受离婚等人生打击时，不断得到加强。
白宝山是一个报复心理极重的人，１９９８年３月，白宝山在法庭上曾相当清晰地表述过他在狱中产生的报复思想。他说：“我想过了，法律这样判我，我服刑出来，就去杀人，杀死那些受法律保护的人。如果法律判我２０年，我出来杀成年人；如果法律判我无期（徒刑），减刑后我出来年纪大了，没能力杀成年人了，我就杀孩子，到幼儿园去杀，能杀多少杀多少，直到杀不动为止……”
１９９１年，也就是在宣武区人民法院宣判加刑的５年之后，白宝山被遣送到大西北，在新疆石河子新安监狱服刑。大约在１９９２年间，白宝山接到当时仅１０岁的女儿的一封来信。女儿在信中向他诉苦。跟白宝山一起服刑的同监犯人李清亮（化名）说，白宝山接到女儿来信，情绪极不正常。后来白宝山把这封信拿给李清亮看，当着李清亮的面痛哭了一场，发誓说：“我出去之后，一定要弄到３００万（元），给我的两个孩子买房子，每人买一辆奔驰车，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不能比别（的有钱）人差。”
李清亮比白宝山年长，人性不错，有见识，服刑前曾在北京某军事单位供职，懂得枪械知识。与白宝山要好的还有两人，一个叫吴子明，一个叫小蛋子（化名），他们都是本地人。吴子明对白宝山非常佩服，小蛋子曾跟白宝山住一个监号，他对小蛋子格外照顾，两人是另一种友谊。
在监狱里，白宝山着手做着各项准备工作。
他知道，要作大案，没有文化知识是不行的。小时候他不肯读书，进了监狱却卧薪尝胆，坚持把文化课学下来，达到了能读书能看报的水平。
这时的白宝山在外表看来很老实、很勤奋，这正是他“立大志” 的阶段。同时，他开始研究案例。劳动之闲，他常常跟李清亮“探讨”。
在白宝山“预想”的那些案件里，作为主人公的他，必须有武器。白宝山向往的不是普通的枪，而是火力猛、威力大又携带方便的枪种。还要有车，有高超的射击技术和驾驶技术———这都是前期准备的“必要条件”。在监狱里不可能搞到枪，也无法学习驾驶技术，但他可以学习枪械知识，还可以设法收集子弹。
新疆的劳改监狱，把犯人分为“收监犯”和“零星犯”两部分。部分零星犯夜里不收监，又叫外宿犯。他们有单独与外界的农牧民接触的机会。白宝山就是利用这个条件，趁机“买”到步机枪子弹和手枪子弹，并把它们藏匿起来。弄到子弹，只解决了他“预谋犯罪”构思中的一个环节，他还要熟悉枪械的性能和使用方法。
这一点上，他充分利用了服刑前曾在某军事单位工作过的李清亮。据李清亮回忆，白宝山对各种型号的枪支都有着浓厚的兴趣，“求知欲”极强。
白宝山在监狱里的这些准备工作是在暗中进行的，他利用自己的不善言谈，把自己伪装起来。在一个时期内，他在监狱里屡受好评。
１９９３年初，即白宝山来到大西北的第三年，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即石河子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他被减刑一年。
在狱中最让白宝山感到解气的就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杀了两个平时老欺负他的“恶人”。
１９９３年９月，与白宝山一起放牛的李宝玉突然失踪了。狱方对李宝玉失踪事件进行了调查，李宝玉并没带走任何东西，况且他还有一年就服刑期满了，按照常理，犯人在这种时候没有特殊理由，是不会逃跑的。虽然存在着许多疑点，因找不到其他证据，事情最终仍以李宝玉脱逃定案。
李宝玉因何失踪，最清楚底细的人，莫过于白宝山。
白宝山第二天就着手准备。他一声不吭，背着人在牛棚后边挖了一个长宽各一米、深约两米的土坑，然后，把２００元钱塞到牛棚的墙缝里。
傅克军放牛去了，白宝山来找李宝玉，说：“我的钱藏在牛棚里，抠不出来了。你帮帮我，弄出来我请客。”李宝玉认为这是白宝山在讨好自己，就跟白宝山走进了牛棚。他问：“钱在哪儿？”白宝山指了指墙缝。李宝玉低头往里边瞅，钱卷成一卷，果然在墙缝里，用手指是抠不出来的。他找到半截细铁丝，弯个钩儿，猫腰帮着白宝山钩钱。
这时白宝山站在他的身后，摸出事先准备好的铁锤子，对准李宝玉的后脑就是一下。李宝玉翻翻白眼，一声不吭地栽倒在地。白宝山抡起铁锤，对准李宝玉的头部连续又打了四五下。白宝山看李宝玉被打死了，就把他的尸体扛出牛棚，扔进他事先挖好的土坑里。土坑边上放着一把铁锨，三下五除二，没用半个小时就把李宝玉的尸体埋好了。
一切都收拾停当，白宝山坐在牛棚外晒太阳。
１９９４年３月２２日——距李宝玉失踪仅半年，另一个与白宝山一起放牛的傅克军再次失踪。这次引起了中队的警觉和重视。
当时在牛房放牛的共有四人，白宝山、傅克军、秦百川和田守水（后两人为化名），四人全是北京调犯。３月２０日晚上９点钟，秦百川和田守水就回监号了——他俩不是外宿犯。当夜，在牛房住的只有白宝山和傅克军两个人。
２１日早晨，秦百川来牛房干活，没看见傅克军。他问白宝山，白宝山说：“傅克军去团场送牛奶了。”中午，傅克军没回来，但谁也没意识到傅克军会失踪。这天白天，秦百川发现傅克军的被子褥子枕头都不见了，问白宝山。白宝山说：“傅克军走时都带走了。”秦百川起了疑心，他想，傅克军去送牛奶，带被子枕头干什么？田守水也是一大早就过来的，他去打扫牛棚，发现牛棚已收拾干净，地上还洒了水。白天，监狱的焦中队长过来一次，谈今年承包的事。因傅克军不在，田守水说：“等克军回来，大家商量商量再定。”到了晚上８点，仍没等到傅克军。田守水、秦百川一同回了监号。
到了２２日晚上，白宝山才向中队报告说：“傅克军自２１日早晨外出，至今未归。”晚上１１点，监狱的魏中队长、焦中队长带领武警把白宝山、秦百川、田守水三人收监，说：“傅克军跑了，中队要对你们进行审查。”当晚，魏中队长安排另一名姓唐的犯人住进牛房。夜里，唐某躺在傅克军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总觉得有什么气味刺激着他。他伸手在土墙上抹一把，觉得腥乎乎的，打开灯辨认一番，发现墙上有许多喷射状的污点，像是血迹。再仔细检查，在房子的顶棚上也发现了同样的污点。他吓坏了，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就向中队做了报告。
事情上报到狱政科和１４２团场派出所，当天就对牛房进行了检查，墙壁和顶棚上的点状痕迹，经化验确定是人血（其中夹杂着鸡血），同时，在傅克军的床铺底下，找到未被带走的７００元人民币。有人反映，２１日清晨，看见白宝山在院里烧棉被或大衣那样的物品。此外，中队在牛棚的顶棚上，搜出步枪子弹、机枪子弹和手枪子弹共９５发。
因出事当天只有白宝山与傅克军两人住在牛房，白宝山自然成了重点嫌疑对象。
狱政科王永康副科长提审白宝山，审讯工作持续了十几天，白宝山态度死硬，只交代了藏匿９５发子弹的问题，拒不承认与傅克军失踪有任何瓜葛。劳改中队和狱政科曾判断傅克军遇害，尸体可能用马匹驮到周围的荒野里掩埋掉了。他们在监狱周边的可疑地段进行搜索，并动用了警犬，未能发现傅克军的尸体。同时，据监狱的犯人反映，傅克军跟白宝山的关系时好时坏，两人也没什么深仇大恨，按说白宝山不会杀人。
事实上，傅克军就是被白宝山杀害的，他采用了与杀李宝玉同样的方法。３月２０日深夜，黑暗中白宝山爬了起来。傅克军睡得烂熟，他微微地打着鼻鼾。白宝山低着头看他一阵，慢慢地举起了铁榔头，狠狠地砸在傅克军的脑袋上。傅克军长长地哼了一声，就没了气息，那身死肉也松垮下来。掩埋傅克军的尸坑已经挖好，打死傅克军之后，白宝山拿着铁锹出去，又把土坑整理了一遍。再返回牛房，白宝山吓了一跳。傅克军又起来了，他一动不动地坐在木床上。但他反应迟钝，两眼直瞪瞪的，似乎想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白宝山的铁榔头又砸过去，因用力过猛，竟把半个榔头砸进傅克军的脑壳里——这就是造成鲜血四溅的原因。傅克军再次倒下，鲜血立刻染红了他的被褥和枕头。白宝山没有开灯，他把傅克军的尸体背出去，埋到坑里——这个土坑是紧贴着牛棚的墙根挖下去的，距墙皮不到半米远，挖了两米深。处理了尸体他才觉得这事做得有漏洞，他弄出了血，傅克军的被子、褥子、枕头上到处都是血。他坐了一阵，便把染血的铺盖抱出去，点火焚烧了， 用沙土把灰烬埋了起来。凌晨时分他又在牛棚周围搞了卫生，洒上水——这就是后来田守水看到的情景。
这次，白宝山的疑点太多，但是，监狱方始终没有寻找到傅克军的尸体，无法确认他已经死亡。白宝山又态度死硬，拒不认账。监狱方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无法给白宝山定罪。两年过去了，傅克军失踪案只能作为“悬案”挂到一旁。
因傅克军案，白宝山被单独关押了１２５天，写过保证书后，继续回去放牛。１９９６年３月７日，他如期提前一年获得释放。３月１２日，白宝山回到北京。
白宝山前期收集的子弹被劳改中队没收了。在他重新获得“自由”之后，利用恶劣天气里附近牧民的羊群误入监狱草场的机会，他把羊扣住，要挟对方。作为交换条件，他从牧民手中弄到了三包步枪子弹（７５发）和５０发手枪子弹。这一次，他把子弹埋在水渠附近。释放后，他把子弹挖出，全部缠在身上，带回了北京……
下午两点，汽车到达徐水县城。下车后白宝山漫无目标地乱走，出了县城大约走了三四里地，白宝山发现一处兵营的哨兵身上背着折叠式自动步枪。这让他眼睛一亮，这种枪他没见过，枪身较短，金属枪托可以折起，携带方便。一刹那间白宝山就做出了决定，要抢这里哨兵的自动步枪。
从下午到晚上，白宝山都没离开兵营左右，他选择好了潜伏地点和射击位置，确定了进入路线和退出路线。白宝山对地形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当他确信把一切都安排清楚了之后，于当天晚上返回了北京。从第二天，北京就开始下雨，一连下了三天。
到徐水后，他在靠近兵营的一家水泥管厂与果园的交汇处，挖了个坑，把包着塑料布的步枪埋藏起来，子弹埋在了另一个地方。
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两天后白宝山再次来到徐水。白宝山先在街上吃了点东西，等着天色黑透后，到他的藏枪地点取了枪，坐在果园里，先把枪擦拭一遍，子弹也一颗颗擦好，做这项工作他戴上了手套，避免在弹壳上留下指纹。他向枪膛里压满子弹，余下的仍缠在身上。然后，他在夜幕的掩护下，按照看好的路线，悄悄进入距哨兵不到十米的预定射击点，然后一动不动地伏在地上，在那里整整趴了四个小时，直到午夜１２点半左右。
在哨位上值勤的哨兵一共三个人。他掐算好时间，知道下一班换岗的时间已经临近。岗上的情况，一般是两个哨兵站在外边的岗台上，另一个哨兵站在大门口，岗台距大门有１５米。现在，那个哨兵出来了，也站到岗台前——他觉得，可以动手了。
白宝山先瞄准背枪的哨兵开了一枪，那个哨兵应声倒地，不动了。他一转枪口又朝背子弹袋的兵打了一枪，那个兵也不动了。他正要朝第三个兵射击，发现那个兵已匍匐着进了大门，他瞄着那人连开三枪，均没打中。
他快速从槐树丛后边出来，把自动步枪拿到手。这时兵营里的警报响了，但没有人马上出来。他背着两支枪，猫着腰从原路跑回，沿预定路线向西跑过１０７国道。他经过一个加油站，天太黑，没人注意他。再跑过铁道——他的速度慢下来。然后，他沿铁道朝徐水火车站方向走去。
天快亮的时候，他发现铁路边上有个废弃的烧砖的土窑。他在窑地里挖了两个坑，把两支枪和子弹分别埋在这两个坑里，做上记号。然后他脱掉身上的绿军衣和绿胶鞋，换上圆领衫，把鞋和衣服埋进一个烂泥塘。然后，他在露天的土窑里隐藏起来。早上８点，白宝山从旧砖窑里走出来，这时他已经焕然一新，圆领衫大裤衩，两手空空，只拿着一个小包。他穿过铁路，在公路上拦住一辆开往北京的长途车。
７月２８日下午，白宝山返回北京。
发案的当天，北京军区保卫处就提出与北京并案的提议，他们十分熟悉北京几起案件的案情，河北省公安厅与北京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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